⑧读书札记｜林语堂《苏东坡传》第八章

宇文方水

神宗时，一场政治风暴起于国家资本主义者，苏东坡斥责王安石发动战争旨在迫害文人。反观仁宗时，思想自由的氛围却拔擢培养了一代人才。

林语堂认为这次朋党之争的悲剧之发生，就由于一个人个性上的缺点。

林语堂认为“中国政治哲学的基础，是好政府必然是广开言路，而坏政府则不然。好政府要有批评与异议的自由”。

当时独立批评者刘挚认为王安石欲“钳天下人之口，也就是使天下人不得批评政府。”

内阁中户部（财政）完全独立，御史台也独立。

宰相兼中书省侍郎与门下省侍郎，所以名“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门下省研讨命令，中书省（宰相府）发布，尚书省执行，俨然三权分立的样子。

当权派王安石任用姻亲谢景温、女婿蔡卞，可见任人唯亲之甚。

手下吕惠卿后来出卖王安石。

作为两面人的邓绾，先后服侍王安石和吕惠卿。

吕公著和韩维曾与王安石为友，也最终走向反对派。

如此可见王安石确无知人善任之才华，“只落得统治一群庸才之臣”。

他尽拔升“才不胜职”、唯唯诺诺毕恭毕敬的李定、舒亶、邓绾之徒，亦有极端活跃、富有险谋才干又极具说服能力的小人曾布和吕惠卿。最终“吕惠卿出卖了王安石，王安石出卖了皇帝，皇帝出卖了人民”。

同时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王安国却作为反对派，站在兄长的对立面，实属不易。可见那时候也有为真理而战、不屈服于礼俗之大智大勇者。

王安石不任情放纵，也不贪污腐败，“系真诚虔敬洁身自好之士，在金钱与私德上从未受人指责”。一领到俸禄，就交给弟兄们，任凭他们花费”。过于伟大以至于多虚伪之嫌。

林语堂认为政府“贷款与民不是以盈利为目的，百姓都不肯相信”。正如当下的高速公路等一直在亏损，却建的高楼大厦鳞次栉比又富丽堂皇一般掩人耳目和虚伪透顶。

宰相韩琦认为“实行的国家资本制度，是榨取民脂民膏以充国库而供皇帝穷兵黩武，并不足以言富国之道。”不禁令人振聋发聩。

苏东坡警告皇帝“若以为用专断的威权必能压制百姓，则诚属大错”。

王安石清除御史台，“于是批评朝政之权受到了摧残，政府组织的基础受到了破坏。”

作为监察机构的御史台，代表舆论时时对当政的政权予以控制或批评。必须进诤言，反映舆论。

传统上认为明主贤君应当宽宏纳谏，重视名誉。

“像现代总有对公众抱有责任感的新闻杂志编辑，不惜冒监禁死亡之险而向极权政权挑战的，在过去也总有御史受皮肉之苦、鞭笞之痛，甚至死亡之威胁，而尽其于人民之职责。”

“但是恶人当政则急于塞御史之口，正如现代之专制暴君，总以钳制报章杂志之口为急务”。

老臣富弼警告“在任何政治斗争中，正人君子必败，而小人必占上风，因为正人君子为道义而争，而小人则为权力而争，结果双方必各得其所，好人去位，坏人得权”。真是惊雷之语，霹雳连连。

对现代读者最重要的两个论点，一是孟子所说“君权民授”，一是为政者当容清议。

“为人君者若不容许自由表示意见，焉能得到人民的支持？”

苏东坡认为“一个好政权之得以保持，大部分在于不同的政见合理地发挥其功用。一个发挥自由功用不惧利害的监察机构所代表的，就是真正的公众意见。”

所以，我们并不是一定要抓住“为人并不甚坏”（司马光语）的王安石死死不放，只是历史的教训沉重，当为镜鉴。

我们宁愿放过一个坏人，让他有变好的机会；但我们绝不能放任恶劣的制度和政策大行其道，而为祸黎民。

也许王安石是无辜的，只是过于“道德君子”的为人处事反遭来小人的利用也未可知。

所以，一切都是猜测，才需要我们来小心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