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记忆之二：母亲的灶台

杨柳岸边

母亲的灶台

杨德平

弯月形灶台是母亲的一方天地，也是母亲半生的记忆。灶台上的两口大锅，烹饪着时蔬之趣和生活况味。锅瓢碗盆的磕碰里，融合了岁月的酸甜苦辣；柴米油盐的烟火中，沸腾了贫乏的春秋冬夏。

母亲养育了儿女5人，上世纪六七十年代，7口之家的一日三餐可是个大问题。老家杨家塆山多地少，修建吉阳水库后田地就更少了，人们又不懂科学种田，粮食产量特别低，父辈们没日没夜地在土地里刨食，可怎么也填不饱肚子。那时，大姐随奶奶生活，兄弟三个年幼，一家人就靠母亲和二姐一天的16个工分过日子；父亲在陈巷区政府上班，每月工资不到30块，父亲省吃俭用补贴家用，不到月底就囊空如洗。

在我的记忆里，母亲身上从来没有揣过10元的大票，即便是父亲给她十几块钱，她也会迅速地换成毛票，逐一还账后衣兜里所剩无几。家里除了卖鸡蛋、砍柴和挖药材的收入外，几乎没有其他经济来源。有时，母亲连买两盒火柴、一袋食盐和半斤煤油的钱都拿不出来。年底，生产队里算“长进短出”，父亲总是拿出一大摞钱，换回全家人半年的口粮。

母亲患有风湿病和其他疾病，不能下冷水干活和过度劳累。可是，她总想多挣几个工分，早春时节，母亲硬撑着下田插秧，跟男人一样犁田耙地赶耖子；为了孩子们少受饿，母亲顶着“压力”，只身一人深夜到野外开荒——她在坚硬无比的山坡上，挖出簸箕大小的田块，种上红薯、南瓜、葫芦之类的食物；在不引人注意的角落，种上蚕豆、豌豆、绿豆之类的杂粮；在自留地里，套种丝瓜、甜瓜、西红柿之类的瓜果。每当遇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行动时，看着快要成熟的庄稼被逐一毁掉，母亲心疼不已，偷偷地抹泪。

打我记事起，母亲常常在鸡叫头遍就上山砍柴，顶着月亮整地种菜、浇水施肥。忙完了集体的活儿，回到家里又得像陀螺一样飞转——淘米做饭、赶牛喝水、养鸡喂猪、浆洗缝补、烧水给孩子们洗澡，忙到了深夜，母亲又要纺线织布，飞针走线纳底子做鞋。

尽管母亲拼命地劳作，可家里还是粮食短缺。母亲只能划算着煮米，她总是把已经装到升子里的米，抓出一小把放回米缸，也会把细糠再筛一遍，整出碎米煮稀饭，还会把麸皮筛箩几遍，滤出细粉掺和到面食里面。很多时候，我家的饭菜里面都是南瓜、红薯或腌菜当家——母亲在沥饭前，加进半筲箕的杂粮混在一起；米缸快要见底时，母亲就拿麸皮或细糠包粑给我们充饥；到了青黄不接之时，家里经常断炊，母亲只得煮一锅的野菜加几勺子面粉，搅拌成清汤寡水的糊状粥。

别人家的米饭与杂粮多是对半开，我家里却是野菜占了大半。饭里的辅料随季节变化，依次是黄荆叶、芝麻叶、南瓜、腊菜叶子、红薯和腌菜等。最难吃的是腊菜叶子拌饭，焦煳毛边、有盐无油，难以入口不说，吃下去还糙心——就为这个，我和大哥竟做出了跟弟弟抢白米饭吃的荒唐事。

秋冬时节，母亲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晚上不做饭”，还不准我们跟小伙伴捉迷藏、玩跳房、滚铁环，说这样疯闹既糟粮食又坏鞋。每次听说没有晚饭吃，我就心里发慌，卯起劲来喝几碗糊状的大杂烩。到了晚上饥饿难熬时，母亲偶尔拿出十几粒豌豆、蚕豆或一小块锅巴来，让我们嚼几口压压饿心。并安慰我们说：快点睡吧，睡着了就不饿了！

夕阳西下，月上东山，左邻右舍热气腾腾的饭菜已经上桌，我家里却是冷火煪烟。大半天的时间，母亲饿着肚子在田地里忙活，兄弟几个眼巴巴地望着对门冲，希望母亲早点回来，可等来的又是没有晚饭。那一刻，兄弟几个是一脸的失望与无奈，母亲却是一身的疲惫与汗水，还有她转过身去的泪水。

记得我9岁那年，家里仅有的两升子米就着野菜吃了六天，眼看就要断炊，母亲愁容满面、唉声叹气——她既不想几个正长身体的孩子挨饿，又不想患有肺病的父亲太过节俭，累坏了身体。大姐悄悄地对我说：“明天你到陈巷去，让父亲想想办法。”第二天清晨，从来没有出过远门的我，好不容易走完十几里的山路，区政府的人却告诉我：农忙时节，父亲一直住在村里。区委书记宋德安打来了一钵米饭和一碗粉蒸肉，让我饱餐了一顿。下午一点多钟，我来到8里外的董家龙村，见到父亲跟村民们并排着插秧，又黑又瘦。父亲回到农家的住处，拿出20斤粮票和5块钱，放到我的贴身口袋里。我和二姐买回了10斤大米和20斤碎米，吃了半个多月，直到夏粮落地。从那时起，我才知道粮食的金贵，也知道节俭与珍惜，以至于后来在外面吃饭，从不多点一个菜，哪怕是在亲朋的酒宴上，也不怕别人笑话，我会把剩下的饭菜打包回去。

那时，大家生活特别简单，吃饭嚥菜从不挑剔，也没有那么多讲究。就拿大米来说吧，为了能多吃一些时日，母亲只是将稻谷脱壳，简单地辗压成黑不溜秋的糙米，虽然米饭的品相和口感不好，但米饭的数量会多出三分之一。洒在桌上的几颗饭米，父母捡起来丢到嘴里，即便是掉到地上，他们会捡起来吹几下吃掉，哪怕是馊了的饭菜也不舍得倒掉，还叫我们吃焦煳的锅巴，说吃了肚子不疼。如果哪个孩子不小心打翻了饭碗，必会招来父母的“钉力骨”惩罚，那钻心的疼痛，确实叫我们长了记性。

10岁以后，我也能替父母“分忧”。放寒暑假时，我和大哥干点简单的农活儿，半天挣2个工分。在收割的季节，我和奶奶到田野里捡麦穗、拾谷物、掏红薯，我们在田地里仔细寻找，包括路边隐秘的角落，就连落入泥巴里的几十粒谷子，我们也会掏出洗净。这少得可怜的谷物上不了磨子，只能用“地窝”捣碎了煮稀饭。我们也会把刚挖过红薯的田地再深挖一遍，直到田边地角。每当挖到半头的红薯时，自己就会大呼小叫、欣喜若狂，即便是挖到细小的根系，也要拿回去加工成“美食”——它可比腊菜叶子好吃多了。

那时人都吃不饱，哪有粮食喂养家禽？母亲却总是记得抓几把秕谷给鸡吃，那是希望母鸡多下一些蛋来，以此换回日常的生活用品。家人不舍得吃鸡蛋，只有家里来了客人，才煮上一碗荷包蛋——美其名曰招待客人，实则借客人之名让孩子们解解馋。客人明白其意，只是象征性地吃一个，任你怎么劝说，他也不会多吃半个，否则，会遗为笑柄。有一天大姐夫来了，母亲打了5个鸡蛋，姐夫吃了一个就放下了筷子，几个小不点望着碗里的鸡蛋直吞口水。就在众人送姐夫回家的间隙，弟弟半路返回，两只小手捞出鸡蛋，狼吞虎咽纳入腹肚，等大家回到屋里，望着空空如也的大碗和弟弟满脸的油渍，明白了一切，弟弟却谎称鸡蛋被狗吃了。

儿时天天望着过年，过年就有肉吃。大年三十儿，母亲会煮一锅的猪头肉和牛羊的杂碎给我们吃，并告诉我们说：吃完了这些你们都要禁嘴，做客不许吃别人家的肉食。家里来了客人，母亲也会摆上一桌子的好菜——可惜，桌上热了多次的荤菜，只是装门面的“看菜”而已。客人懂得规矩，只吃萝卜不吃肉，他们实在拗不过父母的劝说，才拈一小块肉尝尝。兄弟几个闻着肉香直流口水，没事总往厨房跑，抽空偷吃一二。如果被父母撞见，必会招来一顿臭骂或几个耳巴。

尽管父母再三嘱咐，年少的我哪能管住贪吃的嘴，为此没少挨打。那年正月初二，我去给舅舅拜年，望着炖钵里跳动的肥肉垂涎欲滴。那会儿顾不了父母的叮嘱，夹起半生不熟的肉就咬，舅舅无奈地说：三斤肉过个年，待完客还要管到正月十五！我却充耳不闻，再去夹第二块时，舅舅拿起筷子在我的头上抽出了一道血梗，就连向来疼我的舅妈也生气地说：一点规矩也不懂！

也许是太过嘴馋，头上的伤还没有好，一行人又到姑妈家里偷鸡吃。兄弟几个端出姑妈煨在灶膛里的瓦罐，啃完鸡腿和飞胯后把鸡骨头丢到瓦罐里。弄得姑妈上汤时不停地道歉：哎呀，火太大了，把鸡子炖散了！不久，姑妈知道了原委，暗自记在心里。此后30多年，老人家总是剁一只鸡子加半扇排骨，为她眼里的大孩子们炖一罐子的肉汤。

父亲回家是我们最期盼的日子。干完了农活，父亲到外面捉回一笆篓的黄鳝、乌龟和甲鱼。母亲用油渣爆炒，再加些蒜坨，用木炭文火细炖慢煨。三四个小时后，那野生鱼汤的香气飘浮在杨家大塆的上空，引得邻家孩子深夜吵闹。家里的每个孩子顶着一个大碗，美滋滋地吃到罐子的底朝天。参加工作后朋友们聚餐，有人建议点一个甲鱼尝尝，我却不屑一顾地说：吃腻了，味道不正！

母亲也不是真抠门，一年之中她也会“奢侈”几回。她会在麦子下地时，做出香喷喷的老面发粑、手糊油粑、手擀面条和面子羹；也会在新米入缸时，煮出白花花的大米饭、黄澄澄的锅巴粥，做出酸酸甜甜的米面粑，熬制农家风味的小米粥。母亲还会在不同的季节，做出鲜美可口的菜肴来，比如说香椿炒鸡蛋、葱花儿拌豆腐、清水河虾、黄丝菌韭菜汤；比如说腊肉老豇豆、虎皮青椒、盐菜小麻鱼和粉蒸肉。

且不说饭菜的食材怎样、味道如何，只听这名字就让人醉了！闭上眼睛，仿佛回到了故乡的老屋，闻到了饭菜的香气，尝到了它的甘甜；轻轻呼吸，空气中散发着稻麦、青草和树枝的淡淡香气，还有阳光的味道；用心感受，你会发现故乡的炊烟是温馨的、甜美的、醉人的；细细品味，那融合了母爱的饭菜就是好吃！

如今，人们都过上了好日子，可惜，母亲已然仙逝。回想当年，母亲苦待自己劳作的情形时时浮现眼前——黑夜里，母亲摇摇晃晃地挑大粪、担草头、背麦子、抢谷场，累得疲惫不堪；风雨中，母亲跌跌撞撞地做事，摔得鼻青脸肿；饿极了，母亲在洗锅水里找米粒，晕倒在灶台边，磕得血流不止。母亲瘦弱的身影、慈祥的面容，印刻在我的脑海之中，每每想起，总会令我暗自心痛，悄然落泪。

清明节回乡，望着故乡的老屋和二妈忙进忙出的身影，吃着老人家做的农家饭菜，特别是吃着放在饭边蒸得冒油的腊肉时，就会想起小时候母亲做的饭菜，那香甜的味道，依旧弥漫在唇齿之间。沉醉其中，又想起了母亲的弯月形灶台和杨家大塆的袅袅炊烟。

图片/音乐：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