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两弹真迹——追寻强国历史

猪姥姥

当一朵蘑菇云点缀了大漠的苍茫，中国开始拥有自己的核武器。这背后是谁在默默奉献？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 川渝行一行有幸前往隐匿了近40年的中国两弹城，探秘两弹一星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两弹城位于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长卿山下，绿树掩映中有一片红色砖瓦建筑群，这里是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是我国继青海之后第二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总部。我国总共进行45次核试验中，这里指挥完成了22次。当年邓稼先、于敏、王淦昌、朱光亚、陈能宽等9位“两弹一星”元勋、16位院士、2万余名科研工作者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在“两弹一星”事业的艰辛历程中留下无数英雄事迹。 眼前一处静谧的院落，阳光和煦，风儿低吟，只有门口的5个大字静静地诉说着这里惊天动地的过往：中国两弹城。（下图为团友卢丽抓拍） 　　　在被称为“精英门”的正大门上，“两弹城”三个红色大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门柱上刻着“红云冲天照九霄，千钧核力动地摇。二十年来勇攀后，二代轻舟已过桥。”这是1984年第二代核武器试验取得成功后，时任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长的邓稼先满怀豪情写下的诗句。 走进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院部旧址，大礼堂墙体的宣传画，沿路印刻在石块上的红漆字，无一不显现出那个年代的烙印。 　　石块上鲜红的题词：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有——毛泽东 　　卖了裤子也要把我国的尖端技术搞上去——陈毅 　　再穷也要有根打狗棍——张爱萍 　　学习中心（原九院图书馆）墙壁上的宣传画——“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毛泽东思想是我们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眼前浮现出那个年代的革命斗志和豪情（网络截图）。 　　两弹历程馆门口的展示牌“那些年”系列，展示了在那些艰苦的岁月，面临美国为首西方国家的核恫嚇，前苏联撕毁协议撒走专家，我们的科学家、技术人员艰苦奋斗，攻克一道道难关......。 　　陈列室墙上赫然写着：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这就是两弹人的真实写照。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雕塑 　　两弹城在许多人眼里是神秘的，因为核研究是国家最高机密，不仅对普通人保密，就连科研人员的近亲属都不例外。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许德珩听到原子弹爆炸成功的喜讯后，曾兴奋地问物理学家严济慈：“咱们中国能自己造出原子弹来，不知道谁有这么大的本事？”知道内情的严济慈回答道：“去问你的女婿吧！”而许德珩的女婿正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由此可见保密制度的严密性（下图为《保密守则》） 　　26岁学成归国，被称为“娃娃博士”的邓稼先是新中国原子弹、氢弹的主要组织者、设计者和研制者，被誉为“两弹元勋”。后因核辐射而染病逝世。在北京301医院养病期间依念念不忘“两弹”研制工作，一份关于我国核事业未来发展方向的建议书，为我国核事业在以后10年里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下图为网络截图） 　　科学家郭永怀烈士，1968年在青海进行的第八次核试验中，郭永怀发现了一组非常重要的热核导弹实验数据，当年他急于把这组数据从青海带回北京进行理论研究，就在飞机快要到达北京的时候却意外发生空难。当工作人员找到郭永怀遗体的时候，在场人员忍不住失声痛哭，郭永怀和他的警卫员面对面紧紧抱在一起，死死护住了那个可贵的公文包，他们用生命保存了那份绝密的数据资料，为中国第一颗热核导弹成功发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中子弹之父”王淦昌，一生三次与诺贝尔奖擦肩而过，1961年调入九院工作，由于他在国际科学界享有很高声誉，为了工作需要，也为了保密需要，他隐姓埋名17年，直到1978年才被解密。 郭永怀(中) 与王淦昌、彭桓武雕塑 上世纪50年代末，苏联单方面毁约，撤走专家，拒绝提供科研资料。郭永怀临危受命，出任九院副院长，与王淦昌、彭桓武形成了中国核武器研究的三大支柱，被邓稼先称为"三尊菩萨"。 　　这是我国第一颗核航弹的模型，长3米、直径1.5米左右，后面的壁画就是它爆炸时产生的蘑菇云。 　　邓稼先旧居。二室一厅的平房前后，是一片香樟和梧桐林，屋里仍保留着当年原貌：卧室里仅有一排书柜、一个铁架床、一个普通衣柜；办公室里有一张办公桌、一把藤椅、两个单人布沙发、一个小茶几，那台手摇式计算机和铁皮柜仿佛无声地“诉说”着往昔的不平凡。办公室里一部不起眼的电话机却非常神秘，它就是521专线，能直通周恩来总理的办公室，不用层层转接和审批。 　　1958年8月的一天，钱三强把34岁的邓稼先叫到办公室，进行了一次秘密谈话。当天晚上，邓稼先回到家后，轻声对身旁的妻子许鹿希说：“我要调动工作了。”许鹿希问：“到哪儿去？”他回答：“不能说”。“去干什么”？“不能说”。“你把信箱的号码告诉我，我给你写信”。“不能通信。”许鹿希沉默了，邓稼先也沉默了。良久之后，邓稼先才嘱咐了许鹿希几句话：“这个家以后就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将来要做的这个工作了。”许鹿希回忆说，丈夫说这句话时非常坚决。他说：“如果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辈子就活得很值得，就是为它死也值得。” 为了祖国的核武器发展事业，邓稼先隐姓埋名28年，在梓潼度过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14年。1985年7月30日，邓稼先被确诊为直肠癌晚期。在住院期间，他的好朋友杨振宁与夫人来看望过他。在生命弥留之际，他曾说：“假如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 　　这几天，杨振宁在100岁农历生日会上对邓稼先的跨越半个世纪的答复感动了很多网友。已是百岁的杨振宁深情地说：稼先，我懂你“共同途”的意思，我可以很自信地跟你说，我这以后五十年，是符合你“共同途”的瞩望，我相信你也会满意的。再见！（杨振宁与邓稼先原是发小，以后一个在美国，一个在祖国，邓稼先曾去信杨振宁，写道“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 以下两图为网络截图 　　在邓稼先的旧居前，团友们毕恭毕敬地献上鲜花（感谢团友张吟为我抓拍了这珍贵的虔诚献花照）。 　　王淦昌的旧居中，至今存放着一个行李箱，上面写着“王京”二字。关于这个名字的秘密，曾经隐藏了17年之久。　　王淦昌曾经在国外工作，是享誉世界的核物理学家。1961年，刚刚从杜布纳联合原子核研究所回北京的王淦昌接到一项特殊的任务——投入祖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没有多想没有犹疑，年过半百的王淦昌只说了一句话：“我愿以身许国。” 同时，王淦昌的脑中联想到20世纪40年代初期，国际上有一批物理学家突然“失踪”……。由于这是一项绝密任务，王淦昌为避免自身知名度带来的影响，便改名“王京”。从此，他隐姓埋名，奔赴一线。就这样，这位名扬中外的实验物理专家从科技界悄然“消失”了17年，连家里人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哪儿、到底在干什么？ 　　隐姓埋名二十八载，填补中国原子核理论的空白，为氢弹突破作出卓越贡献，这个人就是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于敏。　　在原子核理论研究的巅峰时期，于敏毅然服从国家需要，开始从事氢弹理论的探索研究工作。当他带领科技人员发现了热核材料自持燃烧的关键，解决了氢弹原理方案的重要课题后，当即给身在北京的邓稼先打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电话。　　“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上了一只松鼠。”邓稼先听出是好消息，便问：“你们美美地吃了一餐野味？”“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做标本……但我们有新奇的发现，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　　这正是于敏出于保密考虑，使用了只有彼此间才能听懂的隐语，以此暗指氢弹理论研究有了突破。 　　朱光亚、陈能宽、周光召、郭永怀、程开甲等一大批专家院士相继在这里工作生活二十几载，留下了许多感人肺腑、催人奋进的故事。 在中国“两弹城”，这样感人的故事还有很多，科学家们用自己的一言一行诠释着“以身许国，甘于奉献”的真正含义，也让科技强国、科技报国变成了生动实践。（下图为网络截图） 　　一路走来所闻所见，两弹一星人为 “铸国防利器，挺民族脊梁”的家国情怀、无私奉献、毕生追求，让人不禁热血沸腾、热泪盈眶、高山仰止！ 　　为了确保安全，70年代初期，九院还花了两年时间，挖了一条总长近800米的战备洞，全部用钢筋混凝土筑成。现在，这里已经被改造成了“三防教育馆”，向游客们展示和普及防护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细菌武器袭击的“三防”知识。 　　半个世纪过去了，九院虽己搬迁，中国“两弹城”归于宁静。这里至今仍完整保存着大礼堂、办公楼、档案馆、模型厅、情报中心、邓稼先旧居、将军楼等167栋上世纪60年代后期的建筑物及防空洞、国魂碑林等众多纪念实物。一块块红砖诉说着当年的激情岁月，一片片青瓦真实记录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国防发展历史。而“两弹精神”则续耀光芒，影响着越来越多的人们不断奋发，始终向着国家需要的方向砥砺前行。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1年1月26日看望航天科技专家孙家栋院士时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中国两弹城旧址，是永远抹不去的红色记忆！ “两弹一星”精神永放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