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寻常的节日之旅

章兴武

　　国庆节的第一天，我们没有凑那个热闹，去游览名胜景区，而是寻找了一处不多见的“红色文化”旅游胜地。我们一家人不仅在这里了解到了以往不曾触及的历史，对一些熟知的人物，通过图片、实物和场景再现，又加深了印象。特别是对我小孙子来说，这就是一次极好的爱党、爱国的传统教育。

我们来了一次不同寻常的节日旅行。

我们首先来到了电影《我的父亲焦裕禄》的拍摄基地。在那里看到了以前电影、电视剧中没有看到的场景，焦裕禄家住过的小院、住房、室内陈设、实物以及兰考县委大院等，墙上的一幅幅照片，讲述着焦裕禄鞠躬尽瘁，一心一意为人民的故事，仿佛让人有一种置身其中的感觉。

我的小孙子也很好奇，不住的问，“焦裕禄是谁？”，“他为什么要那么做？”，“他都生病了为啥不去医院？”等等。我们也逐一给他讲解。

到了图书馆，他还饶有兴趣的翻看一些过去的书籍，工作人员专门为他找了一本《毛主席手书》，他坐在桌前像模像样的看起来。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之后，我们又来到了《国务院直属干部学校》（简称：五七干校）。

以前对“五七干校”这个名称有所耳闻，只知道是干部下放劳动，但不知道，为什么干部要下放劳动，这样做有何意义？通过展览《前言》、一些实物资料和讲解员的解说，才弄清楚了其中原委。

　　形成背景

1966年初，毛泽东对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已经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此时，他认为，在中国已经有相当大的一部分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落入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手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有，省里有，地区一级有，县一级有，公社一级有，甚至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一级也有。而且，从面上看，工厂、机关、学校、部队里面，都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随着毛泽东这一认识的形成，他对干部参加劳动的问题，更加感到迫切了。可是，他看到，过去中央光是号召干部参加劳动，但各地执行的情况很不一样，可以说，大部分没有认真执行。许多地方流于形式，走过场。

　　正当毛泽东认真考虑这一问题时，林彪给毛泽东寄来了一份报告。林彪寄给毛泽东的是1966年5月2日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给中央军委的报告。这份报告说，从近几年的情况来看，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一）恢复了我军的老传统；（二）可以为国家开垦一批农田；（三）可以为国家提供一批粮食；（四）全生产的部队仍可进行一定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五）边疆部队搞生产，可以同发展边疆经济、建设国防结合起来，具有特殊意义。我们总的想法是：假如军队在战备时期多搞点生产，在三五年内为国家提供四五十亿斤粮食，这就等于准备好了大约七八百万人一年的军粮。这是战备的物资条件之一。

毛泽东看了这个报告后，肯定了报告中提出的五条做法和总的想法。但毛泽东考虑问题的思路，却不限于军队生产的范围。他考虑得更深更远。他由军队搞生产，联想到办一种“大学校”的问题。这种“大学校”，各行各业都要办。在“大学校”里，可以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生产，由此形成一个体系。这个体系，正好与他1958年所设想的办人民公社的初期思路相合。

基于这一考虑，毛泽东于1966年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这封信也就是著名的五·七指示。

　　原文

毛泽东于5月7日给林彪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林彪同志：

你在5月6日寄来的总后勤部的报告，收到了，我看这个计划是很好的。是否可以将这个报告发到各军区，请他们召集军、师两级干部在一起讨论一下，以其意见上告军委，然后报告中央取得同意，再向全军作出适当指示。请你酌定。只要在没有发生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军队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即使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条件下，很可能也成为一个这样的大学校，除打仗以外，还可做各种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八年中，各个抗日根据地，我们不是这样做了吗？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教“四清”运动；“四清”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但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兼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

同样，工人也是这样，以工为主，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也要搞“四清”，也要参加批判资产阶级。在有条件的地方，也要从事农副业生产，例如大庆油田那样。

农民以农为主（包括林、牧、副、渔），也要兼学军事、政治、文化，在有条件的时候也要由集体办些小工厂，也要批判资产阶级。

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商业、服务行业、党政机关工作人员，凡有条件的，也要这样做。

以上所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意见、创造发明，多年以来，很多人已经是这样做了，不过还没有普及。至于军队，已经这样做了几十年，不过现在更要有所发展罢了。

毛泽东

1966年5月7日

红色之旅

　　实行过程

1966年8月1日，正是八届十一中全会开幕的当天，《五·七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中向全国公布。全国各大小报刊都转载了这篇社论。社论评价说：“毛泽东同志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各种经验，研究了十月革命以来国际无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各种经验，特别是吸取了苏联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实行资本主义复辟的严重教训，创造性地对如何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保证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这些问题，作出了科学的答案”。“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的革命化大学校的思想，就是我们的纲领。”[5]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把各行各业办成红彤彤的毛泽东思想大学校”的口号风行全国。走“五·七”道路成了一种时髦。

大批国家干部下放到各地的五·七干校劳动。

　　评价

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15日批转“五七指示”时指出：“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划时代的新发展。”从毛泽东的“五七指示”中可以看出，毛泽东此时已经把办军队式的“大学校”与“党政机关工作人员”联系起来，认为“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也要这样做。此时，他的思路已经向把干部集中起来办“大学校”转变了。在这个“大学校”里，不光是参加生产劳动，而且把生产劳动与学习军事，学习政治，学习文化，批判资产阶级联系起来。但是，毛泽东的这一思路，只是初步的。他也只是在提到工人、农民、解放军、学校都办这种“大学校”的同时，提了一下干部。具体怎么办，他还没有考虑好。

　　按照《五·七指示》的设想，将会形成如下的社会：

第一，一个逐步消灭分工的社会。按《五七指示》来做，每个单位都有工、有农、有学、有兵，从而可以自成体系，自给自足。社会各行业之间的专业区别将消失。很显然，这是用自然经济的思想来改造社会，同社会发展专业分工越来越细，生产社会化程度越来越高的趋势背道而驰。

第二，一个逐步消灭商品的社会。《五七指示》提出的“大学校”是对把人民公社办成一个“小社会”这一思想的继续和发展。毛泽东设想由军队带头，在各条战线搞起来。但人民公社内部工、农、商、学、兵五业俱全，而“大学校”里只有工、农、学、兵，砍掉了商业。这是毛泽东的疏忽吗？不是。这是毛泽东经过60年代初期的几年探索和研究之后，下了决心，要逐步消灭商品生产和货币交换制度。办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的“大学校”，是他设想出的消灭商品的途径。

第三，一个平均主义的社会。毛泽东提出消灭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目的是要消灭工农、城乡、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这三大差别，实现人们在劳动、教育、物质生活方面的平等。但他不是在生产力极大发展的条件下来消灭三大差别，而是用平均主义的办法消灭三大差别。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对军委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的批示，简称《五七指示》。报告说，军队搞生产确实是一件大事，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经济意义。毛泽东在批示写到：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参加工厂、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完了，随时都有群众工作可做，使军民永远打成一片。又要随时参加批判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斗争。这样，军学、军农、军工、军民这几项都可以兼起来。当然，要调配适当，要有主有从，农、工、民三项，一个部队只能讲一项或两项，不能同时都兼起来。这样，几百万军队所起的作用就是很大的了。并要求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毛泽东还指出：“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5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毛泽东的批语和总后勤部的报告。这个批示反映了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一些认识和超越阶段的构想，在它 “文化大革命”时期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西北的这个“五七干校”，仅国务院就有近五十多名干部下放劳动。这些高级干部中，从部长级到厅局级，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专家学者，有大学教授等等，他们都是党和国家宝贵财富。

国务院直老干部名单

老干部风采

最后我们荡漾水波，爬山览景，一个富有意义的节日旅行结束了。

湖水清清 小船轻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