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文宜 ☆ 忆敬爱的杨之华同志

黄汇源 花猫和他的朋友们

作者：李文宜女士

编者：我是沙地青衫客

萧山唯一的女革命家杨之华女士肖像画

编者按：本文作者李文宜女士（1903～1997），烈士罗益农之妻，1928年去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与杨之华同学，两人多有交集，1943年加入民主同盟。李文宜女士比杨之华小二岁，就像一对小姐妹，由她来写回忆杨之华的文章，更真实更丰满。

以下为正文：

忆敬爱的杨之华同志

我敬爱的杨之华同志，是我党早期妇女运动领袖之一，是杰出的女工群众工作领导者，无产阶级的优秀战士。不幸在十年浩劫中，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诬陷入狱，迫害致死！使党失去了一个好女儿，我们失去了一位好同志，革命事业遭受了莫大的损失。她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她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杨之华同志是永垂不朽的。



美好的印象

一九二七年初，北伐革命势力，胜利地统治了武汉，国共两党的中央迁来武汉，各方进步人士云集武汉，热气腾腾的武汉成了革命政治中心。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的早晨，武昌阅马场红楼的会议厅里，正在举行群众大会，讲台上一位二十多岁的女同志正在作政治报告。她身材苗条，眉目清秀，仪态大方，声音清脆，讲得有条不紊，丰富多采，博得了听众的阵阵掌声，给我留下了美好的深刻的印象。她就是我党中央妇女委员会的书记、上海各界妇女联合会的主席、瞿秋白同志的爱人杨之华同志。这是我第一次见到她，她还不认识我呢。

不忘女工

一九二七年七月，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了。“八七”会议后，我调到中央长江局工作。之华同志随秋白同志常来长江局开会，我和她熟悉了，她知道我由公开活动突然转入地下工作，定会感到不习惯，感到苦闷，就亲切热情地慰勉我。从交谈中，我知道她也很焦急不安，她关心的是广大党团员和群众在白色恐怖下的遭遇如何，以及他们的革命情绪的能否保持。有一天她约我到一位姓曾的女同志家参加座谈会，到会的女党团员十来个人我都认识。之华同志在会上谈了形势的变化，鼓励大家继续前进，到女工群众中去交朋友，了解她们的情况，关心她们的痛苦，团结她们参加斗争;她说工人阶级是最勇敢、最坚强的，只有在工人群众中学习工人阶级的本质，才能锻炼自己的革命性;她还说形势变化了，要提高警惕性，同志互相之间不要称名道姓，可以按年龄大小以姊妹称呼。从此我们都称呼她大姐，以上这些话听起来平淡，想起来言简意深，是她多年工作实践中的经验之谈啊！

她曾告诉我，她在上海大学学习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党的领导下参加过工会工作，她说男工友只有资本家、军阀、帝国主义的压迫，女工友则还要加上男人的压迫，如“同工同酬”还只是争取的一个口号。她说女工的工作，只有女同志去做方便。当上海大学迁到闸北后，之华同志就经常在闸北区的工人棚户里进进出出，晚上到女工夜校教课，关心她们的疾苦，启发她们的觉悟，组织她们加入工会，使她们和男工友一起形成巨大的力量。由于她在五卅运动前的辛勤工作，打下了很好的思想基础，所以运动一来就显示出了男女工人团结战斗的力量。正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日本帝国主义枪杀了顾正红，广大工人群众愤恨极了，起来参加反帝爱国的示威游行，女工们的队伍排在最前列，勇敢地高呼打倒帝国主义！”一九二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二七年初，上海工人三次起义的总同盟罢工斗争，女工们也参加了，她们和男工友一样高喊：“打倒直鲁军阀！”“欢迎北阀军进上海！”“成立工农兵的上海政府！”确实，上海工人的政治觉悟的提高，决非一日之功，党和工会的领导同志不知浇灌了多少心血，也是和杨之华同志平日的努力分不开的。

妇委分工

九月下旬，之华同志随党中央迁回上海，十月初我也到了上海。不久，之华同志提出重新组织中央妇委会，在酝酿人选时，她谦虚而诚恳地说：“女同志中向警予的理论水平最高，意志坚强，工作踏实，我最佩服，可惜她要搞工运留在武汉，不愿担任中妇委书记。蔡畅同志能力比我强，应当是她当书记但她也不肯，我只好服从组织的决定。”在第一次妇委会上，为了白区工作的需要，她又一次提出妇委委员之间应以姊妹相称呼，排行是：之华是大姐，蔡畅是二姐，哲时老三，老四后来叛变了，五妹是小超，六妹忘了是谁，七妹是姓朱的女工同志，八妹是庄东晓。我们还分工联系几个工人集中的区，如沪东、沪西、法南、闸北、沪中、浦东等区。我分在闸北区，我去参加过两次女工座谈会，但因我刚从武汉到上海，语言不通，在会上和聋哑残废人一样不起作用，我很难过的不再去了，辜负了之华大姐对我的希望，也得到了她的谅解。

恋爱婚姻

在上海我每次去看之华时，她都非常热情地接待我，同我谈心，由此我了解到她的经历。

之华同志是浙江萧山人，家庭是破落地主，父亲有时经商，母亲是家庭妇女，有哥哥和妹妹各一人，她十七八岁时读中学。“五四”时代的青年，思想是很活跃的，哥哥有位同学叫沈剑龙，品貌出众，精通诗词，爱好音乐，常到杨家作客，他和之华恋爱了，托人来杨家说媒，之华的父母认为沈家是当地大户人家，怕女儿将来受歧视，不敢高攀这门亲事，拒绝了。但剑龙的父亲沈玄庐是知名的开明人士，主张婚姻自由，很赞成他们结合，就在沈家大花园里，举行了一个盛大的茶会，宣布他们结婚，开当地风气之先，废除了办婚事的陈规陋习。之华和剑龙这对新婚夫妇，立志不作依靠家庭生活的寄生虫，到农村去办了一所新小学，自任教师，他们感到无比幸福。

过了一段时期，之华怀孕了，剑龙不耐农村生活的单调，朋友邀他到上海闲游，他沉溺于十里洋场灯红酒绿的生活，乐不思蜀。剑龙的继母是位贤惠温和的日本妇女，照料之华生下了一个女孩，取名独伊，意思是只生这一个，无限怨恨之情可以想见，但她仍然爱剑龙，她把孩子放在沈家抚养，自己到上海寻找剑龙，并千方百计想感化他回头，终于无效，她失望了，就在上海进了体育学校，接着又进了上海大学，在这里她开始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

之华在上海大学很爱听瞿秋白同志的讲课。她的思想进一步倾向于革命的真理--马列主义。秋白的爱人王剑虹，是之华上大的同学和好友，剑虹不幸得了肺病，之华去慰问，剑虹不久去世。秋白在悲痛中得到之华的同情和安慰。当她发现秋白有爱她的迹象时，便立即返回母亲家，逃避与秋白接触，因自己还是有夫之妇，虽与剑龙感情上已发生了裂痕。

在暑假中的某天，不料秋白竟找到杨家来，敏感的哥哥，理解妹妹的难处，把沈剑龙请来作陪。聪明的剑龙和秋白一见如故，就把秋白、之华接到沈家。他们到了沈家，先在书房，后在花园推心置腹地各诉衷曲，谈了两天；秋白也把他俩接到常州自己的住处又谈了一天，终于解决问题。

之华说到这里，笑对我说：“你会想不到秋白的生活是那么穷困，一间斗室，家徒四壁，连一张椅子都没有，三个人只好坐在一条破旧的棉絮上，终于谈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来，真滑稽。”

而他们之间又是怎样解决的呢?

“在《民国日报》上同时发表了两个启事：一是沈剑龙、杨之华的离婚启事，一是杨之华、瞿秋白的结婚启事。这件事成了当时上海破天荒的新闻。”之华叙了这段动听的故事，使我不禁赞叹地说：“原来你是一位反封建的闯将！”她还捧出一盒信件给我看，说剑龙很敬佩秋白，两人成了知心朋友，互相通信，这些就是剑龙给秋白的信。我打开一看，看到许多封字体秀丽、文字优美的信，还有些是与秋白唱和的诗篇。引人注目的还有一张剑龙的六寸半身照片，他剃光了头，身穿袈裟，手捧一束鲜花，旁边题了“鲜花献佛”四个字。是他赠送给秋白的。他把之华视为鲜花献给秋白，认为秋白比自己更高尚，他对秋白的敬爱虔诚之意可见，他以高洁献佛的的心情成全秋白和之华的结合，不是凡俗的庸人所能理解的。

之华抛弃了富裕人家少奶奶的生活，选择了无产阶级战士为终生伴侣，如果没有革命的理想和人生观是做不到的。

北上同行

一九二八年五月下旬，秋白已先去莫斯科。之华也要去参加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我是去学习的，就结伴同行，行前她把六岁多的独伊带在身边。这时我阔别半年多的老母，听说我将远行，特地从武汉赶来上海阻止我，怕我一去成了断线的风筝，再难回到她的身边了。之华知道后怕我思想波动，鼓励我前进不要动摇。我们终于成行了。我们乘坐的是海轮货舱，空气很坏，我晕船躺倒不能动，呕吐不能进饮食，全靠之华大姐无微不至的照顾，船行三天到大连上岸，然后乘南满铁路火车，换中东铁路火车到长春，一路经过的城市，都有日帝和沙俄殖民地的标志，真是触目惊心！每到一地都有人联系。我们到长春后，就改换装束，梳着假发髻，扮成北方农村妇女的模样，并且尽量少讲话，以免露出南方口音。根据组织上的安排，还各有一位男同志陪着我们，扮成夫妇同行，感到很别扭。从长春继续前行，由于安全的需要，我和之华母女，一路上有分有合。每到分别时，总是依依不舍，不知能否再见，重逢时看到彼此平安无事就高兴得拥抱起来。到满洲里过国境时我们又重逢了，还合乘一辆马车，车夫是苏联人，到伯力后我们又分手了。我是和出席中共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徐特立、何叔衡、方维夏等乘火车经贝加尔湖去莫斯科的，因学校九月才开学，我被安排住在六大开会的一个庄园里。之华、秋白已先我到了那里。



在莫斯科

中共六大开会后，代表们留在那里学习。一个多月学军事，练习使用各种类型的枪枝，练习打游击和巷战，大会工作同志和旁听的我也能参加。我和之华编在一个班，一班五人，三个班一排，三个排一连，三个连一营，共两个营。我们的营长是刘伯承同志，另一位营长是王贝同志。演习打仗时，两个营都是彼此的假想敌。女同志怕当俘虏，冲锋时特别勇敢，很有意思。

这时，第三国际也在莫斯科开第六次代表大会，秋白和之华住进了柳克斯大旅馆，我住进中山大学宿舍，中大后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之华在国际大会和在中共大会时一样，毫不放松机会，每天找代表谈话。在中共六大时调查了解当时各地的妇女运动情况，在国际会议中她请翻译帮忙，了解各国妇女运动情况，写了两本笔记。她同秋白一起回国，不便带走笔记本，就托我带回国。后来，我回到上海，托培之放在报馆里保存，不幸丢失了。至今回想起来还深感自责。

我在中大编入特别班，之华也来我班学习。这个班的同学除之华和我外，还有吴玉章，林伯渠、何叔衡、徐特立、方维夏、夏曦、董必武、江浩、叶剑英、钱介磐、李国瑄、赵世兰、王贝、姜震寰、杨子烈等(董必武和李国瑄于一九二九年春转到列宁学院去了)。别的班上的同学称我们班为老头子班，因多数人年龄较大，学习又都用功，空气自然比较沉闷。之华同志性格活泼，她一来到班里，好象水里有了鱼，林中有了鸟，顿时热闹起来，有了生气，常见她在校园里参加篮球、排球等活动，学习上她很用功，讨论时发言很中肯，学俄文进步也很快，在和王明宗派小集团的教条主义的斗争中，她明辨是非，立场鲜明，因而也和其他同学一样受到严重打击，甚至受到严重处分。她还为秋白的弟弟瞿景白遭暗害而悲愤。

约在一九二九年夏，秋白肺病复发，之华陪他去南俄海边疗养，那时活泼可爱的独伊已送进了国际儿童院，她走前托我代她照看小独伊。一九三〇年春，中国党内发生了立三路线的错误，之华随秋白经欧洲赶回国了。我是一九三一年党的四中全会后回国到上海的。“三八”后，组织决定我进工厂。

回国之后

我进沪东区杨树浦老怡和纱厂的第一天，早晨五点多钟，远远地望见在昏黄的路灯下，紧闭着的两扇黑铁栅门前，站着一位女工打扮的俊俏身影。走近一看，原来是之华同志在那儿等我，她把我介绍给一位姓曹的女工同志，叫我称她为“表姐”，准六时，大门开了，越来越多的工人们一拥而进，“表姐”带我进了厂，我开始成了这个厂细纱间的养成工(学徒工)了。

一九三二年二月我因反对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被开除党籍(一九四五年冬恢复了党籍)。在极端痛苦的岁月里，之华同志还到我的亭子间里来安慰我，说我能写工人需要的大众诗歌，叫我到秋白处搞文化工作，但因她没有告诉我地址，结果没有去成。又一次，她拿了一卷茅盾写的《子夜》手稿来，说这是给秋白看的，秋白一时没空，要我先看看提出意见，我随手翻阅一下说：“这部精心巨著我哪敢提意见，在这种动荡的环境里，万一遗失岂不可惜，你还是带回去吧。”但我心中万分感激之华，她是多么信任我啊！

一九三五年的夏季某日，我看到《申报》上报道了秋白同志遇害的消息，心里万分悲痛，也更加怀念着之华同志。

开国重逢

一九四九年二月我来到解放了的北平，三月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之华同志从延安来，我们含着眼泪笑着拥抱在一起了。她说很想和我住在一起，有多少话要跟我谈呀，我们已有十几年没见面了。从她的谈话中，我才知道她的处境艰难。在那漫长的岁月里，她在上海当过蛋厂女工，在苏联因涉嫌被隔离失去自由，回国路经新疆又被盛世才抓进监狱，还是恩来同志营救送回延安......她说着送了一张在延安的照片给我，照片上她抱着独伊的小孩，啊！小独伊已经当了妈妈了啊！我们真有说不完的话。

这年九月，我们都参加了全国政协第一次大会，以及天安门庄严肃穆的开国大典。她每次看到我都欢乐地拥抱我，拉着我跳舞，她总是这样乐观、活泼、真诚、热情。十二月在北京召开亚洲妇女代表大会，筹备期间，全国妇联领导要我写一篇发言稿，我不知写什么好，感到很窘，交不出稿来，幸亏之华同志启发帮助我，以党的统战政策为主要内容写成，她还为我修改好。在大会发言时得到了与会者的好评。我想，这好评不是对我的表扬，而是对之华同志的表扬啊！

随后，她担任全国总工会的女工部部长，家住南长街八号，上有八十老母，下有女儿、女婿、外孙，可谓四代同堂。我每次去看她，都看见有许多人坐在她家里和她谈工作，她虽年过六十，但工作起来总是精力充沛，一丝不苟，还经常孜孜不倦地阅读党的重要文件和书刊一直到深夜。她的母亲对我说：“之华太劳累，怕她身体吃不消啊。”

她在兼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时，认真负责地搜集有关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那时我在中央劳动部工作，有些工矿企业，忽视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工人也不遵守操作规程，往往造成原本可以避免的伤亡事故。我把情况讲给她听，她非常注意，虽然不属于她分管的范围，也总是关切地过问，想方设法去减轻工人的痛苦。



最后见面

记不清是哪一天了，大概是一九六四年的一个星期日，我接到两个电话，一个是吴晗夫妇约我游颐和园，另一个是之华在电话中告诉我，由于女婿李何以及在大学学习的外孙在半年内相继因病死亡，独伊受刺激患了失眠症，约我一起去游园散散心。我想，他们两家相距不远，就相约一起同游。我们从后湖游起,因为那里比较幽静，便于谈话。中午，吴晗请我们在听鹂馆吃了饭各自回家。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见过之华同志了。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吴晗因写了《海瑞罢官》剧本遭殃，屈死于冤狱，而我最亲爱的大姐之华同志也被诬为叛徒在狱中受尽折磨与世长辞了。

党中央粉碎了“四人帮”后，为之华同志举行了追悼大会平反昭雪。敬爱的之华同志，你那美好的心灵，热情的笑容，坚持工作的毅力，助人为乐的精神，尤其是你给我的慰藉与帮助，鼓励与鞭策，深深铭刻在我的心中永不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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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人玫瑰，手留余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