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怀的岁月》 作者：崔元超 编辑：段 清

段清

《难以忘怀的岁月》

一一追思我的兵团岁月和农垦情怀

应老同学、好发小段清先生的盛邀，让我为由他主编制作的《北大荒的召唤》（二）写点什么。原想推拖，但思虑再三，实在是难以割舍淬炼我人生、培养和激励我成长的北大荒及垦二代的情怀，只好提笔献丑了。

我叫崔元超，1961年春天出在天津，父亲崔可法、母亲李砚琴均是天津人，1958年来到北大荒，是典型的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垦荒一代。我出生4个多月就从天津大都市，随母亲回到了原农垦部牡丹江农垦分局856农场，成为全场年令最小的“支边青年”，在小青山下的文工队司鼓大叔及全文工队伯伯、叔叔、阿姨的热情照顾下成长起来（因当时我父母均是文工队的“台柱子”，演出、排练任务繁重，无暇照顾我，因此我就成了文工队里的“公有财产”）。1964年因牡丹江农垦分局和合江农垦分局合并成立了东北农垦总局，隶属农垦部，我随调入东北农垦总局话剧团的父母一起，搬迁到了总局所在地佳木斯市，并于1967年春天进入东北农垦总局子弟学校读书。1968年7月我又随着下放锻炼的父母，在麦浪翻滚，大地一片金黄的收获季节，来到了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四师38团19连，正式开启了我人生当中最难忘、最受益、最经受身心淬炼和磨砺、最有成就感的兵团岁月和农垦情怀之旅。

铭心刻骨的兵团岁月

一一兵团四师我少年梦想启航的福地

1968年7月25日，我们一家从佳木斯乘火车到达了38团团部一一卫星火车站，又转乘解放牌汽车，拉着家具、衣物及盆盆罐罐，一路颠箥地来到了下放的地点19连。至今记忆犹新的几件事与大家分享。

第一部份，初到连队

一是从城市的楼房到连队的马棚，居住条件形成巨大的反差。因为我们一家来的突然，连队一时没有现成的住房安置我们，连长将我们一家安排在了连队的一处闲置马棚改建的临时住房。印象最深的是到连队的第一宿，被跳蚤咬的一身包，害得我母亲第二天紧忙找连队卫生室，要了敌敌畏和六六六粉撒喷在屋内，才部分制止了这些小害虫的不礼貌行为。

二是这个连队不太欢迎我们

因为历史原因，我父母是作为文艺黑线人物，来连队下放改造的，加之父母出身都不好，父亲又是在北京石油学院读大二时被内定为右派，勒令退学的敏感人物。我在连队的小伙伴眼中是城市来的“狗崽子”，我母亲在连队的大嬸、大娘眼中，又是自侍身份的城市女人，因此，我们一家人一时间成了连队的“另类”，一时很难融入19连这个新的大家庭，大家相互之间都需要一个熟悉、沟通、适应的过程。

三是真正体验到了什么叫做城市孩子与连队孩子的区别，以及什么叫做北大荒“大烟炮”的厉害

当时连队还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去队部前的水井去挑。那口井的井沿及内壁是用石块镶嵌的，井口上用铁管架着一具木质滚筒，上拴一根棕麻绳，摇把是一根因使用时间较长而磨的锃亮的铁棍（这种井就是我们常说的辘轳把井）。因我父亲一到连队很快就被抽调到团部，参加样板戏《沙家浜》的排练，我很快就进入了帮助母亲挑水劈柴的角色。记得一入冬井台上全是冰，铁摇把冰心刺骨。一天我在井台旁遇见了几个“嗄小子”，不怀好意地告诉我冬天的井摇把很甜，你敢不敢用舌头舔舔，并激将我肯定不敢试。当时虽然明知有猫腻，但逞强不服气的虚荣心，致使我果断地用舌头舔了冰冷的铁摇把，结果就是一下子被牢牢地粘住了。听着几个“嗄小子”兴奋的叫喊声，我屈辱的泪水一下子涌了出来。为了不再被嘲讽，我不计后果地一下与铁摇把作了了断，含着满口的鲜血，挑着一担水愤愤地回到了家。当往水缸里倒水时我才发现，原来我竟然挑了满满两“喂得罗”的水，这对年仅7岁的我是个不敢想象的事（原来我都是挑两个半桶的）。事后得知这几个使坏的“嗄小子”，当天回家都被家长狠狠地收拾了，也算是间接替我报了“仇”、出口气，由此可见连队的民风纯朴，老退伍军人的家教之严。

此事后不久，因父亲工作繁忙，母亲在副业队又早出晚归，所以一个周六的早晨，我自告奋勇地说服母亲，内衬母亲织的红毛线帽，外套狗皮帽子，穿着棉猴，外扎皮带，别着小斧头，脚登棉乌拉，扎着绑腿，戴着棉手闷子（即拇指与四指分开的棉手套），拉着从佳木斯带来的原用于冰场上玩耍的木爬犁，小大人似地跟随着邻居家的伯伯、叔叔们，一路杀向几公里外的穆棱河套，去拉烧柴。一到河套我就撒了欢，未顾及大人们的千叮万嘱，渐入次生林深处。等我拉着已超过我身高的满满一爬犁枯枝，从林子深处钻出来时，才发现天色已暗，刮起了“大烟炮”，同来的大人们一个也不见了。这时我害怕了，赶紧拉上爬犁，辩别了方向，玩命地向印象中的连队方向狂奔起来。也不知是天黑难辩方向，还是“大烟炮”误导了我的方向感，感觉到狂奔了老么长的时间，怎么还看不到连队的灯光呢？这时远处传来了阵阵狼嚎声，雪大风更狂。我这时也渐渐冷静下来（向毛主席保证，此时真的想到了草原英雄小姐妹抗冰雪的事迹，这足见我当时的英雄情结），我先是从道路走向及树木分布的地形地貌等特征辩清了方向，又果断地取下红毛线帽，缠包在手电筒的外面，又拴牢在爬犁的柴禾顶上（当时想既能吓唬狼，又可给找我的人指引方向），向着连队方向顽强前行。终于与我母亲和连队组织寻找我的人会合了。这次难忘的、既有惊又有险的，倍受父母和大人们责备的冒险行为，对我的影响真的挺深远的。而且因为这次冒险和井台舔铁事件，加之小人书（连环画）和《三国演义》、《西游记》等名著的诱惑，我也很快地融入到连队小伙伴之中，也很是结交了几个“铁哥们”，成为一生的朋友。我们一家也逐渐被连队老职工们所认同。

四是我家很快就成了知青们的聚会点

可能是基于我父母家都在天津，我们一家又是从佳木斯搬来的，所以我们到19连后不久，我家就成了知青聚会点。先是天津知青老乡来品尝家乡风味，随后上海、北京、哈尔滨等地的知青们，也把我家当成了他们改善伙食、品尝家乡风味，甚至谈情说爱的“据点”。这些知青比叔叔小，又比哥哥姐姐大，教会了我很多东西，养成了很多好习惯，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有些关系在我走上工作岗位后，还发挥了致关重要的作用，对我及垦区公安事业帮助甚大。

父亲崔可法离开天津时和同学合影留念

五是弟弟、鸡和大黄狗

我家在19连一共呆了三年多点的时间。38团的前身是铁道兵850农场，按照当时王震将军的计划，该农场是整个东北农垦总局的副食供应基地。我们所在的19连是以养鸡为主的畜牧队。记得当时连队家属房后面，是一栋接一栋的鸡舍，饲养了几十万只鸡。连队经常会给职工们分一些未受精的照蛋和毛蛋。连队还养有奶牛，冬天经常给各家各户发冻奶砣子，生活上比一般农场还是要强一些的。但是毕竟连队条件有限，为了改善生活，我家由我负责养了十几只下蛋鸡，喂食和从窝里拣鸡蛋成了我每天都有着期盼和乐趣的“营生”。可是那年头生态环境较好，野生动物多，19连又是养鸡连，所以说特别招黄鼠狼子。为了多个陪伴儿，也为了撑腰壮胆，邻居大娘送了我一只小狗崽，我给起名叫大黄。可惜大黄比较温顺，威慑力不足，导致发生了几起黄鼠狼咬死鸡的事件。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我母亲怀我弟弟后，为了迎接弟弟，也为给母亲坐月子提前做准备，我家在1970养鸡存栏达到了近二十只。可惜好景不长，转年腊月里的一天夜里，我家及邻居家的鸡窝遭到了黄鼠狼群的偷袭，一下子被咬死了十多只，差点被连窝端了，弄得连吃了好长时间的鸡肉，好悬没吃顶着。弄得我母亲生我弟弟时，还要去副业队买鸡蛋。我印象深刻的是我弟弟在连队托儿所时，经常用鸡蛋炒饭换老职工孩子的玉米面大饼子吃。

　　我弟弟叫崔元东，生于1971年春天，属猪。记得我母亲怀他时一直在后勤的积肥班干活，寒冬腊月里也要抡铁镐刨粪堆，每天十分辛苦。生我弟弟的前一天，我父亲从团部赶回，并带来了妇产医生和助产士（也就是现在说的护士）。我记得我怀着极为期盼的心情，屋里屋外地跟着大人瞎忙活，最后挨到天黑了也没见到小弟弟出来。结果因为实在是太碍事，被父亲斥责后，一脸不情愿地跟随对门的蓝奶奶，去她家睡觉了。第二天，天刚朦朦亮，我就被蓝奶奶给叫醒了。她来不及让我洗脸，就笑眯眯地告诉我，“快去看看吧，你妈给你生了个弟弟”。我一个高儿窜回了我家，看到炕上我母亲身边，用小被包着一个婴儿。当时的印象就是，这个弟弟怎么长的这么丑（小脸蛋红红的净是褶皱），后来长大才知道，母亲生弟弟时是横位难产，遭了好大的罪才安全地生下来。可是因为难产，医生在处置时，倒拎双脚击打背部时，一时寸劲，把一只小脚丫扭伤了。因为当时忙忙活活，又是黑天，家里光线不好，一时竟没有发现。等过了两天父母才发现弟弟的一只脚不正常。因为当时离团部较远，团部医院又没有儿科，如何治疗弟弟的伤脚成了个难题。后来还是父亲突然想起来，在《沙家浜》中拌演胡传奎的北京知青刘某，他是1964年的北京市少年摔跤冠军，会正骨，能治疗跌打损伤，于是连忙把他请到家中诊治。刘某身高体胖，足足有二百多斤，两只手如同小蒲扇一样。我印象深刻的是，弟弟的小脚丫在他手里，就犹如他的一根手指头，强烈的视觉反差，让人不由得担心别捏坏了。经过刘大师半个多月的精心治疗，我弟弟的脚终于好了。因他当时太小，还不会站立、行走，加之当时条件艰苦，也无法拍X光片，所以说也无法查验治疗效果。记得刘大师谦虚地对父母说，孩子太小，不能用正常的正骨方法，只能是捋筋归位，就是不知道长大了能不能有后遗症。我始终记得这个事，一直到我弟弟会站、会走、会跑，一点也未见异常后，才彻底放下心来。

第二部分，我的兵团老师和同学都多才多艺。

在四师子弟学校读书的五年，是我世界观形成、学业有成、各项本领渐成或打下基础的五年，对我今后整个人生的成长经历，不可谓不重要。至今我仍然十分怀念那段难忘的岁月，怀念我那些仍然在脑海里留下鲜活印象的同学们。这里择取一些靑涩但却充满趣味的青春片段，与大家分享。

因为我们四师子弟学校的同学，以现役军人子弟为多，其次还有像我这样父母是“黑棉袄”的子弟，以及当地奋斗化工厂和连珠山镇干部、职工的子弟。因父辈们来自五湖四海，职业、岗位 、兴趣爱好及对子女的教育培养方式方法也各不相同，但有一个共同点是有文化、见识广、对子女的期望值高。加之教授我们的老师本身也基本上都是出身名校、来自大城市、本人的素质和能力水平也是超然不卓的。如我们的数学老师陈豪、化学老师刘积才，分别毕业于北京、上海的名校、满腹经纶、多才多艺，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李艳芬是北京女子中学的高材生，曾参加过大型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另外，当时四师的领导也十分重视宣传工作，师演出队在全兵团文艺会演中名列前茅、战绩扉然。下辖的38团、36团等排演的《沙家浜》、《白毛女》、《红色娘子军》等曲目更是具备了专业水准，等等。这样好的家庭、这样好的老师、这样好的环境，使得我们的业余生活十分丰富多彩，也给了我们充分展露才华的舞台。就以我们班为例，各种业趣小组就多达十来个，更有一大批文体骨干被校田径队、足球队、篮球队、文艺宣传队，以及鼓号队等选中。给我印象深刻的有段清，郭海峰等人的美术（他们还承包了班级的黑板报）、李吉宁等人的小提琴（当时的216厂就生产小提琴、中提琴等乐器）、张双红、张双燕等人的舞蹈（现在这姐妹俩人仍然将此做为爱好而坚持不懈）、朱志明，孙强，刘军等人的篮球和田径等，都名噪一时、各领风骚。我记得我家因为父母从事文艺工作的原因，家中有一些中外文学名著（当时可是禁书）和一些中外歌曲集。李吉宁、孙强、迟平等同学是我家的常客，经常借来找我的名义，到我家来看书。我也偶尔偷偷摸摸地瞒着母亲，把《牛虻》、《野火春风斗古城》、《家》、《春》、《秋》等一些文学名著，或《中外歌曲六百首》等歌曲集拿给他们回去欣赏。非常可惜的是，我家住大厦时后院的仓房着火，致使好几大木箱的书籍和当时我父母与各自天津家中亲人的通信全部付之一炬，甚是可惜（我记得起码有《祖国山河一片红》等不少珍贵邮票被烧毁了。这可是我后来集邮后，痛惜不已的闹心事）。我们班是当时学校的文体强班，在李艳芬、陈豪等老师的带领下，在全校历届运动会、文艺汇演、黑板报比赛等活动中，过关斩将、名列前茅，深得好评，可以说是我们到处炫耀、满足小小虚荣心的资本，甚至是现在同学们见面，还是津津乐道的话题。

一一 兵团同学我最不能忘怀的伙伴

一是我的发小和同学比较多

由于那个特殊的年代，也造就了我们特殊的经历。我先是跟随父母在东北农垦总局时代，先后在856农场、虎林、佳木斯等地生活，结识了一批幼儿园和小学同学。1968年又随同父母从佳木斯下放到兵团四师38团。先是在19连小学读一至三年级，结识了一批小学同学。然后又随同父亲调到38团团部上小学三至五年级，又结识了一批同学。而且由于当时在团部时住的是鸡舍改造的宿舍楼，屋子很小，同时也为了锻炼我的自理能力，我十一、二岁就被父亲“狠心”地撵到了他所任教的团部中学宿舍。当时我父亲带的是高一班，学生的年令比我也大不几岁，我又因此有了一批不是一个年级的“同学”，走上工作岗位后我与这批大同学还一直保持交往。1973年春天，我又随同调到四师师部演出队工作的父亲到了师部学校。那年正好赶上春季招生改秋季招生，我又多读了半年五年级，又增添了一批新同学，与兵团现役军人的子弟真正融为了一个整体。不过到现在我还是没弄明白，我跟北大营学校同年级同学究竟是个啥关系。我在师部学校（后来兵团撤销成立国营农场总局，改为牡丹江管理局子弟学校）一直读完高中，又结识了一批成立国营农场总局后，随父母调入管理局工作后入学的新同学。1979年我考入了牡丹江师范（专科）学校，步入了大学生活，又结识了一批大学同学。后来又是本科函授、半脱产读研、党校学习等等，前前后后又有若干批同学。闲瑕之余屈指一算，我这一生竟然有多达十几个批次的同学，真可谓人生丰富，同学、发小遍天下。可细细思量起来，真正让我最最难以忘怀的，还是世界观初成阶段的兵团时期的同学们。

二是开阔眼界至今难忘的学农劳动

因为历史原因，我们那个时代的教育主题，是坚持与工农相结合、走又红又专的道路。突出特色是学校里有工宣队把持大政方针，我们经常要参加劳动。印象深刻的是初二那年，经学校工宣队联系，我们学校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学农劳动。我们班全体到了当时的40团（即现在的8511农场，也是完达山乳业的发源地）的一个连队（具体哪个连队忘记了），开始了为期十天的与连队职工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的“三同”生活。那时候我们是背着打成军用背包的铺盖卷，拎着绿帆布提包，提着装在网兜里的脸盆，带着水壶、饭盒等全套家什，抱着扎根连队、与职工群众（兵团以外叫“贫下中农”）同甘共苦的决心下的连队。下车不久我们全班同学就在工宣队、老师和连队干部的共同协调下，分别分散住到了连队职工家中。我记得当时我与孙强等四位同学，十分万兴地分到了一间老职工新婚子弟的婚房，屋里十分整洁，不由让人想起了那首著名的歌曲：“新盖的房、雪白的墙，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美得我们哥几个差点失眠。美好的心情立刻就被第二天开始的劳动打破了。记得我们参加割大豆劳动，割过大豆的人们都知道，在收获庄稼中，最难干的就是割大豆。因为大豆桔杆较低，质地较硬，割早了，尤其是未经重霜，桔杆的水分多，韧劲强，十分难割。割晚了，大豆桔杆虽然经重霜后变脆了、好割了，但是又容易爆荚，造成浪费。因此，老职工教授我们割大豆的技巧是：一要左手必须戴手套防豆荚扎，二要弓腰前倾稳重心，三要左手前推右手搂镰，四要左手掐住桔杆头、右手持镰搂住桔杆根部，最后转身放在身后的两根垄沟之上（防止雨水泡上）。这套割豆技巧我一生之中仅用过这一次，但我至今还记得这么清楚，就是那种高强度劳动造成的全身酸痛、左手扎的小血洞、右手持镰磨起的水泡，以及笨手笨脚中造成的镰刀割伤带来的痛楚等，对于我们这些远离高强度农业劳动的孩子来说，真的是终身难忘，也是终生受益的。记得割大豆劳动中发生了许多欢乐的小插曲，如：段清同学落后了，喊我帮忙。我就一人把四根垄，帮他一直割到地头。那时农场连队的地垄都十分长，有的甚至达到一千多米。等我累的像狗一样，终于一个人干了两个人的话，帮段清割到地头了，回头一望，刚想表功时，竟然发现这老小子正连说带笑地帮女同学收割呢。活活气煞我也，楞是当了一回傻小子……。类似这样的充满情趣的少年时代的小恶作剧，至今仍清晰地留存在脑海里，成为一辈子同学相聚时的谈资话题。我还记得那次下连队时的大锅饭。连队领导照顾我们这些学生娃，杀猪宰牛，大块肉、大碗菜地招待我们，馒头比后来饭店卖的二两馒头大一半，纯肉大包子比我们巴掌都大，一咬满口油。半大小子、吃死老子，我们当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绝对的能吃，甚至是不顾形象的比着赛的吃。我那时三两多的大馒头，一顿能造三、四个，巴掌大的纯肉包子（向毛主席保证，每个绝对有三、四两）一顿能造五、六个，有的同学甚至发明创造，将喧乎乎的大馒头用手攥成小团团放在衣兜里，下午干活时当点心吃，那叫一个痛快！也让人回味无穷。

三是终有曲终人散时谁知一别四十载

我们五年二班的几十名同学，从1974年春季相聚于四师师直子弟学校，一晃在一起渡过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终于随着1976年底的兵团撤销，恢复成立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进入了依依惜别的环节。在那个伤感的日子里，连续相当一段时间，我们都是在告别、拥抱、伤感、甚至是悲情中渡过的。记得那时父母是现役军人的同学，主要的去向是回沈阳军区所在地一一辽宁省沈阳市，以及辽宁省大连市，还有一部分是回到了父母原来的老部队。曾经是每天勾肩搭背、狗扯连环，甚至恨不得24小时腻在一起的狐朋狗友及闺蜜们，一夜之间含泪惜别，弄得鼻涕眼泪的，一点也不像老爷们儿和淑女。那个时期去的最多的地方，就是那个叫连珠山乘降所的五等小站，或者是密山西火车站送别同学。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年令小的原因，丝毫也没有意识到，这一别竟然达到了四十二年。直到2018年夏天，李吉宁、段清，孙强、甘牧、张双红、张双燕、李茹等同学回来，我们才在分别长达42年之久后，再次相聚于连珠山。为了做好这个长达四十多年的同学聚会，在李吉宁、郑新风、梁春生、郝秀芳等同学的倡导下，我们专门成立了南、北两个筹备组，并分别专门在沈阳和连珠山召开了筹备组会议，制定了筹备方案，进行了明确分工，并针对尚未找到下落的张龙光等3名同学，发起了江湖查找令，开展了海量寻找工作。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2018年8月，在南、北筹备组的周密安排下，在仍工作、生活在牡丹江农垦管理局及周边市县的老同学们的全力张罗下，昔日兵团四师直属子弟学校“五年二班毕业四十年聚会”如期举行。大家克服各种困难，从北京、上海、沧州、沈阳、大连、烟台、哈尔滨等地汇集到原兵团四师所在地一一密山市连珠山镇和现牡丹江农垦管理局所在地一一密山市裴德镇，畅述友情、细说别离。一时间惊喜不断、泪水纷飞，无法用言语表达详尽的场景纷沓入目，感人至极。在聚会席间，大家纷纷主动亮出当年的绝活，吹的、拉的、弹的、唱的、写的、画的、舞蹈的、诵颂的，一时之间，不分谕亮，感人肺腑。大家都彻底放下了矜持、雍贵、身份等等所有的表象和掩饰，也丝毫不顾忌让喜悦泪水冲花的粧饰，以及因久别重逢后忘情拥抱而沾湿的衣襟……。昔日惜别正少年，今朝重逢鬓已白。这漫长而又短暂的四十二年，承载了我们太多的回忆、期盼、遗憾及思念，在既长又短的十几天相聚中，从昔日旧校舍到今天新管局，从连珠山到裴德镇，从青年水库到十里文化长廊，从虎林要塞到珍宝岛上，从岸边篝火到船上欢歌，每时每刻、每地每景，从早到晚，从黑到白，从烈日炎炎到月光皎皎，从边陲小城到现代都市，看不够的美景、数不清的变迁、说不完的情话、道不尽的回忆，所有人都处在极端的兴奋之中，恨不得把离别四十多载的话语，一下子倾述出来。大家一致约定，五年后（2023年）我们再相聚！这次阔别42载的同学聚会，让所有因故未能参加的同学羡慕嫉妒恨呀，我们的段清大师更是犹如神助，厚积薄发，回去后就制做了《北大荒的召唤》（一），在美篇上发布后，引起了广泛好评。我们同班的同学们、我们同学的兄弟姐妹们、同学的同学和发小们、同学们健在的父母、以及当年在兵团战斗过的知识青年等各方人士们，口口相传、交口称赞，一时间好评如潮，点赞打赏的逾千人，让制作者一一段清大师始料未及，甚至是瞠目结舌。由此更是激情四射，思如泉涌，立马着手《北大荒的召唤》（二）的筹撰工作，即将隆重推出。我相信不久的将来还会有《北》（三）、《北》（四），甚至是更多的续集面世，让我们试目以待地期盼吧。

一一最不能割舍的北大荒农垦情怀

一是我高考后竟然成了“农民工”头儿

1979年我在牡丹江农场管理局子弟中学毕业后参加了高考，当时刚刚打倒“四人帮”拨乱反正恢复高考两年，能参加高考的人基本上是凤毛麟角。我当时因为家庭出身问题（那时还是维成份论的），能报的志愿很少（印象中招生学校名称前凡标注※△等符号的都是限制出身报名院校，我能报的基本都是农林水及师范专业的学校）。加之那时候是先报志愿后公布分数，而且录取方式是采取的逐段逐志愿录取（即第一志愿录完后，再将未录取考生的档案转投该考生填报的第二志愿，参加录取），而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北京政法学院（即现在的中国政法大学），其余志愿都没报，只写了“服从分配”，以此来表达对那个时代高考招生政策的不满和无耐吧。可没成想因第一志愿没录上，我的档案竟然一落到底地进了本科落招处，到最后专科学校收底时，牡丹江师范（专科）学校的招生老师，才把我的档案从落档处，如获至宝地翻出来，立即用电报方式征求我意见。记得我是在俱乐部建筑工地上接到的电报，结果我就以领先其他同学几十分的绝对优势，在经历了近三个月的漫长、甚至绝忘的等待中，以全校第二高分被录取了（这些都是我入学后进入校团委工作时，听班主任老师说的）。

高考刚一结束，我就想找点零活补贴一下家用，恰好赶上管理局新盖的俱乐部，因抢工期急需用人（印象中那年正好赶上中央要求停建楼堂馆所，当时管理局俱乐部即将封顶，按要求必须在9月底完工，否则就要停建），我就恰逢其时地领着一帮高中毕业生，参加了俱乐部赶工期的紧张劳动。印象深刻的有两件事，一是我领一个小组的兄弟，进住到位于密山市的857农场木材厂，专门负责往回运锯末子（用于顶棚的保温，后来被珍珠岩替代了）。管理局离密山市9公里，我们从早到晚要跑七、八趟，经常半夜三更才能回家。二是我们一帮小“生荒子”，硬是在老师傅的带领下，扛着二百多斤的钢梁，沿着用跳板搭建的临时通道，运上十几米高的楼顶。记得这个活我们连续干了一个多星期，肩膀都被钢架子硌红肿了。因我去学校报到时，俱乐部还没完全建好，没赶上享受第一场电影的快感。那年寒假回家时，我专门买票去俱乐部找寻成就感。后来，我在农垦总局公安局工作期间，因工作关系多次到牡丹江管理局，每次我都要找时间去俱乐部转一转，找一下当年为之而奋斗过的感觉。后来因多种原因，俱乐部渐渐衰落了，最后因年久失修被停用了。管理局搬到裴德镇（原八一农垦大学所在地）后，这个我为之付出辛勤汗水，寄托了青年时期美好回忆的俱乐部，就彻底被放弃、被遗忘了。

二是我与军队和“二”字有缘份

我从儿时起，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当一名军人。可恰恰就是因为我的家庭出身，扼杀了我这个执着的愿望，最后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当了一名人民警察，并且一干就是一辈子，足足39年。退休之后我回忆这一生时，却发现我虽然没实现当军人的愿望，但是这一辈子却与军队和军人有着割舍不了的情结。我父母58年到北大荒工作的第一个农场是856农场，这是王震将军率领铁道兵创建的。我家68年从佳木斯东北农垦总局，下放到沈阳军区黑龙江生产兵团第四师38团（即850农场，也是铁道兵创建的农场）。后来又到了四师师部，仍然没离开部队的范围。我从小学到中学，虽然走了不少地方，但同学和玩伴中，军人子弟占有相当比例。那时我最羡慕的就是能有一身军装，最好是将校呢的。我考入牡丹江师范（专科）学校后，被选为校团委宣传部长，后来又和几名同学被学校抽调出来，负责校史的编写工作。通过这项工作我才得知，我们这个师范学校的前身，竟然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朱瑞炮校（朱瑞，1905年出生于江苏宿迁，1928年在苏联入党，1934年参加长征，1946年10月任东北抗日联军炮兵司令兼炮兵学校校长，是我国、我军炮兵事业奠基人。1948年10月1日在辽沈战役攻打义县战斗中牺牲。为记念他，中央军委将东北炮兵学校命名为“朱瑞炮校”，是我军最早一批较为正规的军事院校）。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当时的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工作，而北大荒的开发建设始于1947年，荣誉军人、复转官兵及支边青年和城市知识青年，构成了开发建设北大荒的主体，创造总结出了被党中央肯定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第一批伟大精神》之一的“北大荒精神”。后来我恋爱结婚了，岳父王守岐也是1958年来到北大荒的转业军官，他和他二哥都是军人，都曾经在中央领导同志身边工作过，可谓是老兵、老革命了。再后来我姑娘又考入了解放军艺术学院，也穿上了军装，也算是帮我圆了军人梦。我父亲崔可法做为原北大荒文联副主席、北大荒文工团团长、国家一级演员、目前仍活跃在影视界的“影视话（含节目主持）”三（多）栖”演员，接手的第一部电影，就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的“三大战役”片（即《大决战》、《大转折》、《大进军》），并且是目前国内唯一一个饰演过国、共两方军人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和二炮、武警等全部兵（警）种军人形象的影视演员。

除了与军队、军人的缘份外，我觉得我与“二”字也十分有缘。我随父母调到兵团四师后，在师直子弟学校就读于五年二班，一直到高中毕业，每个年级都是二班。考入牡丹江师范（专科）学校后，被分到中文专业二班学习。参加工作后，又用了二年时间，考取了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公安管理专业本科毕业证，获得了法学学士证书。后来又用了二年时间获得了黑龙江大学法学硕士证书。调入公安局工作后，我主持了二000年黑龙江省农垦公安局整体搬迁到哈尔滨市的筹备工作，参与筹备组织了黑龙江省农垦总局第二次公安会议，以及“黑龙江省垦区公安系统组建二十年系列庆祝活动”等等。

三是有缘千里一线牵

说起来我的婚姻很有戏剧性。首先是二十三年前，月老牵线定姻缘。那是1961年底，我父亲隨同文工队到饶河农场和虎饶县（现在分为了虎林市和饶河县，分属鸡西市和双鸭山市版图）慰问演出话剧《雷雨》，我父亲在剧中饰演大少爷周萍。恰巧的是我岳母正好怀着我爱人去看演出。而二十三年后，我母亲与我岳母于佳木斯的朋友家相识，双方一来二去熟悉后，竟然给各自的儿女保起了媒，成为我们俩口子的婚姻介绍人。待到两家成了亲家后，在一起聊天说起当年之事，我岳母打趣地对我父亲说，当年她对我父亲饰演的大少爷周萍，印象十分深刻，而我爱人又叫王萍，真是茫茫人海中，跨越二十年，月老牵红线，《雷雨》成姻缘。

　　四是我们家也是“一国两制”，荣辱与共

我父亲于1994年，主动辞去了北大荒文工团团长的职务，退出了领导岗位，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影视剧的拍摄之中。从1991年参加电影《大决战》（在影片中饰演国民党参议室主任、陆军中将俞济时）拍摄开始至今，三十年来共参加了数百部影视剧目的拍摄工作，塑造了百余个鲜活的人物形象，曾赴香港参加了港方为“庆祝香港回归祖国二十年”而专门拍摄的电视连续剧，在圈内口碑甚佳，业内人士均尊称为“崔老爷子”。为了方便拍摄，我父亲在两个戏之间，基本住在北京我弟弟家，而我女儿也在北京居住、工作，因此，我们家就自然形成了我父亲和我弟弟一家及我女儿，在北京生活，我和我爱人照顾我母亲，在哈尔滨市坚守，逢年过节再聚到一起。亲友们戏称我们家是“一国两制”的典型代表。我父亲、母亲和我爱人均是民主党派，我弟弟是无党派人士，我与我女儿是中共党员。因父亲长年在外拍戏，弟弟二十多岁就成了“北漂”，加之我又是家中长子，母亲又身体不好（从九十年代开始就经常因病住院，后来发展到一年要住两、三回院），因此，基本上家里的大事小情都是我做决定，说了算。我将之戏称为：突出党的领导，坚持和平共处、荣辱与共。

1959年2月黑龙江铁道兵文工团

崔可法早期饰演八路军形象.话剧《豹子湾战斗》剧照。

崔可法在话剧《少帅蒙难》中饰演张学良。

崔可法饰演新四军干部形象

崔可法塑造中国人民解放军指挥员。

崔可法在电视剧《雪野情仇》饰地下党领导冯仲云

崔可法饰演部队首长的角色。

崔可法在电影《大决战》中饰演国民党参议室主任，陆军中将俞济时。

1991年电影《大决战》剧照

电影《大决战》演员们合影留念。

活剧《千万不不要忘记》剧照

活剧《千万不不要忘记》剧照

活剧《千万不不要忘记》剧照

这张照片是北大荒文工团去北安管理局慰问演出时在五大连池仙女洞前合影留念。

黒龙江铁道兵856农场文工队

黒龙江铁道兵856农场文工队

兵团四师38团文艺宣传队（原铁道兵农垦38团）

兵团四师宣传队在海林杨子荣烈士纪念碑前集体合影

北大荒“文学艺术工作者”首届代表大会。

崔可法主持中国农业博览会《中国农垦日》大型活动现场。

1994年9月22日崔可法和孙女崔学菁同台主持节目

崔可法和著名影视演员葛优在一起。

第21届“金秋杯”老年网球邀请赛合影（2013年9月18日）

黑龙江国营农垦总局统战工作经验交流会暨台，侨联代表大会。（89年7月12日佳木斯）

　　五是 北大荒丰厚的底蕴培养锻造了我和我的家人

我1981年8月大学毕业后参加了工作，当了一年多的中学老师，1982年10月调入黑龙江省国营农场总局公安处（即现在的黑龙江省公安厅垦区公安局的前身）工作，并在公安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39年，从一名普通民警成长为一名高级警官。穿过从“六五”（也有称“六六”）式到“零五”式的所有制式警服（我国自1949年建国开始，至今一共于1950年、1955年、1959年、1966年、1984年、1999年和2005年，分七次对人民警察制式服装，做了修改和定型）。我在39年的从警生涯中，先后从事过刑侦、刑事技术、办公（研究）室、宣传、指挥中心、科技信通（计算机监察，后改内网安）、禁毒、治安（户政）、边防（警卫）、国内安全保卫（反邪教、反恐）等警种的工作，直接参与和组织侦办了几百起各类重特大案件。其中“109”毒品专案被公安部评为“全国十大精品案件”（中央电视台十套栏目，专门派摄制组制作专题节目播出）、“908”反恐专案打响了黑龙江省反恐怖斗争第一枪、“320”、“718”和“1126”等专案，得到中央政法委和公安部，以及黑龙江省委、省委政法委和公安厅的高度重视，分别派出工作组赴一线指导。我曾经跟随时任公安局长的陈向阳同志，到北京申请关于理顺农垦公安体制、评授警衔工作。为此，从1994年至1999年的五年多时间，我陪同陈向阳局长及省政府、省公安厅的有关领导，多次进京开展工作，终于经中央批准（国发1995〈19号〉文件），彻底解决了黑龙江农垦公安体制和编制问题，为全垦区三千多名民警解决了公务员身份，评授了警衔，步入了正规化行列，这是我对黑龙江垦区公安工作的最大贡献。我的工作得到了各级党委和上级公安机关的充分认可，组织上也给了我很多荣誉。我曾经被黑龙江省委、省政府授予“全省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被评选为“全省优秀人民警察”、曾先后荣立个人二等功2次、三等功7次、嘉奖9次，还多次被评为省市（地）级政法及公安战线先进个人。2021年3月，我从黑龙江省公安厅垦区公安局党委委员、副局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开始安享晚年生活。我的父亲以84岁的高龄，至今仍活跃在影视舞台上。我弟弟在北京电视台工作，生有一个儿子，成为我们崔家唯一接户口本的人，弟媳妇在一家大型国企（上市公司）任高管。我爱人1979年考入农业银行系统，一干就是三十多年，现在也已退休在家，安享晚年生活。我的女儿从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又考取了中国传媒大学的硕士研究生，现在北京从事影视传媒工作，算是遂了她自己的爱好、继承了她爷爷的衣钵。只是遗憾我的母亲李砚琴，当年曾被誉为“北大荒的金嗓子”，为了替我们俩口子分忧，1987年就提前退休，帮我们照看孩子，后来不幸患脑梗，二次犯病后成为植物人，在病床上整整躺了十年，于2020年10月份病逝，享年82岁。让我深刻体会到了什么叫“子欲养而亲不待”，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遗憾和无尽的思念。……

而细思起来，我们家正是伴随着北大荒七十四年来的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我的父母、我的家人，特别是我自己，能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北大荒的哺育培养、离不开北大荒精神和兵团、农垦情节的激励与感召。因此，我要在此再次满怀深情的表达对北大荒的感激与眷恋。

不知不觉间的，在三天的时间里，我就洋洋洒洒、啰啰嗦嗦地写了一万三千多字，可仍然觉得还有许多话没说完、没说透，还有许多的难忘故事，不断地映入脑海，大有不吐不快之感。说一千道一万，此时最能表达我心情的，就是那首著名的《北大荒人的歌》中道出的“第一眼看到你，爰的热流就涌出心底，我站在莽原上呼喊，北大荒啊，我爱你…你的果实里有我的生命，你的江河里有我的血液，如果明朝我逝去，也要长眠在你的怀抱里”。

别了，我难以忘怀的少年时代！

别了，给了我力量、滋养了我的情怀、淬炼了我的筋骨与意志的兵团岁月！

北大荒，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也是让我一辈子都会魂牵梦萦的黑土地……

二O二一年十月一日凌晨1：48分，写于哈尔滨家中。

35年前我和妻子的合照。

时间如梭，弹指一挥间，35年后我和妻子再次合影。

我的母亲李砚琴（号称北大荒金嗓子）

我母亲年轻时（摄于1965年）

母亲在宣传队演出时的剧照

母亲参加毛译东思想宣传队表演现场

38团宣传队节目演出剧照。

1965年农垦总局幼儿园第四届大班毕业合影。

1969年7月6日工宣队和学习班合影

1985年农管局首届幼儿教师师全能竞赛合影

姑娘崔学菁在军艺及参加文化部及广电总局举加的优秀青年剧作者表彰大会时，姑娘作为军艺代表队获奖后的照片。

我家三口在女儿学校门口《中国人民解放军艺术学院》留影纪念。

作者：崔元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