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乡一年间

清泉

一九六四年的七月，我完成了学业，从江苏省大丰县裕华初级中学毕业回乡，到一九六五年十月应征从戎，共一年零三个月时间。时间虽短，所经历的却让我一生都无法忘怀。

刚毕业那会儿，我还未满十七岁，因为从小在农村长大，懂得当农民的艰辛，因此，后来更多的体现了一个农民儿子的本色。就在这个时候，江苏出了一个回乡知识青年的典范一一董加耕，他回乡以后扎根农村，为乡亲们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他的事迹后来传遍全国。我正直青春年华，那种积极向上的心尤为突出，决心以他为榜样，做一个回乡的好青年。其实那个时候我想得也很单纯，就是一心为公，多为乡亲们做点实事。我这样想，也这样做。我把精力都放到集体上，做事不挑不拣，没有人肯做的，我去做；哪里有困难，我就出现在哪里；天要下雨了，生产队仓库场地上有东西没有收，不等队长安排，我就第一个赶到现场抢收。有一次队长不在家，我去场上抢收棉花，但太多了，来不及收，在仓库附近的一个叫陆志勤的社员看见了，立即赶来帮忙。虽然个人影响力有限，但无私的为大家做事，群众同样能受到积极的影响。

我的行动打动了队里的领导，不久队里把经济保管员的工作交给了我，这也是我回乡以后遇到的第一件事。所谓经济保管员就是现在的出纳会计，这在队里也是个经济大权。我知道这是社员们对我的信任，因此我做得競競业业。当经济保管员很烦杂，又要耐心细致，该为大家服务的要热心，该坚持原则的要不怕得罪人。当然这些都不算什么，留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一年的年终分红。那一天，我早早去信用社排队，取回我们生产队分红的钱，一共一千多元，这是我们生产队四十多户人家一年能分配的钱。回来以后，我按照主办会计的核算表，将毎户人家应分得的钱一包一包用旧报纸包好，写上名字，晩上开社员大会时分给大家。我记得最多的一户分得了一百多元，而大多数进钱的也就是几十元。无论多少，能拿到现钱的算是好的了，还有将近半数人家一分钱现金也拿不到，还透支。所谓透支，是一户人家一年全家劳动工分核算所得的钱，不够一年中已分得的粮食折合成现金的钱。造成这样的原因是因为家庭人口多，但劳动力少，而且工值低。那一年我们队毎十分工（称一个工）才六角多钱。那些透支的人家只能把账转到下一年偿还。我当时看到许多人家苦了一年拿不到一分钱，很难过，但这是那个时代的普遍现象。

第二件事，是我当时感到特别开心的，到现在还十分留恋。那个时候讲政治思想宣传，我们荣兴大队党支部决定成立一个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用文艺形式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毛主席的思想。我是才从学校毕业出来的知识青年，平时又喜欢吹吹笛子，自然是被选的对象。当时全大队共选了十二名男女青年，男生七人，女生五人。年轻人在一起唱唱跳跳，大家特别的开心，积极性也很高。当然困难也很多，首先是每次排练需要走很多的路。我们那个地方，没有村庄，大家住得很分散，远一点的来回要走七八里路，白天要劳动，所以排练都在晚上，有月亮的时候还好，但每月总有一半的时候要摸黑走路。但大家都很热心，除了天气恶劣，一般情况下都会自觉地到大队部去排练。男生家里除了埋怨做不了家务，阻力不大。但有的女生常常遭到父母的反对，因为怕男男女女待长了会出乱子。其实在那个火红的年代，农村男女青年之间相处特别的传统。排练的节目大都是当时流行的歌曲，小演唱，相声，有时也创作一点小节目。节目排练出来了，首先在大队部广场演出，演了一场又一场，后来演到了公社礼堂。因为那个时候文艺很缺乏，所以我们的演出很受欢迎，整个演出活动一直持续到第二年的开春。

第三件事很新鲜。那个年月，春节以后到春耕大生产开始，是一段农村春训的时间，对党员干部进行教育整顿。一九六五年的春训是三级干部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所谓三级干部指的是公社、大队、生产队干部。在我的家乡，那个时候象这样的学习培训，都是以大队为单位集中到公社所在地的集镇集中吃住的，我们大队有四、五十人，集中住在裕华镇东街居民家里，但吃饭要得自己开伙。找一个空旷的地方临时架两口大锅，一个煮饭，一个烧菜。也许我是个回乡知识青年，加上父亲是一个德高望重的老党员，支部书记有意给我压担子，让我去管伙食，也就是司务长。那个时候伙食费很低，一个人一天只有三、四角钱。接受了任务，我很努力，精打细算，早晚简单一点，中午尽量让大家吃饱吃好。为了能让大家几天改善一次伙食，毎天得压几块钱下来，这样四、五天就能让大家吃上一餐萝卜烧肉。第一次为大队里做事，大家很满意，我自己也很有成就感。

第四件事有点艰难。一九六五年的清明节前后，公社要开辟多种经营的路子，引进了一批桑蚕种，想让知识青年闯一闯。因为我们荣兴大队有两个裕华中学的毕业生，一个是四队的田永珠，叧一个就是一队的我，我们队还有一个从县城下放来的知识青年夏祝祥，我们两个队各分得一张纸的种苗（一尺见方的纸上布满蚕籽）。一张纸看起来很小，其实量挺大。接过任务，我们都很兴奋，但也很为难，因为实际上我们当时不具备养蚕的条件，主要是没有种植蚕桑。但是任务分配分来了，队长给我们鼓励，只好想办法去完成。蚕小的时候没有难处，但大眠过后，桑叶需求量特别大，而我们队里只让我跟夏祝祥俩个人来养蚕。按照分工，夏祝祥在家照料，我出去釆桑叶。附近没有桑树，只有一、二十里以外的上海农场管理的荒地上有分散的桑树。路很远，只有早出晚归。我带着点中午吃的干粮，一天釆摘下来还可以供得上第二天蚕吃的桑叶。但有一天出了问题，我太性急了，自行车骑得太猛，摔了一跤，把脚崴了，当天坚持着把桑叶采了回来，但到家后脚已经肿了，第二天根本下不了地，只能让夏祝祥去采桑叶了。由于他从未出去过，没有门路，一天下来没有釆到多少桑叶，根本不够第二天食用，可蚕是不能饿着的。正在犯难之际，我的同学田永珠和徐翠萍知道了，给我们送来了一大袋桑叶，我高兴极了，真是雪里送炭，让我们度过了难关。知道我脚崴了，第二天队里发动其他青年去釆桑叶。我们总算完成了那次实验任务，收获也很理想，上下都很高兴。

第五件事我终身难忘。这一年的下半年，我开始走上了政治生涯。那一年的五六月份，社教运动工作队进驻了我们大队。所谓社教运动，全称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那个年代，政治运动特别的多，社教运动是以对干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为主要任务的。但实际上毎次政治运动都对党员干部是一次检验，有没有革命事业心，有没有抵制贪污腐败，是根本检验标准。当然毎次运动都会有人从领导岗位上下来，同时又培养一批新人。一天，大队党支部书记沈兆章找我谈话。他对我说，你是个回乡的有为青年，大队党支部研究，经社教工作队同意，准备给你压担子，你先在大队挂个团支部副书记，而工作重点在你们第一生产队，任政治队长，配合生产队长做好队里的政治思想工作，好好努力，向党组织靠拢，争取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听了很激动，党要求我做的，一定要做好。那时我虽年轻，但我知道，要想做好政治思想工作，必须处处走在群众的前面，那样才能有说服力。于是我天天早上第一个来到队部，拿着喇叭筒喊话，让社员群众都能按时上工；在队里基干民兵早操讲评时，经常号召青年人处处要带头，做时代的先锋。在这期间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1965年的9月5号，我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大队部，接受党支部大会的审议，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一个多月以后，我应征入伍，离开了养育我的故乡，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开始了长达二十三年的军旅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