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铎对中国书坛的贡献是革命性的

郑州张世科

　　明清之交，是一个社会剧烈动荡、江山易帜的特殊时期。这一巨变，在造就了王铎充满矛盾而又苦难深重的内心世界的同时，又激发了他强烈的艺术创造欲。他由明朝旧臣变为清廷新贵，在清朝统治集团中又受到诸多猜忌和防范。故国楼台、功名理想的烟消云散，精神上的压抑和折磨，使他将寄托放怀于书法艺术，书法成为其自我价值实现的最终门径。

　　王铎融古铄金，继承传统的同时，大胆的革故鼎新。其涨墨法独辟蹊径，结体欹正相生，章法错落恢弘，节奏强烈，气势夺人。其美学思想既有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和美”的理想追求，又不乏豪放雄壮的“崇高”之美。可以说，王铎在理清历史源流的同时，结合时代精神，纠正书坛流弊，从而铸就了书法史上难以逾越的丰碑。

　　对于王铎在书法史上的地位，好评者不乏其人。清人梁献指出：“明季书法竟尚柔媚，王（铎）、张（瑞图）二家力矫积习，独标气骨。虽未入神，自是不朽”。近人马宗霍则有“如黄石斋（黄宗羲）之崖岸，倪洪宝（倪瓒）之萧逸，王觉斯（王铎）之腾挪，明之后劲，终当属此数公，玄宰（董其昌）实未能迈之也”之说。并赞其“纵而能敛，故不极势而势若不尽。力有余者未易语此”。沙孟海也说，王铎“能够得二王正传，矫正赵孟頫，董其昌的未流之失。在于明季，可说是书学界‘中兴之主’了”。

　　其实，后人之所以极力推崇王铎，不惟在于其天才的书艺，更在于其对中国书坛的贡献，是革命性的。王铎的书法擅于布局取势，章法奇特，提倡取法高古，一扫明末书坛因循守旧之气，从而开创了明末清初大写意的书风格局。具体而言，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其一、用笔求“变”。王铎的运笔，力求变化，以气驭笔，以势铺墨，连绵大草，气势惊人。在运笔过程中时有变化，线条异常干净、劲健，忽粗忽细，时方时圆，其出锋、抢笔、飞白、牵丝无一败笔，有着惊人的驾驭能力。观其书法，则错落有致，正欹相生。通过粗细、润燥的强烈对比，给观者带来了极强的冲击力。

　　其二、用墨求“涨”。王铎创新性地使用涨墨，力求笔画自然渗透，从而造成一种模糊、混沌、残缺的美。在墨法上，王铎以浓取神、以润求妍、以干得险、以淡调和。书写时用水用墨上但求变化，任其浓淡，妙会天机。

　　其三、结体求“险”。王铎的书法结体紧密，姿态欹侧，追求奇险的同时，又能纵敛适宜，刚柔相济。通过正欹、聚散、伸缩等夸张组合，大开大阖而富于动感。50岁之前，王铎显得过于匠心；50岁以后，王铎的书法结体，则由狂怪转向自然，用笔由张弛转向沉着内敛，点画渐趋温润，呈现出浩荡壮阔的态势美。这一点，在《跋宋薰藏宋四家法帖》中，表现的最为充分。该帖为日式装裱，推蓬式册页一册,十六开31页，文中内容分为两段，上半为王铎于天启四年（1624年，时王铎33岁）书跋文，下半附宋薰书宋四家法帖得来之序。王铎敬慕宋氏一门通儒，感宋先公提携恩重，敬览宋四家法书精绝技艺，以洋洋数百言，述载观览珍本之感。

　　其四、章法求“奇”。王铎的书法布局大小参差、丰富多彩，刚柔相济。主张“极势”，不仅追求书法的视觉张力，而且书写内容也显得出“奇”。王铎把临帖等同于为创作，在规避一些寓意不佳字词句的同时，把几种法帖揉合在一起。虽说一时无法读懂其意，但在视觉效果上，却已先声夺人。

　　可以说，王铎的书法作品，不是冷漠的古人翻版和拼凑，而是将古人的书章融而化之，借以宣泄自己心中的郁闷和块垒。王铎的书法囊括万殊，熔今铸古，以遒劲的笔力，俊逸的体势，古拙的意趣，醇厚的韵味，从而显现出一副激人振奋的阳刚之美。在温润的笔墨中，分明呈现出老辣的气象；在内含的筋骨中，外耀出动人的神彩。如异军突起，独树一帜。对迷漫整个明末书坛的柔媚之风，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