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的重逢

李明红

国庆前夕，县人大原副主任范泽元先生回忆录《流逝的岁月》，送到我手上。迫不急待翻阅一下，竟然爱不释手，一口气读完前几章，对范泽元先生更加肃然起敬。岁月毕竟远去，生活依旧继续。初心不改，范泽元先生留给你我不仅仅是亲切文字，还有宝贵的时间财富。

童年的记忆 范泽元

上苍给人的命运安排有时候也会作弄人。按说孩提时代是天真幸福的,可在记忆中,我的童年并不幸福。我出生于一九五一年正月二十九日丑时,听父母亲讲,我祖上家境十分贫寒,过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苦日子。到了我父亲辈上,也是靠帮人(给地主、富农当长工、打短工)维持生计。父亲到谈婚论嫁的年龄,倒插门到双凤乡七村大王家嘴与我母亲成亲,也是靠帮人勉强糊口。解放后,我家分得了田地、房屋,共产党领导农民走上了互助组、合作化道路,日子才一天天好起来。斗地主、分田地的喜悦,有饭吃、有衣穿的自给自足生活,那种幸福和满足感,我还年幼没有记忆,现在只能在电影,小说等文艺作品中分享。

一九五八年,我开始接受启蒙教育,在双凤乡龙台完小就读小学一年级。从那往后的一些事,我的记忆开始逐渐清晰了。就在这一年,我们党提出了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大政方针,在全国实现了人民公社化。人民公社”是因马克思著作中的“巴黎公社而得名,行政区划相当于现在的乡镇,下辖大队(村)和排(居民小组)。在经济建设上提出了二十年“超英(国)赶美(国)”的口号,全国上下掀起了生产大跃进的高潮。“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标语,张贴悬挂到大街小巷,口号喊得震天响。我那时年龄还小,不懂得什么政治路线,什么是经济建设方针政策,只留下一些童年的记忆。

双风成立人民公社那天,双场镇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流如潮,高音喇叭声、欢呼

声、口号声此起彼伏。我和比我大几岁的娃娃朋友们与大人们在一起凑热闹、看稀奇。人多拥挤,我表哥王丁元拉着我的手,生怕我走丢了。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热闹场面,至今记忆中还是那么深刻。

人民公社作为行政区划建制,我当时并不

明白。只晓得公社就是一个大集体,农业生产实行统一调度,统一安排,全公社统一行动,包括出工、收工都统一时间。口粮包括油、盐、酱醋等日常生活必须品,按人口统一分配。

在“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方针指

引下,国家提出“大炼钢铁”的口号。一时间到处建高炉、土法上马炼钢铁,发动社员捡废铁,甚至砸锅砸锁,回炉成铁坨坨上交给国家完成任务。在农业生产上,从合作社到村(大队)、居民小组(排),比谁的干劲大,完成生产任务快、产的粮食多。哪个地方落后了,干部就要作检讨、挨批斗甚至撤职。“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成了时髦口号。吹牛皮、说假话、报假帐,做表面文章的浮夸风盛行。社员天不亮出工,天黑收工,晚上还要打着灯笼火把上夜工。不管劳动效率怎样,总算是有干劲、有生产积极性。有的地方,在水稻收割季节,把几个田的水稻割下来密密麻麻地拼到一个田里,搞成高产示范现场,人为塑造“千斤麦”、“万斤稻”的典型,让大家学习。这些事我当时并不清楚是怎么回

事?后来通过学习才明白,这是我们党在经济建设的指导上犯了“左倾冒进”的错误。

记不清是一九五八年的几月份,生产队办

起了集体食堂,修起了大锅灶,家家户户的锅灶统统拔掉,余粮全部上交集体,桌子板凳也搬到生产队的大堂屋集中,全生产队好几百人一起吃起了“大锅饭”,集体食堂按家庭人口多少分饭吃。

集体食堂开办的头几个月,红苕、酸菜、菜稀饭基本还能吃饱,偶尔还能吃上一顿菜干饭。我家人口多,五个姊妹,上边还有婆婆。每当开饭时,父母亲总是让婆婆和我们几个姊妹先吃饭,有时饭不够吃,父母亲就只好挨饿了。我是家里的长子,姊妹中又只有我在上小学读书,好吃的饭菜一家人都让着我先吃。我当时不太懂事,还有一种幼稚的满足感。

日月轮回,时间一天天过去。集体食堂开

办不到一年后就难以为继了。当时,我父亲是生产队的队长,听父亲讲,食堂口粮接不上了,烧柴也成了问题。从父亲的脸上,看得出无可奈何焦头烂额的表情。集体食堂真是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一天不如一天。天天喝起了“大锅汤”,红苕也成了宝贝疙瘩,切成喂鸭子的小颗粒和酸菜萝卜熬一锅,就连这也是汤多菜少。生产队迫不得已组织人力到山上砍树,甚至拆堂屋或没人居住的民房做柴烧。

天有不测风云。恰在集体食堂举步维艰之时,老天爷又不开眼。五九年、六零年,我们地方连续遭遇大天干。久晴不雨,水稻田干裂缝足有巴掌宽,村村社社不开秧门;旱地禾苗枯死,泥巴干得起灰,二台地以上几乎颗粒无收。这时候的集体食堂,只能在死亡线上挣扎了。把烂苕皮、苕把子、干红苕叶、粗糠粉碎了熬稀汤充饥,能吃上一碗不放油盐煮的青菜、萝卜就

算幸运,十天半月见不着一粒米。社员们饿急了,不得不过上“野人”的生活。豌豆、胡豆、包谷还没成熟,就顺手牵羊偷豌豆角、胡豆角生吃,掰包谷棒子生啃。粮食播种时,为了阻止社员们偷吃种子,生产队就把粮食种子伴上“六六粉”。那时,我小小年纪,身临其境,深受其害。

也曾和同院子的几个小孩,趁着夜色到生产队苕母地里掏带着大粪农药的红苕种,到田里洗洗就吃。上学的路上,偷偷到田边地角拨生豌豆、生胡豆吃。有一次衣服兜里装了一包嫩胡豆,到学校被黄实君老师发现了,我一张小脸通红,生怕老师批评。黄老师看了看我,一句话也没说。从黄老师的表情上看得出,他是对我表示理解和同情。

长时间喝大锅汤、吃糠咽菜都不能填饱肚子的生活,人们严重缺乏营养。我家离学校大约有三里路,除了田间小道外,来回还要爬一段山路,在放学回家的路上,饥饿使我四肢无力,举步维艰,有好几次我都昏倒了,还是比我高年级的同学王永柱、王丁元背我回的家。母亲看到这种情况,两行热泪夺眶而出。当时那种场景,至今还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想起来真的好心酸。由于长期缺乏营养,生产队好多社员患

上了“浮肿病”,好多人卧床不起,三天两头就有死人的噩耗传出。那时,人死了用席子一卷,埋了事,连哭丧的声音都很少听到。说白了,这些人就是被饿死的。究竟死了好多人,至今也无法说得清楚。我的母亲也未能逃过恶运,同样患上了“浮肿病”。看到母亲躺在床上,面色苍白、浮肿,说话有气无力,我常常站在母亲床前哭泣。好在她老人家艰难地挺了过来。

时间熬到了一九六一年。这年初,集体食

堂下放到户,实行“乡、村、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社员参加集体生产,按劳动力评工记分,年终按分值计算分得口粮,挣工分少的家庭要向生产队补现金才能拿回应得的基本口粮。同时按人口每家分一块自留地,种蔬菜、瓜果自家食用,允许社员养鸡、养鸭、养猪。那一年,生产队人均分稻谷几十斤、小麦几十斤,还有红苕等粗粮,加上自留地种的蔬菜,一家一户过日子,虽然也还很清苦,但粗茶淡饭基本能接上季节,与“大锅饭”时期相比,社员们心里平静多了。后来我才明白,这是我们党纠正“大跃进”左倾错误,国民经济恢复期所采取的措施。就在这一年,我家从双凤乡七村外公婆家搬迁回祖籍地东岱乡四村居住,我也从龙台完小转到本村龙虎山小

学读三年级。读小学的经历也是十分艰难的。那时候凭挣工分的分值分粮吃饭,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分分,小命根”。我家上有七十多岁的婆婆,下有六个兄弟姐妹,全家九口人,只有父亲是主要劳动力,母亲由于三年困难时期受过症,身体一直不太好,在生产队属半劳动力,姐妹们又还小,

只能做点娃儿活路,属于典型的缺劳户。尽管父亲一年四季在生产队挑出力大的农活做,比如搞农田基本建设抬石头,秋收季节担水谷子，大冬天犁田这些活计,父亲都主动出力,想给家里多挣点工分。由于人多劳力少,到头来还是少不了要给生产队补现金才能分得全家的基本口粮。有的年份,把家里养的猪、鸡、鸭全都卖

了也不足补给生产队的口粮钱,家里买油、盐的钱都十分困难。一年四季除大年三十能吃顿肉外,平时基本与肉食无缘,更不说吃其它副食了。全家人穿的衣服都是买便宜的粗白布柒色后由母亲和姐姐手工缝制,冬天的棉衣用老人们穿过的破旧棉袄改缝给我们小孩子穿。一年

四季只能穿上母亲手工做的一双布鞋,多数时间都是打光脚板。我冬季上学,一遇雨天就把鞋脱了拿在手上,赤脚踩着泥泞,到学校后再洗了脚把鞋穿上。有时一学期两元多钱的学杂费父亲也拿不出来,我不得不哭着鼻子到叔叔家去借。由于家境贫寒,姐姐、大妹、二妹都无缘读书,铸成文盲,留下了终身遗憾。

六一年下半年,我从龙虎山小学转到东岱

完小读四年级。逆境催人奋进。父母亲“听老师的话。好好读书”的嘱咐常常在我耳边响起,我逐步养成了爱学习的良好习惯,在班里算成绩拔尖的优秀学生。那时候,小学阶段分为初小和高小(1-4年级为初小,5-6年级为高小),初小升高小要经考试录取,录取名额还要挂榜公布。我考高小时是全乡第一名。生产队的长辈们、亲戚朋友们夸奖我,老师们赞扬我,

同学们对我也很亲睐。父母亲及全家人当然也很高兴,榜示当天,给我煮了一碗油挂面吃,算是对我的鼓励吧。

在上高小的两年时间里,我学习比较刻苦

用功,上课专心听讲,课间认真完成作业,成绩在班级一直处于领先位置。平时考试和期中、期末考试,一般数学都是百分,语文九十分以上。业余时间,我喜欢看一些连环画册、短篇小说、科普知识等,还喜欢学打篮球、乒乓球。暑寒假期间,还读过《红岩》、《红旗谱》《铁道游击队》等长篇小说,有些字不认识就查字典,虽有些囫囵吞枣,但还有收益。

范泽元 2021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