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城知青境遇概览

漫谈秦

图/网络

背景音乐—张振富.草原颂

1978年，是“知青”大返城的高潮，经过多年的“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已近“而立之年”的男男女女又回到了原点。激情早已褪去，“物不是，人更非”。

去街道办事处报道，听候分配。刚返城回来的“知青”，大都是先干一些临时工，工种可以用“脏、累”概括了。个别有门路的就直接安排了正式工作，而且，用当下的眼光看也是不错的，如：银行、房管站、园林部门、大型国企等。绝大多数没有门路的返城“知青”由街道办事处分配，国营单位很少，大多数是“大集体、街办企业“，而且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工作或纯体力劳动；出身、政治面目、是否受过表彰或处分、乃至性别”，这些都是分配时的要素。

在农村插队或“兵团”的知青，都与当地的老乡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生活虽然艰苦，但已经完全融入了那个环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因为身份都是农民。

当朝思暮想的回城变成了现实，激动与兴奋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那种由工作单位不同而产生的社会地位的落差，在很多人的心里蒙上了阴影，美好的期望成了镜中月，水中花，激情冷却了，心灵又在煎熬，用在农村的相对平等对比回城后的失落和社会地位的低下。茫然与彷徨。

回城后，“兵团知青”的工龄连续计算；而“插队”和“返乡”的“知青”则不算工龄，这个多少有些歧视性的待遇让“插队知青”在感情上很难接受。好在那位名叫“萧芸”的“知青”给中央有关领导的一封信改变了插队“知青”的这一窘状。

文化方面的先天不足，年龄偏大，身无长技，收入低、无积蓄、无住房，等等。在计划经济的体制下，返城“知青”的这些特点无疑为今后事业的发展，乃至组建家庭都是一个个不小的障碍。

在这些七十年代末返城的“知青”中，有一少部分人不甘于这样的尴尬处境，成为了第一批市场经济的“试水者”。有人从改革开放的前沿：江浙，广东采购小商品，诸如服装鞋帽、日杂等物品；有人从农村近郊采购鱼虾及其它农副产品。这些人在城市的繁华地段摆摊设点，不辞辛苦，淘得了“第一桶金”。

彼时，在北方的城市，市场经济并不发达，政府对这个群体的管理比较宽松，因此，他们获利的空间很大，较之那些服从分配的“知青”，这些人在短时间内就成为了“富有的一个群体”。

但是，当金钱来得相对容易，而知识结构的缺陷使他们没有长远的规划，目光短浅，因此，其中一部分人沉溺于物质的享受，而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步发育成熟和完善，这些人的财富光环便褪色了，泯然众人。

市场经济“大浪淘沙”竞争激烈，大多数“下海”者也只是“各领风骚”三、五年。这其中的少数人在八十年代那崇尚知识、恶补文化的氛围中找到了继续前行的路径，使他们成为了第一批真正的“企业家”。

极少数“知青”通过了1977年的第一次“高考”，成为了令人艳羡的“天之骄子”，也是在各自岗位的中坚。

八十年代初，错过了高考的一群返城“知青”，在那良好的学习氛围中，接受了各类成人高教，这些人也为改革开放的进程做出了贡献。

但有更多的返城“知青”在回城后所从事的大都是一些商业服务行业或简单重复性的体力劳动。这些人最好的年华是在农村务农，文化程度偏低；及至中年，再学习一些有科技含量的技术已不现实。当改革开放的大潮奔涌而来时，这些老“知青”已跟不上时代的潮流，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况下与改革开放的“红利”失之交臂，提前下岗，自谋出路。这不能不说是“屋漏偏逢连阴雨”的坎坷人生。他（她）们无处安放的心灵寄托一直在“游荡”……直至退休。

命运对“知青”，特别是“老三届”的“知青”也还有所“眷顾”，虽然将最好的年华留在了白山黑水，黄土高原，内蒙古大草原等边疆农村，但艰苦生活的磨练使他（她）们褪去了城市娃身上惯有的“骄娇二气”。富有同情心，能吃苦是这些人的主要特征。

当工作难找，挣钱养家不易，已经成为当代年轻人面对的普遍现象时，“老三届”这些人已安然退休，而当代的年轻人虽然不会重复“老三届”的“蹉跎岁月”，但生活的压力和紧张的节奏较之那个群体更甚。相比之下，这，又何尝不是命运对“知青”那个群体的抚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