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1935年1月，长征部队一步一步深入西南腹地，逼近遵义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是否知道，他们正在接近最终使他们从失败走向胜利的转折点吗？</p> <p class="ql-block">这是一幅描绘战争场景的艺术作品。</p> <p class="ql-block">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中央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突围西征，湘江一战又折损过半。已经集聚起了足够的量变，质变已势在必然。但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的区别就在于，前者不能自然而然的实现，必须经过人们不懈的努力，忘我的奋斗去争取。在这方面，毛泽东的确不屈不挠。</p> <p class="ql-block">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把长征中毛泽东与张闻天、王稼祥的接近与沟通形容为担架上的“阴谋”，其实，毛泽东的这一工作在长征前已经开始……</p> <p class="ql-block">张闻天</p> <p class="ql-block">莫斯科中山大学</p> <p class="ql-block">张闻天与博古早就认识，两人都是1925年入党，当时，张闻天在苏州乐宜女中任教，到苏州高等工业专门学校演讲台下，听众中就有一名叫秦邦宪的青年，秦邦宪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起俄文名boryHoB，中文译作“博古诺夫”，名字起的也很合他的性格：bor是“上帝”之意。回国后，他的化名就是博古。</p> <p class="ql-block">博古</p> <p class="ql-block">博古1930年5月回国，比张闻天早七个月，这七个月可不能小看，它成为博古日后在张闻天面前总有一种优越感的重要发源。当时恰逢比博古更加大刀阔斧的李立三推行“立三路线”，博古从王明那里知道了共产国际对“立三路线”的态度，便和王明一起激烈的反对这一路线，李立三给王明六个月留党察看处分，给博古、王稼祥、何子述三人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四人都被调离中央机关。</p> <p class="ql-block">这是一幅描绘几位男士围坐交谈的艺术作品。</p> <p class="ql-block">米夫</p> <p class="ql-block">待米夫来中国收拾这个局面时，挨了处分就成了王明、博古等人的重要资本。米夫在中国最大的成果就是给中国革命带来巨大损失的六届四中全会，这届全会后，王明成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博古也反败为胜，先当团中央宣传部长，后成为团中央书记。</p> <p class="ql-block">王明</p> <p class="ql-block">1932年10月下旬，在上海的团中央机关遭到大破坏，几位负责人被捕后相继叛变，住在团中央机关的张闻天觉得无法再从事地下斗争，便提出到中央苏区去工作，博古不同意。此前，博古已经在临时中央委员会议上表示为加强中央苏区的领导，他要亲自前往毛泽东开创的中央苏区瑞金，他想把张闻天安排到北方局去开辟工作。</p>
<p class="ql-block">意见不统一便请示共产国际，共产国际回电：整个中央首脑机关从上海迁入江西中央苏区。</p> <p class="ql-block">1934年5月上旬，中革军委的会议上，张闻天批评博古、李德指挥不当，同敌人死打硬拼使红军主力遭受了不应有的重大损失。博古情绪激动，站起来大声说：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起义失败后，普列汉诺夫就是这样站出来指责党，说什么“本来是不需要动用武器的”。</p>
<p class="ql-block">通晓联共（布）党史的人都知道这句话分量很重，布尔什维克党人在党内斗争中创造了一个对各国共产党都产生重大影响的方法：动辄以机会主义路线头面人物比喻形容对方。考茨基、伯恩斯坦以及后来的托洛茨基、布哈林等人物的名字，统统都由名词变成了形容词，成为一发发可在任何时候对准任何不同意见者发射的沉重炮弹。</p>
<p class="ql-block">在苏联学习多年的张闻天当然深知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的分量，他平素温和沉静，这回却再也坐不住了。</p>
<p class="ql-block">两人争得面红耳赤，如果说博古与张闻天以前的分歧还偏重于理论或不涉及根本，那么，广昌一战是争论升级到谁是普列汉诺夫的地步，便自然不自然的要涉及路线了。张闻天已经在发言中说，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依靠李德，自己要有点主意了。</p> <p class="ql-block">这是一幅黑白照片，拍摄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初。画面中的男子戴着眼镜，穿着中山装，头发有些凌乱地竖立着。他的表情严肃而深沉，似乎正在思考什么重要的问题。</p> <p class="ql-block">会议不欢而散，到会的其他同志，无一人表示意见。</p>
<p class="ql-block">沉默变成一道裂缝，开裂着六届四中全会的坚冰。</p>
<p class="ql-block">最直接的结果导致了张闻天与毛泽东的大幅度接近，在云石山“云山谷寺”前的这棵黄槲树下的石凳上，张闻天把被形容为“普列汉诺夫”前后的苦闷，都对毛泽东谈了出来。</p>
<p class="ql-block">在此以前，毛泽东已经争取到了王稼祥。</p> <p class="ql-block">毛泽东与黄炎培先生亲切握手交谈的照片。</p> <p class="ql-block">当时，中央已作出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三人分散到各军团的决定。问题更严重的是，长征开始前，博古是要将毛泽东留在瑞金中央苏区的，是周恩来决意要将毛泽东带上参加了长征。</p>
<p class="ql-block">毛泽东知道张闻天这个态度后，立即向中央建议，把他和张闻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p>
<p class="ql-block">这一建议极其重要，而且十分关键，如果张闻天、毛泽东、王稼祥真的被分散在各个军团，就很难设想，遵义会议能否召开以及开成个什么样子？</p>
<p class="ql-block">这就是伟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伟人的历史主动性。</p>
<p class="ql-block">由于毛泽东的坚持，红军长征出发时，三个人都留在了中央纵队，成为以后新“三人团”的基础，如果说这就是索尔兹伯里所谓的担架上的“阴谋”，那么“谋”却在上担架之前。</p>
<p class="ql-block">长征出发了，在中央纵队里，三人团的博古、李德、周恩来忙于指挥战事。毛泽东便利用此特定环境，在与张闻天、王稼祥反复交换意见之中，形成一个毛、张、王新“三人团”的雏形，遵义会议的核心在长征之初便打下基础。</p>
<p class="ql-block">毛泽东后来说：在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一票，后来我实在不行了，我就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王稼祥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王稼祥做了张闻天的工作。</p> <p class="ql-block">李德</p> <p class="ql-block">对“老三人团”打击最大的是湘江之战红军损失五万之众，在湘江一江弯处尸浮江野。后来沿江百姓五年不食江魚、十年不喝江水，湘江战地被誉为：一草一木一忠魂，一山一石一丰碑。</p>
<p class="ql-block">博古深感责任重大，痛心疾首，情绪一落千丈。聂荣臻回忆说：过了湘江的行军路上，博古拿一支手枪，不断朝自己比划，被聂荣臻看见上前劝说，这可不是瞎闹着玩儿的，越在困难时候，作为领导人，越要冷静，要敢于负责。</p>
<p class="ql-block">博古情绪一落千丈，李德却变得暴跳如雷，不但豪不认错，反说湘江失败是意见分歧，因此贻误了战机。</p>
<p class="ql-block">只有周恩来一人在默默坚持工作。</p> <p class="ql-block">从1934年12月1日全军渡过湘江至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召开一个半月之间，中共中央连续召开了三个重要会议。</p>
<p class="ql-block">12月12日的通道会议</p>
<p class="ql-block">12月18日的黎平会议</p>
<p class="ql-block">1935年1月1日猴场会议</p>
<p class="ql-block">都是遵义会议的铺垫和准备。</p>
<p class="ql-block">虽说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也何其艰难！</p>
<p class="ql-block">毛泽东在推动这一质变发生的过程中，又何其坚韧！</p> <p class="ql-block">突破第一道封锁线进入湖南后，毛泽东就开始对张闻天、王稼祥谈论博古、李德军事指挥的错误，此时只是三个人小范围内讨论阶段。</p>
<p class="ql-block">突破第四道封锁线过湘江之后，毛张王开始在会上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从翻越广西北部越城岭的老山界起，中共中央领导内部的争论公开化了。</p>
<p class="ql-block">通道会议是第一个重要场所。在这个讨论红军行动方向的中共中央领导人紧急会议上，李德提出，让平行追击的薛岳部超越过去，红军在其背后向北转，与贺龙、萧克汇合。毛泽东坚决反对，力主西进，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进军。这个建议除张闻天、王稼祥外，又得到了周恩来的支持。</p>
<p class="ql-block">毛泽东第一次获得了多数。</p>
<p class="ql-block">因为是第一次，所以成果不稳固。会后，虽然中革军委“万</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