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山的世界》

Angela

《傅山的世界：十七世纪中国书法的嬗变》。这本书不只是在说傅山的美学思想，更重要的是，傅山这个人是理解明清时期社会文化和审美风尚变化的最好切入点。

17世纪，明灭，清兴。这场政治变革对思想、文化和艺术都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国书法的审美也发生了重大的转向。人们开始重视和学习古代的碑刻文字，更加欣赏质朴、刚健、豪放的美，这种审美趣味被称为“碑学”思潮。这本《傅山的世界》，讲的就是这个过程。

傅山不仅亲身经历了整个过程，也是这场转变的推动者。傅山是个博学多长的大师，他不但精通书画，而且还懂武术和医学，这也让他显得有点神秘色彩，现在很多中国奇幻文学作品就特别喜欢写到傅山。傅山生活的时代，正好是从明代末期到清朝初兴，所以，他身上同时具有晚明和清初的艺术特征。他既是前一个时代最后一个狂草大师，也是新时期书法碑学思潮的最早推动者之一。

从傅山的人生经历，尤其是他的思想变化中，可以生动地看到书法美学转变发生的过程。仔细分析他的经历和思想，也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这种转变背后的社会历史因素。所以说，傅山的一生，是观察这场大变局的最好切入点。

本书作者白谦慎是当代著名的书法家和艺术理论家。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1981年获得过首届全国大学生书法竞赛的一等奖，后来取得了耶鲁大学的中国艺术史博士学位，现在是美国波士顿大学艺术史系教授。他长期在美国大学的艺术史系教书，对中国书法史和当代书法的发展都有深入的思考。写这本书的时候，白谦慎已经花了十三年的时间来研究傅山和他的书法。有人说，这本书是“迄今为止研究单个艺术家最优秀的著作之一”，它也是白谦慎的代表作，影响早就超出了书法专业领域，已经成了解明清之际社会文化，尤其是审美取向变化的必读书。

1607年，傅山出生的这一年离明朝灭亡还有34年，明朝已经进入生命最后的阶段。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最发达的时期之一，艺术文化丰富且多元。表现在 :

👉首先是通俗文化前所未有的发达。商品经济非常繁荣。当时，老百姓的识字率很高，通俗文化就蓬勃发展起来。中国最有名的那些通俗小说，像《西游记》《水浒传》，还有《牡丹亭》这样的戏曲经典，都是在明代中晚期出现或者成型的。

👉另一个表现是吸收外来的思想。晚明，以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为代表的大量西方传教士涌入带来的西方思想，他们把西洋历法、数学等新知识介绍给中国的知识分子，让他们大开眼界，从而影响到中国的社会文化。就这样，经济、政治、哲学、文化和艺术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一个复杂、多元化的时代形成了，也孕育了一种和以前不同的审美。

当时的思想界鼓吹要追求真实的自我，体现在艺术上，就变成了艺术家要表现自我，真实地流露自己的内心。于是，就逐渐形成了一种追求个性、标新立异的美学思潮。白谦慎在书里用“尚奇”这两个字来概括这股风潮。

“奇”也成了晚明文艺批评中最重要的标准。当时的文学家和艺术家如果认为某件文艺作品是优秀的，就会用“奇”这个字来称赞。

这样的审美追求自然也会反映到书法上。当时最有名的书法家董其昌，可以说就是“尚奇”书法的代言人。他的书法理论中有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生”。“生”的反面是“熟”，“熟”指的是模仿前人。这是之前书法的传统，书法必须是临摹的，必须遵循一套预设的格式。所以，好的书法就是写得像古人。“生”就是在颠覆这种传统，强调的是书法家要有自己的创造，书法应该成为表达自我的工具。书法家虽然需要向古人学习，但是学成之后，还要做到由熟返生，就是要有意识地和古人拉开距离。

董其昌的这个思想，改变了书法史上对于“临摹”的“临”这个字的理解。这也不难理解，既然书法的标准是“生”，那么，临摹的目的就不是为了“像”。也就是说，临摹既要在模仿中学习前人，还要在学习中超越前人。所以，写书法的人不用再亦步亦趋地追随古代的大师，书法经典的地位也因此受到了冲击。

过去，经典的地位是不容撼动的，因为它是模范，是规定的格式。而随着“尚奇”美学的影响越来越大，写字的人不想再一味地接受传统，而是努力去改造传统，传统的地位不就动摇了么。这样一来，像《兰亭序》那样的经典范本也不够用了，人们开始寻找更多可以参照的书法资源。

于是出现了一个现象，书法界开始流行在作品中使用冷僻的异体字。

傅山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他早期的书法训练还是前面说的那种临摹古代经典的方式。青年时期，喜欢上了异体字。同时，他也感觉到了审美取向的变化，有意识地突破帖学传统。这些都是晚明“尚奇”美学对傅山的影响，为他后来发展出“丑拙”的书法风格作了铺垫。

另外还得多说一句，傅山是个爱交朋友的人，他精通文物鉴定，所以在家乡山西的收藏圈里小有名气。收藏圈里什么样的人都有，他也有机会结交很多思想倾向不同的朋友。他的朋友中，不但有传统的士大夫，还有虔诚的天主教徒，年轻的傅山能够开放地接受各种思想。他后来的思想也体现出兼收并蓄的特点：他既对儒家思想有很深的认知，又对佛教和道教很感兴趣，对其他的哲学思想流派也有所涉猎。

明朝的灭亡，让很多文人成了前朝遗民，这种特殊的身份，对他们的思想和审美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傅山就是这些人之一。明清易代里面包含着尖锐的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怎么适应这个满人的政权，怎么面对清政府的文化政策，是时代对傅山和他们那一代文人的考验。傅山的美学思想，正是在这种考验中形成的。

在清军入关的最初几年，为了拒绝清朝统治者要求的剃发，傅山还出家当了道士，这也是当时不愿投降清朝的文人普遍的选择。这段时间里，傅山颠沛流离，过得很苦，不过，还好他会看病。他就靠这个本事谋生，同时也接受一些朋友的资助。

如此10年后，在一位友人的帮助下傅山终于过上了稳定的生活。对于当时的文人来说，异族统治带来的思想冲击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再加上原来考科举取士的人生追求行不通了，生活状态也被彻底改变了，所以当文人成了遗民的时候，思想往往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傅山也一样。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他开始轻视赵孟頫的书法，转而推崇颜真卿。只因这两个人的政治气节不同。

(图中是赵孟頫的书法和画作，他书画具佳，且奠定了文人画的理论基础：

👉首先，文人画的创作者要是个文人，通晓诗书，有很高的文化修养，通过科举考试做了文官。你看，从苏东坡、米家父子到赵孟頫，都是文人高官。

👉第二，他们都是非常高妙的书家，书法写得非常好，将书法的笔墨运用到了绘画中。

👉第三，他们不依赖绘画卖钱。不依赖绘画卖钱，就意味着这样的创作纯粹是抒发自己胸中块垒，就会画出自己想要的，而不是别人想要的。

欣赏这幅《鹊华秋色图》很容易被其笔画所吸引。懂书法的人，就更加能够体会这些运笔所蕴含的情绪。

赵孟頫在这儿把书法用笔完完全全用了进去，“石如飞白树如籀”：画石头就像写字写得快了，会在黑的笔画里露出一点白的痕迹，这样的痕迹叫飞白；树如籀，树干就像是篆刻出来的篆字。注意，这些书法的笔法非常干、非常涩、非常枯。画家行笔时很慢很慢，留下了这种粗砺而不华丽的笔触效果。再结合具有古意的稚拙的造型，你就明白了，他不是单纯地学古人，而是在建立一种文人独有的审美倾向，远离流畅的行家画。)

在宋代灭亡之后，赵孟頫做了元代的官，这让他的人品一直被人质疑。

(文人画在元代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并不是偶然，而是政治环境造成的。赵孟頫的“复古”，除了回避宋的绘画传统之外，也有一层意思就是避嫌，这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其实他和傅山一样都是前朝遗民，境遇相似，且赵孟頫作为前朝皇室后裔，处境更不平顺，一直有意远离朝廷，努力跟权力中心保持一段安全距离。但人在江湖，所为无可厚非。)

相反，颜真卿可是忠君爱国的典范。傅山在年轻时临摹过颜真卿的书法，那时候只当作经典学习而已。一旦他成了遗民，政治气节就成了比美学本身更重要的问题。这种倾向，在那一大批遗民文人身上也是非常普遍的。

不过，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傅山推崇颜真卿，和颜真卿书法的风格也有很大关系。颜真卿的字受北朝，尤其是北齐的石刻影响很深。我们知道，石刻在当时还不是书法经典，对于当时的人来说，石刻上的字是奇怪的、特殊的。所以颜真卿的书法里就有符合晚明“尚奇”美学的趣味。另外，傅山是山西人，山西曾经是北齐的领土，傅山也更容易看到那些北齐留下来的碑刻。所以，对傅山来说，颜真卿是一座桥梁，他的字让傅山把书法传统和尚奇美学、碑刻，这些传统之外的东西连接起来了。

正是在学习颜真卿的过程中，傅山提出了他著名的“四宁四毋”的美学观。

“四宁四毋”的原文是：

🔹宁拙毋巧📌，

🔹宁丑毋媚📌，

🔹宁支离毋轻滑📌，

🔹宁直率毋安排📌。

简单的解释，就是追求率真和古拙，反对媚俗，反对矫揉造作。

“支离”这个词来自《庄子》，意思是残缺、断裂，也带有对现实政治消极抵抗的意思。那个时候的傅山，觉得“支离”是颜真卿书法最重要的特质，这当然和他遗民的心态有很大关系。他把“支离”当成了一种审美理想，努力贯彻到自己的书法实践中。

傅山在书法中常常把字写得很怪异，他会把字变形。比如说有时候，他把一个字的两个部分分得特别开，看起来像两个字；有时候，他又把两个字连在一起写，看起来像一个字；有时候，他会挪动字的偏旁部首，把原本一个字里的偏旁靠得跟另一个字更近。

为了达到“支离”的效果，傅山甚至故意打破字的结构和内在的平衡感。比如他在写颜色的“颜”字的时候，故意把右边的“页”字写得比左边的“彦”字要低很多，这个字看起来整体是向右下方倾斜的。这样的写法，如果是放在连成一体的书法作品中，就显得夸张而且丑怪。

(这是刻意为之，不正违反了自己定下的"宁直率毋安排"的原则吗?)

“支离”的风格还有一个表现，就是傅山会混用字体。我们知道书法有草书、楷书等不同的字体，一般人写一幅字都是用同一个字体写的，但在傅山的某些书法中，你能看到草书、隶书、篆书等各种不一样的字体，还有前面说过的那些奇奇怪怪的异体字，这些字连同时代书法家都认不出来。这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很有颠覆性的写法。

傅山这么写字，给人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看不懂。一般人看书法最直接的目的还是读懂字面的意思，而傅山这样处理，削弱了书法中文字本身的意义。他强迫欣赏这些书法的人，从图像而不是内容的角度去理解，这样一来，字的形态，尤其是各种不合规矩的形态，就成了书法家表达自我的方式。这反而更能让观众从书法本身获得审美的满足。不光是书法，傅山画的山水也一样，他的画画面狂放、粗野、纷乱，给人一种荒疏的感觉。

(原始，丑，拙，不衫不履的风格，实在体会不到什么美的感觉。反令观者产生一种还不如我写的的窃喜。😂)

傅山倡导的“支离”，体现的是他作为明代遗民的一种情感体验。这些人被主流社会隔绝，有很强的疏离感。在这一点来看，傅山跟他同时代的很多艺术家，比如明代皇室后裔八大山人朱耷，都是相通的。

整体来看，清初书法、绘画艺术对“支离”这一类“丑拙”风格的推崇，是明代晚期“尚奇”美学的延伸。而更重要的是，在明清易代的过程中，这种美学风尚通过情感体验的粘合，和文人的政治立场不谋而合了。也正因如此，当时才能出现一大批有巨大成就的艺术家。傅山就是其中的代表。

和之前的异族政权不一样，清朝不仅入主中原，而且统治了中国200多年，文人不得不接受这个异族的政权。这个接受的过程在清初就已经开始了，而这种政治思想的变化当然会对那批遗民文人的审美产生影响。

不可否认，清朝统治者通过各种政治手段，争取到了文人士大夫阶层的认可。清政府在笼络文人上，可以说费尽了心思。1679年，康熙皇帝举行的博学鸿儒特科考试，就是为招揽前朝知识分子作的努力。通过考试的学者会被授予翰林院的官职，很多人还参加到了《明史》的修撰之中。另外，清政府还做了一件事，就是抵制通俗文化，晚明流行的戏曲和通俗小说很多都被禁止了。

修撰《明史》和禁止通俗文化，这两个政策确实很有成效，因为它们正好迎合了当时文人的普遍心理。

首先，康熙皇帝搞考试、修历史的目的，就是消除政府和汉族精英的对立。他知道，这些文人痛惜明朝覆灭，当然也会反思原因。而晚明多元文化冲击了传统的儒家，就是文人们找到的一个重要的原因。所以，反对通俗文化的政策也得到了支持。这招可以说非常聪明，因为他是从内部去瓦解文人反清的情绪。

康熙皇帝举行博学鸿儒特科考试那年，傅山已经72岁了，这时的傅山已经是山西的文化领袖。当时山西的学术圈里还有个很有名的人，就是顾炎武。他就认为晚明追求新奇、标新立异的文化思潮，是明朝灭亡的原因，所以需要反思、纠正这种思想。

顾炎武是一代大儒，他的想法也体现了当时汉族知识分子的普遍共识。他们解决问题的方法，是纠正败坏的学风，追本溯源、回归原典，这成了清代整体的学术潮流。他们集中精力研究音韵学、金石学和考据学，于是，这三个学科成为了清代学术的代表。

金石学，就是研究古代青铜器、石刻上面文字的学问，对书法影响最大。清代文人想要追本溯源，探访古代的文字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当时的文人更热衷寻访古代碑刻。这既是一种学术探索，也寄托了他们怀旧的情绪。他们到荒野中直接寻访和研读古碑，也会在书斋中赏玩碑刻的拓片，这些都反过来推动了审美的变化。同样是欣赏碑刻，但是审美趣味变了，从“尚奇”变成了“崇古”。

这么说，你可能会觉得这是一个大转变。但是从傅山这个具体的人来看，你会发现这个变化发生得特别自然。

傅山一直就喜欢碑刻，他从小学习篆刻，本来就喜欢异体字，后来推崇颜真卿，有一部分原因就是里面有北齐碑刻的趣味。我们前面说了，董其昌提倡“生”，动摇了书法经典的地位，人们希望有更多的文字可以进入到经典体系里面，没有什么是比古代碑刻更合适的新范本了。所以，傅山晚年非常推崇新兴的碑学和金石书法。

“尚奇"➡️“支离”➡️“崇古”，这个过程正是书法美学发展到一定阶段，需要自我突破的体现。碑学思想就这样兴起了，成为清代以后中国美学思想最重要的一支。

傅山是明末清初最后一位草书大师，他曾经说过喝酒对书法创作有帮助，你可以理解为，他是在鼓吹非理性因素在艺术创作上的重要作用。而在各种书体之中，草书，尤其是狂草，又是最具表现力的字体，也最能反映书法家的内在本性。后来，傅山开始学习篆书、隶书，他就不那么喜欢草书了。他认为篆书和隶书才是书法的典范，很努力地想把汉代隶书融入书法创作中。长期以来从楷书到行书再到草书的那套传统削弱了，一种新的艺术标准开始建立。(这种复古思潮，在文化艺术乃至时尚领域隔三差五就会来一次，也算正常)

1685年，傅山去世。在傅山身后，草书开始衰落。傅山或许没有料到草书会衰落得这么彻底，更想不到草书的衰落，其实正是因为他所提倡的碑学，让篆书和隶书成为了流行的书体。到了18世纪，也就是大概乾隆年间，“碑学”书法进入到了它的黄金时期。在经典的名家谱系之外的，那些名不见经传的工匠刻在青铜器、砖瓦、摩崖上的古代铭文，也成了书法学习的范本。中国书法的一场大转变就这样完成了。

作为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傅山的美学思想从“尚奇”，到“支离”，再到“崇古”，在这个变化过程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书法内部的变化，也能从这里反思政治文化对审美倾向的塑造。在傅山的案例里我们看到，艺术家对他们生存状态的普遍感受，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有人认为，研究书法只需要关注艺术本身，或者关注技法就可以了。但是艺术不可能脱离社会环境，更不可能脱离在特定社会环境中生活的人。就像陆游说的“功夫在诗外”，书法领域也一直有“字外功”的说法。作者白谦慎研究傅山，是找到了一个特别好的切入点，帮助我们理解中国书法最重要的一次自我突破，以及中国思想文化的一次重大转向。

(这本书使我在书法审美上了一个新台阶，美丑观本就是主观的，这个可以理解，但还受外部环境影响，有从众性和阶段性的特点，这个以前没注意到，特别是政治气节就成了比美学本身更重要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