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余杭伞》——余杭镇雨伞生产合作社的前世今生

天涯如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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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着《苕溪》2021春季号康烈华先生的《余杭伞》一文，尤感亲切。上了年纪的人都知道，老底子余杭镇比较出名的手工业产品，除了清水丝棉就是余杭纸伞了。余杭纸伞可以说是历史悠久，久负盛名，有据可查的是1769年(乾隆三十四年)是董九达房伞店，自此余杭纸伞成为地方传统的手工业产品之一。甚至还有传说《白蛇传》中许 仙借给白素贞那一把连结了许仙与白娘娘之间爱情红线的纸伞，就是余杭纸伞，足见当年余杭纸伞的影响力有多么的大。而当年，家母正是早年余杭镇雨伞生产合作社（简称：雨伞社）的社员。耳濡目染，对于打小在雨伞社长大的我，无论是纸伞的制作流程还是曾经亲历制伞，文中所述的一切都是那么的熟悉。更巧的是，康先生述说的伞柄上刻字，家母当年就曾经干过这技术活，至今还保留着这把半个多世纪的“U型”刻刀。

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工作需要，对于雨伞社（华立集团前身企业之一）的历史，我和同事曾化了许多精力挖掘史料，并抢救性地拍摄了一些有关雨伞社的照片，如今，这些资料照片都已成为企业创业历程珍贵的历史资料。

说到雨伞社由来，还要追溯到解放后不久的1951年，当时，国家试行手工业走合作化道路，浙江省选择余杭的传统产业“余杭纸伞”作为手工业合作化试点，浙江省手工业管理局为此专门派出试点单位工作小组在余杭镇蹲点，着手筹建试点单位工作。通过大量的走访、了解和动员后，成功地把镇上做纸伞的个体户全部召集起来，组建了雨伞生产合作小组。当时小组成员有：贾炳贤(理事会党支部书记）、洪志祥、郭金荣、葛关鱼、张炎君、倪杏生、任华庭、孔朝炎、胡汉成，由孔朝炎担任雨伞生产合作小组组长。1953年年初，在雨伞生产合作小组基础上正式组建了余杭镇雨伞生产合作社，经过社员大会选举，胡汉成担任了第一任社长（1954年由贾炳贤担任社长）。社址设在余杭镇的千秋街159号（原余杭造纸厂边上），同时在邹府弄和直街上分别有雨伞工场和雨伞门市部。建社初期那会儿，伞匠们的生活真的是非常贫穷，甚至死了之后连棺材都买不起。

成立雨伞社时，大家把以前凑份子买的四口棺材卖了充作流动资金，这就是雨伞社当时拥有的全部资产。吸收新社员，须经过社员大会举手表决通过方能入社，并缴纳入社费（最少18元）。因条件艰苦允许分期缴纳，因而社员们普遍都是每月1元、2元地分期缴纳，常常需要一年半载才能凑齐入社费，入社费作为生产流动资金或购置生产工具。后来由省手工业管理局的合作社试点工作小组出面，通过在城镇（即现在的余杭镇）镇政府向银行货了第一笔货款500元，雨伞社正式运作起来。这是浙江省第一个手工业生产合作社，在当时影响力颇大，《人民日报》、《工人日报》等对此作了专门报道，余杭纸伞的名声也随之越发响亮了。

1970年余杭镇上的竹器、雨伞、笔管扫帚三个生产合作社合并后成立为余杭镇竹器雨具厂，余杭镇雨伞生产合作社的历史由此结束。

当年，雨伞社生产的纸伞，以余杭周边盛产的毛竹为骨架，以薄如蝉翼的桃花纸（一种用树皮和毛竹打浆制成的纸，桃花纸大都产自浙江于潜、昌化等地）为伞面，上涂生桐油。一把纸伞，大体经过选竹、制伞骨、糊伞面、涂生桐油四个阶段。把毛竹加工成伞骨，要经过截料、浸泡、劈长短骨，编挑、整形、刮青篾，开槽、钻孔，然后理伞骨、绷线(用棉纱线固定伞骨)、穿头发丝绳、装杆、装头，装柄、上柄打钉口等工序。一把纸伞一般有32根（也有28根）伞骨，为了保持雨伞圆润，伞骨竹节平整。如果一段毛竹劈成了32根以上时，就需要有间隔地“抽骨”以保证制成的纸伞在收拢时，伞骨恰好还原成一段浑圆的毛竹，结节宛然，朴素大方。上伞面要经过裁纸、糊面、包边(用约5公分宽桃花纸包伞骨边，以增加纸伞的结牢度)、糊圈(用柿漆将纸糊在伞骨上)、压边、晾干、摺边、整形、烘干、上油、检验等数十多道工序。因此，制伞的每道工序都必须非常细致，不然的话，只要其中有一道关键工序不到位，纸伞基本上只能作废品处理了。

余杭纸伞制作精致、古朴典雅，集观赏、礼品和使用价值于一体，如今看来，与其说它是日用品，倒不如说是精美的工艺品更为贴切。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用于制作纸伞的工具也是相当的繁多且复杂，当时，伞匠们得心应手的各式工具都是找余杭镇铁器生产合作社技艺高的铁匠师傅精心打制而成。跟其他手工业一样，长期以来，余杭纸伞的制作技艺大都是靠师徒之间的言传身教来传授手艺。余杭纸伞虽然精美但伞匠们的生活却很苦。一把纸伞的制作工序繁多，但售价并不高，剔除成本后所赚的利润少的可怜。当时社员们在旺季时，时常做活到深夜，月收入为十几元到二十几元，遇生产淡季时则就只有数元到十几元。而其中有好多费用都是伞匠们自掏钱包的：外出采购材料或推销产品没有任何补贴；生产工具由社员自买自带；为了省点灯油钱（那时还没用上电，自买煤油），晚上做活常常是三、四个人合用一盏煤油灯。制作纸伞的活也相当辛苦，比如说：制作伞骨的毛竹要先在大水缸里浸透才能削制，寒冬腊月时，伞匠们敲破水缸里的冰块，大冷天就捧着沾满冰凌的毛竹削制伞骨，手冻的实在受不了了，就在边上用刨竹屑燃起烟堆烘烘手；到了夏天，臭气冲天的大水缸里，密密麻麻的孑孓在呈暗红的水中翻滚着，大热天里伞匠们又得捧着浸透臭水还沾满孑孓的臭毛竹削制伞骨；给伞面涂生桐油的伞匠没有条件买手套，整天光着手拿着浸透生桐油的大棉球，左手托着伞面，右手涂生桐油。长年累月下来，伞匠们的一双手都让臭水、生桐油泡的不成样子，浑身散发着难闻的桐油臭。所以当时人们称他们为臭伞匠、烂漆匠。伞匠们很多是娶不起老婆的“光棍汉”，条件之恶劣，生活之清贫是现在的人们难以想象的，那时候在社里流行这样一些打油词：前面卖老姜，后面卖鸭蛋，无爹无娘做伞匠（意思是：伞匠们穿的鞋子大都是前面露脚趾，后面露脚跟，没了爹娘的人才去干伞匠活）。菩萨当娘舅，蚁子当朋友，包袱雨伞放门角（意思是：伞匠们穷的连住的地方也没有，晚上收工后就住在破庙里与泥菩萨和蚁子为伍，一只包袱和一把纸伞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这些打油词，就是当时伞匠们生活的真实写照。

早年就在这样的环境下，家母初中毕业后几经转辗，于1960年进入雨伞社在门市部做营业兼记帐工作，一年后调任财务兼总务工作。那时候人们买伞大都要在伞柄上刻上自己的名字，以免丢失。正是在门市部上班的时候，家母学会了在伞柄上刻字，听家母说，在圆滑的伞柄上刻字非常难，因此，她认真观摩师傅们的刀法，一有空隙就苦练刻字，而且就是专练“龙飞凤舞”四字繁体字，几个月后家母的刻字刀法就非常熟练了。刻字手法是右手握刀，左手握着伞柄的同时大姆指抵着刀尖在伞柄上移动，横、竖、撇、捺、点、勾，刻一个人名需分别用刻刀的刀尖、平刃、反刃等不同部位一气呵成，常常看见刻刀手指间不停地翻滚着，这要求手指上使的劲要很大，以致于手指间都起了老茧。而我当年读初中放假寒、暑假时则做过一段时间的“临时工”，干的就是纸伞柄的校直工作，用于伞柄的制作原料是竹节比较长且粗细匀称的苦竹，大都从镇江、杨州一带水运过来，然后直接从南渠河邵家桥头上岸。虽说苦竹节长但大都有弯曲，须校直并将竹节处刨光后方能使用。而所谓的校直设备靠的就是一只煤炉和一口小水缸。那时候我的工位右边，伞柄在长方型口子的煤炉上一字排开，左边则在小水缸上架一根有缺口的木头，当伞柄弯节处用煤炉烤热后，乘热将竹杆弯曲处搁在木头缺口处稍稍用力拗直，并用小拖把醮水涂在节弯处降温定型。那时候年轻贪玩，注意力不集中时伞柄常常因“起火”而报废。

随着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钢骨布伞的出现，余杭纸伞产量开始逐渐减少并淡出市场，至此，有着二千多年历史的余杭纸伞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消失了。如今，健在的伞匠们只要说起当年制伞的那些往事总是滔滔不绝、感慨不已，好在，余杭纸伞被列入第二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对逝去和健在的伞匠们也是一个莫大的安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