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放的岁月(1)华冲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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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五一”节，受沭阳同学庆毕业40周年聚会之邀，欣弟与在南京的三位同学约好一同前往。母亲得知此事后也要同往，想去看看一直挂念的已身患癌症的陈阿姨，父亲听说后，竟一扫平日哪都不想去的情绪，兴致勃勃地也要同去。这样，欣弟退掉了团体票，自驾车带父母同往。我晕车，有点犹豫，但父母分别已85岁和83岁高龄，便咬牙陪同前往。

为避开5月1日上午过长江大桥之拥堵，我们午饭后12点半出发。途径宁洛、长深高速及G205国道，中途只在洪泽歇了会；因节日免收过路费，一路畅行，下午4点即到沭阳。在高速出口处陈之子茅龙来接我们，直达陈阿姨家。

陈阿姨与爱人茅叔叔，是父母在华冲医院工作时的同事。陈与母亲是同乡，江苏沙洲人；茅是上海人，1962年南京大学医学院毕业，因家庭成分不好，分配到苏北的沭阳县医院工作，“文革”时又被全家下放到华冲医院。或是同乡，或是同命相惜，或是有共同语言，总之互相很谈得来。

“文革”结束，落实政策，父母返宁，陈与茅也返回沭阳县医院。茅叔叔是儿科医生，在当地很有名气，被称为“茅神仙”，可见其医术的高明。可惜的是，1990年患上喉癌，医治四年后复发并转移病逝。

晚上，我们住宿县城某酒店。父亲些许是活动比平时多了点，夜里数次小腿抽筋，疼得哼啊哈的，大家都未睡好。

在旅馆，我和欣弟分别与父母合影。

次日天阴下雨，欣弟去参加同学聚会，叫父母在旅馆好好休息。可父亲提出一定要去华冲医院看看，说恐怕以后就没有机会了。于是陈阿姨的儿子茅龙开车，冒雨带父母前往，我亦陪同。

沭阳县城到华冲镇约50里。一路上茅龙边开车，边解答父母的提问，边主动讲解。这是新沂河大桥，宽12米，4车道，比原沂河大桥宽一倍。这是新修的柏油马路，原沿河堤的砂浆马路早就废弃了。这里原是华冲街最边上的农技站，现在街已扩大扩长了……

到华冲医院门口正巧雨停了，我赶紧选景，给父母留影。才照完，雨又下开了。我和茅龙去车后备箱取伞，打开伞找不到父亲。父亲昨晚还喊腿疼来着，这会劲杠杠的，已冒雨走出老远。

父母从前门到后院，四周拐角都看了遍，找不到一点当年模样。母亲问茅龙：水井在哪？听说没有了，直说太可惜，应该保留。母亲还历历在目似地对我说：这儿原是药房，你爸工作休息的地方，这儿原是手术室，我忙时几天不回家，就在手术室吃睡……

据茅龙介绍，华冲医院90年代初开始翻造，可算是原地重建了。我们近看远望，完全是一座二级医院：三层楼的门诊室，宽敞明亮；四层楼的病房，陈设一应俱全。

今昔对比，父母不胜感慨：当年无自来水，用压缩水泵打井水，生活、医用全靠它；没有电，用汽油灯代手术灯照明；消毒只有一只立式打气消毒锅，取暖点装着烟囱的煤炉，在90平米的手术室里，开展腹部外科、剖腹产、宫外孕、头颈甲状腺、眼鼻喉、骨科及泌尿外科等。每天择期手术3-4台，加上急症手术，一天多达8台。每年“计划生育”期，男女结扎每天达50台。

当时华冲医院有医护、药检、后勤仅40人，其中 “文革”初期从沭阳县医院、淮阴地区医院全家下放到此、加上南京下放的父母近16人，夫妇同是医务人员的就有6户；他们都是苏州、南通、南京等名牌医学院、药学院和常熟、常州、南京等著名护校 “文革”前毕业的。较比当时县医院的医生(多数是到南京医学院定向培训两年毕业的“工农兵”大学生)，医疗水平高低显而易见，遇到疑难症时，县医院领导还经常来华冲医院聘请有关医务人员参加会诊。一时间，华冲医院的知名度超过沭阳县医院。

由此，在县城及县周边公社的病员都舍近求远，到沂河北的华冲医院来诊治求医，最高时日门诊量近千号，夜门诊也常有100-200号。五间约130平米、仅有15张病床的病房里，铺满自备麦草的地铺上，都睡着病重或等待手术的病人。每天查房，只能一字排开，查完床上病号，一声向后转，蹲下检查地铺上病号。约40平米的门诊候诊室更是挤满了病人，多数是在地铺上打针输液；手术室侧门外的走道里，刚手术后的病人也只能仰卧平躺在自家抬病人来的镂空小棚床上或地铺上，做麻醉术后的两小时观察。每天上下午，同样是全家下放的吴院长亲自到无处插足的候诊病人堆里复查，动员出院，几乎有20%的老年病人(咳喘、骨关节病等)恳求院长让他们留下，唯恐来回百余里旧病复发，医治不及。

特别是1976年地震期，在借来的社队晒棉花用的约40平米特大帐篷里，中央用盐水架作支撑，挂上汽油灯依然做急症抢救手术73例；由华冲公社各大队受命协助搭建的、分給各家医务人员的20个防震棚，因传染病增多，大家二话不说，全部转作隔离病房，分别安置伤寒、痢疾、疟疾、乙脑和流脑等传染性病人。

在华冲医院时，任药剂师的父亲还被沭阳县医院借调两年，主管药房制剂室培训，负责严把大型无菌输液的质量关；每天生产250和500毫升/瓶的生理盐水、5%和10%葡萄糖液各300瓶，供本县医院使用；保障了治疗安全，并大大降低了输液反应和病员医疗费用。

往事如烟，虽不堪回首，但父母都说，在华冲医院的工作经历是终身难忘的。在 “好人不下放，下放无好人”的年代，同为“天涯沦落人”的父母和同事们，却没有被“文革”运动冲击之虑，能全身心投入医护、医药工作；亦能在环境简陋、设备条件差的情况下，一专多能、同心协力、排除万难，攻克了诸多城市亦少见的疑难杂症，业务得到极大提高。可谓是，不幸中的大幸。尤其是父亲，1961年在上海某医院因“新三反”运动蒙冤，被停职药剂师工作近12年；未曾想，竟因下放，被“缺医少药”的苏北医院“启用”，使他发挥专长而奋发有为了一番。其间的感受更是一言难尽。

返回县城的路上，父亲想去沭阳县医院看看。原在城中的县医院因无法扩展，已土地置换至城东南，茅龙特地绕道带父母前往。遗憾的是，雨下的太大，无法留影，只好慢慢开着车，前门进，后门出，绕了一圈，隔着车窗掠影。父亲无比感叹：现在的县医院可与南京的三级医院媲美了，简直是易地新建了一座现代化医院。

两处的原貌都荡然无存，但勾起的往事却如数家珍，一路上静听母亲滔滔不绝的回忆。由此，也使我铭记了父母何以对这段下放岁月如此留恋的情结。

1973年初，已先“启用”并在高苴公社医院工作一年的母亲和下放在李套大队三年的父亲，同被“一纸调令”分配到公立的华冲医院。据说是父母拿着国家工资，不能为集体性质的公社医院和大队服务。我细算了下，父母下放沭阳九年余，在华冲医院干了六年，自1979年初回宁至今已近37年了。

于我，沭阳和华冲都是陌生的。前者是随父母下放和独自招工回宁途中的中转站，后者是偶尔回家探亲及帮着裁剪做衣的宿营地。1969年11月21日，随父母下放到沭阳县高苴公社李套大队后，我们姐弟仨及曾外祖母的户口就转为了农业户口。所以，当父母调往华冲，按政策规定，只准带一位子女时，我让唯一的弟弟随父母了(大弟于1972年5月心脏病复发病故)，如我同去，还得在华冲公社某生产队落户，我选择了“原地不动”。全家下放三年后，变成了我被独自下放。

光阴似箭。离开最初全家下放的李套大队也已40余年了，本应次日从沭阳向东北再行约100里去看看，但父亲身体吃不消，加上为鼓励陈阿姨与癌魔顽强抗争，我们答应“十一”国庆节一定再去看望她，并届时再行故地重游。

（2015.10.12）

下放的岁月(2)李套村孙圩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