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姐

一壶老酒

二姐回来了。耄耋之年，从昆明。 身在异乡几十年的江湖夜雨，没有浇灭她灵魂深处“故乡”那盏灯。 在县城的弟弟妹妹们迎接了她。相顾凝噎，彼此看一眼满头的白发，就叹息沧桑的岁月，谢了春红，凉了秋风，太匆匆。 一 考验着凡人生存极限的一九六零年。 庄稼半枯焦，野菜断根苗。茅屋少炊烟，柴门掩饿殍。 生产队一亩地的包谷，收成不满一箩筐。都饿得啃土了，再善良的人见到粮食，也会冒出狼眼一样的绿光。 好不容易盼到通知，下午分粮了，十六岁的二姐背起背篼来到保管室。队长冷冷地说：“你们补钱户今天不分”。 我们不分？二姐心中气愤难平。她没有吭声，她知道队长霸道，跟他无理可说。眼看社员们十斤、八斤地分粮而去，二姐有了主意。 终于轮到分队长家的了。二姐冲过去，端起刚称好的包谷，倒进背篼。 大家猝不及防。 待醒悟过来，二姐已背起跑出了保管室。队长大骂一声：“妈卖×，黄天白日，老子遇到棒老二了”。队长老婆在后面追，队长抄近路上前，把二姐堵在一条进退无路的田堘上。 粮食倒回去了。队长和两个民兵，把二姐带到大队部，关进了黑屋。 　天黑尽了。娘不见二姐回来，找邻居打听，才知道出事了。心急火燎赶到队长家，队长咬牙切齿：“敢抢老子们的包谷，没得王法得了。” 队长老婆颈子一昂:“这种人不收拾痛，我们老×的干部就白当了”。 娘忍气吞声，作揖磕头，都无济于事。 夜半更深了，爹娘在家中如坐针毡。突然，二姐推门进来，喊了声“娘”，就大哭起来。 娘点亮油灯，看见二姐头发披散，浑身泥土和伤痕。二姐说，她是砸门逃出来，看着威煤的灯光，从龙大湾那壁悬崖上摸爬了两个多小时才跑回来的。(后来我上太平寺读书，放学后和小伙伴们打野战，曾经爬过那壁悬崖，荆棘丛生、怪石嶙峋、陡峭崎岖。是老师知道你去爬了，要“请”你站办公室的禁路)。 第二天，队长又来家中抓人。二姐手拿菜刀，堵在门口：“哪个过来我就砍哪个”。 二姐的“莽”，队长是领教过的。来在矮檐下的娘，又一个劲儿地低头，他才见好就收。 　　刮“五风”时期的生产队，社员就是队长砧墩上的肉。要宰割你，不需理由，不由商量。 有一次，他借口说二姐薅苕草时，锄断了几株苕苗，要扣二姐半天工分。傍晚收工时，她见记分员果然扣了，一把抓过记分本撕成两半。幸亏记分员厚道，没给队长说。不然，又会是一场小鬼斗不过阎王的风波。 冲动和倔强，让二姐这一生吃了不少苦头。 二 年轻时的二姐，活泼开朗，勤劳能干。一枚发卡，一张手绢，就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是公社文艺宣传队的台柱。 爹娘带着尚不能走路的小妹，早出晚归拖架车去了，照顾弟妹的重任，就落在二姐肩上。 天黑了，收工回来的二姐，在油灯下为我们做夜饭。她一边把南瓜叶切碎，用盐挤掉涩水，再加上米糠、麦麸，做成菜团，一边给我们讲故事。讲得最多的是“吊颈鬼找替代”。 每次听到二姐形容吊颈鬼“伸着长舌、露出獠牙，披头散发”时，五岁多的我，都会打个冷颤，起一身鸡皮疙瘩。一阵夜风，吹得木门“砰砰”响，灯苗倒下又立起。我不由自主看一眼漆黑的门外，朝屋内移几步。 菜团粗翻翻的，不好吃。二姐说明晚上给我们蒸“仙米”粑粑。我问她“仙米是啥子”，她诡秘地一笑“你不管嘛”，并上咐我们不准给爹娘说。 第二天傍晚，我们眼巴巴望到二姐拿“仙米”回来。终于看到她从坡上下来了，只见她把用围腰兜着的东西倒在瓦钵里头，我一看：啥子仙米哦，泥巴哒。 二姐把它用水揉成团，一会儿就蒸好了。她拿筷子撬一坨给我：“吃嘛，放了盐味的”。 我迫不及待地一嚼：妈呀，一股泥腥味，黏黏的，嚼不化，全粘在牙齿上。 “好不好吃？”，二姐问。 我望着她摇摇头。二姐撬一坨在自己嘴里，搅动几下，吞下去了：“咋子不好吃呢，你没有饿啊？” 二姐说着又递过来一坨，我调转头，不吃。二姐急了：“你不吃，今晚上就只有挨饿”。我瞪着眼看她又吞下一坨，委屈地哭了起来。 二姐走过来抱着我的头：“不要哭，等哈看爹娘有啥子吃的拿回来嘛。” 我没有等到爹娘回来就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被二姐的哭声惊醒了。只听娘在骂她：“你找死吗？你不晓得仙米吃下去屙不出来，是要胀死人的呀？” 二姐抽泣着嘟囔：“屋头光零零的，吃啥子嘛？” 　　除了讲故事，二姐还教我们唱歌。《洪湖赤卫队》里的歌，都是她教会的。 记得当时唱到“儿要看红军开宣柜”，心头就犯嘀咕：啥子是“宣柜”？“宣柜”头装的啥子？为啥子要红军来开？ 虽然后来知道是“儿要看红军凯旋归”，但直到现在，每当唱到或听到这一句时，头脑中还会浮现“开宣柜”的臆想。 二姐教的“洪湖水浪打浪”，童年的我们，在“黄连树下”唱着它，“浪”去了多少饥寒交迫哦。 三 那一年，二姐一位姓杨的女同学，来邀她一起跑新疆。娘用眼泪，爹用拳头，把她留了下来。他们对一个大姑娘去那么遥远、那么陌生的地方，十二分不放心。 威煤小火车开通后的一天上午，我刚捡煤炭回来，就听二姐给娘说：“他来了。” 我和娘顺着二姐的眼神看过去，在上我们家院坝的土坎边，站着一个穿海魂衫的小伙子，正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朝阳刚从石关门上升起，金色霞光照在他身后，好一幅朝气蓬勃的画面。（后来，我看了电影《年轻的一代》，竟发现他很像达式常。） 二姐恋爱了。“海魂衫”是渠县人，隔三差五的晚上，他要约二姐去压马路。娘就喊“老幺，跟二姐去耍”。头两回，我还被二姐牵起屁颠儿屁颠儿地跟着跑，后来我不干了。 他们从马路走下去，到了秀峰桥，又从铁路转回来。铁路顺着岩脚，黑黢黢、冷飕飕，我害怕。二姐就哄我：“去嘛，他有糖”。 当时不知道娘和二姐为什么非要我去“耍”，后来听娘说“姑娘家家名声要得紧”，才懂起了我这颗“小灯泡”的使命和作用。 二姐结婚了。“海魂衫”变成了二姐夫。他渠县、宣汉的老乡送了几幅画，我最喜欢那幅《颗粒归仓》。 文化大革命中，二姐夫变成了“变色龙”、“小爬虫”。戴高帽、挂黑牌、含谷草，被人在后面抽打着爬进批斗会场。工作从运销科调到二井掘进队。 人身羞辱、工作艰辛，摧垮了二姐夫。 一九六九年一月，井下瓦斯爆炸，死伤数人。二姐夫在一个老师傅帮助下，辗转几个小时，才从南风井死里逃生，回到家已是晚上九点过。 娘和二姐为他做饭时，我看见惊魂未定的二姐夫，蹲在槐树下掩面哭泣。 同年，威远煤矿调人支援新建的达竹矿务局，二姐夫毅然报名，去了达县。一年后的冬天，二姐夫不顾娘的劝阻，执意把二姐和两个外侄迁到了他的农村老家--渠县任家湾。 走的那天是凌晨五点左右，二姐悲声哽咽，从爹、娘到我们几兄妹，一个一个地喊，说“我走了”。出了家门，下坡、倒拐、穿过巷子上了车，还听到她“爹”一声，“娘”一声，哭个不停。 下午放学扫地，同桌问我：“今早上天还没亮，就听到你二姐从我门口哭起过去，她咋子了？” 我不开腔，猛扫几把，扬起灰尘，然后捂着脸，眼泪流了下来。 同桌以为我眼里进渣渣了，要来给我吹，我不让，怕他看出破绽。 从此，渠县任家湾——威远黄荆沟，成了我们和二姐之间揪心揪肠的牵挂。 四 几乎每两个月，我们就有一次书信来往。只要我在家，读来信、写回信，我都巴心巴肝。 二姐接连几封来信，都诉说在任家湾的困境。娘不放心，决定去看看。 那些年交通不便，一字不识的娘，折腾七天，才找到二姐夫的基建工程处，再由二姐夫领回任家湾。 一个月后，娘把二姐两岁多的次子带回了黄荆沟（二姐四个子女的幼年，都成长在黄荆沟） 亲眼目睹了二姐在任家湾的艰难困苦，娘为没能狠心阻止二姐东迁，悔青了柔肠。再苦再累，她都相继为二姐抚养子女，既为减轻女儿负担，也是睹孙如见女，寄托那份念想。 　　在我读大二的一天，午觉醒来，看到苏同学趴在桌上哭泣，说是刚收到电报，他苦命的二姐去世了。 由苏同学的二姐，我想到了我的二姐：她怎么样，处境有改变吗？ 当天晚上，同学们睡了，我独自在灯下给二姐写信，告诉她，暑假到渠县去看她。 暑假的“暑”，一点不假。 在火车上摇晃了十三个多小时，到渠县三汇，正是赤日炎炎的中午。去到渡船码头，强烈的日光照射在渠江、周河、巴河“三汇”的江面上，刺得人睁不开眼。 下了船，我在三汇镇尾一家简陋的面馆吃了一碗面。这碗面，至今印象深刻：面条粗得像滚沙的蚯蚓，除了咸得吞不下的盐味，什么味都没有。 刚踏上这方水土，就让我感觉到了“故乡”与“异乡”的差别。 在店里灌了一壶凉水，服务员告诉我，到任家湾还有约三十里。 见二姐心切，再远、再热也不怕。我用一根竹竿挑起行李上路了。 这是一条光秃秃、灰蒙蒙的小公路，走了几个小时，连一辆“蹦蹦车”都没有看到。心下就想：二姐呀二姐，你咋子嫁到这种鬼地方来了哟。 太阳快偏西了，翻上一道山梁，过了一所学校，才看到山脚下一座青瓦房。 路边一个割草的小男孩，盯着我看了几眼，突然飞转身，一边跑，一边喊：“妈妈，幺舅来了……” 从后门跳出一个人向我奔来，是二姐。二姐接过行李，一个劲儿地问：饿不饿、渴不渴、脚走痛没有…… 进了屋，她一边给我倒茶、端洗脸水，一边吩咐小外侄（割草小男孩）：“快给幺舅扇扇子……”。 月光下，三个外侄和二姐围着我，坐在晒席上。我吹口琴，二姐唱起了《看见你们格外亲》。 邻居们听得手中吆蚊虫的篾扇，忘记了摇打。二姐的婆子妈说：“这么多年，第一回看到她这么高兴” 　　快开学了。 一大早，二姐送我去渡市二姐夫那里坐火车。外侄们送了一程又一程。 下午三点过，火车徐徐驶进渡市站。我从车窗口看见站台上的二姐夫，正双手叉腰，目不转睛地搜寻着每一节过去的车厢。 近十年不见，二姐夫的背都有些驼了。 傍晚，满头淌汗的大外侄突然出现，二姐楞住了、二姐夫愣住了、我也愣住了。 一个才十二岁的娃儿，从任家湾走到三汇镇过江，错过了火车，再走到渡市，四十余里的路程。还要过两座悬空的铁路桥，穿三条黑暗的长隧道，真是又渴又饿又危险！ 唉，这头初生的牛犊哦！ 半晌，二姐才想起问：“你啷子撵起来了？” 大外侄小嘴一瘪，呜咽道：“我舍不得幺舅”——这句话的杀伤力，令我至今心疼。 他是晚辈中和我心灵走得最近的，彼此间没有代沟。 　　二姐在渠县、达州的岁月里，我和她有过无数次的相逢和离别。 每一次相逢，她都拉着我上下打量：胖了？瘦了？像娘一样。 而每一次离别，从头一天起，她就唉声叹气，神情恍惚。送上车时，那一声带着哭腔的“兄弟慢走”，让我一路上都胸口堵得慌。 五 一九八八年二月，二姐夫在渡市洗选厂因脑溢血去世。二姐在那里苦斗了几年，待三个儿女都落实好工作后，回到了黄荆沟。 黄荆沟除有她毕业于威远师范的小儿子外，更有老娘和弟弟妹妹。跟着老娘，随便走到哪个弟妹那里，都是家。 那时的二姐，虽然已有孙子孙女追着喊“奶奶”了，但在老娘面前，她仍然可以任性、可以诉苦、可以打麻将耍赖，还可以惹恼了老娘，老娘骂一声“短命婆”，举起拐杖却又不落下时，做一个鬼脸。 那几年在黄荆沟的日子啊，二姐恨不得每天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二零零八年四月，娘走了。 “头七”未过的一天清晨，我看见二姐站在窗前，木然地望着远山，嘶哑地哽咽道：“娘啊，你走了，就没得哪个来管我了……”我鼻子一酸，赶紧走开。 是啊，娘走了，弟还是那个弟，妹还是那个妹，但家却不再是那个家了。 二零零九年四月，她得了脑梗。虽恢复较好，却在行动和后遗症上，留下了许多担忧。 二零一一年，小儿子辞职去了云南，二姐在黄荆沟就形影相吊了。 这时的弟妹们，都已过五奔六，手里都捧着各自家庭那本难念的经，二姐也就于二零一三年五月，在一千个不愿，一万个不舍中，被她三儿子接回了达州。 两年前，又被小儿子接去了昆明。这时的她，腿脚已不很利索了。 发达的科技，使你在智能手机上，只要手指一点，就能通话，甚至视频。 但我很少给二姐“手指一点”，我怕点出她龙钟的老态，絮叨的泪花…… 二零二一年七月，二姐发来视频，说国庆节前小儿子送她回达州，路过自贡，要来威远歇脚。视频中，她激动地说：“我想回老家看看，这辈子怕也只看得到这一回了”。 我虽立刻吼她“打胡乱说”，但却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酸憷和悲凉。 六 是啊，二姐回来了。黄荆沟山脚下那座茅草房，是她这一生牵挂的家。 应该说，二姐和渠县是有缘分的。她从小说话和我们没有区别。唯独发“二”和“儿化”音，舌尖更后卷，发音更重、更长。大家都笑她“大舌”。自从认识二姐夫和他的同乡后，我们才惊奇地发现，他们说“二”和“儿化”音，居然和二姐一模一样。 这是否就是“前世姻缘天注定”呢？ 但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二姐对于渠县，依然水土不服，依然做不到“直把异乡当故乡”。步履都颤颤巍巍了，还说起回娘家，就脚儿踏莲花。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不应有恨哦，此事古难全。 那就让我们坦然面对，不必焦虑，不必彷徨，把渐近黄昏的时光，过得从容淡定、活色生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