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一）

劳动者

父爱如山 （石益平）

　　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七日(农历七月二十二)是父亲离开我们的日子。

自那时起我一直试图写点文字以为纪念，但总觉得有些事看得没那么透彻清晰，总想让时间的流水荡涤掉一些历史的浮尘，还原一个全面真实的父亲形象。

犹豫之间，时光飞逝若白驹过隙，三十一年过去了。去年底母亲也离我们而去，我竟也到了父亲离去时的年龄。我警醒自己，时不我待，该动笔了。

　　父亲石磊(原名蔡文彩)，一九二四年二月五日〈农历正月初一〉出生于江苏海门万年乡文涛村。不过当时肯定不是这个村名，是后来以该村一位抗日英烈命名的，这位英烈是我大伯蔡文涛。我祖父蔡国贤家境尚可，土改时定为中农，所以父亲自幼受到还算比较好的教育。父亲填表，文化程度是相当高中。

自我记事起，父亲就是威严的象征，尽管同事及邻里都认为他是儒雅和善的谦谦君子。母亲曾形象地说过父亲和我是猫鼠关系。这是玩笑，但很接近事实，因为父亲对我要求近乎苛刻，我一直避之不及。在成年之前，我一直无法予以理解。

我幼年时，父亲是李健区公所秘书，工作地点在城北的严家庄。现在看来几乎就算在城里，但当年交通十分不便，又没有任何交通工具，所以父亲就住在区公所，每周只回家一天。严格说父亲与我正面接触并不多，但他还是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和渠道对我进行严格的管束和教育，甚至不惜动用武力。

此生最为难忘的被父亲痛揍发生在我七八岁时的某个星期天。本来上午父亲照例检查了我的学习，情况还算不错，下午便带我去浴室洗澡。回家途中父亲经过昭阳镇镇政府传达室时让我在门口等候，他进去打了个电话。出来时一脸严肃地问我“昨天有没有干什么坏事?”我十分茫然，摇头表示否认。父亲大怒“究竞有没有?”我呆若木鸡，搜肠刮肚的确想不出做了什么坏事，于是回答没有。话音刚落，父亲的手掌在我脸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在回家的二十多米路上，父亲反复追问，我反复否认，父亲反复痛揍，两人澡算是白洗了。回到家中，父亲仍怒不可遏，怒火源于他认为我学会撒谎了。而我则委屈万分，委屈源于我压根不知自己干了什么坏事。

此后父亲的问题改为“你为什么撒谎”，我则自辩没有撒谎，于是再遭痛揍。如此僵持终不是个事，最终父亲提示“昨天中午有没有在昭阳镇镇政府传达室做坏事?”我努力回忆未果。进一步提示“你有没有用箭射京浦和宁燕?”买噶等!我终于有了记忆。

那年代家中没有卫生间，方便都得去街上的公共厕所，我家住在昭阳镇镇政府隔壁，此类事都是去昭阳镇镇政府院内的厕所。周六中午我去如厕，随身携带了自制的弓箭。出来后我在传达室与门卫老王闲聊时，发现我姐姐和邻居姬宁燕一块从镇里往外走，我便躲到门后，以一段芦苇杆作箭射向她们。门外两人吓了一跳，门卫老王哈哈大笑。这只是我童年生活中再平凡不过的一朵微小浪花，谁也没当一回事。谁知第二天父亲打电话时，平常老实甚至有点木讷的老王见了我父亲竟然想起了昨天中午的趣事，便对我父亲说“你家小伙好玩得扎实呢…”老王做梦也没想到，他随口一句话在我家掀起了多大波澜！

　　我据实向父亲叙述了整个事情，父亲在确认我是记忆上的问题之后，方才心平气和。之后又语重心长地给我讲了许多诚实做人的道理。

　 (这是我今生最早的 一张照片，拍摄于1955年9月21日兴化红星照像馆。背面有我父亲的字迹“益平生后四十天照于兴化”。那时的我还不能独自坐稳，照片中可见胸部有一只大手，母亲之后告诉我，那是保姆薛心田躲在椅子后面扶着我)

不管这其中有多少误解，有多少阴差阳错，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有了一个牢固的概念：撒谎是弥天大罪，万万不可造次。

（ 2）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汪诛的这两句诗流传甚广，它所传递的思想在中国可谓根深蒂固。在子女学习的问题上，父亲的思想是传统的。除了培养好的人品，父亲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学习了。

父亲抓我们学习有诸多不利条件，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每周只有一天在家，但这丝毫没影响他的决心。除了周末，偶尔他也会因公事路过家中，这时他也会抓紧机会，加强督促。曾经有几次我在校上课时，猛然发现父亲在教室窗外向室内探视，有时甚至自带小板凳悄悄坐在教室后门口听课。待到下课，他会和老师交谈，了解我的学习状况。周六傍晚或其它时候得空回家，如看到我们没看书学习，张口第一句话必定是“功课做好了没有?”这句问话弹性很大，狭义可理解为当天作业做好没有，广义可解释为该学的东西是否都掌握了。如何回答成为我的两难，即使从狭义上回答也是如此。回答尚未完成，下一句必定是“作业没做好怎么就玩去了”。即使作业全部做完也不敢理直气壮，因为接下来必定让我们拿出书包，第一步，亲自检查作业完成情况。如侥幸没有错误，接着是第二步，检查对老师所教内容的掌握情况，形式有背书，默写和做习题。

　　背书，父亲的要求是，凡已经教过的课文必须全文背诵，而老师只要求对诗词，短篇课文以及重要段落能够背诵。而且越接近期末，需背诵的内容就越多，难度就越大。这是件很让我头皮发麻的事。首先，贪玩的我很难将课本从头到尾熟记于心，其次，即使背得差不多了，在父亲的高压面前也会惊慌失措，屡屡出错。

默写，老师要求课文后所列的生字要会默写，而父亲的要求是凡教过的课文，所有字都要能默写。

背诵默写的同时，父亲常会穿插要求我逐句对课文内容进行解释，用相关词语进行造句等。

对算术的要求，同样凡是教过的必须都会做。最令我头疼的是父亲除从书本上划定测试题外，还会自编文字题。以父亲的知识功底，检查对错固然没有问题，但出题目就是另外一回事了，超出教学大纲在所难免，这就自然苦了学习原本就不怎么刻苦的我了。

　　这样的检查通常会持续到夜深，十一二点后父去睡了，而我需背的课文，需做的习题仍必须完成，然后叫醒父亲进行验收。尽管我总要将课文背得滚花烂熟，算术做得自认为无懈可击才敢叫醒父亲，但临阵总会慌中出错，中途卡壳。如此反复，挨揍也就在所难免了。

暑假期间，父亲会干脆让我带上书包去李健区公所和他同吃同住，完成暑假作业，并接受他的检查考核。

（3）

小时候，每当我因通不过考核而受到父亲责罚时，家里表现得最为不舍、最为焦虑不安的是我姨娘，她会在口中低声念叨“坑死”、“捣用”(灌云方言，倒运的读音，运气不佳的意思)，并尽可能伴随我身边，力图以她所掌握的知识为我解难(姨娘从小也曾接受过大约初小程度的教育)，但大多数时候总是爱莫能助。事后她也启发过我，与其每每临时抱佛脚，何不提前上紧呢。但当时贪玩的本性常让我好了伤疤忘了疼。不过，客观地说，父亲并不轻易动用武力，认真回忆起来，似乎仅局限于不许撒谎和认真学习上。

　　我六七岁时，和父母同住在家中西房间，房间里有两盏灯，一盏吊灯，一盏床头灯。床头灯的开关是一根电线末端连着一个按钮。一天晚上父母外出，我临睡时关床头灯，在关掉灯的同时将按钮也拽掉了，不知轻重的我安然入睡。

夜间父母回家后，父亲试图打开床头灯时，手直接捏在了裸露的电线铜丝上，万幸的是西房间北半部分是木地板，父亲被麻了一下，并未酿成大祸。

面对被惊醒的我这个应该被痛揍一顿的罪魁祸首，父亲甚至没有厉声斥责，在问明缘由后，他心平气和地跟我讲了简单的常识和应对办法。事后我才从我的邻居，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无所不能的韩家树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的极端危险。

　　我们家算是干部家庭，至少文革以前是这样定位的。为避免一些干部子女容易出现的毛病，父亲常对我们进行针对性教育，打消可能滋生的优越感。他还鼓励我们与周围百姓的孩子们交朋友，学习他们勤奋学习，勇于吃苦的精神。父亲还曾对我进行过一次别出心裁的教育。

某个星期天，父亲检查完作业说要带我出去走走，我十分诧异，但也不敢多问，便跟随而去。行进路线是沿小南门城墙外一直绕到东门附近，那时这一带聚居着不少贫困家庭。我看到一些年纪和我相仿的小孩坐在旧草屋的门槛上以板凳为桌做作业;比我稍大一点的孩子举着铁锤陪父亲挥汗打铁;一些衣衫蓝褛的人沿街乞讨……父亲不时提醒我关注一些重点的人和事。回到家后又耐心启发我与这些人比生活条件，比学习环境，比吃苦精神。这趟短暂的出行让我似乎明白了许多，也始终镌刻在我们记忆中。

　　父亲并非始终刻板严肃，偶尔也有童心未泯的时候。夏日午后，门窗大开，父亲与我在堂屋检查作业，一两只麻雀跳进寂静的屋内觅食，父亲忽然起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关闭门窗，麻雀惊慌地在屋内乱飞，轮番向前后窗的玻璃上乱撞，最终撞晕而束手就擒。夜晚，有时在屋内检查作业时听得屋沿下悉悉作响，父亲会迅速搬来梯子，手执电筒，从屋沿下掏出一两只麻雀。这些战利品被父亲用绳子一拴，成了我的玩具。需要说明的是，麻雀如今是被保护动物，而当年被列为四害之一。

　　父亲觉得课余之间我运动似乎很少(至少他是这样认为的)，因此体格不够健壮。他亲自去铁匠处订制了一副铁环，自己玩熟练后又手把手教会我，然后让我上学放学时沿街滚动。甚至后来还在堂屋的横梁上挂了一副吊环，希望我强身健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