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船北归》一一1949年后轮船招商局和复兴航业公司的走向

卢铭安

1949年国民党政府迁台後，随行的上海轮船公司及航業人才、技术与船舶，为台湾海运事业播下种子，尤其是一批专业人士均在台湾航运机构，商船公司和港口等担任要职，让台湾的航运业繁衍出今日的盛况。

其中，上海的国营轮船招商局和中国油轮股份公司，以及当时中国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一一复兴航运股份有限公司迁台，不仅为为台湾航运业打下夯实基础，也为偏隅一方的海岛型台湾当局的生存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还是台湾在6o ～70年代经济起飞的主要动力。

（轮船）招商局有着悠久历史，本着《南船北归》的主题，只从抗战胜利后說起。

至1947年8月底止，招商局所接收敌伪船只，经确定留用的有332艘，7.4万总吨，连同国民政府向美国、加拿大订购拨交该局的轮船及该局自行购买的轮船106艘，22.7万余总吨，再加原有的28艘，2.5万余总吨，共有大小船舶466艘，32.68万总吨，比抗战前拥有的船舶吨位增加4倍。是年，客货运量分别达300万人（含军士）和296万吨（含军品），为该局创办后年运量最高水平。

当时招商局除经营国内江海运输外，还相继恢复和开辟了多条远洋航线，陆续派轮开航加尔各答、关岛、狄宁岛、曼纳斯岛、新加坡、马尼拉、日本、古巴、阿根廷等地。48年春，该局与中兴、益祥、中国航运等轮船公司，共组海外航业联运处，参加国际航运的竞争。并利用剩余运力，与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合资组建台湾航业公司；与中国石油公司合资组建中国油轮公司；轮运业务发展较快。至民国37年6月，该局拥有大小船舶490艘，计40.92万总吨。

1948年10月1日，股份化改组为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刘鸿生任董事长，徐学禹任总经理。

1949年3月20日，民国政府对招商局全面军管。

1949年5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航运处接管了招商局（总公司）。

1949年4月30日，渡江战役发起10天后，招商局在台湾设立总管理处。9月19日，招商局“海辽”轮从香港赴汕头应差途中，在船长方枕流率领下庄严宣告起义，驾船抵达大连加入新政权航海事业。

1950年1月15日，香港招商局（分公司）全体员工和留港的13艘海轮共600余人起义归北。

7月23日，招商局“民302”轮起义船员率先将船驶抵羊城， 10月20日，“登禹”轮最后驶离香港，航行中遭到国民党军渔炮船的阻拦。起义船员毫不畏惧，勇敢地驾船全速向敌船撞去。国民党军怕渔炮船被撞沉，无可奈何地让出航道，眼睁睁看着“登禹”轮朝广州方向驶去。至此，在香港起义的13艘船全部返回祖国。11月15日，周恩来发来贺电，嘉勉全体起义船员。

至于招商局部分人船起义细节，公开的资料已有详尽的报道，本文就省略了。

上海解放前夕，该局所属船舶，凡性能设备较好的大多被劫往台湾，未及撤走的江海旧轮仅18艘，3.6万余吨。而撒迁到台湾的有95艘、24.6万总吨，连船带人可是一批巨大的财富，台湾当局拥有了这批财富，犹如母鸡生蛋，孵化出如今的，位于世界十大航运公司之列的长荣海荣和明阳海运。

1952年1月，香港招商局大部分人员和起义船只划归华南区海运管理局领导。由此，在大陆和台湾形成两个招商局共存的局面。香港招商局机构仍旧留用，成为中央人民政府交通部直属在港中资企业，航运业暂停。

1951年2月1日，招商局（上海总公司）改称中国人民轮船总公司。

香港招商局及13艘轮船海员起义，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被列为1950年世界十大新闻之一。起义归来的15艘轮船（含“海辽”轮和“中102”艇），700多名招商局船员，其中大多数成为新中国航运事业的技术骨干，是新中国建立初期一支重要的水上运输力量。

🔽 人民币上的招商局起义的海辽号(上)，为纪念其起义70周年，招商局命名“新海辽”号巨轮。

1950年11月15日，周恩来发来贺电，嘉勉招商局全体起义船员，至此，招商局13艘海船摆脱国民党当局的监视，北上广州，回归祖国，这一惊心动魄的历史经程基本结束，然而，也有小部分起义海员在新加波滞留了近五年才回归祖国一一这就是“海玄”轮的曲折故事。

1949年9月24日上午，“海玄”轮驶抵香港昂船洲，香港招商局经理汤传箎、副经理陈天骏在中央酒家设宴热情招待薜邦祥、滕兆仁、吴志雄(服务主任)、陈荣生(轮机长)等人。出席作陪的陈邦达船长向大家介绍了招商局总公司和船员留沪家属的情况。“海玄”轮船员在香港招商局预支了六个月工资及伙食补贴，装足了燃油、淡水和物料等。10月17日，“海玄”轮启碇远航，驶往叙利亚的他基亚港，其后又抵达埃及赛得港。在赛得港加添燃油时，船员从英文报章得知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已在香港起义。1950年1月6日，船员又从广播得知英国政府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10天后，又得悉香港招商局及13艘海轮起义的消息，大多数船员感到欢欣鼓舞，希望效法招商局起义船员，回归新中国。1月19日，“海玄”轮接到香港招商局的电报，要求船员把船开赴新加坡待命。与此同时，“海玄”轮又接获招商局台湾总管理处电令：你船立即驶返台湾，不得与香港招商局联系。

1950年1月24日，在船员们的推举下，大副杨训议代船长行使职权，在轮机长陈天荣，业务主任滕兆仁和金振邦等大部分船员配合下，“海玄”轮终于抵达新加坡，船员在肃穆的气氛中升起了五星旗，向世界宣告：“海玄”轮庄严起义。“海玄”轮所有起义的高级船员，为表示对起义的义无反顾，按照五星形状签署了他们的名字。这颗独特的“五星”刊登在 1月31 日的新加玻《南侨日报》上，成为“海玄”轮奔向光明的历史见证。

接着就发生了国共为争夺“海玄”轮归属的法庭战，美国政府由驻新加坡使馆出面告状“海玄”轮，以招商局欠债不还，要求新加坡法院扣船抵债，香港招商局经在当地爱国华侨的帮助，聘请大律师许春风和马拉尓，在他们的帮助下，在新加坡法庭上，杨训仪代船长和三副陆继书与美帝国主义分子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义正词严地驳斥对方的证据。与此同时，护船的“海玄”号船员们也在爱国侨胞的配合下，粉碎了美台方面多次劫船的企图。

1950年3月28日，新加坡高等法院再次开庭，首席法官摩雷安斯莱庄严宣读判决书：“海玄’轮是英国政府所承认的中国政府的资产。‘海玄’轮全体员工都代表中国而保护海玄’轮。美国不得在新加坡起诉。其一切起诉都必须撤销。同时，美国政府还必须负担这一切诉讼的8000元的费用。”

隔天，《南侨日报》发表社论《“海玄”轮胜诉》，新加坡爱国华侨沸腾起来，欢呼新中国海员胜利了。这也是新中国初期首次完胜美国政府长臂管辖诉讼的历史，其法律应诉过程值得深思。

🔽 1997年8月在纽约，原“海玄”轮杨训仪代船长(左侧)与退休的COSCO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卓东明合影，当年卓老担任广州和香港两地招商局之间联络员，参加起义工作。

“海玄”轮胜诉后的护船斗争将更为艰巨，面临台湾当局的虎视眈眈，杨训仪代船长要香港招商局尽快派船长来领导护船工作。于是在1950年5月，前“登禹”轮船长沈达才受香港招商局委派，任停泊在新加坡的“海玄轮“船长，携带上海招商局军事总代表于眉以“人(一)任字第247号招商局职员动态通知书”，并率相关船员赴新加坡准备将海玄轮驶回新中国。

接紧着在1950年11月，招商局军代表董华民派顾文彬携带着“海玄”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船籍证书》前往新加坡，以确定“海玄”轮的所有权，并设法“海玄”轮驶回祖国或开往印度港口。顾文彬就以“海皇”轮的船员身份秘密到达新加坡，他首先与“海玄”轮沈达才船长取得联系，了解“海玄”轮的开航条件及船员的思想情况，传达了香港招商局的意图，护船的沈达才船长向顾文彬表示，新加坡当局不供给“海玄”轮燃油，船上存油不够驶回最近的海南岛港口，即使驶往印度也存在同样的航程困难。而且，驻新加坡的美国总领事馆败诉后，脑羞成怒放言，如“海玄”轮驶出新加坡海域，即派海空军拦劫。顾文彬向香港招商局作了汇报:受条件限制，”海玄”轮驶离新加坡的计划难以实现。

由于美台当局的阻扰，国际形势的复杂多变，海玄轮在当时只能滞留新加坡。几年后，满载工业用盐的“海玄”轮船壳渐渐锈蚀漏水，1955年初，沈达才率去新加坡时的原班船员返回祖国，圆满完成香港招商局的委派任务。

1955年6月，香港招商局将“海玄”轮在新加坡拍卖。“海玄”轮上的最后一批船员，随即回到广州和上海。沈达才船长和吳厚喜大厨等十几人回到上海后，8月参加交通部在原上海海员医院（东长治路505号)举办的海员训练班。

沈达才，1924年就读吴淞水产专科学校，新加坡归队后，任上海海运局“和平四号”，“建设九号”船长。1962年7月退休，1985年9月改为离休并享受局级政治、生活待遇。

孙厚喜，这位招商局老海员曾有过海盗抡劫，触礁跳海逃生等不堪经历。在海员训练班结业后，一直在上海海运局的中兴八号，和平十九号，战斗七十一号等船上稳定工作直到退休。

杨训仪，1945年毕业于重庆交通大学航海科，在新加坡以大副／代船长之职为“海玄”号起义和护船作出功献，退休前任广州船舶检验处副处长、高级工程师。

古语道：创业易，守业难。“海玄”轮船员们在远离祖国的他人之地，守船护产整整5年有余，面对长期的艰辛困苦的局面，不是外人能想象的，所以，对待那些远走他乡的船员不必苛求，给予应有的尊重，对于回到祖国的船要致以崇高的敬意。

🔽 招商局船员起义纪念证章(由原“海玄”轮船员吴厚喜的长子提供)

国民党集团迁台后，海峡两岸出现对立局面，台湾与大陆陷入完全隔绝状态，两岸之间的一切经贸关系随之中断，台湾经济也暂时脱离大陆经济圈，招商局也就此天各一方，走上相对独立的发展道路。

1956年，在香港的招商局开始恢复船务业务，成立了船务部。

1972年12月28日，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台湾当局的联合国席位，为了防止招商局轮船旗下所有资产被中华人民共和国以“继承中国”之姿强行接收，招商局轮船转投资成立阳明海运，成立时资本额为新台币1亿元，第一代总部设于台北市怀宁街53号4至6楼。招商局轮船并将绝大多数部门移至阳明海运，部分逐渐只剩管理处。

台湾招商局改换阳明海运招牌时，已是台湾最大的航业公司，其船队拥有远洋船只21艘，近30万总吨。

1994年6月，台湾当局核准招商局并入阳明海运，并于1995年3月正式完成合并，在台湾的招商局不复存在。

🔽 拼图的上图为1949年迁台的招商局海通轮，下图是台湾招商局28000吨油轮。

回想那时的招商局，是中国的第一個現代化企業、第一家輪船公司、載送第一批留學生……，曾經締造許多中國第一。1949年，招商局運送一百二十萬兩黃金到台，這批黃金後來在穩定台灣的財政金融上，发挥极大的作用，为台湾的发展和经济起飞打底。然而，依然难逃百年老店凋零的命运，默默地走向歷史。

令人欣慰的是1980年1月8日，招商局船务部改组为香港明华船务有限公司(简称香港明华) 承接起招商局轮船的金字招牌，以一艘从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调拨来的“临江”轮，开始重建招商局船队。

当年招商局常务副董事长袁庚从穗港地区繁荣经济建设和加强中外贸易的实际出发，认为开辟广州至香港的集装箱运输航线迫切需要，两地企业界呼声很高。中国的内河航权不能容许外国轮船介入。既然中远干起来有难处，我们招商局可以搞，顺应形势需要把自己的船队建设起来。

白手起家的最简易的办法是利用旧船改造。招商局袁庚常务副董事长把借船建队的重任交给了从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调来招商局主要负责航运业务的郭玉骏副总经理。经过郭副总经理努力，借调来的“临江”散杂货轮进入招商局香港友联船厂，在招商局机务总管杜永成现场协助下，实施多用途船，可以一次性装载100个国际标准集装箱（TEU）的改造工程。

1979年6月9日，39名热情高涨船员在船长王洪福的率领下，贺驶“临江”轮启航前往广州黄埔港。这是穗港之间具有开拓性意义的首创集装箱运输，在香港引起了舆论重视。大公报、文汇报、新晚报和英文南华早报等都以显著的版面刊登了“临江”轮首航的照片和新闻报道。

同年8月16日，“临江”轮满载122个标准集装箱空箱从香港出发首航青岛。8月26日，“临江”轮载运45个标准集装箱重箱和608吨散杂货回到香港，开辟了香港至青岛的集装箱航线，开创了青岛港集装箱航运的历史。

紧接着在11月1日，“临江”轮装载集装箱空箱从香港首航上海，由上海承运我国首次出口到美国的中国庭院——“明轩”至香港转运美国，开辟了香港至上海的集装箱航线。

🔽 改造后的 “临江”／Ling jiang轮，由民主德国沃尔格斯特造船厂建造，1971年6月竣工出厂，船长110米，船宽19米，6,700载重吨，吃水6.5米，航速每小时13.5海里。1978年8月，广州远洋运输公司购买了“临江”轮并派遣海员到荷兰鹿特丹港接船，营运于日本至中国华北各港。

1981年4月24日，香港明华董事会选任张敬华为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从这天开始，张敬华就把自己的下半辈子都献给了招商航运，开启了人生的新航程。

1988年，香港明华船队囊括了中国第一艘超大型散货船“惠砂”轮（274,326载重吨）、第一艘超级油轮“凯达”轮（390,038载重吨）、第一艘最大的成品油轮STELLARIS（89,636载重吨）。

2004年12月，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轮船”）成立。

2019年8月，招商轮船30.8万吨超大型智能原油船“新海辽”轮交付，将新船命名为“新海辽”，以纪念“海辽”轮起义70周年。

目前招商轮船拥有超级油轮45艘，加上持有的订单，未来的超级油轮将达到53艘。同时管理营运17艘40万吨VLOC大型矿砂船，持有14艘订单。船队规模发展至3000多万载重吨（含订单），成为世界第一大VLCC和VLOC船东。 其总部已设在上海浦东新区，不仅再创昔日轮船招商局的辉煌，势必会在世界航运史上成为他人无可比拟的超级航运企业。

经过四十年发展，从香港明华到现在的招商轮船，从一艘小小的远洋轮，几十名船员到现在的世界第二大船东和六千名船岸员工，招商轮船正全力推进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航运企业建设。招商航运事业的蓬勃发展，这其中也倾注张老的毕生心血，倾注了像张老一样奋发图强的老一辈招商人辛勤和汗水，也寄托了无数招商航运人的海之梦。另一方面，张老的成功印证了轮机长出身的海员也能独当一面，从无到有，创立起一所超大型航运企业。

🔽 香港明华船务有限公司原董事长张敬华，上海青浦人，轮机长出身的他先后在南斯拉夫、德国、日本等地工作，曾出色地完成了七艘新船监造任务。

进入21世纪初，招商轮船开始向船船高科技智能比，节能减排 赋能绿色使命进军。

2018年11月28日，全球首艘智能VLOC“明远”（PACIFIC VISION）轮顺利利下水，该船获得DNV GL和CCS双重智能船符号，标志着招商轮船开启“智能航运”新时代。仅半年之后，订造的全球首艘智能VLCC“凯征”（NEW JOURNEY）轮于2019年6月22日扬帆远航，开启全球超大型油轮智能航运新篇章。

同年11月13日，全球首艘安装风帆装置的VLCC——招商轮船第48艘超大型油轮“凯力”（NEW VITALITY）轮扬帆启航。作为船东和项目主要参研单位，积极推广应用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备，保障绿色、智能等新技术研究和应用，将VLCC实船作为风帆技术应用示范船，并为项目研发提供了许多可行方案和思路，但愿招商轮船成为今后中国航海大数据时代的先行者。

徐学禹，是《南船北归》中的重要人物。毕业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电机科，历任德国西门子电机厂工程师。在招商局船队南迁台湾和起义时，任轮船招商局总经理、董事长，中国航联保险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等职。1949年4至5月间，徐学禹做了一些既不得罪国民党，又对招商局起义有利的工作。他曾说:“我愿把招商局的船全交给人民政府。”20世纪70年代末期，离开台湾，先去新加坡小住一段时间，最后定居美国，1984年病故于美国纽约。

复兴航业股份有限公司是众多上海老底子航运公司，在抗战胜利后成立的航运联合体。简称复兴航业。 1948年年6月23日，由战后获得赔偿金的民营航业联合在上海组建了复兴航业，不仅在上海滩上林立繁多轮船公司中的龙头老大，更是上海帮民营航运企业家和航海精英团结一致，试图借抗战胜利之势，冲进国际海运市场，争得中国和上海应有的一席地位，然而最终却成全了台湾。

日军侵华期间，国民政府先后征用民营航业公司船舶61艘，计12.3万总吨，沉塞江海重要港口，用于阻滞日军进攻步伐，上海民营轮船公司为此作出的巨大牺牲，是后人不应忘记的。日本投降后，即1945年11月，大部分被征船舶的私营航业组成民营船舶战时损失要求赔偿委员会，向政府要求赔偿。国民政府尊守战前诺言，同意赔偿美金360万元（实数是3593047元），由政府在向美国贷款洽购的战时剩余船只中拨出12万吨船舶为赔偿金，12万吨赔偿12.3万吨，打破了10赔9不足的惯列。

1947年9月，“要求赔偿委员会”一面筹组复兴航业，推举钱新之为主任委员，杨管北、虞顺懋为副主任委员，钟山道为总干事；一面派人通过中国驻美大使馆及纽约世界贸易公司向美国航务委员会购得VictoryTrde型货轮3艘（命名渝胜、京胜、沪胜）、Ci—Ma—VI型货轮8艘（命名复明、复新、复航、复贸、复运、复昌、复权、复生），当时复兴航业公司則一下子就拥有 3800吨以上的輪船 11 艘，达53,300噸，船价超过500万美金，成为中国第一大民营航运公司。股东单位有中兴、鸿安、三北、华胜、华新、寿康、益祥、宁绍、大振、民新、达兴、公济、北祥、义安、民生实业、天津航业等，为抗战做出功献的近廿家航运公司，董事长钱新之(兼任中兴轮船总经理)，常务董事杜月笙和杨管北，总经理谭伯英和副总理程馀斋、董浩云、李志一和锺山道，由此可见，“复兴”最高管理层均为中国航运界大佬级人物。公司业务为经营或代理经营国内外航运和其他有关附属业务，以及代理船舶及其机件、属具、用品等的购置或租赁事项。航线含远洋、国内沿海及长江各埠。不久，在台湾基隆设立办事处。次年在香港设立通讯处（后改办事处），不久，国民政府和复兴航业就派出三位上海航运界精英赴美调研和接受船只（见下图）

由于复兴航业公司所拥有的轮只，有一部份系由民国政府担保，向美国贷款购来，杜月笙、钱新之为设立复兴航业，艰难缔造，费了不少的心血与精力，然而公司成立未几，国共战局反转，战火迅速蔓延上海，上海航运业人心浮动，招商局船队和不少民营轮船公司纷纷南撒。

1949年4月，随着复兴航业董事长、总经理等多人离沪赴港，所有船只南下香港或驶向海外，并向香港航政机构办理注册登记手续，成立香港复兴航业股份有限公司。此时，在上海的复兴航业已成空壳，当时复兴航业的实权人物是杜月笙、钱新之和杨官北，具体事宜操作者有董浩云等人。

1950年1月，由于停泊香港的招商局13艘船（其中6艘美债船）宣布起义，美国以债权人地位对复兴公司航行海外的7艘船扣留抵债，包括“京胜”和“沪胜”两大主力货轮， 致使当时复兴公司损失相当惨重，造成的损失相当美金22万余元。

当年，按航运公司拥有的船舶吨位数，复兴航业自然成为国共争夺的重重之目标，况且杜月笙和钱新之都是双方争取归队的重要政商人士。过往大众只知杜氏与蒋介石和国民党有深厚的渊源，其实在抗战时期，杜月笙与中共就有来往，向新四军赠送一千套防毒面具只是台面上人尽皆知之事 ，早年专门将薛华立路155弄13号(今建国中路瑞金二路附近)一幢洋房送给清末民初闻人杨度，1929年杨度成为周恩来直接领异的“秘密党员”，此房客观上成为“安全屋”，便于楊度与地下党负责人潘汉年交接情报，这就有了1947年后，杜月笙与潘汉年頻繁往来，密密会商。在解放军发动渡江战役之前，杜月笙也与一些著名民主人士黄炎培、钱新之、章士钊、盛丕华和沙千里等人商讨时局与个人前途，其中不缺有“特珠党员”身份的人告之杜月笙，共产党不究前嫌。笔者认为告之者之一是1932年秘密入党的，人称“电影皇帝”的著名影星金山，他也是杜月笙的关门子弟，当年金山利用其身份成立中华剧社(左翼团体)，以接收大员出任长春电影制片厂(伪满映画株式会社)，还以随员和顾问出任两次国共和谈，这一切都得到杜月笙的赞同，由此可见，杜对金山的身份是明鉴的，只是不说破而已，起到了他人无可替代的作用。

然而1949年4月10日，蒋介石召见杜月笙，要他去台湾。在这种情况下，放不下历史包袱，奉行“刀切豆腐两面光”的杜月笙决定摆脱政治漩涡，既不留在上海，也不投奔台湾，于1949年5月1日，杜月笙离依依不舍离开上海，举家搭乘荷兰渣华公司的客轮宝树云号，悄悄地由海路奔赴香港。

到了香港的杜月笙，其生活环境也“不太平”，国共两党都生怕他倒向另一边，双方不断派人赴港劝说他去台湾或北归上海。期间，杜月笙本人放心不下上海，委派养子杜维藩去上海处理汇中银行事宜，轧轧上海苗头(探探形势)，杜维藩和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潘汉年见了面，回到香港对他说：爸爸，他们希望你能回大陆。但是杜月笙也听到了一些不利于自己的消息，从而担心回到大陆遭到清算。他让养子给大陆方面回信说，自己重病，暂时不归。但是留在香港，绝对不会做出有害国家民族的行为，也绝对不会去台湾。接着就发生了以下戏剧性的故事:

在北京来人带来了毛主席的信，台湾也派人送来蒋介石的信，不言而喻都是盛情之下，要杜月笙做出选择，礼尚往来，怎么办，无论如何要回复。于是杜月笙与其绍兴师爷骆清华，一生挚友钱新之密商，决定回信北京和台湾，信写好，向外放风，此两封重要信件，仍然由一向替杜月笙传递联络信件的钱新之负责传递。而钱新之则悄悄地将两封信调了包，将写给大陆的信装进了送向台湾的信封，将写给台湾的信装进了送向大陆的信封。至于调包是有意或无意只有“酒翁”雅号的钱新之心知肚明。

当大陆和台湾看到调过包的谢辞信后，知道对方都在争取杜月笙，其本人选择中间道路，暂居香港，谁也不得罪。此后，国共双方都放弃争取杜月笙站队。但是，人不归，船要归。

1950年年3月12日，贺衷寒走马上任台湾交通部。极为重视和鼓励海外航业机构迁台，他曾致函杜月笙和钱新之，希望他们能将复兴航业，迅卽迁台办公，起一点倡导作用。杜月笙、钱新之和杨管北，因而频频集议，磋商多次，最后乃由杜月笙毅然决然的作了决定，复兴航业公司旣有大部份船只，系由政府担保借贷美国债款购买，那么，要复兴起一点倡导作用便何妨做个透澈；于是杜月笙、钱新之双双出面，以自身年高体弱多病的理由，表示无意继续主持复兴航业的业务，他们二位要求成立一个复兴航业监理委员会，而将复兴航业公司改由官方营运。

1951年4月，复兴公司出售2艘轮船（京胜、沪胜），并对公司留沪人员断绝经济接济，香港复兴公司迁往台湾，直接受台湾国民党当局控制。同年7月，在台湾成立复兴航业公司监理委员会，代替原复兴航业董事会，另派正、副总经理。1951年底，复兴公司留沪人员因无经济来源，解雇了25人，仅留职员4人。为了解决这些职工的生活问题，上海市人民政府决定以代管方式予以接管。直到1957年3月，上海海运局接收并代管复兴航业公司在沪机构和人员。由此上海的复兴航业公司正式走入历史。

迁台的复兴航业公司成立了监理委员会，台湾当局为昭郑重，特由贺衷寒任监理会主任委员，贺衷寒希望杜月笙和钱新之方面推荐两个人担任常务监理委员。而在这两位常务监理委员中，杨管北是当然人选，无需加以考虑，至于提名另一位时，杜月笙和钱新之经反复商确，最终推举时任交通部司长，招商局董事周兆棠，凑巧与贺衷寒的提名不谋而合。

于是，与杜月笙结识甚早的周兆棠就离港赴台，由于贺衷寒和杨管北都忙于自家的工作，周就撑控了复兴航业的经营大权，1953年朝鲜战争结束，复兴航业和中国航运解除监理，美国和台湾当局将扣押和征用的船只归还复兴航业。

直到杜月笙逝世之后四年，1955年复兴航业公司恢复民营，重开董事会，周兆棠被推荐为董事长，这和杜月笙当初的意旨，可谓完全符合。复兴航业公司迄今仍为台湾航业巨擘之一，周兆棠也早成航业巨子，他对于十余年前杜月笙的一番培植、支持的热忱，始终是挂在嘴上的。

1959年， 台湾交通当局设定促台轮全面汰旧更新计划，引导岛内航运商分别向台湾内外船厂订造远洋航轮。在这个计划中，列有建造4艘12,500吨级、时速18海里的快速货轮，由台湾中国航运公司(如云轮)及复兴航业(复安轮)各认造1艘。

到了1971年，复兴航业公司拥有远洋轮11艘、8.61万总吨、11.6万载重吨。成为当时台湾最大的民营航运企业，也是第二大航运公司。而轮船招商局是第一大航运公司，以此为据，迁台的上海帮航运界为台湾当局的生存和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也为台湾后来的世界三大航运公司，长荣，阳明和万海的成长起到了呜锣开道的作用。

1972年，联合国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五大常任理事国席位，台湾招商局这块金字招牌开始退出航运江湖，复兴航业也步入下坡道，此时台湾张荣发68年成立的海运公司己开始崛起，林氏的万海航业公司也初具规模，随着时间的流逝，到了2009年，由上海帮杜月笙，钱新之，杨管北、董浩云和周兆棠创办的复兴航业有限公司正式结业。

杜月笙(杜墉)，1951年8月16日在香港逝世，临去之前，他对着众人说：“好，好，大家有希望”。站在一旁的钱新之，情不自禁的一声长叹，热泪泉涌，喃喃的说：“大家有希望，大家有希望，天啊！就是他没有希望了啊！”

他，信守诺言，生前始终未踏足台湾，世人的评判，众说纷纭。但毛主席送他六个字：有本事，无脾气。其实，很多人忘了他是民国时期的航运界正真的大佬。

钱新之(钱永铭)，民国著名银行家，时任中兴轮船公司总经理，复兴航业公司董事长，香港新闻报董事长因病退休，迁往台湾定居，于1958年6月19日在台北去逝。

🔽 右－杨管北和最后排骆清华与杜月笙合影。

文章的结尾必须简介骆清华先生，便于佐证杜月笙为何最终选择终老香港。外界认为骆氏经常在杜月笙身旁出主意，就有“绍兴师爷”一称，其实他是有很高才华的商人，30岁之前，就在上海商界崭露头角，并逐渐成为上海绸缎、茶叶等行业中的佼佼者，随后不久骆先生就被任命为上海绸业银行副行长、中国茶叶公司理事等职，还是杜月笙任董事长的中国通商银行的总经理。任职期间，曾在重庆的《大公报》发表了《运用黄金政策之重检讨》一文，后又在《国民公报》上发表了《运用金融政策之重检讨》一文，两篇佳文均被美国《时代》杂志译成英文转载，实属罕见，受到国民政府金融经济管理部门的重视。

抗战胜利后，骆氏以华东商运指导员的身份在上海工商领域继续工作，1946年4月任上海商社社长兼《上海商报》社长、发行人，第二年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委员，并兼任全国工商联秘书长，据上海著名棉绸界实业家章荣初回忆，骆清华1948年就加入地下党。官媒百度确述，骆49年年5月赴香港工作期间，他受中国共产党华南局统战部的领导和指挥，从事统战和联络工作，曾参与两航飞机起义、招商局轮船起义的统战工作，又积极动员早就从上海到香港定居的行政院院长翁文灏先生、原上海市商会主席，全国商会理事会理事长王晓籁先生、原中央合作金库总经理寿勉成先生等，民国时期著名政商人士于解放后回归祖国内地参加新中国的建设。

笔者查阅了许多资料，似乎杜月笙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没有再做对不起中共的事体，反而身边聚集了杨度，金山和骆清华等中共成员，应该视为向中共示好，最终选择留在香港，不仅是骆清华出的主意，也是骆清华代表了北京高层的意思，至于杜骆私底下俩人如何决策是永远的迷。

骆清华，带着不少的传奇，和连他的妻儿老小及至亲好友都不知的秘密于1955年7月因病在香港去逝，好人，英年53岁。

卢铭安 落笔于悉尼 有兴趣者可加本人微信(号)：lumingan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