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境

析城牧童

我不是十分清楚，怎么又回到了家乡的贫困之中。甚至我完全忘记自己已经改变身份，不再是无可奈何的农民，走出了大山，在县城里的一个科局级机关里工作了多年，早就过上了衣食不愁的生活。常常觉得那不过是自己的理想，是一个不甘于永远贫困的农民的愿望和梦幻。贫穷才是真实的，我无法改变的农民身份才是真实的。

母亲在我印象里已经去世，死于无奈的贫困。那是二十多年前的事情，是我终生难忘的心痛。可在我内心深处，却希望这是假的，真实的母亲依然健在，就在我的生活之中，还无时不刻在为她这个不争气的儿子操心……

朦朦胧胧的睡意在两个世界之中摇晃着，我睡得正香，母亲偏偏在这时候叫我起床了。母亲喊我起床的声音像定了时的钟，日复一日地重复，千百次地搅着我的好梦，是那样的不厌其烦。而我也总是日复一日、千百次地懒得马上起床，尽可能地要在温暖的被窝里多呆一会儿。可母亲不会让我再睡，一遍又一遍地和我说着：“要得好，要起三千六百早；要想穷，睡它三千六百日头红。”
这一句话大概是在我三岁的时候母亲就一遍一遍给我灌输，如今我已经四十多岁，她仍然在这样和我讲着。
她絮叨得我没法再睡了，只得起床。从被子里钻出来才发现天是那样的寒冷，真想再钻回被子里继续迷糊，可母亲一直站在床边，她已经把我的衣服拿在手里，等待着我穿。这时候我才记起来自己已经不是小孩子了，哪能还像小时候一样让母亲这么给自己操心。
我的心感到了羞愧，急忙从母亲手里接过衣服。
母亲把衣服递给我后，便走向了屋子当间的织布机，坐到了织布机前“哐当哐当”地踩着织布机开始织布。 屋子里并没有点灯，只有窗户上亮着一丝儿微弱的白光。我不知道母亲在如此黑暗之中是如何织布的，在我的印象里，她一年里有大半年时间都在夜以继日地织布。她的布织得非常瓷实。村里人都说，妈妈织的布都赶上洋布了。所以，村里的干部们总是会把自己家分到的棉花拿给母亲，让母亲给他们织布。也许是母亲的织布手艺太好了，村干部的亲戚，还有邻村的一些干部，一些家境比较好的人家，都会把他们分到的棉花拿到我们家，让母亲给他们织布。当然，无论是谁，都不会白让母亲给他们织布，每织一匹，他们会给我们家五斤玉米。为了这五斤玉米，母亲没明没夜地忙着，从纺花到缠线、降线、上机，要经过那么多漫长的过程。在我的记忆里，母亲织布从来都是为了别人，而不是为了自己。我们家的棉花因为粮食时常接不住，吃了上顿愁下顿，几乎全部换粮食了。
那年月我还不清楚，为什么农民每月三十斤粮食总是不够吃。不过后来我搞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了。原来生产队发给农民的粮食都是湿的，当时确实是按每月三十斤的数量一秤秤地过了下去。只是湿粮经过晒干，就不再是那个数了。所以农民那年月每月三十斤的口粮，实际得到手的并没有那么多，最多只有三十斤的一半。三十斤口粮不知不觉变成十五斤了，哪里还能吃得饱，哪里还能不断顿。在这样的情况下，母亲只得凭着出卖自己的廉价劳动为我们这个家换取一点儿活命的粮食。看着母亲还在不停地，夜以继日地为别人织布，我心里就说不出的难受， 才想起来自己已经老大不小，怎么就不能挑起家庭的重担，为父母分忧。我急忙穿好衣服，走出了门去。 从屋里出来，我才发现在我印象里已经倒塌多年的房子不知不觉又恢复到了原来完好的状态。我们的家还在那个叫做里头院，修建于咸丰十一年的三间堂楼上。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又倒退回到了这个自己很不情愿重复的过去时代，完全记不得在真正的现实社会里自己充当的那个角色。我眼前的院子里落着一层厚厚的，在深夜里都非常刺眼的白雪，寒气冰一样让人感到窒息。也就是在这时候，我想到了永远都是一副吃苦耐劳样子的父亲，他也许已经离家半天了。从楼上下来，楼上母亲织布的“哐当”声仍在耳边响彻。楼梯下小院的地上，父亲已经把一副箩筐放在那里。看到了箩筐，我才知道父亲是要让我去担粪，只得拿起担子，挑了箩筐踩着脚面深的雪往院子外走去。

让我感到非常意外的是，从院子里出来，在外头院下我们家的牛圈不见了。我们家的牛圈修建于土地下户的八十年代。挑着箩筐的我不知道这一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刚刚地震过吗？而即使地震，修建牛圈那么多的石头也不会震得烟消云散吧？我正站在那里发愣，初中时候像我一样只念出了初中的同学龙法、锁良、保忠他们已经挑着粪从操场哪里过来了。他们还是那么年轻，那么青春，那么的精神焕发。当过生产队会计的保忠看见了发愣的我还说了一句：“家胜，你今天又迟到了。我们已经往庙背后的地里担了两遭粪，你今天又不能记全工了。”看着他们从我眼前飞快地过去，我这才知道，我所处的这个时代还是集体化，只有集体时代，大家才在一起劳动。如果还是集体时代，土地还没有下户，我们家的牛圈自然就不存在了。也许牛圈只是我的一个幻想，我希望有一个土地下户的未来，事实上那样的未来根本不存在。就象我们家牛圈这地方在过去是磨坊一样，通过土地改革，磨被贫下中农分去了，磨坊从此消失，只剩下一块曾经支过磨的平台子。但磨坊已是历史，现实是一块没有磨的平台。知道现实还是集体化，我就再不奇怪牛圈怎么不见了，这才扭回头去，挑着一副空箩筐无精打彩地向操场跑去。

路上断断续续碰到了不少起早担粪的人。但我没有看到我的父亲。直到操场，我才看见父亲在那里和几个老头子在捶粪。
操场上的粪堆像一座山，粪堆边还架着一堆柴火，火苗的光亮把几个捶粪老人的身影都照红了。我来到了父亲他们捶好的粪堆边，父亲赶忙拿起锹，往我的箩筐里插粪，把两只箩筐里的粪拢得像小山一样。但父亲没有和我说话，我也没和父亲说话，只是相互看了一眼，见箩筐里的粪堆满了，便挑起装满粪的箩筐走了。
从操场挑了粪，再返回到我们家曾经支磨的那个平台，爬一道二三百米的立坡，便上了岭上。我们村的房子像一块块滚落的大石头堆在了岭边的山坡上，正岭上有一条不太宽阔，铺了石板的村街，据说在民国的时期还很热闹，满街都是做生意的店铺。但那个热闹的情景早就不复存在，只是常常听老人们讲起。从我出生以来，这条街也就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搞过几次游街，此外只有村里开会的时候热闹过。村东的街口是一条路，那是通往第三生产队老顶庄的路。街下是一条公路，通往遥远的城里，每天都有一趟班车从城里开来，然后去了李圪塔或者横河。这两个地方都是公社所在地。每一次路过这一条通往县城的公路，我都忍不住会神往地往路的远方看上几眼。我渴望走上这一条路，渴望城市人的生活。但我始终没能看到路的尽头，看到遥远的那个令人向往的城市。这一条公路太让我着迷了，总觉得有一天我会从这一条路上走出去，永远地离开这贫穷落后的山村。可这一条路已经被大雪封闭，不可能会有班车来了，而我肩上还压着两箩筐沉重的畜粪，在这样的时候，我是无法走上这条公路，无法离开这个山村的。我身上甚至没有一点儿离开这个山村，进入那个遥远城市里的本钱。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实实在在还是一个农民，必须担粪挣工分的农民。而我担一天粪又能挣多少工分呢？因为成份不好，我像我的同学一样拼着命劳动一天，人家可以挣8分工，我却只能挣4分。我的劳动价值非常之低。想着自己连高中都不能上，自己的命运根本掌握不在自己手里，心里就说不出的无奈。但我还必须忍气吞声地活着，为每天的4分工活着。如果这个社会不改变，没有改革开放的那一天，我就只能永远被肩上的这一根扁担压着，劳动三天挣一个二分工。而这一个二分工的价值也就是两毛或者一毛钱，在年底结算的时候，扣除了口粮和菜钱，可能还要欠下生产队一些永远都还不清的债。我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也不甘心一辈子就这样活着，可我怎么才能离开这个山村，离开眼前这个令人厌恶的世界呢？我很悲痛地担着粪，走下了那一条让人神往的公路，在曲曲弯弯的山路上盘延，从岭上往深深的庙背后的沟底迈进。 下雪后的山路非常滑，曲曲弯弯的下坡山路上还有许多被雪掩埋了的搓脚子儿。我深一脚浅一脚地在雪地里的山路上走着，像是踩在了棉花上，心和脚都说不出的虚空，生怕一步踩不踏实摔倒，走得是那样的小心翼翼。尽管是暗夜，雪依然是那样白，把弯弯曲曲的山路白成了一条飘带，前面虽然已经有人走过，他们的脚印却被雪白得看不清楚，是那样的朦胧模糊。心里怕什么，却偏偏就会发生什么事儿。我只觉得脚下有一块小石头滚了一下，人便站不稳，什么都来不及想，身子一斜就摔倒了。肩上担着的箩筐在我倒下的那一刻，从我的肩膀上脱离开去，在我倒地的同时，将箩筐里的粪黑乌乌洒了一坡，然后像两只兔子一样在雪地里飞奔着。我真是气极了，顾不得身上的疼痛，从雪地里爬起来，拿起扁担就去追撵把粪洒了一地的箩筐，等它们停下来，怒火地举起扁担就给了它们一顿痛打，把箩筐打得蹦了几蹦，然后才将它们拿起来，又回到了刚才摔跤的地方，将箩筐放好，用手在雪里撮粪，一掬一掬地往箩筐里撮，一边撮，一边掉着眼泪，在心里想，什么时候这苦日子才是个透明呢。我难道天生就是吃苦受罪的命吗？我非常的不甘心就这样活一辈子。刚把一个箩筐里的粪撮好，手已经冻僵，手指疼痛的感觉直往心里钻。而且脚也开始不听使唤…… 这时候我才发现，我脚上穿的是一双破布鞋，脚趾头都露在了外边。我怎么就穿了这么一双破布鞋呢？我多么希望自己能有一双雨鞋呢。可买一双雨鞋要花好几块钱。几块钱对于我的家庭来说，那都是一个天王数字。我简直不敢想像我们家的处境。我们家经常连盐都吃不起，哪里有钱买雨鞋。事实上就是布鞋，我都穿不起。我因为费鞋，母亲时常骂我是“费缰绳的驴”。我怎么也搞不清楚，我为什么就那么费鞋。母亲做鞋太不容易了，做一双鞋要花好多天工夫，先是整理破布，这些破布都是破旧了的衣服一剪剪剪了出来，然后贴在一张木板上，放在了楼道里的太阳下晒干，再从木板上揭下来，剪成鞋样儿，一针一线纳成鞋底，贴上鞋面，把鞋底与鞋帮缝在一起。这一双新鞋，其实就鞋面上的布是新布，是母亲给人接生拾小孩子挣来的。母亲是村里的接生婆，母亲给人接生不挣一分钱，完全是尽义务，好像接生是她义不容辞的责任，多数人家在母亲为其接生后，心里过意不去，送母亲五寸布，这五寸布也就是一双鞋的鞋面。母亲给人接生，也就值这个价钱。我们村的人，也都是五寸布的生命价值，人生也是从这五寸布展开。
想着家境的窘迫，我就心痛得直想大哭。但哭是不解决任何问题的，为了生存，我还得把洒在雪地里另一个箩筐里的粪再撮进箩筐里，再一次挑起箩筐往庙背后深沟下的地里送。可是，天真的是太黑，雪真的是太白，曲曲弯弯的下坡路真的是太难走了。我没走几步，再一次踩上了倒霉的搓脚子，摔倒了。
这一次比上一次摔得更惨，连箩筐都找不见了。
我气呼呼地从雪地上爬起来，没好气地踢了躺在雪地里的扁担一脚，大喊一声：“我不能再受这个罪了！”
不管三七二十一，我扔下洒了一雪地黑乌乌一片的粪，往山上跑去…… 在往山上走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这时候好像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在二十一世纪的我早就不应该是农民了。我清楚地记得，在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我便在县城里参加工作，挣上了旱涝保收的工资，购置了属于自己的房子。我记得我已经结婚，并且还有一个正在上初中的孩子。可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回到了过去，突然想起自己已经不再是农民，早就脱离了农村，却不知道如何才能现实中来。我甚至想不起来自己的家在县城的哪个地方，工作单位叫什么名堂。但不管怎么，只要我坚信时代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我就要回到现实中去，重新找回属于我的生活。
这样想着，我便走进城里来了。 可我把县城都走遍了，并没有找见自己上班的那个单位，也没有找见属于自己的那个家。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我非常的迷糊，坐在了城墙上努力地回想着，老一阵子才想起来，自己确实在城里有一个家，但房子并不是自己的，而是租赁别人的。很快我就记起来，自己租赁的房子并不在城里，而是在城边的一个山坡上的村子里。
我这才再次动身，往想像中城边那个山坡上自己租住房子的村子走去。
眼前的一切都是印象中的样子。这时候我才想起来，我是回老家去了，自己不是农民，确实已经成家，有了孩子。我觉得自己是在往家里走了。可我把整个山坡上的村子都转遍了，就是找不到属于自己租赁的那个房子。我的家并不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家，我便无法不怀疑自己是不是真的离开了农村，脱离了农村。我的心也开始迷失…… 我是一个爱幻想的人。小时候我就经常幻想我在城市里有一个家，长大后也生活工作在城市里，过着丰衣足食的日子。我甚至清楚地记得，初中毕业之后，我一直在为这一幻想努力奋斗着，我觉得自己已经奋斗成功，实现了愿望。而伴随着我的奋斗历程，我也已经由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长成大人，已经年过四十有几，成了自己的家，做上了父亲。可我怎么就记不起来自己的家了？记不起自己的工作单位了呢？难道城市生活就只是一个梦吗？
许久许久，我又回到了贫穷依旧的村里。 就这一段时间的离开，母亲在我眼里老了许多，头发完全的花白，脸瘦得只剩下了一堆皱纹了。看见我疲惫地走进门来，仍然坐在织布机上的母亲突然停下了织布，眼睛瞪得大大地看着我说：“你到哪里去了？”
我茫然地看着母亲，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
母亲摘下了腰上沉线的带子，从织布机上走了下来说：“我这就给你做饭。”
我急忙拦住了母亲说：“不，我不饿。”
母亲有些迷惘地看着我，泪水不知不觉便从她的脸上流了下来。母亲说：“妈知道你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你就不想想咱那坟地能不能出了去端公家饭碗的人。还是快收收心，做一个老实本份的庄稼人吧。”
我木然地看着母亲满身补丁的衣服，想说什么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母亲走到了炉边，将锅坐在火上，掂起来了炉台上已经没了咀多年的茶壶往锅里倒水。接着拍上锅盖，拿起了菜案，洗了个萝卜放在菜案上，拿刀切着萝卜丝。母亲的刀功很好，萝卜丝切得像粉丝一样细，一边切，一边给我说：“娃呀，你已经老大不小的了，你得想点办法挣钱，没有钱，你拿什么说媳妇呢。龙法、锁良、保忠、保应他们都结婚生娃娃了，你心里就一点儿不发愁吗？”
看一眼空空荡荡的屋子，我心里就说不出的愁闷，真不知道如何才能改变了这种贫穷如洗的现状。母亲见我迷迷糊糊，便恨铁不成钢地骂了起来：
“你怎么就这么不争气呢？你真的准备打一辈子光棍了。”
我很有几分绝望地说：“妈，你说我跟别人一样的干活，别人一天挣一个工，我只能挣五分，到啥时候我能活成个人样子呢。”
母亲说：“可现在土地下户了，再不是凭工分活人了，你咋还这么没出息。” 听说土地下户了，我的心为之一振，赶忙跑出门去，跑下了楼梯，跑出了院子。果然，我们家的牛圈在那块过去支磨的平地上盖起来了。父亲这时候挑着一担粪桶从岭头的立坡上走了下来，显然已经看见了站在外头院街门口的我，可他没有理我，径直向我们家的茅房走去。我知道父亲对我不安分做农民很生气，心里也觉得很对不起父亲。便转身回了院里，在小院的稍底里找来了一担粪桶，二话不说挑了粪桶就往院外去了。来到了茅房掏口，父亲已经掏起粪走了。我将粪桶在掏口的石板上放好，拿起了粪掏粪篮，一篮一篮地把茅坑里的粪掏出来，倒进了桶里。一个桶里三篮粪，正好六篮掏满了两桶。然后拿起勾担，挑起了装满粪水的粪桶绕过磨道，顺着立坡往岭上走去。 走上岭头，我才发现街口边上修了一个三角形的院子，靠着街的三间房子是电机房，另一边挨着电机房的三间是磨房，挨着磨房的两间是个铁匠铺子。这一阵子电机房子里的柴油机正在隆隆地响着发电，磨房里的电动机也在响着，正在为村里人加工粮食。铁匠铺子里也有“叮叮当当”的打铁声。看着眼前的一切，我突然想起了街头上大哥那三间屋子里我还开了一个杂货铺，我有生意可做，还担什么粪呢。我当下就撂了挑子，往街口处大哥家那个座南向北的房子走去。我终于记起来我是一个生意人了。还好，大哥街上房子的门还开着，里面好像还有不少人在说话。我急忙走了进去，是父亲坐在屋子里的炕头上哭泣，庄上的好多人都在屋子劝说着父亲。我刚进门，父亲便从炕上跳了下来，在自己脚上脱下了一只鞋向我扑了过来，我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父亲已经一把揪住了我的衣襟，劈头盖脸给了我一鞋掌。父亲气狠狠地骂着：“我怎么生了你这样一个败家子。” 我一下子就给父亲打蒙了。等庄上的乡亲们把父亲拉开，我才看见我铺子里的货架上早就没有货了。货架上的货都哪里去了呢？我努力回想着，这一下想马上就记起来了，货架上的货有三分之一赊给了村里的乡亲，另外的三分之二因为信用社来逼贷款，为了还贷，把货转手给了外村的一家小商店了。我这个杂货铺从开张到关门，也就是四五个月。在开铺子的当初，父亲和母亲都竭力反对，是我不听他们的话，自作主张去贷的款。那时候，村里的村长还是我的初中同学郭锁社，我以为找同学开介绍信贷款是很容易之事，想不到郭锁社说盖村里的公章还必须找支书。我去找了支书，可支书坚决不同意我贷款，他说我是“怕下力”，“不想劳动”，结果我和支书吵了一架。知道在村里开介绍信是痴心妄想，可我还是不死心，决心要干出个名堂来让里城人看看。于是，我找到了乡信用社，走进了信用社张主任的办公室。这个张主任和我二哥是同学，见我想开商店，便给我批了一千块钱贷款，限期一年。我拿着张主任批的条子回到村里的分社，分社却没有钱，只给我贷了八百块。我便是拿着这八百块办了“营业执照”，采购了货物。商店终于干起来了。只是老百姓手里都没现钱，货卖得非常吃力。也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到了赊销，凡是本村的人，都可以挂帐，秋后结算。我觉得这样的方式肯定比公家的供销社经营得活套多了。可是，我没想到自己并没有这样做的经济实力，我把剩余的二百块钱都贷了出来，全部购成货了，口供几天工夫，经济就周转不开，没有钱进货了。也就是这时候，支书领着乡信用社的张主任来到了我的商店，勒令我马上还款，不然，就要封我的铺面。在这样的情况下，父亲拿着我赊销的帐本满村子讨了一遍钱，一分都没有讨回来。我知道商店再开不下去，只得托人把店里的东西全部盘了出去，给了外村的一个小商店。想不到货盘出去却是肉包子打狗，一次次登门讨要，就是讨不回货款…… 突然有人在我的肩上推了一把，我急忙扭回头去，原来是老同学村长锁社。他说：“快逃吧，加胜。公安局马上就来逮你来了。”
我吃惊地看着他，竟然不知道自己犯啥法了。
郭锁社说：“信用社已经报案了，说你是骗贷……”
这时候我才知道自己真的犯案，再也顾不得多想，也顾不得感谢一下老同学郭锁社，顾不得再看父亲一眼，转身就跑出门外去。跑出了屋子，跑上了公路，想不到竟然被放在公路边上的一担茅粪给绊翻，满桶的粪水流了一地，染了我一身。可偏偏这时候我听到了“叽呜叽呜”越来越近的警报声，哪里还顾得去管满身的恶臭，从地上爬了起来，往庙背后的山沟里跑去。跑了好一阵子，已经听不到警车的警报声了，我才停了下来，知道自己再不能回家了，觉得该好好地想一下以后的去处了。而世界如此大，我却不知道自己的去处在哪里。
我漫无目的地飘泊着，不知不觉便流浪到了县城。正好有一个包工队需要小工，我被他们招了进去，起早摸黑地盖着大楼。一眨眼便到了年底，该结帐回家过年了。可我怎么也找不见包工头。我问了好多人，大家都说包工头卷着钱跑了。几个月的劳动就这样打了水漂。我又不知道该到哪里了，只能坐在自己盖起来的大楼下发呆，心里说不出的凄惶，无数次地在心里想，这就是做农民的命哇！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甘心做一辈子农民的心突然再一次活跃起来，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把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可我怎么才能由农民变为城里人，永远地生活在城市里呢？这个农民的身份可不是你想改变就可以改变，像买东西那样简单。我被自己的农民身份困惑着，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安，实在觉得自己已经走投无路了。
就在我觉得人生太没意思，准备跳楼自杀的时候，突然想起了自己还有一份责任没有尽到，那就是还在上初中的孩子。也正是孩子突然在我心中的一个闪念，使我记起来了自己在这个县城里应该有的那个家来，记起了自己在这全县城中应该有的那个单位。我早就是国家机关的工作人员了，我还有什么过不去的日子呢。这样想着，我便放弃了自杀，从准备自杀的大楼顶上走了下去，要去找那个在自己印象中存在的家，回到我愿意生活的世界中去。 在记忆中，我的家好像就在县城的东关，房子好像也是租赁人家的。我按照记忆找到了属于自己“家”的那个院落，那个房子。见门开着，便理直气壮地走了进去。
可这屋子里并没有我的妻子儿子，而是住着别人。
我很有几分心虚地问他们：“你们是什么时候搬到这里的？”
屋子里的男人发愣说：“这就是我们的家，什么时候都用不着搬。”
我吃力地说：“可在我的印象里，这里就是我的家。”
屋子里的男人听了我的话火了，愤怒地瞪着我说：“我的家什么时候变成你的家了？你这个疯子。”
我依然很固执地说：“难道我的记忆出问题了，我明明记得在这里住过好多年，而且是一家三口……”
不等我把话说完，屋子里的男人已经操起了一把菜刀，往我面前一横说：“滚，再不滚我一刀劈了你的脑袋。”
见他舞着菜刀向我走来，我惊慌失措地跑开了。 跑了好远好远，我还是搞不清楚自己哪里出错了。在自己的印象里，我确实在城里有一个家，可我怎么就找不回属于自己的家了？我丢魂落魄地在县城的大街上走着，好半天理不出个头绪。
这样走了老一阵子，突然又想到了自己工作过的单位。现在找不到家了，那就去找上过班的那个地方吧。可我怎么想都想不起来单位叫啥名字了。自己连自己单位的名字都记不起来，天底下有这样的怪事情吗？我觉得自己非常可笑，像是做白日梦。在街上漫无目标地走了半天，因为想不起来单位的名字，只得打消念头，丢魂落魄地往心灵深处根深蒂固的那个贫困落后的山村走去。 像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村子一样，我的家乡还是我印象中的老样子。唯一的变化就是小伙子基本都娶不到媳妇，全部都光棍汉了。这是我刚回村，在村头遇上了大嫂，她一见面就给我说的情况。而且，她还告诉我，我的两个侄子都在家做着，没地方去找活干。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小煤窑全部关闭了，你难道不清楚嘛。”
“哦。”我这才知道，这时候我们村也进入二十一世纪了。这是一个很让人振奋的消息。我知道自己的家乡已经进入二十一世纪了，觉得我也该回到现实中来了。
可就在这时候，我突然看到了气喘吁吁地向我跑过来的母亲，她离我老远就开始喊我：“加胜，你又到哪里去了，我找你老半天了。”
我赶忙跑到了母亲身边说：“你找我干什么哇，妈。”
母亲说：“你还想不想要媳妇。”
我说：“想。”
母亲说：“想就甭再瞎混混了。跟你爸上山去打树坑。”
也许是母亲的提醒，我才记起来自己还是一个光棍汉。已经四十多岁的我，还是一光棍汉，这确实是一件令我无地自容的事情。我不由地就低下了头，很顺从地跟着母亲回到了里头院，在小院堆放家具的旮旯里拿了一把镢头，往街门外走去。父母这才心疼地在我的背后说：“你爸上岁数了，你就让他省省心吧。” 扛着镢从院子里出来，我才发现庄子里几乎是能动弹的人都扛着锹镢往村西头走。我紧紧地跟着他们，走出了村子，沿着村西头的公路一直往前走着，来到了煤窑湾的山凹里。这时候我才发现煤窑湾的山凹里到处都是人，并且看到了我的同学龙法、锁良、保忠、保应、李生，他们都在我之前面来了，已经挖出来多个树坑。让人感到意外的是，在我印象中在横河中学教书的秋生也出现在打树坑的人群里了。看见了秋生，我赶忙跑过去问他：“你怎么也来打树坑了。”
秋生听了我的话也非常吃惊，他说：“你这话我怎么听不明白。”
我说：“你不是在横河中学教书吗？”
他不解地摇着摇头，说：“我啥时候当过教师，我不像你一样，一直都在村里嘛。”
我听了他的话傻了好一阵子。
而他却没有再理我，低下了头去很认真地挖着树坑。
父亲见我愣着，叫了我一声：“加胜，你赶快干活哇。” 我这才想起来自己是挖树坑来了，赶忙低下了头，很卖力地打着树坑。一边打，一边还在想着秋生的事，在我的印象里，他确实是老师，而且已经转正了，属于正正经经的公家人，怎么也会像没钱可挣的老百姓一样来打树坑呢？难道他也像我一样，找不回自己教书的学校了？找不回自己的那个家了？我一边想着，一边卖力地打着树坑，大概挖了十几个的时候，猛地听见有人喊了一声：
“老板验收树坑来了。”
我赶忙抬起头来，只见一个身体高大，穿着西服的人向我走了过来。一看到他，我就觉得眼熟，努力地回想着他是谁，果真就想起来了。他姓崔，名字叫来贵，我们经常在县政协会上见面。他是县里的政协委员。 这样一想，我也记起来自己也是县里政协委员。于是，我向他笑了笑，说：“老崔，原来是你承包了我们村的山坡。”
他居然像不认识我似的横了我一眼，说：“你是谁？怎么知道我姓崔。”
我说：“你记不得我了？咱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你是县里的政协委员，我也是哇。你怎么不记得我了。”
他认真地打量了我一下，却还是摇了摇头说：“没错。我确实是县里的政协委员，可我怎么就从来没有见过你呢。你是不是在电视里看到过我。”
我说：“怎么会呢？咱们经常在一起开会。你上过电视，我也上过。”
他却马上黑了脸说：“县里的政协委员还有我不认识的？你甭和我套近乎了，我根本不认识你。说谎也不看看对像，以为我就那么好蒙骗。老实给我打树坑吧。”
见他说不认识我，还说我是想蒙骗他，我心里便说不出的生气，却又把他没办法，只得把自己当成蒙骗他的人，在自己的乡亲面前很没面子地低下了头。看着他走远了，我才抬起了头来，心有不甘地问父亲：“你知道我是县里的政协委员吗？”
父亲也没好气地瞪了我一眼：“甭大白天说梦话了。政协委员有你这样子的吗？政协委员还用得着打树坑。快打树坑吧。”
我真想掏出自己是县政协委员的证据来让父亲看一看，可我在身上一摸，兜子都是破的，哪里有什么证据。拿不出证据，我只得低下了头去继续挖坑。想不到这时候姓崔的老板拿着一把尺子又向我走了过来，他在我打好的一个树坑前站了下来，用手里卷尺丈量着，猛地冲我大喊一声：“这是你打的坑吗？怎么这么浅一点儿？过来给我继续往下挖，往深里挖。”
我不服气地说：“树坑能挖多深？我不是按着你的规定打了，你好好量量，看够不够数。”
他怒火地瞪着我说：“我说不行就是不行，继续往深挖。不挖你就等着得钱吧。”
我扭不过他，不听他的话，活就白干了，只得走过去，往深处挖那个树坑。都挖一米深了，他却还站在坑前还要我继续往深处挖。我心里说不出的冒火，却不敢发出来，生怕一发火这个姓崔的老板把我开了。可我把坑挖两米深了，他还是冲我喊着：“继续往下挖，继续。”我只能耐着性子执行他的命令。直到一镢翻出一片乌黑，他才从上边跳了下来，一把将我推开，将那一片乌黑掬在了手里大声喊着：“我发财了。” 到了这时候我才知道，他来承包我们村里的山，目的并不在于绿化荒山，而是想掠夺山坡下的煤。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我从坑下跳了上来，往村里跑去，想把姓崔的把戏揭穿。走进了村委会，见支书村长都在，我赶忙汇报说：“姓崔的到咱这里承包荒山，根本不是为了绿化，而是为了挖煤。”
村干部们听了我的话，一个个都愣瞪着我。好一阵子村支书才说了一句：“你多管什么闲事。”
支书的话让我吃惊不小。这时候我才知道，村干部和姓崔的老板早就串通好了，只是瞒着全村老百姓。知道了这个情况，我觉得说什么都没用了，只得离开了村委。
从村委出来，我便听见了山坡上传来了机器声，赶忙向刚才挖树坑的煤窑湾走去，站在了西岭口上，便看到十多台挖掘机正在开足了马力在煤窑湾里铲煤，拉煤的汽车已经排成了长龙。姓崔的老板一脸喜悦，坐在停放在西岭口公路边的一辆黑色小轿车里抽烟。看到了崔老板得意洋洋的样子，我马上就想起了他还欠着我挖树坑的钱，便向他走了过去。
我说：“崔老板，你发财了，怎么还不给我开工资呢。”
崔老板从车里走了出来，还是一副不认识的样子看了我一眼说：“我啥时候欠你工资了。”
我说：“你敢说没欠吗。”
他说：“根本没有的事。”
我说：“你这煤不是我给你挖出来的吗？”
他向我冷笑一声说：“我有这么多挖掘机，还用得着人工挖吗？真是笑话。”
我知道想他想赖帐，可这个帐我能由着他赖吗？想着村里那么多人都参加了挖树坑，我们大家联合起来，看他们怎么再赖这个帐。于是我找到了秋生，问他给崔老板挖树坑的帐算了没有，秋生不明白地看着我说：“你说什么，我没有给哪个崔老板挖过树坑呀。”
我又去找龙法、锁良，得到的回答几乎一致，他们都不知道有这一档子事。
是我在做梦吗？是我眼花了吗？我气极了，却不知道该去找谁说这个理。
事实上农民被人坑骗是经常的事，农民根本没有说理的地方。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不想再当农民了，觉得当农民非常无奈，非常没有办法。我必须脱离农村，脱离农民。我不由地再一次想到自己应有的“真实”身份——我是一个国家工作人员，是县里的政协委员。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验证自己的身份，过去已经有过几次验证身份的经验，我非常的害怕再去找我城里的那个家和工作单位，却发现那不过是一个农民的幻想，或者说妄想。我真不知道以后该怎么面对自己的人生了…… 可我还是忘不了印象中自己的真实身份，不清楚自己到底是曾经做过农民，还是曾经参加过工作，在城里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我非常的迷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