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1998年3月28日,我拿着中华工商时报调令,带着自己的档案到报社报到了,还拿了一份一万吨玉米的出口配额许可证,这是和富强约定的我对报社的贡献,算是投名状吧。</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1997年夏天,内蒙古经贸厅分新建成的宿舍楼,我分到了一套比较满意的新房。在刚刚装修好的家里,突然觉得工作的动力不足了,想继续提拔上一个台阶,还需要几年的时间。</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我从大学毕业开始职业规划是明确的,本来我大学毕业派遣表写的是内蒙古师范学院(如今的内蒙古师范大学),是我自己要求调整到党校的,当时我的规划是搞几年理论基础,然后到从政。在党校工作那些年如鱼得水,发表了一些文章,社会上也有了一定的影响。但是当时党校主要负责人以人划线,我的职业规划没有实现。</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在内蒙古外经贸厅的八年时间,从秘书到副主任到主任,得到了同事的支持和领导的重视,特别是1996年后担任办公室主任还兼任机关人事处负责人和机关事务服务中心负责人,但是又开始蠢蠢欲动了。</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我想到基层任职锻炼两年,我和时任自治区主席乌力吉的秘书白介夫商量能否有这个可能,白介夫明确告诉我到旗县工作可以,但是绝不可能担任一把手工作,直属机关处长只能是先任副职。</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我考虑再三,这时我已经是42周岁,我觉得按部就班提拔我的职业生涯是有限的,而且我从天涯海角回到内蒙古工作,大连,青岛等地对我已经没有吸引力,我的选择只能是北京。我非常清楚,只要选择北京,那就要放弃公务员岗位,放弃按部就班,安稳的工作和生活,那只能是选择市场,选择自由职业。</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1997年9月,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听到了富强担任中华工商时报社社长。第二天我约了内蒙古大学艺术学院教授富强的弟弟好毕斯。当年在科左后旗甘旗卡中学,我和好毕斯师从义德日老师学习小号,1972年10月我转学到通辽把手中的小号交给了好毕斯。我请好毕斯在呼市新城宾馆西餐厅吃饭,我让他给富强去电话,我要在北京见一下富强,商量能否调到报社。</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当晚好毕斯给我来电话说富强在北京同意见我。</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在北京东方东路八号中华工商时报报社富强办公室见到了富强,在后旗的时候我就知道富强,1970年我妈妈从牛棚中出来负责组建乌兰牧骑,是乌兰牧骑指导员,富强是专职创作员,有时候也客串舞蹈和其他角色。他在革命样板戏红灯记中扮演日本鬼子,在李玉和掩护同事撤退中朝鬼子打了几枪,富强应声而倒,他的肢体动作和夸张的表情给我留下了极深印象。</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富强1999年10月离开报社到2020年6月去世,20多年来我和富强一直联系着,我们两个家庭在交往中也有了厚重的感情。二十多年中只要见面我都会想起当年他的那个表演,我会先笑出来,我一直没有把他的那个夸张动作和他成为中华工商时报社社长和新濠国际中国首席代表联系在一起。</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每次见面,我爱人和薛建设说话,我和富强说话,永远说不完。想到这里我就流泪,此生再也没有这样说话的人了,薛建设也哭,她说富强和所有人都不联系了,只有你。</p><p class="ql-block">这张照片是10月1号,我清晨四点钟乘坐第一班地铁到天安门观看升旗仪式,在天安门前的留影。</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非常巧,我第一次去报社见富强的那天,还见到了哈宏杰。</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当年在乌兰牧骑哈宏杰是大提琴手,他是天津知识青年,从内蒙古大草原返回天津了,是大学老师,被富强调到报社。他对我说不要轻易来,报社是没工资的,我不为所动。后来哈宏杰离开报社到扬州自己创业当了老板,2002年我还去扬州采访他写过他的文章发表在工商时报上。</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2003年大年初六,富强我们两家在一起,富强第一句话就说好好活着吧,哈宏杰没了,我说不可能啊,初一我们还通电话拜年了,富强说初五哈宏杰从天津回扬州的路上出车祸走了。哈宏杰是1977年恢复高考以哲盟地区第一名的成绩被哲盟师院录取,为了返回天津毅然退学回到天津,非常有才华,太可惜了!</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1998年外经贸部分配给内蒙古的出口玉米配额三万吨,我拿到了一万吨,我挺感谢当年经贸厅进出口处处长姚一凡,我们俩副处长正处长都是一起提拔的。是他把配额许可证给了我。也感谢时任哲盟外贸处处长乌恩,这一万吨出口玉米配额是分配给哲盟的指标,实际上还是离不开家乡的帮助。</p><p class="ql-block">这张照片是我和大学同学钱大吉,2021年9月25日在通辽参加蒙古王酒业百年庆典活动现场。</p> <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到北京后,在研究室工作的史主任对我说到北京就等于下海了,不要去报社了,他带我去见了北京锡华集团董事长张杰庭,他看到一万吨玉米额配额许可证马上给我一间办公室,让我上班。我还是坚持去了报社。富强和我说过许可证的事情,后来怎么办了我没关心也没过问,我估计报社没有人懂进出口贸易,在那个年代配额许可证可以直接转化为货币,不过这是报社的事了,我的投名状是有的。</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照片上的这坛酒,是1981年原茅台集团董事长季克良先生带队20余次北上传授技术,北京华都酱酒所有的生产原辅料和母糟均来自于茅台,产品上市后,受到各界广泛赞扬和肯定,荣获国家经济委员会颁发的优秀新产品“金龙奖”,被专家誉为“北京小茅台”,当年富强搞到了两坛,一坛四十斤,存放快40年了。</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2019年10月26日一大早,富强来电话让我去他家把这坛酒拉上送到报社30周年庆典会场,他看出我对着这酒的恋恋不舍,他说你把另一坛拿走吧。真奇怪,十月份我去富强家五次,这是20多年中见面最多的一个月,以前从没有过,我现在想他如果还活着就是不见面也可以!</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justify;">去年5月1号,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范明英教授,内蒙古通辽党校于艳君教室等几位老师,来到了我位于八达岭深山中的小屋,我打开了这坛酒,瞬间满屋飘香,真是好酒!</p><p class="ql-block">看到这坛子酒,我就想到了富强同志。</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