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图片说明</p> <p class="ql-block"> 王稚纯关于中国文联六十年前举办的数期文艺界著名人士读书会，时下知之者似已不多，可是当时它在全国文艺界的影响确是非常之广之大的。何以见得，笔者于这里摘录一段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阳翰笙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讲话，便可知晓。这个“报告”，是“从1960年8月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至今（指1979年，笔者注。）十九年来，中国文联与各协会经历了大力发展、强迫解散、艰难恢复的曲折道路”的“中国文联会务工作报告”。那个年代，在中国文联工作的同志们多尊称阳翰笙同志为：翰老。翰老在这个报告中语重心长、百感交集地讲到：“首先，文联为帮助作家、艺术家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为他们创造了学习条件。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三年，文联一共举办了十一期读书会。前八期（一九六零年十月至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主要是学习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半个月一期，每期约二十人。参加学习的同志一致认为，通过这些学习，大家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一九六三年九月至十二月，文联又举办了三期全国性的读书会，每期四十天。先后有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位作家、艺术家参加学习，其中包括十五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这些读书会是文联工作同志们冲破了重重阻力才举办成的。学习的方法是‘听一听、读一读、看一看、想一想、谈一谈’。在读书会期间，传达了周总理的五个重要讲话，组织了政治、哲学、经济等方面的五个讲座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等方面的九个报告。邀请的报告人主要有：薄一波、杨献珍、艾思奇、孙定国、张爱萍、田家英、田汉、林默涵、张光年、赵树理、侯金镜、杨朔、陈冰夷等同志。此外，还阅读了一些文件和资料，观摩了一些戏剧和电影，并组织大家参观展览和短途旅行。每期读书会，文联党组都郑重宣布，实行 ‘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努力学习。”“在每期读书会结束前座谈心得体会时，大家都心情舒畅，谈笑风生，有的同志说：‘集中听了相当两三年的报告’，‘听了在下边根本听不到的报告’，‘真是丰收，满载而归’。有的画家挥笔作画以留念，有的诗人吟诗作赋以明志，有的音乐家即席放歌以抒情。大家普遍感到提高了思想认识，精神为之一振。……” “这些读书会的举办，效果好，影响大。很多同志纷纷来信，要求文联继续举办，持久下去。还有点同志建议文联带着读书会的全部材料和录音、拷贝等，到全国巡回举办读书会，使广大文艺工作者都有这种学习的机会。这样好的建议，已经列入文联一九六四年的工作计划。……”翰老的这个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以上摘录就是报告中第一部分的开篇首讲，且占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对举办读书会的目的、规定、学习方法、学习内容及学习后的收获和影响做了详细的梳理回顾与总结。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国文联党组当时举办读书会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视与首肯的。翰老在这个报告中特意提到了王蒙，“年青的王蒙同志参加学习以后，向文联党组递交了一份志愿赴边疆的申请书，他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深入生活。我们支持他的志向，帮助他从北京调到了新疆。”王蒙对参加中国文联举办的读书会这件事，多年后在他的自传中有着更为详尽的回忆：“1962年秋（此处应为1963年秋，传主记忆有误。在这张中国文联举办第十期文艺界读书会全体合影中四排左四，是为王蒙同志，照片上方的时间记录，应是正确的。顺便在此请正于王蒙同志。笔者），我得到邀请，中国文联将在长安寺举办为期两周的读书会……”。“各省来的多是当地文艺口头面人物，有文联作协负责人，有刊物剧团负责人等。而北京市来的三个人，一是钟敬文教授，一是画家尹瘦石，一是我，都是有过帽子问题的，不知为何这样安排”。“西山读书会的安排十分惬意，上午读书或讨论，下午看参考片：《雁南飞》《晴朗的天空》《人与兽》《湖畔》，还有一部描写冷战中分属两个阵营的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的故事片。此外给我们放映了一些纪录片，有呼啦圈舞，有西方评论人士对苏联的‘新浪潮’的分析和报道。读书会的伙食极好，营养，花色，光洁素雅……”。“文联党组负责人与副主席刘芝明，以及副主席田汉、老舍等来看望学员，讲话聚餐十分红火……”。位于北京市西郊的西山上，历朝建有八座古刹，京人称“八大处”。那里峰峦叠翠，四季如画，洞天佛地，甚至令王蒙联想到“唐僧取经，所谓西天，当是类似西山八大处中的六处香界寺与七处宝珠洞这样的地方吧”。中国文联的读书会，正是在“八大处”的一处，即长安寺（这里也是中国文联的文艺创作之家又称西山休养所）内举办的。当年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曾在此伏案创作或避暑疗养。据说，田汉同志的话剧剧本《关汉卿》，就是在这里写成的。从互联网上陆续搜寻到三张中国文联举办读书会参会人员的合影照片。下面就说说这三张照片的故事吧。因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家父曾在中国文联工作过十余年时间，这十余年的经历，家父虽偶尔提起，但却是粗线条的。家父去世后，我编撰家父的年谱及作品系年，发现家父的这段经历，几乎为空白，太遗憾了。于是我便翻看各种相关的书刊资料，所获甚微，又到中国文联官网搜索，没想到中国文联官网上有关这十余年的记录也是微乎其微。我又将文联的关键词、关键人物、关键事件敲上电脑，链接中终于发现了那张“中国文联举办第十一期文艺界读书会全体合影”的照片，只因照片影像模糊，依稀只辨认出几位似曾熟悉的面容身影。但即使影片再模糊一些，家父的面容身影我是会立马认出的，后排左二即是。这使我很是兴奋了一阵子，以至兴奋之余居然忘记了是在哪个页面上搜寻到的了。继续。于是又发现一篇朱奇先生的回忆文章，文中提到他曾参加了中国文联举办的第十期文艺界读书会的事情，并还保存有一张参会人员的照片。我真是大喜过望。再搜。知朱奇先生退休前，曾任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我迅即拨通青海省作协老干处电话，觅得号码，贸然便给朱奇先生拨了过去，电话中我向朱奇先生忐忑说明，能否让我看一下那张照片的复印件，没想到朱奇先生爽快答道：过几日我把照片寄给你。很快便收到了朱奇先生的邮件，两本朱先生的新著《北美风情诗画》、《面向雪域》和夹在书中的一张10吋大小的旧照片，就是那张摄于一九六三年十月北京西山的中国文联举办第十期文艺界读书会全体合影，照片略显泛黄，有折裂处，但却是一张完完整整的原照啊。不知怎的，当时我的心似一颤，眼皮连眨，竞然有些湿润…… （照片前排右一：王玉堂（冈夫）；右五：阳翰笙；右六：刘芝明）面对旧照，心潮起伏。思绪回到了“文革”初期，那时的中央宣传部被巫为“阎王殿”，而中国文联的许多人和事，多与中宣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按当时的话讲，那是文艺界的一条“黑线”，如若将你粘连上这条“黑线”，谁又能躲过造反派的轻饶。看照片正中的阳翰老，那是属于“黑线”最上边级别的人物，与他们亲近合影，有谁能脱得了“黑线”干将爪牙的干系，轻则批斗住牛棚，重则牢狱之灾也是难免的。但朱奇先生就是有这般钢筋铁骨，他不避艰危，将这张可能随时使他罹祸的照片，完整无缺的保存了半个世纪。如今，朱先生将它无私的寄给了那位素不相识的我，此时，我的心，能不颤抖，眼眶能不湿润吗？朱奇先生，我敬佩您，更感激您。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朱奇先生，照片中，四排左三，衣泛白者。时二十八九，风华正茂。收到照片后，我立刻将它拍照复制，之后又马上用特快专递回寄给朱奇先生，知朱先生妥收后，我的心，方才平静了些许。这张照片上也有王蒙先生（朱奇先生左手隔一位戴眼镜者），他也参加了这期读书会。王蒙先生的自传第一部第二十九节，就是回忆他参加中国文联举办第十期文艺界读书会的详细经过。其中还写道：“文联学习部王部长，联络部沈部长（女）在这里顶摊…… ” 这位“顶摊”的王部长，就是时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学习部部长的家父——王玉堂（冈夫）。这张照片的前排右一即是。家父在他的多首诗句中也都提到过中国文联西山读书会的事，其中三首这样写道：风流佳话此当时，白发红颜共仰之。毛选四卷争初读，还问西山第几期。红墙黄瓦白皮松，一代高风古寺中。红专勤巧无不有，共同学习缚苍龙。 留言题句且开怀，管甚个人才不才？捧将一片丹心出，熔入洪炉锻炼来。后来家父在将这三首诗编入他的诗集中时，曾在诗后附写一较长的自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文联在中宣部批准和直接领导下，前后组织过八期（据阳翰笙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讲，读书会实际举办了十一期。笔者注）短期的学习班，主要以毛主席的著作为指针讨论‘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两手和我们对帝国主义两手’等问题，辅助文艺界提高觉悟，统一思想，认清形势，振奋精神，渡过困难。”“记得各不同期间的参加者，在京的有王朝闻、田汉、曹禺、沈从文、钟敬文、王蒙等同志。音乐、曲艺、戏曲界有瞿希贤、侯宝林、高元钧、田华、马连良……上海方面有赵景深、金焰、唐云……广东、云南、青海、甘肃、内蒙、东北、山东……都有同志来参加。”（看官可从这三张照片中寻找上述各位大家。笔者注。）看来家父的回忆也有误。他说的（中国文联）“前后组织过八期短期的学习班”，显然不对。还是翰老在前述报告中说的“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三年，文联一共举办了十一期读书会”是正确的。中国文联举办的这十一期读书会末两期的参会人员合影，我都有幸搜寻到了。按习惯，此前九期的读书会结束后，参会人员似也应有一个合影，那么，它们如今又在哪里呢？继续。打捞。所幸的是，我竟又在互联网上惊喜地发现了一帧中国文联1963年9月举办的第九期读书会的人员合影照片。这张照片还挺清晰。现就笔者所识，告知诸位照片中几位前辈的尊姓大名。前排：右一，杜继琨；右二，阿英；右三，刘芝明；右四，阳翰笙；右五，陈学昭。三排：右二白衣者，王玉堂（冈夫）。如今，照片中的前辈，已然离我们远远而去。逝者如斯。我深深的、久久地缅怀着他们…… 2013年10月3日 作 2021年10月3日 改1</p> <p class="ql-block">王稚纯关于中国文联六十年前举办的数期文艺界著名人士读书会，时下知之者似已不多，可是当时它在全国文艺界的影响确是非常之广之大的。何以见得，笔者于这里摘录一段原中国文联党组书记阳翰笙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的讲话，便可知晓。这个“报告”，是“从1960年8月第三次全国文代大会至今（指1979年，笔者注。）十九年来，中国文联与各协会经历了大力发展、强迫解散、艰难恢复的曲折道路”的“中国文联会务工作报告”。那个年代，在中国文联工作的同志们多尊称阳翰笙同志为：翰老。翰老在这个报告中语重心长、百感交集地讲到：“首先，文联为帮助作家、艺术家提高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水平，为他们创造了学习条件。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三年，文联一共举办了十一期读书会。前八期（一九六零年十月至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主要是学习刚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半个月一期，每期约二十人。参加学习的同志一致认为，通过这些学习，大家在政治思想上有了很大提高。一九六三年九月至十二月，文联又举办了三期全国性的读书会，每期四十天。先后有二十八个省、市、自治区的一百多位作家、艺术家参加学习，其中包括十五名被错划为右派的同志。这些读书会是文联工作同志们冲破了重重阻力才举办成的。学习的方法是‘听一听、读一读、看一看、想一想、谈一谈’。在读书会期间，传达了周总理的五个重要讲话，组织了政治、哲学、经济等方面的五个讲座及文艺创作、文艺理论、外国文学等方面的九个报告。邀请的报告人主要有：薄一波、杨献珍、艾思奇、孙定国、张爱萍、田家英、田汉、林默涵、张光年、赵树理、侯金镜、杨朔、陈冰夷等同志。此外，还阅读了一些文件和资料，观摩了一些戏剧和电影，并组织大家参观展览和短途旅行。每期读书会，文联党组都郑重宣布，实行 ‘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希望大家解放思想，努力学习。”“在每期读书会结束前座谈心得体会时，大家都心情舒畅，谈笑风生，有的同志说：‘集中听了相当两三年的报告’，‘听了在下边根本听不到的报告’，‘真是丰收，满载而归’。有的画家挥笔作画以留念，有的诗人吟诗作赋以明志，有的音乐家即席放歌以抒情。大家普遍感到提高了思想认识，精神为之一振。……” “这些读书会的举办，效果好，影响大。很多同志纷纷来信，要求文联继续举办，持久下去。还有点同志建议文联带着读书会的全部材料和录音、拷贝等，到全国巡回举办读书会，使广大文艺工作者都有这种学习的机会。这样好的建议，已经列入文联一九六四年的工作计划。……”翰老的这个报告共分三个部分，以上摘录就是报告中第一部分的开篇首讲，且占用了相当大的篇幅，对举办读书会的目的、规定、学习方法、学习内容及学习后的收获和影响做了详细的梳理回顾与总结。这些都足以说明，中国文联党组当时举办读书会这项工作是非常重视与首肯的。翰老在这个报告中特意提到了王蒙，“年青的王蒙同志参加学习以后，向文联党组递交了一份志愿赴边疆的申请书，他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深入生活。我们支持他的志向，帮助他从北京调到了新疆。”王蒙对参加中国文联举办的读书会这件事，多年后在他的自传中有着更为详尽的回忆：“1962年秋（此处应为1963年秋，传主记忆有误。在这张中国文联举办第十期文艺界读书会全体合影中四排左四，是为王蒙同志，照片上方的时间记录，应是正确的。顺便在此请正于王蒙同志。笔者），我得到邀请，中国文联将在长安寺举办为期两周的读书会……”。“各省来的多是当地文艺口头面人物，有文联作协负责人，有刊物剧团负责人等。而北京市来的三个人，一是钟敬文教授，一是画家尹瘦石，一是我，都是有过帽子问题的，不知为何这样安排”。“西山读书会的安排十分惬意，上午读书或讨论，下午看参考片：《雁南飞》《晴朗的天空》《人与兽》《湖畔》，还有一部描写冷战中分属两个阵营的一男一女之间的爱情的故事片。此外给我们放映了一些纪录片，有呼啦圈舞，有西方评论人士对苏联的‘新浪潮’的分析和报道。读书会的伙食极好，营养，花色，光洁素雅……”。“文联党组负责人与副主席刘芝明，以及副主席田汉、老舍等来看望学员，讲话聚餐十分红火……”。位于北京市西郊的西山上，历朝建有八座古刹，京人称“八大处”。那里峰峦叠翠，四季如画，洞天佛地，甚至令王蒙联想到“唐僧取经，所谓西天，当是类似西山八大处中的六处香界寺与七处宝珠洞这样的地方吧”。中国文联的读书会，正是在“八大处”的一处，即长安寺（这里也是中国文联的文艺创作之家又称西山休养所）内举办的。当年许多作家、艺术家都曾在此伏案创作或避暑疗养。据说，田汉同志的话剧剧本《关汉卿》，就是在这里写成的。从互联网上陆续搜寻到三张中国文联举办读书会参会人员的合影照片。下面就说说这三张照片的故事吧。因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至六十年代中期，家父曾在中国文联工作过十余年时间，这十余年的经历，家父虽偶尔提起，但却是粗线条的。家父去世后，我编撰家父的年谱及作品系年，发现家父的这段经历，几乎为空白，太遗憾了。于是我便翻看各种相关的书刊资料，所获甚微，又到中国文联官网搜索，没想到中国文联官网上有关这十余年的记录也是微乎其微。我又将文联的关键词、关键人物、关键事件敲上电脑，链接中终于发现了那张“中国文联举办第十一期文艺界读书会全体合影”的照片，只因照片影像模糊，依稀只辨认出几位似曾熟悉的面容身影。但即使影片再模糊一些，家父的面容身影我是会立马认出的，后排左二即是。这使我很是兴奋了一阵子，以至兴奋之余居然忘记了是在哪个页面上搜寻到的了。继续。于是又发现一篇朱奇先生的回忆文章，文中提到他曾参加了中国文联举办的第十期文艺界读书会的事情，并还保存有一张参会人员的照片。我真是大喜过望。再搜。知朱奇先生退休前，曾任青海省作家协会主席。我迅即拨通青海省作协老干处电话，觅得号码，贸然便给朱奇先生拨了过去，电话中我向朱奇先生忐忑说明，能否让我看一下那张照片的复印件，没想到朱奇先生爽快答道：过几日我把照片寄给你。很快便收到了朱奇先生的邮件，两本朱先生的新著《北美风情诗画》、《面向雪域》和夹在书中的一张10吋大小的旧照片，就是那张摄于一九六三年十月北京西山的中国文联举办第十期文艺界读书会全体合影，照片略显泛黄，有折裂处，但却是一张完完整整的原照啊。不知怎的，当时我的心似一颤，眼皮连眨，竞然有些湿润…… （照片前排右一：王玉堂（冈夫）；右五：阳翰笙；右六：刘芝明）面对旧照，心潮起伏。思绪回到了“文革”初期，那时的中央宣传部被巫为“阎王殿”，而中国文联的许多人和事，多与中宣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按当时的话讲，那是文艺界的一条“黑线”，如若将你粘连上这条“黑线”，谁又能躲过造反派的轻饶。看照片正中的阳翰老，那是属于“黑线”最上边级别的人物，与他们亲近合影，有谁能脱得了“黑线”干将爪牙的干系，轻则批斗住牛棚，重则牢狱之灾也是难免的。但朱奇先生就是有这般钢筋铁骨，他不避艰危，将这张可能随时使他罹祸的照片，完整无缺的保存了半个世纪。如今，朱先生将它无私的寄给了那位素不相识的我，此时，我的心，能不颤抖，眼眶能不湿润吗？朱奇先生，我敬佩您，更感激您。让我们认识一下这位朱奇先生，照片中，四排左三，衣泛白者。时二十八九，风华正茂。收到照片后，我立刻将它拍照复制，之后又马上用特快专递回寄给朱奇先生，知朱先生妥收后，我的心，方才平静了些许。这张照片上也有王蒙先生（朱奇先生左手隔一位戴眼镜者），他也参加了这期读书会。王蒙先生的自传第一部第二十九节，就是回忆他参加中国文联举办第十期文艺界读书会的详细经过。其中还写道：“文联学习部王部长，联络部沈部长（女）在这里顶摊…… ” 这位“顶摊”的王部长，就是时任中国文联党组成员、学习部部长的家父——王玉堂（冈夫）。这张照片的前排右一即是。家父在他的多首诗句中也都提到过中国文联西山读书会的事，其中三首这样写道：风流佳话此当时，白发红颜共仰之。毛选四卷争初读，还问西山第几期。红墙黄瓦白皮松，一代高风古寺中。红专勤巧无不有，共同学习缚苍龙。 留言题句且开怀，管甚个人才不才？捧将一片丹心出，熔入洪炉锻炼来。后来家父在将这三首诗编入他的诗集中时，曾在诗后附写一较长的自注：“三年困难时期，中国文联在中宣部批准和直接领导下，前后组织过八期（据阳翰笙同志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所讲，读书会实际举办了十一期。笔者注）短期的学习班，主要以毛主席的著作为指针讨论‘帝国主义对我们的两手和我们对帝国主义两手’等问题，辅助文艺界提高觉悟，统一思想，认清形势，振奋精神，渡过困难。”“记得各不同期间的参加者，在京的有王朝闻、田汉、曹禺、沈从文、钟敬文、王蒙等同志。音乐、曲艺、戏曲界有瞿希贤、侯宝林、高元钧、田华、马连良……上海方面有赵景深、金焰、唐云……广东、云南、青海、甘肃、内蒙、东北、山东……都有同志来参加。”（看官可从这三张照片中寻找上述各位大家。笔者注。）看来家父的回忆也有误。他说的（中国文联）“前后组织过八期短期的学习班”，显然不对。还是翰老在前述报告中说的“从一九六零年到一九六三年，文联一共举办了十一期读书会”是正确的。中国文联举办的这十一期读书会末两期的参会人员合影，我都有幸搜寻到了。按习惯，此前九期的读书会结束后，参会人员似也应有一个合影，那么，它们如今又在哪里呢？继续。打捞。所幸的是，我竟又在互联网上惊喜地发现了一帧中国文联1963年9月举办的第九期读书会的人员合影照片。这张照片还挺清晰。现就笔者所识，告知诸位照片中几位前辈的尊姓大名。前排：右一，杜继琨；右二，阿英；右三，刘芝明；右四，阳翰笙；右五，陈学昭。三排：右二白衣者，王玉堂（冈夫）。如今，照片中的前辈，已然离我们远远而去。逝者如斯。我深深的、久久地缅怀着他们…… 2013年10月3日 作 2021年10月3日 改</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