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妹妹

江南

38医院简介:　　1962年为了应对台湾局势，防止蒋介石反攻大陆，根据上级指示，由驻广东省惠阳县的33医院——2所组建、扩建成立了38医院，并开始担任广州军区的战备值班任务。　　医院成立不久（1962年5月左右），从惠阳县移防到饶平县三饶镇战备待命，而后迁至饶平县城郊开展收治伤病员。1964年移防梅县。1975年迁至梅县南口镇新营房。　　1978年12月为中越自卫还击战的卫勤保障，院长赵希琢、政委陈秉顺、副院长孙崇诗奉命率领应急组建的院部和两个野战医疗所，开赴广西省龙州，一直到1979年6月奉命撤离广西。从2月17日至3月16日，全院共救治伤病员3021人，抢救危重伤员881人，开展急救手术920人，后送伤员2824人，出色地完成了野战条件下的一线救治任务。在中越自卫还击战中，医院荣立集体三等功；一所荣立集体一等功；二所荣立集体三等功；两个所的炊事班分别荣立集体三等功；院务处受到集体嘉奖。全院参战的201人中，荣立一等功1人（何志奇二所所长）；二等功1人（沈建华二所护士长）；三等功62人；嘉奖93人，有多名同志火线入党，医院还派代表（沈建华）参加了广州军区英模报告团，到全国部分省市作巡回报告。

　　1981年3月--5月，医院再次奉命为法卡山战役的参战部队进行卫勤保障。在院长赵希琢、政委陈秉顺、副院长吴鸿奎、何志奇的率领下，临时组建的院部和两个野战医疗所紧急开赴广西宁明，近两个月时间共收治伤病员300余人，受到上级表彰。 1983年，该院奉命被撤销。

38医院的新“三.八”

　　在这里我所说的“兵妹妹”，就是这所野战医院二所的一名卫生兵。　　那是1979年的上半年，天气还不是太热，我因扁桃体发炎高烧近40度，而住进了该院的二所。经用药退烧后，一个星期六的上午，病房里其他人都出去了，就我一人斜躺在被褥上，正静静地翻阅着一本志。这时，一个声音由门口传到了我的床前，“快起来，别躺着！马上要检查内务了。” 部队医院也跟连队一样，每个星期六，都必须检查内务，搞评比，只是标准没连队那么高而已。我瞟了她一眼，人长得挺标致，从她那带有长沙口音的普通话中，我判定她是湖南老乡了，就一边起身整理被睡塌的被子和抚平床单，一边学着用长沙话说:“老乡，莫咯样凶沙”，她瞥视了我一眼，没吱声，走了。也难怪，当时，“对越自卫还击战”刚刚结束，医院里尚有许多前线下来的伤残军人在治疗和康复，这些伤残军人中有许多人脾气暴躁，动不动就骂人，甚至还打人，在这种环境下，女兵受了许多不该受的委屈，有时说话没好气，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起来后便离开病房，出去散步去了。　　第二天上班时，她来到病房，这时很和霭的问我“你是长沙的？”我回答说:“不是，我是零陵的”，说双牌的，许多湖南人都不知道，只晓得湖南有个“双峰”，不晓得湖南还有个“双牌”，所以，我只能说地区地名了。通过简单的交谈，我知道了:她62年出生，78年底从涟源钢铁厂入伍(还是个新兵丫头片子)，她入伍尚在分部(54060部队)新兵集训前，这所医院已调往广西边境线上龙州县的水囗，已做好了抢救伤员的准备。她的父亲是“三八式”南下干部，在涟源钢铁厂当领导的。 我这次来38住院，已是第二次了，第一次是78年，因长期便秘 ，引发了痔疮出血和肛裂，住了一个多星期。认识了二所一些护士大姐，如:护士长沈建华、护士刘洪芳、易年冬，她们对人说话都很和气，待人挺好的。特别是刘洪芳，没见过她发脾气，就是她生气的样子也很好看。我的主治医生刘士晶是因“鸡”而认识的，38在南口镇，医院圈地很大，家属区有许空地，许多人种菜、养鸡。战友曹树平因病住进了38，主管医生是刘士晶，当刘医生得知树平战友是三监的兵时，便问三监有养“来亨鸡”吗？树平打电话问我平远点有没有养“来亨鸡”？说他的主管医生喜欢养鸡，想要几个“来亨鸡”蛋孚小鸡。我去养鸡的劳犯那问了问:有。我告诉他给准备30枚孚小鸡的种鸡蛋。于是，在我当班执勤时，便将冲锋枪弹袋全腾空，仅枪上留一个弹夹。找到养鸡的劳犯，将30枚种鸡蛋装入弹袋。回到连队用硬纸盒和木霄将鸡蛋打包好，托人带给树平交予刘士晶医生。那时，我们也时常这样弄一些鸡蛋回来，几个玩得好的在一起，用酒精炉煮着吃，酒精专由我负责去38要，我主要是向刘洪芳和易年冬两护士要没兑水的酒精，一次都是两瓶到三瓶，每瓶是500ml的)。 刘士晶医生跟我说，如果扁桃体经常发炎的话，最好是做手术摘除。经常发炎发烧对人不利，易引发多种疾病。我的扁桃体就常发炎的，每年都要搞二、三次，一发炎就是高烧。因此，我便同意了做手术摘除扁桃体。 手术安排在第二天上午，同病房两位，另一位是牛田洋164S的。我的手术排在前面，大约是九点来钟进去的，十点来钟被推出手术室，约一个来小时。出来后嗓子挺不舒服，老吐口水(血水)。下午约四点来钟，护士拿来两支冰棍让我吃，每小时吃两支冰棍。大概下午六点多了，护士又端来一小碗温的鸡蛋汤，让我试着喝，还好，我很顺畅地喝完了。可是，我对面那位164S的就不行，根本不能躺下，创口老出血，床头垃圾桶血水纸一大堆。靠床一个多星期才稍好些。如果，他做在我前面，看见他这个样子，我根本就不会做了。 几天后，我慢慢地从流食、半流食，逐渐到普食，已基本恢复正常饮食了。其间，周玲给予了许多的关心与关照。二所的那几个护理员都待病员不错，黄穗、小罗(烈士妹)、小梁(战斗英雄梁英瑞的妹妹)，待人都挺和气。 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对喜欢吃的菜，也学着耍心眼打两份了，装饭前打一份，装饭再打一份。熟悉的护士们，见到我这样也都不说什么，只是对我会意的一笑。

周玲还给我介绍了几位38的湖南老乡，警卫班的马建明、严xx、仓库的刘xx(安仁人)，马建明后来到医院后勤去了，我空闲时去玩过几次。O四年出差到长沙，周玲陪我去看过马建明，他退伍回长沙后，分到一个厂子里，后因厂子改制下岗。 十多天后，我出院了。回到连队，“外甥打灯笼——照舅”，白天执勤，晚上站岗。 79年10月间，原连兼职文化教员朱德良(兴宁人 退伍后安置在梅县山歌剧团)准备年底退伍，辞去兼职文化教员一职，连里决定由我接替朱德良当兼职文化教员(教初中数学)，一个星期两个下午的课。虽然是赶着鸭子上架，但经过在分区的培训，回到连队上课，自我感觉到也良好。 连队伙食实在太差，又想到医院改善伙食了。连队每人每天标准伙食费五角一分钱，医院病员每人每天一块四毛九分。差别大吧！80年的3、4月间，我去营卫生所说，想去38看病，所长郑从为黑着个脸: “你去三十八看什么病？” 我说我腰痛。软磨硬泡后，郑所长给我开了一张到38捡查的单，到38我找到刘士晶，说想住院。问明情况后，刘士晶一纸“劳肌劳损，住院治疗”，我便住进了医院。这次住院，实际是疗养，做理疗的多，基本上没吃药打针。这次纯属是以改善伙食休养性的往院，上午医生查完房 做做理疗，下午便找38的老乡聊天。 这次住院，没看见周玲上班，我心里纳闷？一天下午，我散步从一所的病房穿过，发现周玲身着蓝白竖条的病号服，一问才知道她因胆囊炎而住院了。我问了她一下病情后，告诉她，我准备近期打报告探家。她让我探家时去38一趟，给她捎点东西到长沙(我也不知道，她就这么放心让一个仅一面之交的“老乡”往家捎东西？要是我居为己有了呢？你能找到我吗？)。由于担任兼职文化教一职，我不能住久了，十天后，也就出院了。五月间，我打报告申请探家，这次探家，我心里就有个“小九九”，这就是在我退伍前探亲走走亲戚，沿途看看两个叔叔和老家的奶奶。部队批准后，我便到38找到周玲，跟她到宿舍，她拿出几件被纱布裹得严严实实的东西，她告诉我是 买的走私进来的“全日历自动手表、太阳镜、拆叠伞”等。因那时广东反走私 车站查得非常严，对军人的检查稍松一点。 第二天，我从梅县乘汽车到广州，然后，从广州到郴州，看望在郴州分区枪械修理所的小叔叔一家，再到安仁县看望在电影公司大叔叔一家，又让堂姐陪同我骑自行车二十多公里到衡东老家看望独住乡下的老奶奶。八十岁的奶奶故土难离，舍不得她居住了一辈子的老房子，不愿意跟随儿子外住。这时已过了一个星期，随后回到家。 假期很快到了，我在返程中多预留了一天，到长沙找到住在师院的蔡林哥，让蔡林哥带我到湖南医学院，将周玲托捎的物件交给在该院念书的张湘伟。张又将一包”怪味豆“ 捎给周玲。 回到梅县连队后的第二天上午，我乘公共汽车到南口镇38，找到周玲与她一同到宿舍，我告诉她托付的东西己送达，同时也交给了她那包怪味豆。周玲给我倒了一杯水，让我吃怪味豆，房间还有一位休息的女战士，坐了约半小时，我起身告辞，返回到梅县赶回上远连队。 这一年，我的确不愿干了，决意退伍回家。80年好象是过了“国庆节”后，我找到连长和指导员，提出将兼职文化教员一职移交出去，並提议由XXX接任。同时也申请今年退伍。过了十来天，连长叫我去说 同意我辞去文化教员，並由我提名的XXX接任。 我意已决，无牵无绊。说实话，连队伙食太差，38的饭菜太诱人了。到十一月份，我又到营卫生所找郑从为了。当然，又是“腰肌劳损”住进38二所。一到二所，周玲正上班，她看到我，一脸愕然，问“你怎么又来了？” 我笑了笑说:想休养下啰。这一次可就是返乡前的大休养，好吃、好喝、又好玩，那可真是忘乎所以 流连忘返了。 十二月二十日后，二所的那些女战士 周玲、王穗、罗X(烈士妹)、梁X(梁英瑞烈士之妹)等等就在议论有关退伍的事了，有说想走的，也有说想留的。周玲也问过我: 今年会不会退伍？我说: 我今年想回的。她说: 可能不会让你走哟，今年又让你探家，这个时候了还让你来往院？ 我说 我走的，我一定要走。 大概是二十四、五号，38退伍兵开始走人了，我熟悉的周玲、王穗走了，马建民、严X走了。王穗不太愿意走，哭的一塌糊涂。 周玲退伍了，跟她玩得最好的院总机班的刘建英(79年邵阳入伍)也退伍了。 周玲告诉了我，她退伍后的联系地址。第二天上午我在医院目送她们这些退伍兵走后，便回病房。约十点多钟，我正躺在病床上看着一本杂志，一护士叫我接电话，我还纳闷，谁打来的电话？拿起听筒一听，是好战友彭秀忠打来的，他说 你还不回来？退伍 走人了。退伍命令都宣布了，没听到你的名字。 好，我马上回去。放下电话，我跟医生说办理出院手续。吃完午饭，取回军装换上(入院时军装交洗衣房洗后保管，伤病人住院期间只能穿病号服)，即买车票返回赶，到车站下车后，我给树平打了个电话，让他骑自行车来接我。到连队后，我即收拾自己的东西，晚点名时，连长宣读了我一个人的退伍命令(其他人的退伍命已在上午宣读了)。 我也结速了这整四年的军旅生涯。

退伍回来后，我给她写过两封信，第一封是81年的元月份，我告訴她我安置在何家洞公社任粮油专干。第二封是81年4月份，我又告訴了她，我已调回县城，到县广播電視局工作了。她均也回信告知了我她的安置情况，她被分配在涟鋼计控室，第二封信是她在北京学习。她的钢笔字写的不错，不象一般女性写的字，非常刚劲有力，很好看，许多男人写的字都不如她写的。由于各自忙于工作和找对象准备成家，联系渐渐就中断了。 直到1998年，一天办公室叫我接电话 ，我到办公室拿起话筒，才知道是她打来的， 我问她是怎么知道我单位电话的，她说查询到，试着打一个电话，问我在不在广播电视局了，想来我这看看 。我说:“妳来吧，欢迎妳”。没过几天，她来了。那时我在广电局的宿舍挺宽敞，她就住在家里，我的妻子也挺通情达理，每天都高高兴兴地买菜做饭，热情地招待她，大约有四、五天。

通过交谈，得知她已于85年与丈夫一道调到长沙了，她在长沙赤岗冲 省XXⅩX厂财务室，丈夫XⅩX在长沙ⅩX局。我告诉她，我86/89年在东塘省广校读书三年。东塘离她家赤岗冲不远，那时我与同学吃罢晚饭散步，常常也会走到赤岗冲，有时也会经過厂门口。当她知道我曾在东塘读书三年时，也感到很遗憾。近在咫尺不相认，在那个通信不发达的年代。

二OOO年后，我常去长沙出差，每次到长沙后，基本上都打电话告诉她，她都很热情地接待了我，除非那天她非常忙，走不开。 她与我见面都是在下午下班后和晚上，白天她真的太忙。那时，她们厂巳改制下岗，由于她先前在厂里是搞会计的，有财务专长，所以她在外做了好几个企业的财务会计，很是劳累。我也劝说过她，让她别太劳累。可她说，没办法，在长沙生活压力蛮大。还得继续干，到了退休年龄，她还在干。她身体不太好，尚因车祸受过伤，但她很开朗，很敬业务实，也确实霸得蛮，我很敬慕她。

2019年约5月的一天，我接到周玲的电话，说与丈夫和姐姐姐夫一行五人到阳明山看看，下午六时左右，她又打来电话说到双牌了，住进了君临宾馆(说是宾馆，实际就是一个私人开的旅店，但卫生条件都还不错)，我接到她电话后，便骑车去了君临宾馆。安排停当，便陪同她们去吃晚饭。 第二天，本应陪同她们一道去阳明山的，可是小孙女尚小要我们管(儿子在部队，媳妇在00当小学老师，要上课)，没有办法，我没能陪她们去，她们非常体谅我，也不让我陪。当日下午，她给我通了电话，说已下阳明山了，准备到郴州宜山县的莽山去。游完莽山，她给我来电话，说了说游莽山的感概。在她看来莽山比阳明山可游。总之，这次出来她觉得很开心。我祝她们旅途愉快！一路顺风！

98年来双牌，她在我家阳台上用岳父送我的那部“红灯168”手机给家人打电话。

　　这是2014年7月 我在长沙参加省局召开的“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全覆盖工作会议”散会后的第二天中午，与她见面留下的合影。

笔者: 江南 1974年3月10日“上山下乡” ，1976年12月26日被批准入伍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广州军区54108部队服役 1981年1月退役回原籍湖南省SP县，1月初分配到何家洞公社任粮油专干，同年3月调入县广播电视局工作，2016年调入县文化市场综合执法大队，2018年12月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