知青往事-83.回味插队生活

老胡

八十三．回味插队生活

招工出来以后，尤其是近些年，大家经常思索当年去插队到底是好事还是坏事，有些人一说到当年插队就恨得咬牙切齿，认为耽误了宝贵的青春。是啊，文革十年耽误了整整一代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插队还是有收获的。

我觉得，任何事情都有其两面性，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插队本身不是孤立的事件，它是文革在我们这些人身上的延伸，是文革的一部分。从这个角度看，插队没有什么可以留恋的，如果当年不插队，我们至少还能接受更多更好的教育呢。

但是，插队也确实锻炼了我，在身体方面，我以前几个月一发烧，整个一个弱不禁风，我刚去插队的时候，身体经常出状况，主要是皮肤过敏，过敏以后使劲抓，搞得到处都感染。另外还有胃疼，一疼起来必须用床角顶住胃才能好受一点，至于感冒发烧也是常事。不知道从什么时间开始，身体基本上不得病了，过敏也好了，胃疼也好了，至今40多年都没有发过烧了，唯一去医院就是看牙。

在生活方面，我在家向来都是衣来伸手，饭来张口。插队3年，什么事情都得自己干，不会就得学，没有人能永远照顾你，必须学会自己照顾自己。

在接触社会方面，到陇县插队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离开家独立生活，从学校的学生一步跨入社会，什么都不懂。我在如何融入社会方面吃了很多亏，交了很多学费，接受了很多教训，也明白了很多道理。在这三年时间里，自己的处事哲学基本建立，自己的价值观逐渐确立，并一直在指引着我的人生道路，以后不管遇到什么困难，自己最基本的处事底线还是能够守得住的。

在陇县插队的这几年，让我学会了独立生存，就像要离窝的小鹰学会了飞一样，我可以离开父母、离开家四处去闯荡了，我可以自己直面社会了，我可以自己养活自己了，我认为这就是插队三年的最大收获。

后来在工作中，有一位同事向我诉苦，说他上大学的儿子不热衷学习，不求上进，大学快毕业了还非常幼稚，根本就不知道社会是怎么回事，将来可怎么办呢。我说你等他毕业了让他去偏远地区支边支教一年，回来肯定是个非常优秀的男子汉，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我的这个同事最后也没有舍得让他儿子去支边支教。

插队还锻炼了我的耐性，我原来耐性极差，在家里帮着剥花生米，没剥几个就烦了。刚到农村的时候，不管是犁地、割麦子，还是锄地，望着那一望无边的田地就愁死了，什么时候才能干完呢。随着时间的消磨，再多的活儿也习以为常了，地总要一垅一垅的犁，麦子总要一行一行地割，急有什么用呢。具有良好的耐性对我以后的工作很有帮助，遇事不急，妥善应对，是一种良好的工作习惯。

插队时我们总是抱怨一无所有、前途渺茫，现在回头看，那种苦涩的感觉少了很多，却增加了些许浪漫和厚重。是的，那时候确实是一无所有，但是那时候手里攥着大把的青春，年轻多好啊，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性，现在物质是丰富了，该有的都有了，但是除此之外可能什么都没有了。

几十年以后，大家经常热衷于争论插队是自愿的还是被迫的，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是那么好回答的。当年虽然从上到下都要求听从毛主席的指示上山下乡，但是铁了心不去的人也不少，虽然这些人没有机会分配工作，连到街道小厂糊火柴盒的工作也不要想，只能成为“城市盲流”的一分子，但是街道把他们也没有办法。

说实话，我要是坚决不去插队，在西安市找个工作不会有太大的困难，但是为什么还要去呢？我觉得还是社会多年的教育和家里多年的熏陶造成的，感觉当时只有插队是正统的出路，如果不去插队，等着我的就是旁门左道，即使找个工作也不会有什么前途的。真的，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在没有其他正当出路的情况下，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从众，再加上也确实有那么一股子改天换地的冲动，抱着一丝无奈、一丝憧憬和一丝热情（不是一腔），在几个多年的同学相互鼓励之下就那么去了，你说是自愿的呢，还是被迫的呢？我自己也说不清楚。

另外，人的心理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决定去插队的时候理想的成份可能多一些。一到农村，后悔的感觉逐渐增多，遇到困难就更加沮丧了，这可能也是青年人的特质吧。在农村呆上几年以后，整个人就近乎绝望了，天天盼着能招工回城，到了这个时候，对当初插队的决定就只剩下后悔了。

招工出来很长一段时间了，我都没有完全走出插队的阴影，晚上睡觉经常做噩梦，梦里的内容老是招工无效，我们又被送回到农村，虽然梦的内容很荒诞，但是也说明了插队给我们这些人造成了多么负面的影响，意志力薄弱一些的人还真是扛不住，尤其是女生。

所以，我觉得除了自愿和被迫两个选项之外，更多的人会选择上当受骗，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亲身感受，随着更多事实的水落石出，慢慢才看清楚了事情的本质，我觉得我就是这个情况。

还有人问，到底有多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呢，成都建川博物馆的数字是1776万，梁晓声的电视剧《知青》结尾说是1700万，还有的资料说是将近2000万。

由政府组织的上山下乡运动应该起源于1955年，当时以杨华为首的60名北京青年组成了青年志愿垦荒队，远赴黑龙江垦荒，团中央于1955年8月30日为他们举行了盛大的欢送会，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还给他们授了旗。

截至文革前，约有220万人上山下乡，到1978年政府停止组织上山下乡为止，约有1760至1770万人上山下乡，去掉军垦和国营农场的300多万人，插队的知青约有1400多万人，其中以“老三届”（1966-1968），“新五届”（1969-1973）和“后五届”（1974-1978）最为集中。由于当时是初中义务教育，各地高中的年限不一样，有三年高中的，有两年高中的，也有不设高中的，所以高中毕业年限有些乱，所以大家都以初中毕业论届，要是说高中毕业年限要加一个“高”字，如高68的、高72的，我们是72届的，或者是高74的（西安高中两年），应该算是“后五届”。

我觉得有多少知青上山下乡永远都是一个迷了，永远都不可能有一个准确的数字了。正式上山下乡的和军垦的人数应该不会差得太多，但是当时政策还允许中学毕业生到农村投亲靠友，也算是知青，这些人里有从大城市下去的，也有从县城中学毕业下去的，还有从公社中学毕业下去的，以当时的户籍管理水平，要想弄清楚这些人还是有难度的。这样单个的知青实际上和当地的农民没有什么两样，这种人还不少呢，我们组的何西方和中队的劳国强后来也都转成这种情况了，他们俩一个去了河南，一个去了西安郊区。

此外，文革前的知青情况也很复杂，除了邢燕子、候隽他们那样的知青之外，文革前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下乡的城镇居民后来也都发给了知青证，也算是知青，也可以招工。所以，除了在影视节目里出现的那种纯正的知青之外，还有许多不那么正统的知青，具体数字就很难统计了。

总之，无论是几千万知青也好，几亿知青亲属也好，都不同程度地参与和体会了这一代人的大变迁，有时候我在想，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屯垦戍边，还真有点象明朝的大迁徙呢。

说到这里，我觉得对我们插队最贴切的描述就是“黄土地上的升华”，从1974年4月17日开始，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青年学生扎根西北高原的黄土地，在两年十个月的时间里，我们饱受磨练，确实吃了不少苦，受了不少难。但是，我们也锻炼出强壮的筋骨，磨练出坚强的毅力，为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怎么形容呢？我觉得“升华”比较恰当，不是吗？我们这些人后来在各行各业都有出色的作为，当领导的，当专家的，当民营企业家的，至少是自食其力，难道说不是插队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吗？我们刚下去的时候，谁知道几十年后我们这57人里面还会出现全军的知名专家、大型国企的老总、保密战线的骁将、航天科技的首席专家……，我觉得这些都是兰家堡这片黄土地的养育，都是在这片黄土地上的升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