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父亲

梅子

点上方蓝标收听全国金话筒主持人杨剑涛的播音

2021年10月父亲在医院就医时，作者推着父亲散步

题记——

2014年，我朋友拿着录音笔采访了他的父亲（抗战老兵），在他的启发下，我也开始收集我爸的资料。我用个把星期时间对他进行了采访，汇集起这么个父亲的口述。那个时候，我妈也一起参与回忆，而到2015年想采访我妈时，她就得了脑萎缩记不起来事了。所以说，有些事不能等，时不我待。

父亲不同阶段的四张帅照

幼年时光

父亲张才金，1931年11月11日生于浙江省仙居县下各镇湖其园村。祖父张朝章，祖母曹小凤英，生有一儿一女，姑姑张金菊，嫁于本乡下华村。

祖父兄弟姐妹四人，他为老三，祖辈都是农民。祖父自家有一亩田一亩地，土改时分到一间半正房。

祖母曹小凤英也是四兄妹，为一哥一姐一妹，她在家中也是排行老三。

据父亲说，开始的时候，他在本房同辈中是唯一的男丁，因此一生下来就受到家族的特别关爱。当时祖母奶水少，经常把他抱到大姨奶奶那里分奶水吃，因为当时大姨奶奶和祖母差不多时间生下一个女儿。就连过年分压岁钱，父亲也得的是双份儿。因为父亲是家族中的唯一男孩，于是他有幸被送到村校读书，读到三年级，因抗日形势恶化而休学。无书可读的父亲，只好帮地主家看牛割猪草贴补家用。1946年，台州师范附属小学迁到仙居县下各镇下涨村边的下坦建校，此时抗战刚刚胜利，父亲又接着读书，正好在1949年上半年仙居解放时小学毕业。

初露锋芒

1949年6月台州解放，解放台州的部队是21军62师，这个时候部队的主要任务是剿匪反霸搞土改，他们进村入户，一边宣传革命道理，一边建立红色政权。父亲多次听讲，受到革命道理的启发，不顾家人反对，偷偷报名参了军，被录用于省军区第六军分区县大队。经过两个月干训队的学习，被分配到大队部通讯班，当时年仅17岁，体重39公斤。他的工作主要是跟随大队长当勤务兵，兼做办公室工作。据父亲说，当时下乡下基层，由于他个子小，可以不背米袋，但得背两支枪，一支长枪、一支短枪。后来，部队进行了改编，父亲所在的县大队和105师炮兵营合并为第八独立营。之后，父亲又被调到临海大田第三独立营，也就是后来的临海人民武装部，跟随邓营长。组建人武部后，部里分来的大部分是来自于上海的大学生，邓营长，也就是大队长任武装部长，父亲为干事。

1951年，父亲被派往海门江北的海防大队，组织民兵反霸剿匪，搞土改守海防。当时国民党残余势力非常猖獗，经常登陆骚扰百姓，小打小闹经常发生。有一天晚上，国民党残余势力派出十三条船只，在离前沿阵地三里的朱门，妄想登岸攻击我地方武装。父亲带领大队331团2营6连50余人，与匪徒激烈交战。当时敌强我弱，形势危急，父亲沉着指挥，镇定应战，从半夜一直打到天亮，等到桃渚大部队前来支援，敌人才退下。事后台州军分区副司令员顾月清在总结大会上点名表扬父亲，沉着机智勇敢应战，表现突出。会议精神由大队教导员陆支印回来传达。经此一役，父亲由干事擢升为军事参谋，穿上了胸前仅三个扣子的苏式军官服，就连那些来自江西的大学生们都很羡慕，纷纷向他表示祝贺。

成家立业

1952年，部队再次整编，父亲被编到建筑工程第六师，到上海、西安、兰州等地建机场，一直辗转于外地工作。

1955年，父亲由于工作出色，立三等功一次，并于9月2日，在宁波被授予正排级少尉军衔。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代表国防部宣读名单，父亲光荣地成为全国第一批授予军衔的军人。由于这个升任，父亲的工资一下子从原来的16元，升到了76元！使得他具备了娶妻生子的必备条件。
升任排长后，需要提升知识，为此部队又给父亲提供了考取干部学校的机会。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数月复习，父亲终于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南京军区第19速成中学脱产复读班，学期两年。
1956年元旦，在去温州读书的前夕，人武部长亲自当证婚人，就在人武部机关给父母举办了婚礼。那时，母亲在临海市科研所工作。这一年的11月1日，母亲生下了我，三年后大弟弟张跃出生了，隔了一年，妹妹张柳出生了，再隔两年，小弟张哲也出生了。六年时间，母亲完成了生养我和弟妹四人的任务，为了工作不被拖累，母亲自己跑到医院做了结扎。

转业地方

温州毕业以后，父亲被分配到温州军分区工作。因为是“知识分子”了，又要下连队接受锻炼。当时父亲被安排到洞头县下连队当兵，同去的有20多位同学。过了不多久，父亲就升任为中尉连长。当时宣读50名晋升军衔的军人名单时，父亲排在第一位，当父亲听到“关于张才金等50名军人晋升军衔的命令”时，心里着实感到光荣！
升任连长后不久，1961年，父亲身体开始不好,患上了肺结核病，组织上为了让父亲更好的养病，征得他的同意，把他调回仙居人武部工作。之后父亲到过温州的99野战医院、湖州小莲庄野战医院治过病。
1962年7～8月，还是由于健康状况，父亲要求转业到地方，被分配到三门县委组织部工作。转业前，父亲参加了为期两个月的军分区学习班，重点学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而后到三门县委组织部报到。据父亲说，当时他的工资级别是行政19级，月收入96元，与组织部长一样高。
到了三门组织部，组织给父亲安排的具体职务是县贫协办公室主任，并被选为省贫协代表。当时贫协工作很重要，省委书记亲自兼省贫协主席，三门县的贫协主席也由县委书记兼任，县委副书记兼贫协副主席。
1963年至文革前夕，父亲参加了三门六敖和余姚的四清工作，担任组长。

铮铮铁骨

文革开始，父亲被打成“保守派”，在斗、批、改运动中，造反派向他开刀。1967年7月的一天，他被工革军（造反派）抓到总工会的楼上，罚跪，拳打脚踢，皮鞭抽打，被打得不省人事。其实，造反派就是让他在一份悔过书上签个字，说签了就放他一条生路。可是硬气的父亲就是不签，并说：“要杀要剐随你们，我又没什么错，为什么要悔过，为什么要签字？”看他这么死硬，造反派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密谋转天要将他转交给农革军，让他尝尝农民兄弟的厉害。母亲闻讯，明白自己再不出手恐怕父亲就没命了，于是她机智地找到一位平日关系还不错的造反派成员，自己代笔给父亲写了一个所谓的“悔过书”，说：“他不签字我来签，保住人命要紧。”
要知道，当时的造反派无法无天，整个三门山雨欲来风满楼。县委梅建副书记、县教育局长被活活打死，特别是教育局长，据说打死后用绳子把他套在后山的树上，说他“畏罪自杀”。这些骇人听闻的恶性事件，着实让母亲心惊胆战。母亲瞒天过海签了字，救出了父亲。那一天，母亲请来了一位要好朋友，在她的帮助下，两个人搀扶着父亲回到了家。
据父亲说，文革中，他被关了两次。一次是1967年，在总工会楼上，他被关了87天；另一次是1968年，他被隔离审查后，下放到三门的六敖，在咸碱地里种棉花，长达4、5个月。粉碎“四人帮”后，父亲才得以平反昭雪，重见天日。

知足让利

1976年，父亲重新回到县委工作，他的第一个任命是担任县委群众团体（共青团、妇联、贫协、工会等）党委书记。1977年，当选三门县工商局党委书记，兼任副局长，负责全面工作。1985年调任三门县物价局党委书记。1993年退休回临海休养。工龄44年，其中在部队工作14年，地方工作30年。

现在，我要说说父亲最让我感动的两件事：

一件是离休变退休：上面说过，父亲是解放前入伍的，由于他把国庆日看得特别神圣，早于新中国诞生前三月就入伍的他，填表时庄严而虔诚地把自己的参军时间，填写为1949年10月1日，以至于变成了退休离岗。国家规定，离休和退休的分界线在1949年10月1日，因此他就吃了大亏。于是，他与同时参军的战友们在待遇上拉开了距离。别人拿的是离休工资，享受的是离休待遇；他却拿退休工资、享受退休待遇。母亲几次让他向组织反映一下真实情况，父亲却说，弄这个事要找人求人，太麻烦，我们的生活已经比大多数人好多了，够用就好。其实母亲也不光是为了待遇，主要还是为了荣誉，听父亲这么说，也就没有再坚持。这就是父母亲淡泊名利的高风亮节，是多么难能可贵的精神！

第二件是二让工资：由于文革期间父亲受到不公正待遇，不仅没有给他加工资，还被扣了4个月的工资不发。粉碎四人帮后，组织上准备给他上调两级工资。可是父亲以为，当时他的工资已经相当于三个一般工作人员的工资了，说够吃够用就好，一定要推让掉。1989年在物价局，也有一次加薪的机会，他也硬是让给了人家。

至退休，父亲的工资达到了行政十五级，是正县级的级别。当时尽管他的工资级别高，但是由于母亲工资并不高，据说只有22元，因此家里的吃用还是很紧张。我们四个孩子的学杂费、吃喝拉撒，再加上仙居爷爷奶奶要供养，母亲时常捉襟见肘。据母亲回忆，为了给我们交学费，她和父亲想了一个买贴花储蓄的办法。贴花储蓄，一张四元，每月贴10张，到年底正好拿出来交学费。我们兄弟姐妹四个，小的时候正逢三年困难时期，寄宿在外婆家，外婆自己吃糠饼，把仅为少量的大米熬成稀粥，给我们吃，由此她还得了浮肿病。

后记

下午听了父母的叙述，说实话，心里很不是滋味。想当年，父亲为了正义和理想，是何等的铮铮铁骨？他感恩于党，感恩于社会，在个人利益面前是何等的高风亮节，而今的官员在利益面前又是何等的表现？

2014年3月17日张辉整理

2019年夏，我与妹妹陪父母在居住小区散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