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两周年祭》

Larry Xu略涛

十月一日，父亲离开我们两周年了。

父亲常说自己是“旧社会”的人。一九四八年六月廿三，父亲的出生给爷爷奶奶带来的欢乐是可以想象的，那时候的爷爷奶奶靠着自己多年的勤奋和经营，已然是上饶城里的小富之家，但自伯父1935年出生之后，后面接连出生的两个孩子都夭折了，父亲出生时爷爷已经四十出头，奶奶为了讨个吉利干脆叫父亲“大风”，意为风吹来的，后来的叔叔就叫"大雨"，雨打来的，风吹雨打来的，好养。

父亲的童年是幸福的，倍受宠爱，也影响他一生。三十年代初铁路刚从上海修通到浙江，再从浙江往江西修的时候，好心人告诉20出头的爷爷，‘老七，进铁路来做事吧，你叫老七，一听就是家里兄弟多，这个年纪会被抓壮丁走的！’ 就这样爷爷进了铁路局，等到父亲出生的时候，爷爷已经是铁路局机务段的高级技工，据说那时候爷爷是少数几个能修火车头的。奶奶是个标准的民国大家闺秀，嫁给爷爷后经营着市里最热闹的十字街头旅馆、店铺，“上下两层十几间全是我们自己建起来的，一楼商铺租给别人开店，二楼旅馆我自己经营，我们住就在现在的白鸥园对面，店铺就在现在步行街头上解百商厦的位置……，坐火车去上海，去湖南都不要钱，上了火车还有专门座位……，日本鬼子打来的时候，铁路进了四川，我和你爷爷在湖南本来也是要一起进川的，实在你伯父还小，我们就还是留了下来回了江西……，后来解放来了也没什么大的影响，你爷爷乡下的那些兄弟每次上街来都让他们吃的饱饱的，再带上好些回家给孩子们。” 言语中听得出奶奶的大气和自豪，十岁之前的父亲，俨然是个“富二代”。都说童年会影响人的一生，从父亲身上看得很清晰，父亲一生的大度直爽和充满怜爱之心，应该是有童年生活的深深烙印的。

（2003年85岁的奶奶）

1956年爷爷被评为鹰潭铁路分局“先进生产者“，当了小官随后又从机务段转到了生活管理段，主要负责肉品供应，拿现在的话来讲这是典型的”肥差“---柴米油盐什么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更别说肉了。但爷爷性格里的刚直让这一转变彻底改变了整个家族的命运，据说是因为不肯让人“走后门”买肉而"得罪"了人，1957年“反右”运动来时被人诬告多年前参加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挨户团"，爷爷一下被打成了"反革命"，坐牢三年。父亲正上小学四年级，最小的姑姑才九个月。奶奶一夜之间从富家少奶奶变成了信江河码头上的挑沙女工，养活一家人的担子就这么瞬间落在这个半缠过脚的小脚女人身上。10岁的父亲一边要带几个弟弟妹妹，一边负责烧饭。父亲只能辍了学，每天给码头挑沙的奶奶送饭去，还要给爷爷送牢饭。

三年后爷爷从牢里出来，铁路局的工作自然是没了，家里的所有财产也一并充了公，生活早已天地之别。好在平日爷爷奶奶的乐善好施还是帮过不少人，就有好心的工友大着胆子给爷爷介绍去了铁路车站拉零担，十三四岁的父亲跟着爷爷去推板车，一大家子人的生活算是有个着落。无法感受父亲的内心变化，更无法体会一个正值青春期的孩子是怎样面对这样的落差，但从父亲后来的为人处世上可以看出，父亲这辈子大概是见过了最差的，也就有一种遇事反而都积极乐观的心态。

十六岁的父亲开始跟堂兄学做泥水匠。“本来你父亲是不用种田的，龙潭湖电厂那个烟囱，是你父亲和他师傅一块砖一块砖砌起来的”，奶奶的侄子我的表叔告诉我这话时，既是佩服也是惋惜，“没人敢爬那么高去，烟囱建好后西市建筑公司就要招工让你父亲进公司，可惜一看你爷爷的成分，没敢要。”

阿甘说，妈妈告诉他生活犹如一盒巧克力，你永远不知道下一块是什么口味的。对那时的父亲来说，下一块只有更苦的。正当爷爷一家以为就这样至少可以安稳度日的时候，一家人要面对的“浩劫”才刚刚开始。

翻开家里的老户口簿就能看到，‘1966年3月26日由上饶市抗建路**号迁入’——“文革”一开始，爷爷举家被下放到乡下，开始是下放到婺源，德兴几处，后来几经周折总算一家人聚到了一起，返回到爷爷的乡下老家。父亲已经是个年满18岁的“正劳动力”，但这个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从小在城里长大的“劳动力”却是犁耙耕种一样农活也不会，按队里规矩最多跟妇女一样打5分工分。“拼不了技术，就只能拼力气了。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背上能摆三路碗！” 父亲常和我提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体格有多健壮，“干不来农活有什么关系，我就跟他们比气力，挑担子其他劳动力挑一满担，我就两满担叠起来挑！” 刚从田里割下的稻谷湿漉漉的一担就足有一百多斤，父亲两担叠在一起从深一脚浅一脚的泥田里挑上来，队长没话说了，跟其他劳动力一样，工分打10分！父亲的腰也就那时受了伤，年纪大了以后常会发作腰疼。

如果说那个年代生活的苦是大家一样的，没有比较再苦也不觉得，那么爷爷一家遭受人祸的“苦”就显然是跟别人家不一样了。精神上被压得低到了尘埃里，唯有骨子里的不屈和见过世面的底蕴，让爷爷奶奶带着一家大小默默地支撑着。爷爷下放后开始又被关押到顶头山算是公社里的临时看管吧，放回家后又几乎每天晚上收了工都要被拉到台上去开会批斗，“我亲眼看见的，下山那个人，拿着手掌那么宽的竹板就是狠了命地抽下来！” 两个姑姑那时已经十来岁，去了几天学校就再也不敢去了，路上每天都被其他孩子拦住欺负，衣服上弄满泥巴，书撒了一地……伯父是个上过私塾又改读洋学堂的好学生，高中毕了业进了建筑公司工作，读过书的他就是无论如何也想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于是每天写上诉信，一年又一年一封又一封，结果当然都是泥牛入海。而爷爷奶奶从小收养的干女儿，后来原本打算给伯父作媳妇的女孩，在那一年也不辞而别，伯父终于没有能抗住那样的多重打击，精神失常了，病退回乡下跟着爷爷奶奶种地，整天看报纸自言自语，偶尔抽自己耳光，却从来不会像别的精神失常人一样打骂其他人，就这么“文明”地失常着，终其一生。

爷爷奶奶之外，父亲是惟一扛过来也是必须扛过来的家中顶梁柱。“自家地里种的毛豆，全村人谁都可以随意去拔来吃，就是自己家人不能去拔。你父亲去拉几板车石灰卖，到了年底不但被罚了几百块钱，还把家里仅有的几件家具都拉去了大队抵押，过年了家里养的鸡鸭全都上缴还要欠大队的钱……好在你父亲会泥水匠的活，就帮别人家砌煤火灶，你爷爷会的更多，帮别人家红白喜事烧酒席，杀猪，样样都会……”妈妈跟我唠叨这些陈年往事，已经是很多年之后我都读中学了。在那个年代敢嫁给父亲的，应该是看中了父亲身上有着其他人所没有的特质吧。“楮溪河畈二十四个村庄，哪个诬告我，哪个开会批斗的我，哪个打的我，我都记得一清二楚，但是你看，现在这些个人没有一个还在，我今年八十五了！”爷爷从我上中学起几乎每个星期都会重复给我讲一遍那段经历，但每次讲完还是那句话，“做人，要有天地良心！吃点亏、吃点苦，不怕！” 爷爷奶奶身上这样的基因遗传到了父亲身上，言传身教潜移默化的，成了习惯，也就成了家风。

父亲对人的爱总是让我想起西式婚礼上的那段台词：无论贫穷或是富贵，无论疾病或是健康……父亲对家人的疼爱，从来不分懂不懂事，有没有出息，从来都是无条件的真爱。农村家庭环境下长大的我，从小到大从来没有被父亲责骂过一次，更不要说棍棒了，两个妹妹更是都十几岁了还被父亲宠爱着，每次叫名字都像宝贝一样地只喊单名一个字，这在那个年代那个环境下，不可谓不是奇迹。不但对自己子女如此，但凡只要是家里的小辈，叔叔姑姑甚至舅舅阿姨家的孩子来了，父亲叫起来总带“我”字开头再加小名的，一听就知道心里有多疼爱着。那时候几乎年年都有从河南、安徽过来要饭的，要么是旱灾，要么是水灾，有的还一呆十天半个月，父亲总是张罗着给吃给住地照顾；村里偶有从外省走来的妇女，父亲不单让家里照顾着，还联系上家属，最后还坐火车换轮船几千里陪同从江西送回到福建；好几次村里不懂事的孩子跟大人较劲跑去了外地，每次父亲都陪着家长去湖南、广东满世界地找回来，生怕大人发火打骂孩子，一定要讲理讲到一家人都安生和睦才放手；高考那年父亲在考场外陪了三天，结果我同学落榜了，第二年再高考的时候我已经去上大学，父亲又在考场外陪同学考了三天……

记得家族族谱上有写“我族祖上从南京乌衣巷迁信江饶北，曾有官至四川断事”，这大概是祖上做过的最大的官了，遗传至今从父亲身上依然隐约可见这种天生把别人家的事情当自己家事，不把自己当外人的耿直性格。在农村几乎天天都有人找上门来寻求“断事评理”，耿直的父亲总是嘴比脑快，脚比嘴快，但凡谁家有个大小事情，来的人还没进门父亲就已经一脚迈出了大门。凭着这样的刚直和不服输的硬气，父亲从一个低到尘埃里的什么都不会的城里青年来到这乡下小村，十几年后竟然当了队长，而且一做就几十年的成了名副其实的“老村长”。当然，也没再“升官”更是没“发财”，队里年年过年都要靠队长自己垫点钱去给平日做了工的人发工钱，村里还要靠队里借点钱去给开了会做了工的队长会计发工钱，那年代，这小自然村里的队长就是个人人可骂，天天挨骂的受气包，骂完了一年来年开春几个人几句好话一说，还是只有你来更合适，这对忘性大、不记仇又心直口快的父亲来说，似乎没有别人比他更合适。虽然这样的心直口快习惯其实非常容易说错话得罪人，容易落人口实，但所谓心底无私方有胆，为了小村集体的利益敢叫板，为了村庄上贫弱人家利益敢上村里、乡里甚至县里去吼一声，也就只有父亲这样的人，虽然嘴里最经常说的是“亏我吃得，气不能受”，其实哪一天都既在吃亏也在受气，还是性格决定命运吧。

父亲的命运差一点也是有机会转折的，1986年，爷爷终于平反了。戴了三十年的“帽子”，一朝卸下，万般轻松。法院来人，铁路局来人，一通折腾下来除了爷爷有了鹰潭铁路局生活管理段的退休工资外，其他啥也没。大概这已经让负担着三个孩子读书的父亲感到重担可以卸下大半吧，也不懂怎么去追要其他的补偿，唯一可谈的是子女顶替工作，可惜父亲已经过了顶替职工的年龄，不能顶替爷爷进铁路局上班。“跟你父亲同一批打倒的十来年前就平反了，你们在乡下消息不灵通”来人对父亲说，倒是还问过我要不要去铁路职工子弟学校读书，那年正好我上初三，也正是上饶四处“打罗汉”最疯狂的时候，懵里懵懂的我多少还是听说了那是个“罗汉子弟”学校，万万不是我等乡村孩子能去读书的地方，坚决拒绝！没有期待，就没有失望，父亲的心里大概从来就没想过原本从他生活里被剥夺走了什么吧，隐忍宽容是那一代人最无奈也是最大的美德。

父亲的积极乐观总是让人看起来有那么些不够严肃。我中考师范生的志愿最终被告知以0.01分落榜的时候，母亲睡在床上三天都没起来吃饭，而父亲只跟我笑笑说，再苦三年，家里要出大学生了。而今三十年过去了，那个小村庄似乎还没有破我这当年以超过清北录取线好几十分而上大学的记录呢。当然父亲说的苦三年，后来实际上苦了整整十年。父亲也曾尝试自己去承包了几处筑路工地的活，但每回都以亏损结局，结果就是年年过年家里都坐满了等着结账的左邻右舍，人家做了工都大年三十了还拿不到钱就免不了发几句牢骚，但家里又拿不出钱来，回想起来那些年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刻了。等到了年夜饭的饭桌上，父亲依旧是满满一桌菜前给我们讲，过年一定要吃芹菜，吃了勤快，一定要吃豆腐，富有，一定要吃鱼，年年有余……父亲对于节日的仪式感应该是爷爷奶奶在他童年时留给他的最好礼物吧。骨子里乐观的人，总是在最艰难的时刻能让你看见那份自然而然的举重若轻，大学毕业的时候我去了广州的军工造船厂，待遇很低，一次次出去找工作又碰壁，极度低谷的时候就总是会想，爷爷从乡下闯出去了最终被赶回了乡下，伯父闯出去了最终也被赶回了乡下，而我会不会重复这样的历史？等终于找到个私营企业要我了，犹豫不决打电话跟父亲商量到底要不要放弃那样的“铁饭碗”，父亲说，也不用那么难决定的，家里还有几亩田，实在跳槽失败了还可以回来种田总能生活。挂完电话，第二天我就去了新单位报道。

　（1990年父母目送我去上大学）

1997年是父亲50岁生日，那时候我已经从广州回到了上海，工资还算不错。一次跟一个上海本地的大学同学聊起赚了第一笔钱该干嘛，同学美美地计划着先首付买房，等再有了钱就买辆赛欧，这是我听到的最早的关于“有房有车”的白领梦想。电话里跟父亲聊起自己到年底应该能存起七、八万块钱的时候，父亲说，要是有那么多钱的话，就把家里的老房子拆了重建吧?！ 不是别的什么原因，就是村里现在越来越多的家长都不让孩子读书了，跟你刚考上大学的那时候又不一样了，那时候你去大学报道，半个村庄的人骑着自行车放着鞭炮送你去火车站，家家户户都说你看人家考上大学了，你也要好好读书！但现在又开始说读书也没用，把钱都给孩子读了书，家里房子都快倒了，还是早点出来打工能赚钱。于是那年把老房子拆了重新修建得特别漂亮，村里的老太太总是说：‘在五里开外就能看见你家屋顶的金色琉璃瓦。还是读书好，读书能赚钱！’

父亲也是从那一年开始，过上了乡下人说的“享福”的日子，不用出去干体力活了。这下更是让原本就一副热心肠的父亲几乎全天侯地去完成作为小村庄“党小组长”的工作---因为我破天荒地成了那个小村庄的第一个大学生，父亲也就自然“要求”进步入了党，那年父亲4２岁了。98年那年洪水，村口楮溪河堤差一尺就要被完全漫过，低洼处的沙袋已经叠了一米多高，这种本来就是靠沙堆起来的沙堤，随时都有冲垮的危险，父亲日夜不归家就那么在堤上几天几夜值守到洪水渐渐退去；有一年清明节因村民扫墓烧纸引起山林成片火灾，这种时候冲在最前面的自然是父亲这样的“干部”，大火扑灭之后才知道，中途几次风向都差一丝就带着火龙逆转过来，但凡风向转了过来就几乎没有逃脱的可能。那之后，每年这个时节巡山就成了父亲身上的一项固定任务……这样大大小小的各种危机险情，差不多年年都会遇上，父亲从来都是冲在最前面的那个，每一次面对这样的危急情况，父亲从来都不会多想一秒。

后来，陆续的我自己出来创业、成家，有了女儿，父母也慢慢地成了城乡两地生活的老人，平日里在上海帮着带孙女，接送孙女上幼儿园，逢年过节才回乡下去。那时父亲手机每个月的通话费都直追天天忙于应酬客户的我，交话费时我才明白过来，他那可是分分钟漫游的长途通话，通的全是东家长西家短的大大小小道理，根本不是几分钟能讲完的。当然，年年一本“优秀共产党员”的本子，年年村里或是乡里发一条毛巾有时候还有个保温杯什么的，在父亲眼里肯定是完全弥补了那点通话费损失的，因为父亲从来就不是个能计算得失的生意人，全凭一腔热血。

女儿长大一些后，基本上每年都会固定地安排时间带着父母家人一起旅游。每次旅游一回来，父亲就会把冲印出来的照片贴在乡下客厅墙上，还在照片上用笔写上：北京，南京，武汉，青岛，云南，重庆，……釜山，福冈，鹿儿岛，伦敦，爱丁堡，西雅图，旧金山，洛杉矶，……国内国外飞机邮轮的几年下来很快满满一墙都不够贴了，但后来父亲就不是那么爱去国外了，除了父亲口中常说的“还是给我点个面包吧，那牛排都还带血，没熟怎么吃啊”，“美国佬这地方一点也不好玩啊，除了看到车进进出出，路上连个人都没有的！” “日本这种地方说话一个字也听不懂，想找个地方买包烟都买不到”……其实我心里明白，他这也不全是所谓的“凡尔赛”式吐槽，父亲心里深处想的是，自己出来旅游见识好是好，但离了兄弟姐妹，离了平日天天聚在一起的那些庙会老哥老弟，总是会觉得既少了趣味，又得了孤单。所以最让父亲开心的反而是两次父亲自己去参加的旅行，一次大概是村里组织的西柏坡红色之旅，一次就是父亲七十岁生日之前深圳的堂外甥女邀请和她家人一起去的香港澳门深圳游，那是父亲生前最后一次真正开心的旅行。对上了年纪的人而言，幸福，并不在多豪华奢侈，也不在多与众不同，恰恰相反，在于求同、共享。

（2013年父母在西雅图住民宿）

伴随着年龄的增长所带来生理与心理上的孤单，并非表面所见的那种人前热闹。母亲在上海带带孩子，做做家务，一天天的感觉日子过得倒很快，但父亲显然就更难适应城里的生活，每次回到乡下都和邻居半开玩笑地感慨，比坐牢还难过。所以后来我们也就不再勉强父亲一起来上海，六十多岁的父亲常常单独一人留在乡下生活，父亲告诉我们的理由当然是更说的过去：“我现在身体好，在乡下可以种种菜打打小麻将，又自由又舒服。” 但后来母亲几次偷偷跟我告状：让你父亲烟少抽一点，你去闻闻他口中的气味很不一样。母亲向来是个凡事都细致而谨慎的人，等我见到父亲的时候靠近一闻，那股口气显然不是一般的二手烟味，伴随着已经有浓重异味的气息让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父亲倒是听劝很快就戒了烟，但没能过多久等下一次再见到时，父亲还是一天两包甚至更多地又抽了起来，如此反复几次，尽管每两年一次的体检医生每次都提醒，肺部有阴影需要定期随访，但因为没感觉有什么异样，也就没有足够重视。等到父亲有一天咳嗽痰里伴有血丝甚至突然出现晕厥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天将塌下来。

（陪父亲治病的两年）

父子间的默契和心灵感应，在两年前的这个时候让我相信天下众生皆有灵，第六感的存在是毋庸怀疑的。答应父亲回上海两天办点事就马上回乡下来陪他，父亲一再跟我约定，就两天你就一定要回乡下来。两天后的27号傍晚当我踏进家门时，原本在客厅沙发上睡着的父亲，突然就醒了过来，“你回来啦！”伴随着那是我见过的这辈子父亲最开心灿烂的笑容。第二天跟我说，今天不想去医院打针，我也就随了他，“那我们今天就不去医院，明天再去。” 第三天父亲跟着我叫了个滴滴到医院去打针，一边陪着父亲吊针，一边聊着天南海北的事，但到了下午父亲忽然就感觉透不过气来，随后陷入昏睡中……30号傍晚刚喂完父亲一小碗稀饭，太太带着女儿儿子就打来视频电话，父亲看着视频里的孙子孙女还不住地点头招手。到了午夜，把父亲从客厅沙发抱进卧室床上，我半躺着一只手搂紧父亲，另一只手不停地抚摸父亲的胸口帮他顺气。2019年10月1日凌晨0：35分，父亲在我怀里，走的很安详。

一边打水帮父亲擦拭着身体，一边恍惚着，似乎就看见那年过年我10岁，父亲从南昌做工回来给我们兄妹三个都买了新鞋，高兴得我们跳了起来跑过去拉父亲的手；似乎就看见那年冬天我上初一，父亲骑着自行车送我去上学，我坐在后边抱紧父亲的腰，道路两边的田野上铺满厚厚白雪；似乎又看见那年我上高中，下课铃响跑出教室，满身湿透的父亲等在教室外走廊上给我送一袋米来……

人生如梦，多希望这是一梦醒来，告诉父亲，刚才梦见了您。

2021.9.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