翰林显赫，布衣风流，—记忠义街人文历史

学山

　　忠义街原来叫公园路，2018年复古改造后开始叫忠义街，该称呼曾颇多争议。有的认为不应该叫忠义街，应该恢复为“杨衙里”，也有的坚持称“公园路”，其实都有道理。

按《瑞安民国县志稿》记载：该街分为三段即杨衙里（宋都桥以东）——忠义庙前街（宋都桥——塔桥）—— 矮凳桥（塔桥——西河桥）。

叫“杨衙里”的一段，位于东入口到玉海中学诒善校区东边的太平石路口。因明朝朱棣时，任福建左参政（副省长）的杨景衡而得名的。郑和七下西洋，杨组织财力、物力鼎力相助，深得朱棣器重。退休后在忠义街造了一幢“归田别墅”，后人纪念他就叫那段路为杨衙里（街）。

叫“忠义庙前街”，是因为那一段南边曾有忠义庙。按明黄思亲所撰《重建忠义庙记》：忠义庙旧名东门庙，在县治邵屿侧，弘治中，邑令高君宾以庙逼迩治所，迁崇福院费址为之，以神封忠义应顺辅正，故揭首两字为“颜榜”。

该神即东汉末年会稽郡东部督尉蔡敬则是也，为瑞安建城之始者，于吴黄武（孙权年号）元年，被赐谥“忠义应顺辅正王”。可见，该庙于弘治年间重建，始命名“忠义庙”。该庙坐落于塔桥到宋都桥之间，庙东侧为今太平石路，“忠义庙前街”或是从那时起约定俗成而延续，1950年置忠义街居民区，省去了“庙前”两字。

被叫公园路则源于“湖滨公园”——湖滨公园或是民国时的“瑞安公园”的延续，现湖滨公园“一柱亭”，尚有乡贤李伶逸1930年代为放翁亭所撰的“旧址筑新亭，故国犹留乔木在；小城临古渡，诗人谁继放翁来”，以纪念南宋大诗人陆游曾任瑞安县主簿。陆游曾写下《泛瑞安江》，诗云：“附仰两青空，舟行明镜中，蓬莱定不远，只欠一帆风”。原瑞安公园入口在金带桥路（即现在玉海楼南边那条路）的西端口，石刻的“瑞安公园”牌匾还在，原公园里建有“放翁亭”，“蓬莱阁”等。民国时的湖滨公园是老城墙被拆除后，于1942年在老城墙基上建成的。解放后陆续扩建整修，1981年一次大整修后，成了现在的“湖滨公园”，该路也就正儿八经的被命名为“公园路”。如果能恢复“瑞安公园”并通过金带桥路把与现在的“湖滨公园”连成一体，玉海楼植入公园，或将相得益彰，辉映古城。

公园路于2018年复古以来，又被叫做“忠义街”，或有人以为讲“忠义”有封建味道，还是习惯叫她“公园路”，某君高论“忠义之人，总比不忠不义的好”。

“忠义街”位于瑞安老城的核心地带，全长约450米，其东为东濠河，过桥直通瑞安最繁华的万松路，其西联着邮电北路。邮电北路1980年前为西河，可通5吨木船，集云山的水主要经此河疏散到老城各支流，那时瑞安是水乡，如威尼斯。忠义街的西街口，原来便是大名鼎鼎的“西河桥”。1969年以前，西河的水流经西河桥时，一涓细流东拐进了忠义街，那时的忠义街是一条流水相伴的石头路。水在南，路在北，虽然水不宽，但过水还得有桥，那时的忠义街还有矮凳桥，塔桥，宋都（送姑）桥。虽然我们后生已不能看到那些桥的风采，眼前还能闪现小桥、流水、人家画面，期待一位撑着油纸伞的江南女子走过。只是如今的油纸伞被倒挂者 ，女人男权化的时代，已难觅那传世柔情。

所谓才子佳人，我想清末民初时，这条石板路、小桥边定曾佳人云集，因为这条街留有太多才子的风采。温州人都说：“平阳出戏子，瑞安出才子”那瑞安才子可不是盖的，或许是因为佳人多 ，才子才多吧。

篇幅关系，我这里就介绍一下影响全国的几个大才子吧。瑞安有“三孙五黄”之说，即孙家的孙鏘鸣、孙衣言、孙诒让和黄家的黄体正、黄体立、黄体芳、黄绍基、黄绍第。这八人，除孙诒让外，其他七人皆进士出身，而孙鏘鸣、孙衣言、黄体芳、黄绍箕、黄绍第，则更过分了，居然还都是翰林出身。要知道自唐以来，就有不是翰林不拜相的规定，出身翰林可是天下读书人的最高荣誉。瑞安居然在清末一口气出五个翰林，而这五位翰林皆住在忠义街区。

孙衣言家的“玉海楼”正门在道县前，后门开在了忠义街；孙鏘鸣家的“海日楼”在大沙堤，本来其规模藏书不逊“玉海楼”，可惜1942年被日寇飞机轰炸了，现还存故居。黄绍箕和黄绍第的故居都在小沙巷，因为黄家的影响，小沙巷也名“振文坊”。黄绍箕的故居略显偏僻，黄绍第的故居还是显眼的，从解放路原“第一百货商店”东边路口进来，北行200米，可见一写着“紫气东来”的门台就是了，这门台是1942年被日本人飞机炸毁后重修的，这里也是著名演员“甜姐儿”黄宗英的故居。

这个街区居然住着五位翰林，还是五个“牛叉”的翰林。孙衣言曾任江宁布政使，为曾国藩的左膀右臂；孙鏘鸣为李鸿章、沈葆桢的房师，俞樾诗赞曰：“天下翰林皆后辈，一朝宰相两门生”，可谓“翰林王”，他还曾弹劾穆彰阿；黄体芳为张“同光清流”重要代表人物，与张之洞、张佩纶、宝廷有“翰林四谏”之称 ，因弹劾李鸿章而得罪慈禧太后；黄绍箕则为清末教育改革的重要力量，曾以“博涉中西，夙负时忘”而被派任京师大学堂总办，为北京大学的新式学制打下基础，后来又应张之洞之聘，主政湖广教育 在武汉创办了多所新式学堂，编撰了首部《中国教育史》，更牛叉的是敢在“戊戌政变”之前，给康有为通风报信，而使成功避难。黄绍第则和其叔父黄体芳、从兄黄绍箕一起参加“强学会”，“戊戌变法”中上书从兴办教育、工业、商业、女学四方面提出变法建议。

孙依言儿子孙诒让虽只是举人出身，却是晚清最有学问的人被誉为“朴学大师”、“清末巨儒”，他所撰的《周礼正义》、《墨子间诂》、《契文举例》等影响深远，《周礼正义》是十三经最重要的注梳；没有《墨子间诂》，墨子的思想或可能埋没在历史的长河；没有《契文举例》开创研究甲骨文之先河，郭沫若、王国维或也只能看着甲骨文，望洋兴叹。而孙诒让并非“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他关心维新救国 ，力行教育救国 在温处两周创办了300多所学校；参与实业救国，力争浙江路权，儒雅之人还敢写信救革命党人秋瑾。

上面介绍的几位都是官声显赫的才子，且名之“官绅才子”。那时的瑞安还有一批以布衣自矜的“布衣才子”，他们结成“求志社”，以志图新救国。以陈黻宸、陈虬、宋恕为代表的“布衣才子”则在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一页。陈黻宸为“海内师表”代表着当时北大的国学派，许德珩、冯友兰、马叙伦等一批现代经史学大师均出其门下。陈虬、宋恕为近代思想家，三人合称“东瓯三杰”，说东瓯三杰是客气的说法，其实何止限于“东瓯”。陈黻宸、宋恕的故居都在会文里，将在会文里街区里再作介绍。当然其他像许启畴、陈宝善等“布衣才子”也都有着非凡成就，只是比起“东瓯三杰”稍为逊色而已，这里就不作介绍了。

当时的官绅才子和布衣才子既合作又矛盾，但最终在忠义街区留下了永久辉煌的印记。忠义街之所以受世人关注，是因为在这短短450米的路上分布着两个国家级文保，一个省级文保（正在申报国家级），及一批清末民国风情浓厚的历史建筑，不仅颜值高，还都有着厚重的文化积沉淀。

从忠义街东入口进来就是两个国保单位，南为官绅孙依言创办的“玉海楼”，北为布衣陈虬创办的“利济医学堂”。“玉海楼”为全国十大藏书楼之一，与“天一阁”各有千秋。“利济医学堂”为全国最早的中医学校，打破了中医单传内传的传统，为国培养了一大批中医，对中医的传承与发展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一在南一在北，门对着门，难免会有故事。“利济医学堂”的门楣前额挂着孙依言所题的“利济医院”。孙依言不仅学问好，也是个书法大家，他的字为“颜筋柳骨”，刚劲有风骨。但你仔细看那个提额的“院”字较其他三字圆润？原来孙依言为陈虬题的是“利济医舍”，陈虬认为“舍”字不大气，就私下让人改为“院”字。据说这一改伤了和气了…，后经宋恕（孙鏘鸣女婿）出面调停，才平息矛盾。

在忠义街的西街口偏北处有一中西结合，民国风浓郁的建筑，在十月的桂花香里格外质朴大气，便是中国最早的公共图书馆“心兰书社”。心兰书社的首倡者是当时的“布衣才子”许启畴。他连同陈虬、陈国桢等进步开明人士，集约二十余人，筹资聚书。于同治十一年（1872）创办了一个公共书社，名“心兰书社”。它是我国最早具有公共藏书性质的图书馆的雏形。始建时间比上海强学会“强学书藏”早23年，比中国最早的现代新型图书馆之一的北京大学图书馆（前身京师大学堂藏书楼）早26年，而且从目前资料来看，我国公共图书馆发展史上创办时间比心兰书社还要早的图书馆还没有。

从忠义街区的翰林世家到布衣百姓，我们可以看到，在瑞安这片热土上不仅人才辈出，还无不忧国忧民，翰林世家、东瓯三杰，他们留下物质和文化遗产，可以一窥清末民初我们温州的文化底子，还可发现温州重义、忠义的文化基因，而这也正是名闻天下的永嘉学“义利并举”思想的一脉相承，忠于国家民族，利益百姓民生，该街叫“忠义街”没错！

本想顺着把大沙堤、小沙堤的故事讲一下的，怕篇幅太长，影响读者兴趣，就暂时搁笔。请关注“学山”的美篇，下一篇再聊，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