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电报里的家国情

潘家园艺术馆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民国政府接管了清政府的邮传部，并将其改组为交通部。在交通部之下，设置了电政、邮政、路政、航政四个司，负责管理全国铁路、邮政、电政、航政等事务。

早期的民国，处于剧烈的社会动荡期。各地军阀割据，战乱频繁发生，老百姓的生活非常疾苦。尤其是1916年袁世凯死后，北洋集团进一步分裂，出现了更多军阀，冲突变得更加激烈，兵祸也变得更加频繁。

在往往复复的混战中，军阀们发现电报既可以掌握战场态势信息，方便自己调整兵力部署，又可以作为本方喉舌，争取舆论支持，还能赚取商电民电带来的大量收益，于是，纷纷进行染指。当时全国各地的电报局，基本上都被军阀控制，用于谋取私利。

在与地方军阀进行反复争夺的同时，民国交通部仍积极推荐国内电信建设的规范化和制度化。1918年，民国政府交通部制定了中国第一部《电信条例》。该条例对电信的含义做出了明确的解释，对电信业务经营也给出了法律条文约束。1920年，在时任北洋政府交通部部长叶恭绰的推动下，中国正式加入《国际无线电报公约》。1921年1月7日，中国正式加入国际电报公会《万国电报公约》。

此后的数年，越来越多的大功率通信电台建立，加强了中国与外界的通讯联系，也加速了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接轨。1912年至1927年期间的交通部，主要由北洋派系掌控。

1928年（民国十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胜利，统一华北。8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蒋介石任中华民国总统。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国家终于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

国民政府成立后，在南京设立了新的交通部，率属于行政院。新交通部的职责，包括管理和运营全国铁路、公路、航空、电信、邮政等公共事业。

新交通部成立后，大力推进了电信事业的健康发展。一方面，设立电政司，重新规划电政管辖区域，指导各地电信局架构建设，委派专家担任业务管理职位。另一方面，成立专业委员会研究制定电信技术标准，编写技术规范。此外，交通部还设立了大量的电信设备制造工厂，研发生产电报电报器件，努力实现自给自足。

在交通部的努力下，全国无线电台和广播电台从无序变有序，逐渐进入了正常的发展轨道。全国电报电话网络建设，也进入了一个高潮期。

1928年，云南电政管理局成立，肖扬勋就任局长兼无线电局局长。肖扬勋对云南无线电局从设备、人士、经费、管理等多个方面开始进行整改，云南电信步入正轨。肖扬勋继续执行扩大通信网计划，云南电信在这个时期电路激增，且报务繁忙，畅通无阻。这个时候，发生了“九一八”事变，省府指示：“沈阳被暴日袭占，本府以滇居边远，交通不便，距省较远县区，鲜知国情，本省广播电台尚未成立，各县收音机也未设置，为唤起民众，一致团结救国起见，爰饬该局将每日所收无线电新闻，广为印送宣传。”基于此，肖扬勋在无线电局设立新闻股的同时，决定建立云南自己的广播电台。

1930年初，为了扩大通信网，继续发展业务，云南无线电局决定把单工通报改为双工通报，即收报机与发报机分开设在两个地方，中间架设摇控线连接，避免因本台发报时的干扰，不能接收外台信号，这样就可在同一时间内，开动多部机器与多处电台通报而不致互相干扰，大大提高通信效率，问题是需要另寻报房的地址。再加上五谷庙房屋不多，除用于机器设施和举办技术人员养成所外，已难以安排办工用房。面对这两个问题，乃择定利用绣衣街(即今护国路北段)的一片桑园和旧房改建为二层楼房的新局址，派缪鼎臣监工督建，于1931年1月完工。

1931年2月，原五谷庙的各工作部门，除了工程技术、机械、材料部门外，一律迁入新局址，这时才第一次在大门头上竖立起“云南无线电总局”的机关牌名。随即进行扩大组织机构和调整人事安排，厘定了各个工作部门及其执掌与人事配备。

双工制的工程进行，在1931年2月各工作部门迁入新局址时完工。工程设施是：(1)把原五谷庙第一台改为第一机械室，除原有100瓦发报机一台外，增装大功率的500瓦发报机一台，原武侯祠第二台改为第二机械室，继续使用其原已装置的100瓦及250瓦发报机各一台；(2)架设从第一、二机械室通往新局址内总收发报室的摇控线和电话专用线；(3)总收发报室装置收报机四台，定为第一、二、三、四机，通过摇控线使用第一、二机械室的四台发报机，何时开机，何时关机以及必要时调整波长或调试音波强度，都由总收发报室各机的值机员根据工作需要，从电话专线通知机械室照办。

总收发报室派定第三、四各机的值机员24人，每天分早午晚三班轮值(每机每班正机1人，实习副机1人共2人，三班6人，四机三班共24人)，并派定译电、派送、册报等有关人员，开展了同时与四家外台双工制通报的工作。总收发报室的双工制通报，较之过去一台一机的通报，不仅等于建立了4个电台的通报量，而且由于在发报中不受动力设备的干扰，仍可接收对方信号，如对方随时要求重发，要求调整波长等，均可随时满足对方要求。这时，除安排了原有的上海、重庆、成都、贵阳、河内等电路照旧继续工作外，约在4、5月间，经过联系和试验，又开通了香港直达电路。香港是大功率的国际电台，使用机械化的高速度操作，云南的双工制，虽然提高了效率，终是手工操作，双方工作程式不同，香港台迁就云南，发报时把键盘凿孔纸条，放慢到可以耳听抄收的速度，收报时则抄收云南手发的信号，虽然收发工作方式不相对称，但由于云南使用了较大功率的500瓦发射机，信号较强，港台接收情况良好，双方工作仍然顺利畅通。以后，随着滇港商务贸易的日趋繁荣，来往电报不断激增，数量不亚于上海电路，最多时为每天六次(即早午晚三班，每班各二次)，报务一直畅通无阻。云南无线电局的营业收入，即主要来自沪港两条电路。

香港电路开通后，云南继续执行扩大通信网的计划。肖扬勋认为，“扩大通信网”的原则，应在重视经济收益的同时，也重视适应政治军事方面的需要。基于此，云南相继开通了南京、汉口、广州、长沙、南宁、叙府(宜宾)、西昌、康定等电路，同时还建立了一批省内电台，实现了扩大通信网络的计划。从省外的电路来说，一般是既有经济效益，也适应了政治、军事方面的需要，其中也有少数偏重于军政需要的电路，如南京电路就有三个电台和云南通报，一是国民政府文官处电台，一是军政部电台，一是国民党中央党部电台，来往电报都是有关政务、军务、党务以及省政府和其驻京办事处往来的电报，纯属适应军政需要的电路。

遵照省府的指令，省内电台也是侧重于军事、政治和国防的需要而建立的，少数是由本局兼顾经济、政治、军事三方面的需要，呈准建立的，各台情况如下：

(1)1930年秋，奉省府指令：河口为滇越门户，国防要塞，因有线电报废阻，遇有紧急情报，尚需藉滇越铁路电台拍发或邮递，饬即先就河口设立无线电分台，以符全省无线电网之计划。随即遵令派梁浩泉为河口分台台长，携15瓦机一部前往设立河口分台，并就地培训该台报务员。

(2)1931年开始双工通报后，以宁洱、昭通两地，为滇南滇东重镇，且商业繁盛，呈准省府增设了宁洱、昭通两分台，派杨尧为宁洱分台长，缪鼎臣为昭通分台长(约在1933年增设了江城分台，台长谢骏、报务员李熙明，年余后，因报务稀少，江城电台撤销，移并宁洱台)。

(3)1933年初，省政府为适应新成立的个旧炼锡公司业务需要，令设立公司专用电台，云南无线电总局派李藩为台长，于是年2月在个旧炼锡公司成立了个旧分台。

抗日战争时期的电报

(4)1934年11月遵省令增设了镇康、腾冲两分台，派李琳为镇康台台长、李澍为腾冲台台长。镇康台1936年移设大理，至1938年又因抗日军事关系移设龙陵。

(5)1935年1月奉省令以军事需要增设镇雄分台，派李瑜林为镇雄分台台长。

在扩大通信网中，还包括担任多次派出的几批随军电台的通信任务在内。事实上，以上通信网内的各条线路，是随着客观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增减，并不是固定不变的。但总的情况是，云南省办的无线电局通信联络，包括香港、河内两条国际电路，京、沪、汉、渝等十余条国内电路，以及省内电台的近十条电路，约共二十余条电路，一直报务繁忙，畅通无阻，保持着发展势头，持续至1939年4月并入交通部办系统为止，对当时云南地方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电信交通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云南共成立了昆明、开远、建水、碧色寨、个旧、蒙自、文山、马关、麻栗坡、河口、广南、富州、宜良、师宗、罗平、弥勒、泸西、曲靖、宣威、平彝、会泽、昭通、盐津、禄丰、元谋、楚雄、前所、下关、大理、鹤庆、丽江、永平、保山、腾冲、小辛街共35个分局。这些电报局，主要服务于军方。这类里的每个局所在地都有师、团部队所驻扎。

正当国内电信建设如火如荼之时，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日战争在全国爆发。此后的中国，迎来了更剧烈的动荡。通信网络建设和服务，也全面进入了战时状态。

为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为全国抗日战场提供更可靠的通信服务，国民政府交通部制定了战时电信管理机制，成立了战时电信委员会，组建了数量众多的通信队，派往各地进行通信保障支持。这些通信队的成员，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甚至很多人为之付出了生命。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日战争全面胜利。可是，不久后，蒋介石又将中国拖入了内战的漩涡。直到云南1950年，卢汉策动和平起义，云南进入到了新中国的发展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