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爷爷

三大队皮鞋

从作战部队到建设大军
〔一〕红军爷爷
红军十一师、八路军七七零团、中国人民解放军恩施暂八团。
〔二〕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中国人民解放军水利四师、公路二师。 我的爷爷贺青云~1911年7月，出身於四川江油。 我的爷爷贺青云~1935年4月参加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跟随红四方面军长征。从普通战士成长为团长，1944年在陕甘宁边区垦荒中被授予劳动英雄光荣称号。1952年参入了荆江分洪工程，随后又参入了海渝中线工程。1954年参入了武钢建设工程，1955年部队整体划转武钢，随后历任武钢黄石大冶技校党委书记、校长，武钢行政处处长、经理办公室主任、副经理等职务。 我的爷爷贺青云~1982年2月逝世，长眠於武汉九峰革命烈士陵园。 童年

我出身在四川省江油县一个佃农家庭。家中上无片瓦，下无插锥之地，真是一贫如洗。全家靠租种地主的田过日子。这家的主人是江油县教育局的视察委员。他势大、权大，为人心狠手辣。每年农忙时节，他规定佃户首先无偿地给他耕种，等他的田种完了，才能回来耕种自己的田。他的田种在前头，缅户的田种在后头。这样，佃户的田就错过了季节，收成哪能会好？到了秋收时，他却用他田里的产量来估佃户田里的产量。这样一估，有时还租上加租。可怜贫苦农民脸朝黄土背朝天，辛辛苦苦干一年，到头来也剩不下几粒粮食！如果你不帮他种田，他就不让你租他的田种。农民不种田吃啥子？为了活下去，农民对地主这种剥削和欺压，只好忍气吞声，有时还得给他送礼，见面也得点头哈腰。因为印把子掌握在这些人的手里呀！

家中贫穷，为了活命，我七岁便帮人放牛。八、九岁时又帮我舅舅家推磨，只想混口饭吃。记得十岁左右，在农忙时，我父亲、大哥、二哥都帮地主种田，我也到地主家去帮着照顾小孩，陪着他家的小孩到十几里外的学校去上学。地主的孩子也十几岁了，比我还大几岁，过沟时我还得背上他。平时走路，他也要我背他，好像他没长上腿子似的。如果遇到刮风下雨、下雪，那就更糟了，那地主崽子骑在我身上不下来，一背就是七八上十里路。不背，回家他就告状。地主也不问三七二一，抓起棍子就狠命地打我。地主崽子上课，我还得整天在外等着。地主的崽子又娇贵得很，动不动就哭。老师没办法，叫我坐到教室里陪他、哄他。这老师可是个好人，看我呆呆坐在教室里无事于，就找书给我，叫我跟着一块儿念。这样陪地主崽子一、二年，我还学会了写几个字。我天天陪着他的孩子上学、放学，地主还不给饭吃，我还得吃我自己家的饭。每当学校里吃中午饭时，看到有钱人家的孩子吃的大鱼大肉，我心里就十分难过，只好拿着从家里带的糠菜饼子，躲在外面角落里去啃。当时我想，同样是人，为啥子这样不平等？

不平等的事还多得很。人们常说国民党的税多，这话一点不假。我们那地方的税就多如牛毛。那时，连走路都有什么“脚板税”收税的名堂也多得很。如，保长开个会，说花了多少米，多少饯，就要由各家分摊。有时保长高兴了，掏出枪来，朝天上“乒乓”几枪，说是打土雁，打了多少多少子殚，每户得出“剿匪税”、“子弹税”。他问： “你们听到枪响没有？”如果哪个要说没听到，他就顺手“啪啪”给你两巴掌，最后你还得拿钱出来。这些只是杂税。还有军粮哇。国民党总说这里打了胜仗，那里打了胜仗。打了胜仗就要老百姓捐粮。国民党的士兵打仗被打死了，说是为老百姓卖命，你又得拿钱出来，逼得农民有苦无处诉，我恨死了国民党反动派。

纤夫 我们全家起早贪黑，拚死拚活地于活，一年忙到头，所得的一点粮食，既要交那填不满的租子，又要交那摊不完的税，最后还是养活不了一家人。我父亲、大哥是木匠，农忙时在家种田，农田时就挑脚（就是帮有钱人在山里背货物），出外打短工，什么都干．修房子、做傢俱、修理农具，做一天活，就管两顿饭。我十一岁时还在地主家里帮工。一天，一个驾船的听说了我的遭遇后，很同情我，便说：“靠帮工还不给饭吃？走，拉船去吧，好歹可以混饱肚子！”我想，只要能饱肚子，哪儿我都愿去。就这样，我就跟他到船上去了。一上船就是十年。
拉船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就是船走上水时，需要人在岸上拉纤。没上船时就说好了的，我只是混饭吃，没有工钱的，我是船上的“丘二”（意为勤杂工）。船走上水，我就上岸拉纤，船走下水，我就烧火煮饭。船浸水了，我就往外戽水。
那时船上挣钱是分成几股：东家两股，“太公”（船老大）一股半“船老二”（舵工）一股半其他人一人一殷。我是“丘二”，不算股，我的钱是其他人随便给一点。那时在长江上混饭吃的，都会抽几口鸦片烟。我想，干活不藏力，力又不要钱买，用了还会来。闲着没事时，我就帮船工们烧鸦片、打洗脸水、洗脚水，把什么都端到他们跟前。我在船上埋着头苦干，干到了十八岁，虽然钱没拿到一股，但大家都很照顾我，发了钱时，这个给几吊，那个给几吊，一回也能积几吊钱。那时，三十斤一斗米，只要四十吊钱。虽然我的钱很少，但寄回家去，多少是一点贴补。
我们拉船的，跑的地方多，上到天朝，下至重庆。只要哪里能多赚钱，几个人一商量，“太公”出面一接头，就跑哪里。我在船上虽然混饱了肚子，却混不上一件遮羞的衣服。那对我们拉船的，都是光着屁股在水里爬来爬去，在悬崖峭壁的石头上踏来踩去，身上总是被划得一道道血口子。到了冬天就更难受了，江面上北风刺骨，身上只披件破棉袄、破麻袋，打双赤脚在江水里爬上跳下。上岸后，踩着积雪在悬崖上拉，稍不小心，就会滚下悬崖摔死。但不这样怎么办呢？要活命呀！
有时，我呆呆坐在船头，望着滚滚的江水，暗自想着：这种日子，几时才能熬到头呀？ 虎口逃生 就这样，苦苦熬着的日子也不安宁，国民党到处拉兵，搞得人心惶惶。国民党在城里拉兵时，把几个城门一关，挨家挨户地搜。见到青年人、壮年人，不管三七二十一，捆着就拉走。因此一般男青、壮年人，根本不敢进城，连小镇世不敢去。国民党在乡村里拉兵，有时是突然把几个村子一围，见人就拉。这还是拉兵。还有派兵的。就是往各家各户摊派。地主富农有钱的，可以出钱买丁。我们穷人连饭都没有吃的，哪里还有钱去买丁？有的穷人派兵派到头上，无奈只好东挪西借，凑了钱给保长送去，保长收了钱，转头来还是把人给抓走了，搞得：人财两空。在那虎狼当道的年代里，到哪里去伸冤呀？！
拉兵的灾祸也落到了我的头上。我一天之中，就被抓了三次。这天早晨，我从船上一上岸，就被一群国民党士兵抓住了，不由分辨，用绳子一捆，拉着我就走。我心里急得要死。这路他们一去，给军阀老财当炮灰，还能活着回来？我决定找机会逃跑。我这个帮船的，跑的路多，对这一带的环境熟悉。这时，走到一个茶馆门前，茶馆跑堂的是我远房幺叔。他见我被拉兵了，就假装热情地迎着国民党士兵说：“老总，前面坐，前面坐！喝口热茶解解乏！”这几个国民党士兵跑得日干舌燥，也正想解解渴。不要钱的茶送到了嘴边，哪有不喝的？于是装模作样地说：“好吧。快把茶端上来，喝了老子们好赶路。”等国民党匪兵刚刚转身在桌边坐下，我就飞快地穿过堂屋，推开后门跑了。边跑，边解开手上的绳子。哪晓得还没跑到船上，我又被一股国民党士兵抓住了。
怎么办昵？我还是要跑！就是在家里饿死，在江里淹死，我也不愿当国民党的遭殃兵！这次被抓，是强迫我给他们背东西。我背着沉重的背篓，沿着悬崖蛸壁上的羊肠小路走了三十多里山路，快走近一个小庙时，我见这里的路很窄，坡很腱，刚刚放得下一双脚，稍不小心，滑一脚，就会掉到山下摔得粉身碎骨。而山上又有密密的树株。看到这些情况，我心里立刻冒出个主意。我取下背篓，放在路上，转身长长喘了一口气，擦着汗，对路着我的国民党 士兵说：“老总，请帮着扶一下，我去解个溲就来，唉，真把人给 憋死了。”他为难地看了看背篓，不扶，人一走，背篓就会滚下山去。丢了当官的搜刮来的财物，他回去交不了差；扶吧，吃亏受累不说，还会丢了自己押送人的那种威风。他犹豫了一下，看着我那急切的样子，无可奈何地走上前，扶住背篓吼道：“他妈的，就你屎尿多。快点！”我假装顺从地点点头，转身走到山路转弯的地方，等他看不见我时，我便迅速上山，钻进树林里，拚命地跑。也不知跑 了多长时间，天已黑了下来，我刚跑到一个小镇上，结果又被一个国民党兵把枪逼住了。我想，这回可完了，他们把我抓住，往黑房子里一关，那真是插翅也难飞出来了！ 参加红军 我来回地奔波了一天，已累得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劲了，双手还被五花大绑捆得死死的。此刻，我只有懒洋洋地跟走。当时四川兵都有两杆枪：一是步枪，二是烟枪。走着走着，不一会儿这个烟鬼呵欠连天，眼泪直流，他对我说：“弟兄”，随后又馓了个抽烟的手势。我晓得他的烟瘾发了，我讨好地说：“老总，我会烧烟。”走到一家烟铺前，他便把我带进烟铺，大声喊道：“伙计，快把烟端上来！” 他把步枪往墙边一靠，解掉我手上的绳子，身子就势倒铺上，凶狠地对我说：“你老实点。不准跑。惹烦了老子，老子一枪崩了你！”我装着害怕的样子说：“是。不敢，不敢！”我给他烧着烟泡，他猛地连吸几口。趁他紧闭双眼，细细品尝烟味的时候，我轻手轻脚地跨出了烟铺，溜走了。
我不敢回船上了，只好逃回家去避避风。一整天的奔跑，我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何况连水都没有打湿口。但在此时，什么累呀，饿呀，早就忘到九霄云外去了。只有一个念头，跑，跑得越远越好。几十里山路，我两三个小时就跑到了。一进家门，父亲听说了我的遭遇，叹口气说：“这是啥子世道嘛！共产党快来，快来救救我们吧，我们真活不下去了哟！”
在我们家乡，那时已听人说，共产党是专门打富济贫，替穷人办事的，所以乡亲们都盼着共产党快来。那时，还出现了一神情况，就是国民党遭殃兵的追悼会，经常在我们家乡的村镇里召开，死者是在与红军打仗时被打死的。根据这些情况，我们心里明白，共产党、红军离我们不远了。
不久，红军象神兵从天面降，解放了我的家乡。嗬！我们那里就象开了锅似的，全沸腾起来了。成立苏维埃攻府，打土豪，分田地，闹得很红火。我两个舅舅，一个舅舅是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一个是财经委员。我大哥还是游击队队长。

后来，我见村里有许多青年踊跃参加红军，我心里非常羡慕。我想，在家里日子难熬，躲壮丁都躲不赢，不如当红军闹革命痛快。

于是我和几个伙伴商量好，瞒着大人，偷偷地带着十五岁的弟弟，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光荣地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

从此，我逃出了虎口，踏上了革命的征途。在毛儿盖准备过草地时，由于当时部从规定十六岁以下的少年不准过草地，我弟弟就留下来给一户少数民族老乡当了儿子。这样弟弟就留在了毛儿盖。

长征途中的“奇异”马队 在我们红军队伍里，官爱兵，兵爱官，官兵之间亲密无间。这融洽的官兵关系，是我们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克敌制胜的一个法宝。
不过，在红军中有时也会出现一些异常现象。在长征途中，一天，我们部队在四川省北川县，正冒着蒙蒙细雨行军。俗活说：毛毛细雨湿衣裳。当时，部队已在雨里奔走了一天，战士们的衣服已打得透湿，还一步三滑地在泥泞的山路上吃力地跋涉。山谷里的北风一吹，浑身直起鸡皮疙瘩。战士们多么想早点赶到宿营地，烤烤衣服，喝一碗热腾腾、辣滋滋的汤，驱驱寒，解解乏呀！
突然，后面传来命令：“部队停下，让路。全体面向路外面坐下。坐下后，不朝背后看！”让部队背朝外面坐在泥水里，还不准朝后看！搞的啥子名堂嘛！搞得这么玄乎？指战员们本来衣服湿了贴在身上已够冷了，现在又坐在泥水里，北风一吹，人人都冻得瑟瑟发抖了，虽然寒冷，但战士们的好奇心却更浓厚。不准看，就偷偷：看。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背后还是没有一点声响！只有雨落在地上的“沙沙”声，北风的“呜呜”声，和战士的牙齿打颤的“咯咯”声。
雨，越下越大，几步远的山路，已被雨雾笼罩住了。大约等了二十多分钟，从远处传来了马蹄声。不一会儿，在背后让出的山路上，约一、二百匹马的马队，从雨雾中出现了。等走到我们背后时，我们才偷偷地看清，都是披着油布雨帘，骑着马的骑兵部队（当时我们战士没有油布）。嗬，有什么了不起的，过一个马队还搞得这么神乎其神！这时，有个战士低声说：“张主席来了！”
我那时还不知道有个张主席，就惊奇地问：“什么，我们红军的主席？” “是呀，是呀，是我们根据地苏维埃政府的张国焘主席。”这位消息灵通人士解释道。
在我们一片诧异声中，马队过去了，总共不到五分钟。张国焘过路，还得让我们战士淋着雨，在泥水里坐着，还不让看，搞得那样神秘紧张。我们等马队过完后，从泥水里站起来时，连嘴巴都冻紫了，不住地哆嗦着。第二天，不少战士病倒了。这就是张国焘给我留下的第一个深刻的印象。 机智勇敢追群敌 我红四方面军十一师摆脱了敌人的追击，到达离夹金山不远的一个叫朱莎镇的地方，准备稍事休息后，再往前赶。我那时在师部警卫排当班长。当我拖着沉重的双腿，想坐下来休息的时候，师长张洪发派人把我叫去了。一听说有任务，我又精神抖擞地跑到师长面前。张师长说：“你去把一营带到这个山上来，我在山上等你们。”他指着朱莎镇左边的一个山头。“是。”我回答着，转身就想走。张师长又说；“假如我不在山上，就把一营带到这边的山上。”他说着又指着朱莎镇右边的一个山头。
我接受任务后，肩挂一枝步枪，背上插着一把大刀，腰别一枝驳壳枪，紧紧绑腿就上路了。一营在离朱莎镇六、七十里路的地方阻击敌人。这一路全是山路，又是刚刚经过激烈战斗的战场，到处都是敌人的死尸，偶尔也有我们来不及掩埋的战友的遗体。到处都是血，那一股殷腥味直往鼻子里钻。那些各种形状的死尸，使我不敢瞟上一跟。这场战斗的残酷性，也可想而知了。我看到这血糊糊的场面，十分紧张，身子不由得一阵阵发紧。但又没有第二条路可走，我只好壮着胆子，挥舞着上膛的驳壳枪，在死尸上跳来跳去，有时实在无处落脚，就踩着尸体冲过去。
山路两旁树木参天。在路上走，就像走进了绿色的长廊。山是静的，林是静的，只听见自己紧急的脚步声。“咚、咚、咚”的脚步声，和着间或一、两声枪的呼啸声，使这本来凄凉的山林，更笼罩着一股阴森恐怖的气氛。就这样，我在敌尸上足足跳着跑了十几里路。当我到一营，找到外号叫“黑蛮子”的营长时，我咚咚直跳的心才慢慢平静下来。
我传达了张师长的命令，也顾不得休息，就带一营火速到张师长所指定的山脚下。 我对“黑蛮子”说：“你们就在这里待命，我上去看看。我“哼哧，哼哧’’地爬上山一看，师长却不在。我又迅速带一营跑到张师长指定的另一个山头的脚下，我让“黑蛮子”营长把部队带到树林里隐蔽好，然后说：“我先上去看看。”我快步地朝山上爬去，走了约一里路时，已走进了大山。
突然，我发现前面不远有一、二百个人的国民党兵，朝我这，山头包抄过来。我一看，糟了，敌人摸过来，一营在山下没准备，可能要处于被动挨打的境地；在山上的张师长他们也很危险。此时我想，一不做，二不休，趁他们还没发现我，狠狠地揍他们一下，也好给张师长“黑蛮子”他们报个信。虽然我已跑了一天路，累得不行了，但一看到敌人，浑身又充满了杀敌的劲头。
我把步枪上好膛，把驳壳抡的机头打开，口里含着一个口哨，以树木为掩护，迅速地向敌人接近。当离敌人还有六、七十米时，我“砰”的一枪打死了一个敌人。敌人还摸不清从哪儿打来的枪，我又轮番用步枪、驳壳枪放了几枪。尔后便使劲地吹着哨子，边吹边大减：“一连从左面冲！三连、七连从右面冲！快！”“冲呵！冲呵！” 又是一阵枪声、哨子声。把敌人给吓停了，一时也不知道有多少红军冲上来了，还以为被包围了，连忙掉转头，慌乱地向后飞跑，连枪都不知怎样放了。
兵不厌诈嘛。我就一个人从这个山头把敌人赶下去。我还是一边打枪，一边吹哨，一边喊：“快，七连快冲上去，敌人跑了！” 敌人只顾逃命，我也只想把敌人赶得越远越好。这样，张师长和“黑蛮子”他们一营的同志们的危险就越小。叉追了一个山头。
突然，有个敌人回过头来，看见只有我一个人，就喊：“共军只一个人，兄弟们，不要跑！”他这一喊，其他的敌人都回过头朝我扑来。我一看，寡不敌众，赶紧就往回跑。敌人的子弹，从我的头上、脚下呼啸蔚过。身边的树枝，也被密集的子弹打得叶子乱飞。我利用地形地物飞快地跑着。
跑呀，跑！跑了两、三里路，迎面碰到张师长带着两个警卫员跑了过来，他一把接过我的步枪，就伏在地上阻击敌人。一营也迅速赶过来了。张师长命令一营司号员吹冲锋号：“嘀嘀嗒……”，“黑蛮子”驳壳枪一挥，就带着部队从树林子里出来，一个冲锋，就把敌人给包围了，像瓮中捉鳖，把敌人全部消灭了。
当时我真累得不行，浑身都软了，靠着大树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着气。张师长一把把我抱在怀里，把他那硬扎扎垒络腮胡子朝我脸上使劲地扎着、亲着…… 我被营长用棍子“打”出了草地 由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错误路线，使红军遭到重大的损失。我们红四方面军只好准备第三次过草地。前两次，部队已减员不少。现在，部队又拖了好几个月，战士们的身体都拖垮了，一个个瘦得皮包骨，一点精力都没有了。当我们第三次站在草地边上，看着一望无际的草地，那一丛丛，一片片叫不出名的野草，被风一吹，象大海翻滚着的波浪似的，心里就一阵阵发麻。但是为了北上抗日，为了和中央红军汇合，我们还是咬着牙，艰难地跨进了草地。
草地表面虽然长满了深深的草，但一脚踩上去，草团就象小船似的摇晃，黑油油的污水马上就淹过脚背。在泥塘、沼泽里行军，比平时走路不知要多耗费几倍的体力。稍不小心．掉进淤泥里，就是拉也拉不起来了。加上风吹雨淋，又冷又饿，不少战士坐在地上闭上眼睛休息一会，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每当看到这种情形，我心里就象刀割-样的难受。
草地的气候变化无常，时雨、时晴、时雪、时雹。让人难以适应。不久，我就病倒了，头重脚轻，四肢无力。那时又没有什么药品，只有苦熬着。粮食也没有了，肚子饿得咕咕叫，两天没吃一点东西了。虽然寒风刺骨，而我头上、身上却冷汗直冒，头昏沉沉的，眼皮也沉重得很，在别人的搀扶下，两条腿勉强才迈开步子。我多么想就地倒下来躺一躺呀，哪怕一分钟，不，一秒钟也行！然而部队在前进，我怎么能……。我咬着牙，坚持、坚持……，走呀走呀，每走一步，身子象腾云驾雾一般，全不由已。走呀走呀，也不知走了多久，太阳还斜照着我的脸，到宿营地还不知得多长时间呢！我实在没有一丝力气抬起我沉重的双腿了，“啪”地一声，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推开搀扶我的同志，倒在地上，躺了下来，长长地、舒舒服服地喘了一口气。多快活呀，我真愿意就这样躺下去，哪怕再也爬不起来！
旁边几个战士见状，连忙围过来，想搀起我走。我却躺在地上硬是不动。他们见实在拖不动我，就无可奈何地喊来了营长。营长拄着棍子赶过来，十分亲切地对我说： “小贺，快起来，让同志们扶着你走，躺下就完了。”我仍然躺着不动。营长疲惫的脸上有些恼了，不觉提高了声音：“起来！”说着，就和几个战士来拉我。我喊着： “哎，哎，哎哟，我的腿！”我硬是赖在地上不动。找想，看你营长瞪着眼睛，象凶神一般，你还敢打我不成？因为平常营长是非常爱护战士的。
营长见我这样不听话，气得嘴唇一抖一抖的，推开旁边的几个战士，举起他拄着走路的棍子，就朝我屁股上打。边打，边高声地吼着：“看你不起来！看你不起来！”我哭了。而且很伤心地哭了：我走不动了，你营长不仅不体贴我，让我休息一下，反而拿棍子狠狠地打我，真是军阀作风！
我哭着站起来，营长和一个战士架着我就走。我边走，心里边诅咒“恶魔”般的营长！就这样，我被营长他们架着走了一个多小时后，我才能歪扭扭地单独行走了。
我看到营长背着我的一条步枪和其他战士的两条步枪，拄着棍子艰难地在泥沼里跋涉，不对又赶到前面去搀扶其他战士的情景时，我禁不住又哭了。不久，我们终于走出了草地，这时我却从心底里感激营长。要不是他狠狠几棍子把我“打”出了草地，我也许就活不到今天了。 忍饥饿 冲过腊子口 我们红四方面军经过千辛万苦，第三次从草地走了出来，部队几乎拖得筋疲力尽了。当时大家非常想找个粮食充足的地方休整一下，吃上几顿饱饭，美美地睡上个觉。可是，矗立在我们面前的却是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山峻岭，秃山恶水，很少有人烟。一想到，还要翻过这些山，渉过这些水，我本来无力的腿就更软了。战士们的体力，还没得到恢复，部队又接到命令：跑步前进，一口气冲过腊子日。这里离腊子口还有五、六百里的山路呵！原来，这里地势险峻，山，全是悬崖峭壁，河深谷陡，中间一条道。走进河谷，两边的高山悬崖，好象夹住了人的脑袋，压得你喘不过气来。而这里的少数民族的土司武装，由于听信了国民党的反动宣传，对我们红军抱着敌视的态度，经常地偷袭我们，使部队防不胜防。我们是从这里过路，又不便同他们纠缠。况且，在深山峡谷里也施展不开部队。
部队只好憋着气跑。由土司武装想堵击我们，在悬崖上把石块堆起来，用木板一挡，套个活套，待我们部队一走近，他们把绳子一拉，石头“哗哗”地落了下来，砸死砸伤我们不少战士。牲口被砸死的也不少。战士们气红了眼，但又不见土司兵丁的踪影，我们只有含着眼泪奔跑着！
有时，部队贴在山边行军，突然，从一个豁口里跳出一个土司的兵丁，夹起我们的一个战士跳上马，转眼就不见影子。我们虽然恨得咬破了嘴唇，却无可奈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腊子口！
当走到较宽敞平坦的深谷时，部队稍稍放松了警惕，土司武装的几十匹马的马队，突然从山背后冲出来，冲进我们的队伍，抢走我们的背包、枪弹及一切能抢的东西。这些土司兵丁的枪法很准，枪有两个脚，架在马头上，枪一响，我们的战士就会倒下一个。战士们想找他们拚个死活，但时间却不允许我们在此耽误！
战友牺牲了，我们擦干眼泪，化悲痛为力量，继续奔跑着行军。但是，人是铁，饭是钢，没有吃的却忍受不丁，在这人烟稀少，群众还没有发动起来的地方，到哪里去搞粮食呢？没有吃的，饿着肚子怎么跑得动？
当时唯一的办法，只有就地取食。我们面前的零星小块地，地里只种着蚕豆。蚕豆秧青青的，还没开花结荚。看来，只有在这蚕豆地里捞点东西充饥了。
于是，前面的部队拧蚕豆叶吃；中间的部队掐蚕豆杆的尖子吃；后面的部队吃上半截蚕豆杆；再后面的就吃下半截杆子；到后来剩下了根，最后连根都拔起来吃光了。整个部队过完后，这里周围几十里的地方，草根、树皮都拔光、剥光吃了。当时那种饥饿状况是可想而知的。我们红军战士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况下，忍饥挨饿，凭着一往无前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硬是冲过了腊子口！ 把红五星珍藏在心间 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我党为顾全大局，同意将红军进行改编。
一九三七年，我们红四方面军正式被改编为“中国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第一二九师”。誓师典礼这天，大雨如注，而战士们却精神抖擞，容光焕发，为抗日高潮的到来感到振奋。会场上，口号声此起彼伏，震动天地。但在宣布换帽仪式时，战士们的心凉了一大截，都有一股说不出来的滋味。这种感情是很自然的。我们帽上戴着闪闪的红五星，经过了十几年的浴血奋战，才换来现在这支无坚不摧的人民军队。可现在却要戴上这全国人民都憎恨的青天白日帽徽，哪个又想得通呢？有的战士还伤心地哭了。
在誓师大会上，刘伯承师长讲了话，他说：“今天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结成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我们红军需要改换服装。有青天白日帽徽的帽子可以戴；国民党军从式样的衣服也可以穿，但我们的心不能换。我们还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的军队，还是为人民的利益而战斗的军从。把红五星藏在心间……”
会后，各级首长都给战士们做工作。我们实在舍不得去掉红五星，就把它珍藏起来。相信总有一天会重新戴上的。
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陆续开赴抗日前线。我一二九师三八五旅七七0团奉命留在陕甘宁边区驻扎。因为国民党承认我陕甘宁边区政府管辖二十三个县。我们七七0团的任务就是防守顺义县到黄河的定边这一条警戒线。我们一个连驻守三个县，口头针一个排；顺义县一个排，郑定县河神镇一个排。营部设在宁县，团部驻在郑源县的西陇镇，旅部却在庆阳县。这样从怀县到定边，横跨两个省，却只有我们一个团的兵力驻守着。大部队在前方抗日，我们留守部队就得守着这么大的地方。
一九三九年，蒋介石撕下了他抗日的假面具，乘我主力部队在前线抗日之机，调集了他的嫡系部队包围我陕甘宁边区，妄图趁我后方空虚，一举消灭我中央机关。他们企图抢占我们的防地，我们理当不让。于是摩擦就这样开始了。
我们驻守的县城，不仅有我们的部队，而且还有国民党中央军和保安团。县政府是他们的，我们没有县政府。县城共有八个城门，我们驻一个排放哨。一个门，我们放两个哨，国民党部队也放两个哨。一个县城，光放哨，就把我们一个排给牵制住了，那还怎么能打仗？！每天早上，都要举行升旗仪式，升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还要唱它的国歌。因为当时国共合抗日，为了这个大局，我们只有硬着头皮参加这种仪式。可是国民党存心整人，搞摩擦。本来每天早上六、七点钟升国旗，可是他们却挖空心思地把升旗仪式改为三、四点钟，我们去了，他们还训我们的人哩！你说气人不气人？他们这哪里是合作，分明是有意搞摩擦嘛！
如果一摩擦，我们人少驻地散，肯定要吃亏。所以，部队奉命收拢驻防。从口头镇收起，收到顺义县，又收到郑义县河神镇，尔后，又收到营部所在地宁县。这样一来，虽然舍弃了几个县城，部队却相对集中了，形成了一个有力的拳头，可以随时对付国民党的挑衅和摩擦了。 思想工作做到国民党士兵中 为了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调动千千万万的人投入抗日，我们总是利用一切机会做团结和瓦解国民党军从的工作，把思想工作做到他们士兵中去。
一天，是国民党的双十节，国民党县攻府和我八路军办事处联合在宁县县城召开大会，国民党的保安团和我们的部队都参加。会后还要举行游行仪式。
为了防备国民党当局搞摩擦，部队领导头天就作了动员，要我们和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去做保安团的团结和瓦解工作。同时要我们提高警惕，安排了万一发生意外情况的战斗布置，命令部从做到入不犯我，我不犯人，决不先开第一枪。
会场里的地势有高有低，在军事上谁占领有利地形，谁就把握主动权。第二天一大早，我们部队全副武装，子弹上膛，首先赶到会场，按照预先的布置占了高的地方。哪个连站在什么地方，哪个排站在什么地方，事先都划分好了，然后等国民党部队进场。
待我们刚坐好，国民党保安团也荷枪实弹赶到会场，见我们已坐好，只好把部队安顿在空地方。这时从我们部队中响起了整齐有力的歌声：
革命到了高潮起，
工农兵是大联合，
我们军队领导工农去抗日，
这是我们的新式兵。
梭啦唻咪梭，
卖国军阀一起消灭净。
首先，我们在气势方面压倒了他们。保安团的士兵见我们喜气洋洋地唱歌，都十分羡慕地看着我们，不知不觉地把端起来的枪，也悄悄地放下了。
双方部队全部原地坐下后，本来中间空了一条巷子，由于我们想要做他们士兵的工作，我们就有意地挪过去，和他们的士兵挤在一起坐。这时大会主席台上，我们八路军办事处的主任讲了团结抗日的道理；他们的县长也假惺惺地胡扯了一番。我们就和他们的士兵在下面手拉手地扯谈开了。平时不能到他们部队去做工作，只好利用在一起开会的机会做工作。会议休息时，在上厕所的路上，我们和他们的士兵一块儿去，边走又边谈开了：“我们都是受苦人出身，自己人，不要打自己的亲兄弟！”“你不打我，我不打你，我们是一家人。枪要对准日本帝国主义！今天出了什么事，你们要枪口朝天放。”
　　国民党士兵因长官层层克扣粮饷，生活困难些，我们有的战士就热情地递烟给他们抽，宣传抗日的道理；他们的士兵也向我们谈他们的苦衷，彼此之间谈得很融洽。哪知继续开会时，会场的空气顿时紧张起来。有些群众代表陆续退场了。此刻，战士们的手不觉紧紧抓住了枪。我们的主任又讲一致抗日的道理，他们的县长却专讲地盘问题。后来还是他们县长理亏让了步，自己给自己转弯说：“好，好，好。今天咱们不讲这些事吧，回去坐下来再谈。”我们的主任赶紧接着他的话讲：“好。不当着群众讲，以后再谈吧！”
　　接着他抢先宣布：“现在列队！中央军、保安团成四路前面走，八路军跟在后。游行开始！”这也是头天布置好了的。假如他们的县长宣布我方队伍走在前面，万一他们的部队开火，我们就要吃大亏。所以我们的主任抢先一步宣布游行的队列。
　　国民党的部队也怕，也不敢走在前面。我们也不动，双方僵持着。我们就站在原地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团结抗日，枪口一致对外！” ，打倒汉奸卖国贼！”
他们的县长无可奈何，最后，还是他们的部队走在前面。临和他们部队分手时，我们的战士和他们的士兵已成了熟人，出发时，还相互亲热地拉拉手，已建立了友情。这天，由于我们作了工作，没有开火。 硝烟中的合作与斗争 那时，国民党中央军一0九师的一个连和我连驻在一起。我们连、排，班都开荒种菜，自己还吃不完。而国民党部队却没有莱吃。刚开始，我们动员老百姓给他们送菜，说是八路军送给兄弟们吃的，他们的士兵很感动。后来，我们趁黑夜，瞒着他们的长官，亲自给他们送菜去，这些士兵感动得流着眼泪说：“八路军真够朋友！”
经过我们耐心细致的工作，国民党士兵的思想有了转变，同情我们的抗日主张，厌恶他们长官搞摩擦的行径。国民党当局怕我们瓦解了他们的部队，就经常换防。开始是一、两个月换一次防，以后，不几天就换一次，最后索性整个一0九师都换走了。调来的是国民党甘肃省主席鲁大昌的一六五师。他们一来，我们又给送菜去，反正我们种的萝卜白菜吃不完。他们的士兵就把仅有的一点菜金留下来，偷偷地买烟抽。
我们和国民党进行的斗争，都是由毛主席亲自布置和指挥的。那时，假如一、二天听不到毛主席的声音，战士们就会问：
“喂，毛主席怎么没讲话啦?”
当时斗争很复杂，很激烈，有时摩擦闹得很大。毛主席在延安，他的许多指示都是通过电报和电活传达到部队的。所以一旦没听到毛主席的声音，战士们的心里就不踏实，就不知如何应付瞬息万变的突然情况。
到了一九四0年，国民党挑起的摩擦达到了高潮。国民党集中几个师的兵力，侵占了我们管辖的三个县。我们也以牙还牙，占领了他几个县。一时间，斗争气氛很紧张，竟到了剑拔弩张，一触即发的地步。
听说国民党中央考察团来陕甘宁边区视察摩擦情况。我们部队把考察团可能要问的问题，编成问答形式，发给每个战士反复练习，因为那时战士文化水平很低。
在我们准备了一个多月后，一天，几辆美式吉普来到了我连的驻地。当时我们正在休息。从吉普车上跳下几个将军级的国民党军官，飞扬拔扈地看了我们的营房一眼后，其中一个大腹便便的军官，官腔官调地问我们的一个战士：“喂，你们怎么不升国旗呀？”
对这个军官的挑衅口吻，我们都很气愤。而这个战士不慌不忙地答道：“往那儿挂？二十三个县你们不承认，我们往树枝上挂？” 那个得意洋洋的军官听了一时愣住了，不知该怎样回答．尴尬地“嗯、嗯、嗯”地转身走了，引起我们战士一阵哄堂大笑，讨了个没趣！我们都是问谁谁答，随便问什么，答得他们没话说。
为了有利于团结，有时也要显示一下我们部队的战斗力。
我们连打靶，请驻在我们连附近的国民党官乓前来“参观指导”。
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在山坡上，除了我连战士和国民党一个连的官兵外，还围满了看热闹的老百姓。我们的营长卜万科也来了。国民党的团长也被请来了。
打靶开始。我连全体战士全副武装，雄赳赳地排着整齐的队列进入靶场。靶是在洋铁桶里装上石灰、草灰，子弹穿过，灰一喷，就证实中靶了。我们连的全体战士，包括通讯员、炊事员、文书都上了。靶放在一百米处，一百多人扑上去，“砰！砰！砰！”灰直喷，全部命中。
放在二百米处，还是一百多人扑上去，“呼！呼！呼！”百发百中。
国民党的士兵,出大拇指夸奖说：“好家伙，他们都是神枪手，我们惹不起！”
他们连长也对我们连长说：“你们训练有方，枪法这么好，我们要向你们学习。”
他们的团长笑着对我们营长卜万科说：“你们要打我们的话，就早点告诉我们，我们好把枪捆成一捆捆的，给你们送来。你们叫几支一捆，我们就几支一捆。你们要放在哪里，我们就送到哪里。你们的子弹我们可不想尝哦！哈哈哈厖。
围观的群众也称赞我们的部队技术精，枪法好，抗战英勇，纪律严明。
由于我们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也同我们友好起来，会操、打球都在一块。那时，国民党空军，有时出动飞机轰炸我们的驻地。他们怕我们挨炸，就主动去改我们驻地的记号，把他们的记号摆在我们的驻地上，使我们免于挨炸。 针锋相对 寸土不让 从一九三九年以来，我们和国民党部队在军事上、政治上都是针锋相对的。他们在战场上没有捞到的东西，企图在谈判桌上捞到。
于是就形成了打了谈，谈了又打，三天一打，两天一淡的局面。那时谈判会议不知道谈了多少次。因此，各级都有谈判小组。
那时，我们整个陝甘宁边区都被国民党部队包围了。就在我们连的驻地旁边，国民党的保安团还挖了一些战壕，修了一些碉堡，妄想在磨擦中吃掉我们。
吃掉我们，可没那么容易！我们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法跟他们斗争。我们连准备好了一个五人军事谈判小组，代表团部去同国民党保安团谈判，要他们拆碉堡，平战壕，从我们的驻地辙走。
当时我是排长，被团里挑选为谈判小组长。组员是一班长、二班长、四班长，还有一个就是连党支部书记杨华栓（那时党支部书记是从党员中选岀来的不一定是指导员，杨是战士。他说身体不好，指导员说不好也得去。）
怎么谈判，我们心里没有底，这时候团长张才千把我们五个人找去。告诉我们第一谈什么，第二谈什么，怎样据理力争，寸土不让，他还给我们壮胆，说“你们不要有顾虑，做好一切战斗准备，机枪要全部架起来。只要他们敢抓你们，我们马上冲进去，彻底消灭他们。”
听了张团长的这番话’ 我们几个人心里就亮堂了，胆子更壮了。
我们五个人穿着干干净净，整整齐齐的军装，扣好风经扣，扶正军帽，扎好武装带，在连长、指导员的陪同下，我们徒手雄纠纠、气昂昂地向保安团团部走去。临行时，连长、指导员和我们五个人一一握手，再三嘱咐“沉着。冷静。机智。部队己经做好战斗准备。”
走到保安团团部门口，只见两列荷枪实弹的士兵夾道“欢迎”我们。那气势，有点像“鸿门宴”似的。但我们却坦然地，昂头挺胸地的走进了他们的团部。
保安团长是一个满脸络腮胡子，一脸横肉的彪形大汉。他在门口点头哈腰地陪着笑脸：“欢迎贵军代表，欢迎。”
我冷冷地嘲讽他：“哼、欢迎？欢迎的场面倒不小哇！” 说着瞟了一眼门口两列士兵。
保安团长似乎明白了我的语义，尴尬地说：“兄弟当然欢迎”。 说着就关上了门。
在一张长条桌前，我们五个人坐好。板凳是吃饭用的条凳。对方除了保安团长外，还有四个副官之类的人。
那时谈判不是心平气和地，谈判就是吵架，就是拍桌子，瞪眼睛。有时还得动拳头，甩凳子。
当双方在保安团长的客套话中坐下后，我们先发言：“这是我军的防地，请贵军顾全大局，马上撒走！”
保安团长无赖地说﹕“你们是国军，我们也是国军，你们人多，我们人也多，你们能驻，我们也能驻嘛！”
我说：“我们的防地是蒋委员长承认的” 。
保安团长却以攻为守：“你们在这里是客军，我们也里是客军，我们都可以驻扎。你们不是要打法西斯吗？希特勒就包围了莫斯科，你们为什么不去援助苏联，反倒在这里占地盘呢？”
我立刻针鋒相对地反击：“我们组织群众，发动群众起来抗日，多消灭一个鬼子，就是对苏联最大的支援。你们即是国军，为什么不去打日本鬼子。” 一席说的他直翻白眼，说不出话来。
我再一次强调说：“再吿诉你一遍，我们这防地是国民党政府承认的，你们有你们的防地，为什么非要到我们这里来？” 保安团长嘻笑着说：“你们是国军，我们也是国军，我们都可以驻扎在这里。你们共产党不是最讲团结吗？你们不让我们驻，那就是破坏团结呀！”
这个家伙还在奢谈团结，令人可恼，一班长气急了，“刷”地站起，好：“你们讲团结，那我问你，你们为什么把碉堡修在我们的驻地前？为什么把战壕挖到我们的驻地周围，掩体地的枪口都朝着我们？这就是你们的团结吗？” 保安团长“嗯”、 “嗯”支唔着，又答不上话来。
四班长也站起来吼道“你们撤不撤！”
保安团长也怒了，嘻笑的脸顿时变成朱肝色，他也猛地站起“不撤！”
我们五个人全都站起“撤不撤！”
对方的人也全都站起来“不撤！还挽了袖子。
二班长一直没有吱声，这时大喊道：“我叫你不撤！” 说着一拳打在保安团长脸上。
我们四个人也一起扑了上去，一场拳头混战就开始了。打的桌子、板凳、茶壶、碗盏“啪啪”乱响。
二班长力气大，他嫌拳头不过瘾，用脚踩住条凳，把凳脚用力一掰，就断了。然后，拿在手上挥舞着。突然，“啪”的一声’’ 二班长手中的凳脚落在了保安团长光溜溜的大头上，头马上开了瓢，血直往外冒。这家伙捧着头在屋里到处乱窜。门外的士兵也冲了进来，但双方混战，士兵们也不好下手。
正在这难分难解之际，国民国一六五师的代理师长从里面房里岀来，猛吼道：“都给我住手”
双方都住了手，我们不知岀了什么事。
这个代理师长跨上一歩，握住我的手说：“哎呀！何必这样，都是自家弟兄嘛！”
我义正词言地说：“保安团不讲理，抢占我们的防地，还不肯撤军。”
代理师长假装和事佬，说：“哦’ 是撤军这回事？” 他转身向保安团长，斥责道：“我不是叫你们撤军吗？你们为什么不执行命令？赶快撤！赶快去撤！你们都听到没有？快去。”
保安团长捧着脑袋，不服气地从鼻子里哼了一声“是”。 便无可奈何地岀去了。
等保安团长岀去后，这时代理师长用手拉着我们一班长、二班长说：“哎呀，我来晚了，误会了。走，到你们团部找张团长去。”
二班长好象还没过足瘾似的，懊恼地丢掉凳脚，说：“我们是看在你的面子上，不然的话，我决不铙他。”
代理师长连连说﹕“撤！保证撤！走！走！”
岀了保安团部，我们五个人又站住了，对代理师长说﹕“你去和我们团长讲吧，我们不陪了，要是保安团还不撤的话，我们还是要找你的。”
代理师长连连答﹕“那行。那行。”
当夭下午，保安团就灰溜溜地撤走了。 谢老只身入虎穴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表面做抗日的大文章，暗地里却把大量军队调到我陕甘宁边区来搞摩擦。那时，几乎天天发生摩擦事件。
一天，我团接到命令，护送陕甘宁边逸议会议长谢觉哉同志到甘肃省庆阳县的西峰镇，同国民党甘肃省主席鲁大昌就双方摩擦问题谈判。
团长张才千亲自带着部队护送，把谢老送到离西峰镇不远的二马关。
一连下了十几天的大雪，把山里的道路和村庄都深深地埋住了。谢老那时已有六十多岁了，白发苍苍。他身穿灰布棉袄，没穿棉靴，牵着马，在一尺多深的积雪中艰难地跋涉着。刺骨的北风吹来，使人浑身透凉。零下二十多度的气温，谢老花白的胡子上，呼出的气都结成白霜。为了抗日的大局，为了党的事业，谢老真是老当益壮，把艰难险阻置之度外。
太阳出来了，照着银白色的群山，闪闪发光，十分刺眼。谢老望着前面的山路，眯着眼睛拍着和他并肩走的张团长，说：
“请回去吧，不远了。”
张团长要派部队跟谢老一起去，以防不测。
谢老笑着对张团长说：“怕什么？我们是正义之师嘛！”
张团长看谢老坚决不要部队护送，就央求说：“好吧，只派一个警卫排。”
谢老还是摇头：。不带一兵一卒，这才显出共产党人的．诚意嘛！”
张团长还不甘心：“谢老，派个警卫员总该可以吧？”
谢老还是摇了摇头：“我只带一个通讯员。”
张团长看谢老执意不肯，也只好作罢。
到了二马关，谢老拦住了张团长：“不必再送了。”
张团长只好站住了，他紧紧地握住谢老的手说：“请谢老多多保重！”
谢老轻快地说：“当然要保重，我还要回来和同志们一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呢！”
谢老朝我们挥挥手，就转身和一个通讯员牵着马，踏着积雪，在凛冽的北风中大步地朝西峰镇走去。连一枪一弹都不带，显示了一个伟大革命家的气魄和胆略！
望着渐渐远去的背影，我们感动极了。谢老这么大的年纪，还在为革命的事业奔波操劳！
我们回到部队后，又接到军分区的命令：部队跑步到离峰镇二十多里的地方待命，枪上膛，作好战斗准备。分区首长还下了死命令，如果谢老被扣住，命令我们一个小时要把西峰镇拿下来！
西峰镇设有我们八路军的办事处，如果有什么变故，一个电话就传过来了。
当然，谢老还是平安地回来了。但谢老那坦然大度的政治风度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却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小风川屯垦获丰收 一九四0年四月，国民党制造的摩擦达到了高潮。他们在政治上、军事上采用高压手段，逼我党我军就范不成，于是又企图从经济上捆住我们的手脚。国民党政府不给八路军发粮饷、被服，同时调集几十万部队围困我陕甘宁边区，对我实行经济封锁，妄图把我们困死在这"弹丸"之地。为了渡过抗战难关，粉碎敌人的封锁，减轻人民的负担，党中央、毛主席高瞻远瞩，向全党发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整个边区沸腾了，军民大生产的热潮滚滚而来。我七七O团一千多人，在团长张才千，政委宋景苹，副团长卜万科的带领下，奉命开抵甘肃省华池县大小风川，执行党中央一面保卫边区，一面生产建设的屯田战略方针。
我连开进了小风川。当时的小风川，还是一片原始森林。只见树木参天蔽日，周围寥无人烟，异常荒凉。六、七十里长的川里，长满了杨树，白桦树，还有那些叫不出名来的杂树；那半人多高的荒草，象一堵墙似的，人想钻也钻不进去。而摆在我们面前更大的问题是∶缺乏生产工具，既没犁，也没牛，真是困难重重。
怎样完成党交给的艰巨而重大的任务呢?团里召开动员誓师大会以后，各营、连、排、班层层也都召开了动员会。一时间，广大指战员群情鼎沸，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决心在生产上也打个大胜仗。
为了不误农时，上级要求在四十天以内，抢在播种前把荒地开垦出来。通过调查和计算，每人摊派开荒三十亩地的任务。当年每人要生产出粮食三石。
当时，我是一连三排排长。全排都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子，新兵居多。为了不落在兄弟排的后面，我召集全排战士讨论。怎样争当开荒模范?
全排讨论很热烈，大家决心大、干劲足，任务定了下来，四十天干下来，每人平均每天开荒地一亩，当年每人生产净粮四石五。
刚开始，战士们干劲很足，一边开荒，一边又唱又笑，十分乐观。头三天，全排每人都达到了一人一亩。但三天过后，歌声和笑声就消失了。因为太累，开一天荒，腰酸背痛，晚上睡觉最难受，连脚都搬不上炕上去，想翻个身吧，也疼得跐牙咧嘴的。手上的血泡更是一层压一层，火辣辣地钻心痛。战士们的情绪一时低落下来了。
晚上，我召集各班班长开会，要求各班都做好宣传鼓动工作，挺过一个星期，就会渡过这个难关。七班长周亚坤，生性活泼，肚子里笑话多，我要他发挥这个特长，把气氛搞活些，同时要求把全排的文娱活动也搞起来。
开完会，我到各班窑洞查铺，看到有些小战士手上的水泡一碰到什么东西，就痛得直咧嘴。我便告诉他们，把针放在自做的煤油灯上烧红，对准血泡"滋"地一声穿破，挤干血水后，第二天就会好。小战士们高兴地都这样做了，减少了痛苦，沉闷的气氛顿时又活跃起来。
一个星期咬牙挺过去了，部队的情绪又上来了。第二个星期，每人每天就平均开了两亩多荒地。我们这个排，也跨入连队的先进行列!
在开完庆功会后，连长、指导员传达了上级指示精神，特别是讲到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彭副总司令也亲自开荒生产粮食的情景时，全连指战员都非常感动。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那么忙，指挥全国抗日前线的千军万马，还要开荒生产，我们更应该多开荒、多产粮，让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同志腾出更多的时间，多为领导全中国抗日的大事情去操劳!会后，战士们的激动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全排战士自动地集中到我的窑洞里来，纷纷要求为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同志代耕。我本来也很激动，现在又被战士们这种真挚的心情所感染，我忽地站起来，挥着拳头大声喊∶
"我为毛主席、党中央领导同志生产一百斤细粮!"
"我也生产一百斤细粮!"
"我也一百斤!"
"我也一百斤!"
……
好家伙，全排战士全都一百斤。战士们的脸兴奋得发红。连两个只有十七岁的小战士骆得义、惠子国也都是一百斤!
正在这兴奋的高峰时，忽然从窑洞门口发出了一声∶
"完不成怎么办?"
这一句话，却使大家愣住了。不一会，有个战士挥着拳头说∶
"谁说完不成?我保证完成!"
一个战士带了头，其他战士也蜂拥而起∶
"我也保证完成!"
"我保证!"
"我保证!"
"我保证!"
……
虽然战士们的决心都很大，但是，这个疑问使我发热了的脑袋顿时冷静下来。是呀，这并不是光凭热情喊一喊就可以办到的，这只有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办到。怎样才能使每个战士都完成一百斤呢?具体措施在哪里呢?我们决不能放空炮!我找几个班长、党小组长商量了一下，我又宣布∶
"大家听着，为了保证代耕落到实处，排里决定∶全排战士，每人保证多完成五十斤，力争一百斤。我保证完成一百斤，力争一百五十斤!"
"鸣，要别人只五十斤，自己倒一百斤。"有的战士不高兴地叽咕着。
"你为什么一百斤，我们只五十斤?"有的战士不服气地问我。
"我是排长，懂吗?"我十分干脆地 第二天清晨，还没吹起床号，我排就早早地赶到开荒的地方，准备为多生产五十斤粮食而奋斗。好家伙，哪知别的排来得还要早，人家已干得满头大汗了。在战士们埋怨的眼光下，我分配完任务，就埋头挖了起来。
中间休息时，大家坐在一起合计，决定明天要比其他排起得更早。这时，连部通讯员从地里路过，大声地对我们说∶
"三排的小伙子们，告诉你们，你们的五十斤，太落后了。二连、五连都是一百斤、一百五十斤!"
通讯员的这番话，象水泼进了油锅，一下子炸开了!
"贺排长，老保守!"
"就我们排长胆子小。"
……
哎呀，这些话，真使我难堪，闹得的我脸一阵阵发烧。是我低估了战上们的力量吗?是的!毛主席、周副主席、朱总司令亲自开荒生产，这给战士们多么大的鼓舞和力量呀!五十斤?
确实太少!怕什么，有错就改嘛!
我马上站起来，手一挥，大声说，
“一百斤!全排战士一百斤!算我保守，我改。每人保证一百斤，力争一百五!"
"好—!"战士们一阵欢呼，尔后又一阵掌声。
虽然我规定了全排每人一百斤，但我暗自决定自己一定得生产二百斤至二百五十斤。我不敢说出来，只有暗暗使劲。
为毛主席、党中央领导代耕的口号，把整个部队的激情推向了高峰，一个劳动大竞赛的热潮开始了。营与营、连与连、排与排、班与班、个人与个人的对手赛遍地开花。你今天比我挖得多，明天我比你挖得更多。捷报频传!记录从一天两面、两亩半、一直到李发才创造的每天一人挖地七亩二分的最高纪录。
毛主席、朱总司令开荒生产，是一股强大的动力，使部队的劳动生产积极性持续高涨。这时，团长张才千出来干涉了，他命令∶挖地一小时，休息十五分钟。中午，饭后睡觉两个小时。违者关禁闭。他每天亲自检查。
我排战士开荒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涨，干劲也越来越足，每天开荒的亩数也直线上升∶一亩、两亩、三亩、四亩，最多时达到四亩半。特别是几个十七岁的小战士，也完成了这么多，我心里感到非常高兴。但又一想，这样搞下去，他们的身体吃得消吗?
一天中午，我检查各班午睡的情况，发现在八班的炕上，没看到十七岁的小战士骆得义。他到哪里去了呢?叫醒了八班长，他也不知道，周围到处找也没有找到。后来我和八班长找到离营房几里远开荒的地方，才看到骆得义在炎热的太阳下，上身光着膀子，下身只剩条短裤，正起劲地在挖地。那浑身的汗呀，象刚从水里钻出来似的。我望着他那单薄的身体，感动极了。当我站到了他的身后，他还没感觉到，挖得正上劲哩。
我严肃地喊∶"骆得义!"
"有。"他转身一看是我就呆住了，一张嘴张得老大。"为什么不午睡?"
"我，我……"他擦擦汗，低下头，喃喃地嘀咕着。"说，为什么不休息?"
"我、我怕赶不上他们。"他象山里的蚊子嗡嗡着。"穿上衣服，关你三天禁闭。"
"不，不……，排长，不能关禁闭。我睡觉，我睡觉。我……不，不能关。排长，求求你，关了禁闭，为毛主席代耕的一百斤就完不成了。"
他说得真可怜，我再也不能吓唬他了。我和气但又严肃地说∶
"好，这次不关你禁闭。下次再犯，一定关你一个星期。"
我帮他穿上衣服，就径直地先走了。好久，我没听见后面的响声，我愉偷一看，嘴，他正垂头丧气地扛着锄头，远远地跟在后面。我禁不住笑了，说不定此刻他心里正骂我哩!
我心里清楚。象他这样拚命干的，肯定不只他一个。如果这样下去，战士们可能会把身体搞垮的。晚上，我召开全排大会，讲评了一天的挖地情况，也讲到了骆得义的事∶
"骆得义，休息时间挖地，他这种不甘落后的精神，应该表扬。全排战士都要向他学习!"
说到这儿，原来一直低着头的骆得义，这时抬起头，朝我无声地笑了。
"但是
我有意地停了一下，"这种拚命的做法，不值得提倡，而且应该严肃地批评，关禁闭。不体息好，身体拖势了，到时躺在炕上连锄头都摸不着，还得有人照顾，更会影确任务的完成! 再不允许这样的事在我们排里发生，捉到了，关禁闭。我说话算数!"
骆得义的头又低下去了。
我以为这种训话，对其他人一定是一种警告，但是我又错了。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吹了熄灯号，我出去查铺，发现九班十七岁的小战士惠子国不见了。我断定他去挖地去了。待我刚转过一个山坡，发现二里远的地方有火光，火光中有个人影在挖地。这无疑是惠子国。我想悄悄地走过去抓住他。走着走着，离人影还有一百多米远时，我突然踩滚了一块石头。"扑咚"一声，我摔倒了。那人影一晃，火突然灭了。频时。我眼前就象竖起一堵又高又大的黑墙，连一步远的地方也看不见了。我摸着往前走，估计摸到了出现人影的地方，只见一灌还冒着火星的灰堆，周围却不见人影。我喊∶
"惠子国，快出来，我看见你了。"
"周围没有一点声音。
"惠子国，快出来，这里野兽多，危险!"
还是一片沉寂。
"惠子国，你过来，我保证不关你的禁闭，说话算数!"黑洞洞的川里，只有我的回音。我有点恼了。
“惠子国，你再不出来，我要关你一个星期、一个月的禁闭”
还是只有我的回音。我慌了∶人呢，跑到哪里去了?该不是被我吓得跑到山上树林里躲起来了吧? 要是那样。多危险呀。野猪、豹子到处横行着哩。我慌忙跌跌撞撞地摸回去，准备碱人上山去找。到九班窑洞一看，惠子国已躺在炕上，正有滋有味，高一声低一声地打鼾呢!这鬼家伙倒装得挺象哩。可他不知道，他睡着了是从来不打鼾的。
我推了推他，"惠子国!"
没有回音、只有鼾声。
我建重她推了他一下，提高了声音：
“惠子国”
有"他坐起来，装模作样地揉着眼睛;"排长。有什么在务?"
"你刚才到哪里去了?"
"我在睡觉呀。"
"我刚才查铺，你不在炕上。"
"我解溲去了。是不是晚上不准出去解溲?
这个调皮鬼，倒跟我要起小聪明来了。
"告诉你，你少给我要鬼点子，厕所里我去了的，骗谁?"他嘟着嘴说。"反正我是解溲去了。"
我伸手摸了摸他的内衣，湿漉漉的，"怎么说，内衣农都湿了，不会是打摆子、做恶梦吧?"
"嗯…"他不作声了，低下了头。看着他这付窘相，我得意地说;"你还有什么鬼点子，说呀?"他仍不作声。
凭着这样的干劲，这样的精神，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眼年底收粮食时，我排大大地超额完成了任务，被团里评为摸范排。我也被评为劳动英雄。
那时，我们什么都干。农闲时，我们自行编组搞各种副业：割漆、饶炭、做木碗、破鞭子、烧酒、采药、开脚伙店、熏香、卖针头线脑、喂猪、养羊，出现了粮食满仓、菜蔬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的丰收景象。吃的有浪食，穿的有衣服，手里还有钱花。有力地支援了前线抗日，彻底粉碎了国民党的经济封锁。大家都体验到了胜利的欢乐。
那时，学习、劳动、同志间的友谊、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把大家团结得象一个人一样，处处呈现出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气氛。虽然物质生活是艰苦的，但精神生活却是丰富的。一支朝气蓬勃的新型人民军队，在斗争中锤炼、发展、壮大起来。 延安紧急电报 四四年十月下旬，七七0团指战员挥汗如雨干得正欢，从团部直属队那边传来消息，军委命令七七0团上前线作战！战士们直起腰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
“哈哈，终于轮到我们上前线！看小日本鬼子还能猖狂到几时！”战士们甩下手中的锄头高兴地跳起来，再没有比这更让人激动的事。
看来已经到了对日发起全面反攻的总阶段，要不然军委也不会把保卫延安的留守部队调上前线。
这次一定要赶快行动，免得夜长梦多！想起上次说上前线，三天就变黄后，七七0团留下来守卫在陇东前沿，一住就是七年。
七七0团要上前线消息立刻传遍了大、小凤川，这一天终于等到了！要真刀真枪和日本鬼子干了，战士们忍不住流下热泪。
留守兵团指示七七0团，留下一个营守住大凤川，一边搞生产一边搞防守。一份电报使三个营全都惶惶不安，谁都想上前线，谁都怕自己营被留下来，最后留下的是三营。
三营同志吃过很多苦，在陇东留守岁月中担任打捞海盐的艰巨任务，条件相当艰苦，他们克服一切困难坚决完成了任务。现在不让他们上战场，战士们当然想不通。最终三营还得坚决服从了命令，有的战士哭了，他们都是好样的。
善于思考的三营长郭应春想到，分别前一定要留下什么做纪念，也不枉七七0团在大、小凤川干了一场，他向团长张才千提出修建一个纪念碑，“这个建议很好！我马上向旅部汇报。”张才千摇起电话。
在七七0团出征前，三营的同志开始一凿一斧建刻石碑，为三八五旅七七0团最终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见证。

七七〇团碑文：
抗战以来，我团即留守后方，执行毛 朱总司令的屯田政策，一面保卫边区，一面生产建设。八年来，由于党政军民的帮助和我全体指战员共同努力，得以突破顽敌封锁，度过抗战难关，为更进一步生产建设，积蓄反攻力量，去年四月即奉命开抵大、小凤川。
当时大、小凤川是一荒凉地带，野山僻壤，林木参天，人烟无几，兽群遍行。经二年之劳动创造，我团已开地三万四千亩，修筑营房四百余间。为了便利军民运输，今年又费工四百五十日修竣凤川抵合水之大道五十余里及小凤川口木桥一座，并操有作坊手工业山货割漆等副业生产数十种。现在粮食满仓，菜蔬有余，牛马成群，猪羊满圈，革命家务日趋巩固。
对于新民主主义建设事业，我全体同志莫不争先恐后，克己奉公。如开荒中有的半夜燃火挖地，有的抱病上山。如练兵中人人昼夜苦练，反复操作，精神更为热烈。生产之劳动英雄，学习模范与工作模范者全团以数百计。连长邓中华、刘全清，指导员王立友，排长张永海、朱炎林，班长王得金、吴开祥，战士窦喜才、李长荣更是群英中的出色人物。…

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第三八五旅七七〇团

暨全体指战员敬志 中华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七日立
团长：张才千； 政委：宋景华； 副 团长：卜万科。
参谋长：李迎希 ； 主任：曹传赞…

碑背面竖行阴刻全团九十七名劳动英雄、工作模范和学习模范邓中华、刘全清、王立友、吴开祥、王徳全、贺青云(以下略去九十一名) 他们临走前还念念不忘把手头没做完的农活安排好，把各种农具和一些物品送给大、小凤川的老乡。
七七0团移交给抗大七分校的猪牛羊牲畜有几千头，家禽几万只和几十万斤粮食。
要走了，战士们依依不舍，对大、小凤川怀有深厚的感情，望着成熟的庄稼和一排排的营房窑洞，他们的眼眶湿润了，从田间地头到牛圈猪舍都是他们亲手打造。
战士们最后一次参加劳动，唱起自己创作的开荒歌：“你一锨我一锨，比比谁的力气壮，你一锄我一锄，开荒好比一战场。上战场啊打东洋，咱们生产为谁忙，为的是打胜仗！打胜仗保家乡，保家乡要武装，抗战军民有公粮......”
出发了，离开自己亲手创建的家园，战士们别过头匆匆而去，再见！大、小凤川！再见！三营的同志们！

当七七0团踏上三营洒下辛勤汗水修建的“七.七”石桥，保家卫国的使命感油然而生。 抓俘虏倒挨批评 一九四四年，我们改编为八路军河南纵队四支队十团，从陕甘宁边区开赴抗日前线打击日本鬼子。

在河南的新庄寨，遇到了汪精卫皇协军一个大队的阻击，支队司令张才千命令我团凌晨前拿下寨子，当时我是团侦察参谋。
天黑的时候，我团进入了阵地。新庄寨是一个大寨，有几千户人家，寨周围筑起了一道十几米高的城墙，敌人在城墙上修筑了地堡，火力配备很强。敌人依仗高城墙和密集的火力，自以为固若金汤，坚不可摧。硬攻，部队伤亡肯定不小，唯有突袭才能成功。
城门炸不开，只有上城墙。而城墙十几米高，哪来们那么长的祶子呢？这个地方没有竹子，只有现砍树，用树干绑成云梯。
午夜十二点刚过，天黑的伸手不见五指。战斗打响了，主攻营、主攻连扛着梯子就准备上，但树湿梯子沉，一下子戳进了城墙土里几尺深，上不去。敌人发现了这个情况，地堡里机枪、步枪顿时大作，组成密密的火网，手榴弹直往下甩，火光刺破夜空，使人近身不得。部队受阻，怎么办？部队撤回后，待敌人火力稍弱，部队又冲上去，但梯子又戳进土里了，还是上不去。就这样，部队攻了几次，一、二个钟头过去了，梯子就是架不上去。敌人的手榴弹也甩了一、二个钟头，部队已有轻微伤亡。
怎么办？这样僵持下去，天亮了，于我方更昰不利。团掩蔽所里，团首长正围着地图在研究。
团长江贤玉，从地图上抬起身，把掀在脑后的帽子扶正，拔出手枪说：“贺参谋，走，前面去看看！”
我提着驳壳枪，跟着江团长冲进子弹呼啸的夜幕中。我们跃进到主攻连隐蔽的城墻前的一个小岗子下。
连长说：“城墻土太松，梯子架不上去。”
团长一时也想不出好办法，说：“再冲击一次。”
说着，就带着部队又扑到城墻下，一架梯子还是戳进土里了，没办法，江团长带领部队撤回小岗子。
江团长急躁地插上手枪，解开衣领，抓下帽子使劲地揩着脸上的汗，眼睛还死死盯着城墻，嘴里骂咧咧的：“他奶奶的，老子就不信拿不下来。”
不一会儿，他把帽子往头上一压，拔出手枪说：“贺参谋，走，跟我摸到前面去看看！”
我说：“团长，我去，你就在这里指挥！”
连长也说：“团长，我去！”
团长恼怒了：“听命令！”
说着他猫着腰在前面走了，我赶紧跟上去。这时敌人的手榴弹可能丢的差不多了，没有刚才那么凶猛、那么密集了，只是为了壮胆，隔一会，才往下丢一排。
我俩借着火光和烟雾摸到城墙下，团长细细观察了城墙，低声而兴奋地说：“有办法了，快带部队悄悄摸到前面来！”
我明白了他的主意，迅速把全连带到城墙下，敌人并没发觉。
江团长细致地交待了注意事项。我和江团长一人扛着一架梯子，脚蹬着墙，后面的战士抱起梯子，跑着往前一送，我俩就顺着城墙往上跑。嘿！江团长这一着确实奏效，梯子就这样搭上去了！
一上城墙，右边有敌人的一个地堡挡在面前，我走过去就是几颗手榴弹，一阵机枪狂射，堵住了地堡。部队上来了。江团长手枪一挥，就朝左边扑过去，部队“呼呼”地跟着他冲过去了。
趁着夜幕和手榴弹的烟雾，我几个跳跃，来到地堡前，手往屁股上的手榴弹袋一摸，糟了，手榴弹打完了，回头一看，身后一个人也没有，都跟着江团长冲进寨子了。
敌人躲在地堡里，枪也打不着他，而且他们人多。
这时天也亮了，怎么办？侍他们看清就我一个人，岂不要吃亏。我没有犹豫，就爬上地堡顶，平伏在地堡顶上，朝里面大声喊：“缴枪不杀！赶快交枪！不交枪就把手榴弹丢进去！”喷着火舌的枪眼，顿时哑了。
我又赶紧宣传“弟兄们，我们是八路军，优待俘虏！我们都是穷人出身，不给日本鬼子当炮灰，不做亡国奴！投降吧，我们优待俘虏！”
地堡里还是一声不吭。
我又威吓他们：“要活，赶快投降，我要丢手榴弹了。” 其实我手上根本没有手榴弹。我的话音一落，他们赶紧在里面喊：“啊，不能打！不能打！我们交枪！”
我命令他们：“先把枪栓丢出来！” “当、当、当……”十三个枪栓丢了岀来。
“枪托朝前，把枪丢出来！” “砰、砰、砰……”十三条枪丢岀来了。
我从地堡上站起来，端着枪命令：“站好队，举起手来，一个接一个地出来！” 嗬，十三个垂头丧气的皇协军一个个钻出地堡。他们岀来一看，我只一个人，就把头垂的更低了。
后来 战评时 大伙儿劈头盖脸地给了我一通批评：
“爮到地堡顶上干什么 还趴的直直的！”
“战术动作应蹲在地堡脚下，你忘啦？”
“还侦察参谋，连。这点都不懂。”
我们的支队张千才司令员在望远镜里也看见我伏在地堡上，也批评我：
“你不要命了。学的东西简直都忘了！伏在上面，要是敌人在地堡里朝上打一枪，那你不就完蛋了？”
对同志们和首长的正确批评，我作了检查，只是低声辯解了几声：
“当时眼都红了，顾不了那么多，以后改，以后改。”
抓了十三个俘虏反倒挨了一通批评，你看倒楣不倒楣？
不过批评归批评，最后部队还给我记了个大功，奖给我二十八块钱

和敌人“握手” 五师突围时，我三十五旅到了河南的渑池。两次强渡黄河都没有成功。第三次准备过黄河时，李少敏副旅长兼参谋长带一个侦查排、一架机关枪，到靠黄河边的一个山头上查看地形，考虑部队怎样过。当时，周围有很多国民党部队在堵截和追踪我部。只有趁敌人还没有摸清我部队的行跡，立足未稳，乘机突围过黄河，若稍有片刻犹豫，就会给部队带来极大损失。
当时我是旅司令部第一作战参谋。本来不该我去，但我想我是作战参谋，了解了第一手情况，便于拟定作战计划，行军计划，好让首长决定呀。于是我随李少敏副旅长来到黄河边。第二作战参谋任文礼也同往。
突然，在我们一千五、六百米远的一个山头上，好像有部队行动，我拿着望远镜一看，只看见一些人在那边一个山头的大坝上集合，分不清敌军还是友军。因为我们太岳军区已派部队来接我们，怎么办？时间就是生命，时间关系到部队存亡。
李副旅长坚定果断地命令：“任参谋帯一个班，过去看看，那里是什么人？是我们的人，赶快去联系，啇量怎么过河；是敌人，看清楚人数多少。人，多我们绕，人少，就狠狠敲一下。”
这是一件冒着生命危险的事。任学礼一听叫他去，就皱着眉，哭丧着睑说：“李副旅长’ 我的脚痛。”
我虽然脚也坏的不行，看到这种情形，心里狠着急。我是个急性人，没人去不行哇，我就对李副旅长说：“我去！”，没等李副旅长答应，就对警卫排长说：“郑必湾， 走。我们一块去。”
李副旅长关心地说：” 就你们俩人去。 “
我点点头“嗯”了一声。我寻想：人少，虽然危险点，但便于行动哇。
我穿着一件缴获敌人的一件区长的旧大衣，背着背包。郑排长也背着背包一块走了。
我们翻了两个岒，走到那座山半腰中间一个槽子似的小路上，小路两边，都是老乡用石头砌起的梯田壁。我们停下来，进行侦察。突然，山口走出七、八个国民党兵，个个横着美式卡宾枪站在我们面前，我们一看楞住了。
郑排长紧张地揣起枪，我也拔出了驳壳枪。枪口对着枪口，对峙，沉默。
一个当官模样的家伙，耐不住沉默，首先开口：“你是那里？” 他气势汪汪的。
我一听，好！他们还不知道我们是什么人！“你们那里？”我凶狠的说。
“你们那里？” 他也不甘示弱。
“你那里？”我照样不松劲。
几个回何下来他终于泄气了，但口气还是很傲慢：“我们是青年军的。你们那里的”。
我还是不答，仍然语气威严地逼问：“青年军哪部分？”
他终于回答了部队’番号，瞅了一眼我的旧大衣，又声音平和的探问“你保安团”。
我顺着““保安团”。 “那个你保安团”。 “渑池。”我脆亮地问答。你们团长？“刘”
敌人问不倒我，我答不出这地方的各种部队番号及名称，还叫什么第一作战参谋。
我见他不作声了，就放下了驳壳枪，叉在腰上。又打打郑排长那微微晃动的枪杆，坦然地说“不错吧！”
“不错。”敌人也放下了美式卡宾枪。我还和他们当官地握了握手。他和气的问：“你来什么来的”。
我说：“你们部队来了，来联系的呀！怕搞错了，这上面厖。
”我对着李副旅长站着山头叫“是自己人，青年军?青年军。”
李副旅长一听，就按排警卫排假装下山迎接，一拐弯就转移了。
敌人一转身，我给了郑排长一个撤离手势，一猫腰转身一窜就脱离了敌人视线。
等敌人明白过来，我们已经翻过了一个岭，这时敌人地美式机关枪及卡宾枪响了，子弹像雨点般地散落在周围地山坡上。 八路军129师385旅770团，留守陕甘宁边区八年，是保卫中央领导人的“御林军”。
这个770团是由原本的红四方面军12师改编而来。
在红军时期曾有这么一个说法：红军最强军团为红四军，红四军最强的当数陈赓率领的第十二师，在长征很多攻坚克难的战役当中，十二师都被当作王牌军团来使用。
大名鼎鼎的许世友将军还曾是12师43团的团长。
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尾声，党中央下令时任太行军区分区司令员的皮定均组建豫西抗日游击队。
在抗日战争胜利后，八路军河南境内的部队与北上的新四军第五师，加上冀鲁豫军区的队伍一起改编成中原军区第一纵队。
王树声担任第一纵队司令员，原770团团长张才千，担任1纵队第2旅旅长，而原本的770团如今被改编为第1纵队第2旅5团，该团如今的团长为杨洪先，政委舒烈光。
虽然1纵2旅5团先后经过多次改编，部队番号也已多次变迁，可部队老红四军12师的底子依然存在。
红四方面军于1931年11月7日在湖北黄安七里坪成立。1932年12月在陕西和四川边界创建川陕苏区。
1935年四月，红四方面军强渡嘉凌江，攻占江油后即是爷爷贺青云参加红军的日期。 爷爷贺青云1980年9月回忆 李汉江1982年8月整理（中共武钢委员会 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 武钢老同志回忆录～第一缉 红军篇
中共武钢委员会 党史资料征集领导小组
组长：孙振茂，封面提字。
副组长：赖宁、张邦华、赵树森、孙贻章。
组员：朱兰英、宋树桂、崔保荣、季竹林。
书中刊登有十二位老红军的回忆（1982年在武钢者）。
1982年出版
书中老红军集体照只有十一位，老红军贺青云1982年2月逝世。先前移离武钢的老红军有李一清、王心学、卜盛光、钟春林、江湧等…。 十一位老红军位序表。 1946年蒋介石破坏双十停战协定，中原解放军一下便被30万的敌人包围，解放军高层立刻下达明确指示立即冲出封锁，即后称为中原突围又称为五师大别山突围。
1946年6月26日，当时2600人的2旅5团，跟随着1纵以及2纵的大部队一路向西，冲过国民党的多道防线。5团兵力损失过半后，1300人最终停在了鄂西北地区。
1947年，国民党的围剿还远未结束，军区领导决定将部队打散打碎分批转移，而作为主力作战部队的5团，则是在团长张才千的带领下与4团一起渡过长江天险，跨过敌人的包围圈。
5团，因人员疲倦乏力，加上伤员太多拖了后腿，所以在行军途中就比较慢，不得以在途中多休息了一天。
当时突围形势千变万化，于是张大千带着旅部和4团先前往沙市渡过了长江。
5团比原本规定时间和地点，晚了差不多一天到达，敌人一个旅赶到把长江封锁了，他们又进入了敌人的包围圈。
5团只好折返过襄河，过河后只剩下不到800人。接下来在一场场反包围圈的遭遇战中不断减员至30人，最终被彻底打散，副政委秦忠身负重伤，政委舒烈光壮烈牺牲。
1980年8月，红军爷爷贺青云说到此时，愤愤怒不平“八路军王牌部队竟然败给乡保安队。 留守的三营加上第五团长江贤玉、副团长沈甸之带领四十二人余部组建了保(康)南(漳)边根据地，这算是770团的一点保留。
第二旅长杨秀坤只身赴武汉。
旅部刘斌、张树林和漆汉臣回到洪湖老家打游击。
独二旅长吴诚忠独自一人突围。
5团副政委秦忠在部队剩800人时到任，突围中身负重伤后，在信阳白庙子的老百姓家中养伤。2021年，任中共湖北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专职委员。
红军爷爷贺青云与亲如兄弟的王心学二人突围，转战鹤峰、建始、恩施、宣恩等地。
1948年11月18日，恩施宣告解放，也是湖北省全境解放之日。
1950年元月，王心学任巴东县县委书记兼县大队政治委员，红军爷爷贺青云任巴东县县大队大队长。

朱炎林～湖北黄陂人，1917年12月出生，1932年6月入伍，193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大队长、副部长、重庆步兵学校校务部副部长等职。
朱炎林～1941年至1944年间任770团排长、连长，他也有位亲如兄弟的四川战友。来自铁血网的纪实小说“军旗下的誓言”。

从作战部队到建设大军

〔一〕八路军770团

寻迹先辈足迹～红军十一师、八路军七七零团、解放军恩施暂八团。

〔二〕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寻迹先辈足迹～中国人民解放军水利四师、公路二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