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家属院

楊晓群

　　一场大雪无声无息地悄然来临，瞬间将我的住宅小区装点得银装素裹。我抬头仰望着这姚城的夜空，思绪万千。

洋洋洒洒的雪花如白羽毛般在空中舞动，晶莹剔透，婀娜曼妙，与庭院的灯光交相辉映，呈现出诗一般梦幻的意境，仿佛奏响了一曲欢快迎春的圆舞曲，湿润了我的记忆，脑海里回放起那些年孩提时曾住过的县委机关家属大院。

六十年代中旬，我们一大家子就一直生活、学习、工作在那个浙东的小县城——新昌，直到一九七一年，父亲调往绍兴工作，我们的大家庭这才搬离县委机关家属院。

那年代，县城居民的住房是由房管所统一安排，而县委机关家属的住房则是由县政府行政科安排。我们家居住的院子叫机关大院，也称“机关宿舍”，位于县委县府办公楼的西侧，在城关镇的一条西大街上，文革时称为“反帝街”。

机关家属院分为内院和外院，内院又分为东院和西院。我们家住在内院的东院。东院住着四户人家，我们拖家带口的二户，另外二户则是刚刚成家的大学生。

虽然都在机关里上班，但部门不尽相同。当踩着淡白色泥灰路的小走廊，走进内院，最先看到的是一个长方形大院子，院子里种着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还种着一些花草，院子的四周，东面是围墙，南北相对的两排厢房，西面墙开了一扇门，那是西院一户人家的后门，最东面的两间厢房便是我们家，我家的邻居是一位县委常委的家。

外院有一对双胞胎，姓金，聪明活泼，是我最好的玩伴。他们的父亲是新昌中学的校长。那时候，我们经常在一起变着法的疯玩，没完没了，什么滚铁环、打弹子等等，等等，乐此不疲，那些場景至今回忆起来依然清晰。

　　南边的厢房里住的是刚分配到县农林局的林姓大学生，他的新婚妻子是县立小学（文革时称为反帝街小学）的音乐老师，也是我的音乐老师——周老师。

周老师的前任宗老师教学方法不行，学生们对音乐课没太多兴趣。周老师来后，课堂上顿时沸腾起来，她风趣幽默，多才多艺。

“我家小弟弟，半夜笑嘻嘻，问他笑什么？梦见毛主席。哈哈——哈哈哈——梦见毛主席。”轻快的手风琴伴着洪亮的歌声，一下征服了我们这些顽皮的小孩。

相形之下，林姓大学生工作上难免会有些失意。老爸晓得后，便会把林姓大学生请到家里，一小盘花生米一壶老酒，围在火炉边促膝长谈。后来林姓大学生官至副县长，当然这是后话。

内院最美的地方当属我家门前的那一片花园了，有鸡冠花、大丽花、菊花等草本花种，还有一棵漂亮的、枝繁叶茂的大石榴树。

小时候淘气犯了错，难免会被老爸揍一顿，后来学机灵了，一瞅见老爸要发火准备抓笤帚时，我便“嗖”地转身就跑，然后猴子般敏捷地爬到石榴树上。

老爸怒气冲冲地站在树下，用笤帚把儿指着我厉声喝道：“快给我下来！”我站在树杈上，挥舞着小拳头，一副顽强不屈的样子，还唱了起来：“打不死的吴琼华，我还活在人间……”惹得邻居们捧腹大笑，老爸也被气得哭笑不得。

大院子里的邻居都非常友善，相处的其乐融融。葡萄熟了的时候，外院的刘伯伯就会把门前葡萄架子上剪下来的葡萄挨家挨户地送去，让大家品尝。石榴收获的季节，大家总是开心地一起采摘。

父母亲工作忙，各家小孩子大家互相帮助，谁家有好吃的大伙都有份。那时孩子众多，每户人家至少二个以上，多的则有五六个。节假日大院子里鸡飞狗跳，俨然是孩子们的天下。

春天，我们一起给学校的猪场打猪草；夏季，我们响应政府号召和大人们一起“除四害”，包括苍蝇、蚊子、老鼠、蟑螂，我们还一起给城里的纸箱厂糊纸盒。

　　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没有网络、没有游戏、没有MP3、没有手机，除了偶尔看看剧场演出和各类文艺宣传队的节目外，收音机是我们童年最亲切的朋友。小伙伴们拿着小板凳围坐在一起收听故事的画面，被定格在那个年代，封存在我的记忆里。

孩子众多，自然免不了打架斗殴，以致引來大人们的口角纠纷也是难免，实在是那个时候一道不可或缺的风景线，回想起来记忆如昨。内院的西院子里有一户人家，我们叫她陈阿姨，丈夫徐叔叔是澄潭区委书记，经常不在家，因为澄潭区委距县城大约有二三十里地，在那个年代回家不太方便。

陈阿姨有三个孩子，二男一女，年龄与我们相仿。大儿子陈委的嘴唇稍稍有点破绽，孩子们便背后给他起个绰号，叫“破嘴”。这也就罢了，偏偏“破嘴”儿子嘴碎，老是爱指责人家，说人家坏话，引起众人的愤怒，有一天傍晚被人一不留神揍了一顿，惹得陈阿姨气不打一处来，经常指桑骂槐，一度与邻里关系搞得非常紧张。

大院的隔壁是机关食堂，县委县政府里的工作人员都要到食堂里面就餐。下班时分，陆陆续续来到食堂排队买饭打菜。没想到饥肠辘辘到了食堂傻了眼，因为买菜饭的队伍前面清一色的一溜小孩子，把机关干部们气坏了。

年轻气盛的几位终于忍无可忍，便把火气撒向食堂负责人老魏。老魏是个老实人，他双手一摊，一脸苦笑，意思是无能为力。于是便有几位去和后厨负责人阿毛理论，不料阿毛三角眼一瞪，比那几位年轻人还凶，“爱咋咋地？”

几位年轻人实在气不过，据说为此事找过县委行政科长，甚至还捅到了老爸那儿，但后来也是不了了之。可不是嘛，小孩子买菜买饭，也不是同样打给在机关里工作的父母亲吗？再则说，哪条法律规定小孩子不能排队买饭买菜？

然而小孩子有时候也真的是惹事的主，有一件事我至今仍然记忆犹新，回想起来还是忍俊不禁。那个时候忆苦思甜盛行，开忆苦思甜会，吃忆苦思甜饭等等不一而足。机关食堂里每年大概要搞二次忆苦思甜的聚餐。每当忆苦思甜日，大餐厅里每张桌子上都放满了糠做的窝窝头，外加一大锅青菜汤，一看便叫人大倒胃口，一点食欲也没有了。

然而想不到的是，餐桌上满满当当的窝窝头却几乎没有了，令食堂后厨负责人阿毛大为惊奇，忆苦思甜聚餐会难道成效满满？鬼才信呢！阿毛心里充溢着狐疑。

如是者三，一个人称“台湾佬”的伙伕侦破了这个“谜团”。据说这个“台湾佬”是被解放军俘虏的“国军”，在那个年代身份低下，抬不起头来，只能可着劲拍“三角眼”阿毛的马屁，以求自保。

当然这事自然是大院子里的孩子们所为，我记得始作俑者是一个绰号叫“白鸡”的男孩，父亲是县委办公室的秘书科长。大家知道， 这些窝窝头里面掺杂进大量的白面粉，纯糠做的窝窝头根本咽不下。

人们不愿吃，也吃不下，却是家里鸡们的美食。所以每当这个日子，孩子们便把桌子上的窝窝头大量往家里搬，以至使窝窝头供不应求，有一次竟然断挡了。那个俘虏兵如此这般地一说，果然惹得“三角眼”阿毛火冒三丈，破口大骂。

后来每当忆苦思甜的聚餐日，阿毛干脆把通向我们家属院的门给锁了，他自己则站在食堂大门口专事盯着我们这群孩子。再后来每每看到我们大院子里的孩子，都没给好脸色，惹的我们也时不时想对策去促弄他一下，以解心头之恨。

七十年代初，老爸工作调动，我们一大家子遂离开了县委机关大院。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祖国唱响了春天的故事，人们的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起来。

我家搬出了县委家属院以后，就再也没有再住过这样的大杂院。在绍兴，我家住在一个老式四合院里。一间平房，一间楼房，一间小厨房，房子宽敞了，爸妈脸上的笑容也多了。

再后来，家里的条件便越来越好了，先是黑白电视机，再到彩色电视机，记得那一年，好像是八三年吧，“春晚”开始了。不知不觉中，“春晚”巳伴随我们走过了三十八年的岁月。

初到故乡时，我总是认为“此心安处是吾乡”，如今，几十年过去了才发觉，最眷恋的还是魂牵梦萦的童年少年的第二故乡——新昌岁月。

每次回到新昌，我总是下意识地走到县委家属院旧址，这些儿时生活过的地方去看一看，虽已物是人非，但看到新昌日新月异的变化，心里总是感到暖暖的。

而今年纪越大，思念之情也愈加浓厚，脑子里总是闪烁着孩提时的在大院里生活的那些生动的画面和那些难以忘怀的人与事。

几十年过去了，曾经的他们还都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