崖山悲歌（上）

江宝章

1276年（德祐二年）三月，陈宜中、陆秀夫、张世杰等奉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及数十万官兵（一说军队17万，后宫、官员、民众等30万，共47万余人）循海道奔闽，五月一日，在福州林浦立益王赵昰为帝，改元景炎，进封广王为卫王，升福州为福安府。十一月，福州被元军攻陷，宋帝及随扈军民浮海奔粤。（江宝章摄影） 林浦村外景。林浦村紧傍濂江，可沿闽江出海。北上杭州，南下广东。（江宝章摄影） 林瀚(1434—一1519年)，林浦人。明成化二年（1466年）进士，历庶吉士、翰林院编修、谕德、筵讲官、国子监祭酒等职，官至南京吏、兵二部尚书。其家族“七科八进士”，“三代五尚书”，林瀚与其子林庭机、其侄林燫亦为国子监祭酒，世称“国师三祭酒”。（江宝章摄影） 广东江门市新会区宋元崖山海战遗址纪念园船型大门（江宝章摄影） 海战遗址纪念园“浩气广场”（江宝章摄影） 崖山祠。供奉文天祥、陆秀夫、张世杰等人。（江宝章摄影）
田汉所题“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行草，刻于崖山海战原奇石所在的近岸崖壁上。（江宝章摄影）

崖 山 悲 歌

江 宝 章

前记：公元1279年（宋帝昺祥兴二年、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农历二月癸未（3月19日），广东江门市新会以南的崖山海域，风雨如晦，浓雾笼罩，稠密的雨雾混杂着滚滚硝烟和阵阵杀声，一场攸关一个政权生死存亡大战正在海面上展开。次日，当清澈的晨曦再次洒落海面，四下阒寂，金鼓之声不闻，只有波涛轻轻地拍打着岸边的岩石和野䓍，无数船只的残骸和士兵尸体在水面上载浮载沉。数万残军与延续了319年的大宋王朝一同倾覆于惊涛骇浪。

从南宋灭亡之日起直到近代，无数骚人墨客、孽子孤臣或痛于一个花团锦簇的王朝消失于铁蹄之下，或感于家国兴衰成败，为它抒写了一曲又一曲沉痛哀伤的挽歌，甚至悲叹“崖山之后无中华”。

楼船千艘下天角，两雄相遭争奋搏。

古来何代无战争，未有锋猬交沧溟。

游兵日来复日往，相持一月为鹬蚌。

南人志欲扶昆仑，北人气欲黄河吞。

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

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

……

惟有孤臣雨泪垂，冥冥不敢向人啼。

六龙杳霭知何处，大海茫茫隔烟雾。（宋•文天祥《观崖山海战》节选）

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

更无鱼腹捐躯地，况有龙涎泛海槎。

望断关河非汉帜，吹残日月是胡笳。

嫦娥老大无归处，独倚银轮哭桂花。（明•钱谦益《后秋兴》之十三）

桐飞一叶海天秋，戎马江关客自愁。

五载干戈初定局，几人旗鼓又争侯。

须知国破家何在，岂有舟沉橹独浮。

旧事崖山殷鉴在，诸公努力救神州。（近人郁达夫《秋兴》）

云低岭暗水苍茫，此是崖门古战场。

帆影依稀张鹄鹞，涛声仿佛斗豺狼。

艰难未就中兴业，慷慨犹增百代光 。

二十万人齐殉国，银湖今日有余香。” （田汉《崖门怀古》）

……

然则，“崖山之后”果无“中华”乎？

所谓“崖山之后无中华”的“中华”，大概指的是传统的华夏文明，包括社会结构与文化习俗。尽管蒙元政权在南征中原之初，的确有蒙古大臣动议杀光汉人，把占领的土地变成牧场。（“近臣别迭等言：‘汉人无补於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金史•卷一百四十六》。）几千年中华文明面临消亡的危险，幸而在政权内有识之士耶律楚材的反对下而没有实施。孔子曰：“礼失求诸野”。事实上，蒙元统治者征服南宋及入主中原后，既无法变更施行了数千年的中原王朝的政治文明与架构，更无力改变深深植根于民间的中原传统文化，相反，而是迅速被中原文明所同化。

历史的发展并不是简单的一条直线，它有时会有迂回曲折，有时会长久地逡巡踯躅甚至倒退。并不是每一次的改朝换代都是历史的进步，历史的选择也不一定都是正确，它也会犯错误（限于篇幅，恕不能展开。）。并不是所有的征服和胜利都天然地具有进步和正义的光环。西哲黑格尔有句名言：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一些人或有意或无意地把“合理”解释为“对的”和“正确的”，其实大违黑格尔本意。黑格尔这里讲的是事物的因果和逻辑关系，而不是道德与是非判断。历史，往往只屈从于时势，而不是道德与理性。这在人类历史上屡见不鲜。纵观古今中外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多次野蛮对文明的征服，无不造成文明的毁灭与倒退。正因为如此，公元1279年，当一座七宝楼台被拆碎了，才会让后人顿生无尽的悲悯与咏叹。

崖山，是珠江支流西江出海口的一个岛屿，其西面，是俗称“崖门”的海道，其东面，则是伶仃洋。“惶恐滩头说惶恐，伶仃洋里叹伶仃。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著名的《过伶仃洋》的诗句就是在这里写的。也就是在这一带海域，740多年前（公元1279年），一个王朝在这里留下了最后的哀歌。

在中国历史上，广东、福建等地，因为远离中原政治文化中心，两宋以前，从来无缘于中原政治的风云际会。然而在南宋末年，以及三百多年后的明末，广东、福建却都成了南宋及南明流亡政权最后的立足点，这当然与东晋以后，中原政治经济重心逐渐南迁，以及它们特殊的地理位置不无关系。

从新会城区往南，车行约50公里，就进入一片山地。林木蓊郁，山势并不十分陡峻。继续前行，不久，一座巨大的仿宋代战船形状的大门出现在眼前，这里就是崖山海战纪念馆，也是当年宋元海战的遗址。

5月的广东，正是凤凰花盛开的季节，站在崖山祠最高处的望海楼远眺，青山绿水间，但见一簇簇红艳，如同天上飘落的云锦。崖山海道，水汽氤氲，薄雾弥江。江对岸，平林漠漠，沙鸥起落。在南面出海口处，崖山与汤瓶山突然收束，形如一道门，故称“崖门”。

一

宋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宋恭帝赵显在杭州向元军统帅、中书右丞相伯颜奉表投降，宋军在南方的抵抗力量节节败退。为彻底消灭南宋残余势力，元军从杭州一路追击南逃的宋朝两个小王子（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宋祥兴元年十二月（1278年），文天祥在广东海丰县五坡岭被俘，被元军“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从伶仃洋带往崖山，拘于舟中，南宋陆上的抵抗力量基本消失，只剩下海上的二王势力。

宋祥兴二年（1279年）正月，张弘范和副帅李恒率领2万元军从东南北三面把宋军包围在崖山。此时的南宋小朝廷，尚有军队数万，战船千余艘，连同文官、后宫及其他随行人员共约20余万人。决战前夕，有幕僚向宋军统帅张世杰建议，应该先占领海湾出口，万一失利，还可以向西撤退。张世杰则被长年累月的逃亡拖得心烦意乱，又担心分兵引起军心涣散，说：“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并下令焚毁崖山上全部宫殿、房屋和集市；又下令将千余艘宋军船只用绳索结成水寨，固定在海中的一块巨石上（即后世所称的“奇石”），赵昺的“龙舟”置于最中间。不久，张弘范军队赶到，封锁了崖山出海口，并派兵断绝了宋军汲水及砍柴的道路。没有了淡水，口渴难耐的宋军只能用手捧海水解渴，喝后呕泄不止，委顿不堪。这期间，张弘范还让文天祥写信招降张世杰，被文天祥拒绝，说：“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在张弘范强求下，文天祥只好把之前写的《过伶仃洋》诗抄写一份给他。当看到诗的末句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时，“弘范笑而置之”，胜利者居高临下的心理优势表露无遗。得知张世杰有个外甥在元军中，张弘范三次让他前去招降，均被张世杰拒绝了：“吾知降，生且富贵，但为主死不移耳。”（以上引文均见《宋史》本传）史载，当时除了宋军的千余艘战船外，新会西江、潭江一带的渔民也驾驶着一千多艘“乌疍船”前来协助宋军作战。

祥兴二年农历二月初六，一场海上大决战开始了。天亮时分，“潮退，水南泻，恒从北面顺流冲击，世杰以淮兵殊死战，矢石蔽空。日中，潮长，南面军复乘流进攻，世杰腹背受敌，战益力。”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元纪二》）张弘范用布幔将战船围住，让士兵伏在盾牌后，逐渐靠近宋军船只，其间，又故意在战船上奏起音乐，让宋军误以为元军在举行宴饮。就在宋军麻痹松懈之时，元军迅速发起进攻，宋军的箭簇把敌船布幔射得像刺猬一般。元军矢石齐发，顷刻攻破宋军七艘战船，宋军瞬间崩溃。战斗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傍晚。 “会暮，且风雨，昏雾四塞，咫尺不相辨”。（《宋史•本纪第四十七瀛国公二王附》）张世杰见大势已去，砍断绳索，带十余船突围而去，并派小船冲到宋帝大船边，想接宋帝一齐出逃，但左丞相陆秀夫担心来人有诈，不肯让宋帝上小船。及至元兵逼近，陆秀夫估计难以逃脱，于是先仗剑将妻子孩子赶下海，随后对宋少帝赵昺说道：“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德祐皇帝（注：指在杭州投降的宋恭帝赵显）辱已甚（注：已受到极大侮辱），陛下不可再辱！”于是背着九岁的宋少帝赵昺跳下海去。宋军船上的后宫、大臣以及众多随行者也纷纷跟着跳入海中。剩下的八百多艘战船尽数被张弘范掳去。“越七日，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 （《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元纪二》）被拘元军船上亲眼目睹宋军覆灭的文天祥悲恸欲绝，写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心情：“一朝天昏风雨恶，炮火雷飞箭星落。谁雌谁雄顷刻分，流尸漂血洋水浑。昨朝南船（宋军战船）满崖海，今朝只有北船（元军战船）在。昨夜两边桴鼓鸣，今朝船船鼾睡声。”（《二月六日，海上大战，国事不济，孤臣天祥，坐北舟中，向南恸哭，为之诗》节选）几天后，张世杰返回广东招集残部，在阳江对面的海陵岛海面船上焚香祝祷，说：“我对赵氏朝廷，已经尽力了。一个君主死了，又立一君，现在这个君主又死了。我之所以不死，是希望敌兵退后，另外再立赵氏新君以保存赵氏宗祠。现在如此状况，难道是天意吗？”风浪越来越大，张世杰墮海而亡。（《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十四•元纪二》）

望着散落在海面上的断桅残楫，张弘范踌躇满志。史书记载，灭宋后，张弘范“磨崖山之阳，勒石纪功而还”（在崖山的南边，摩崖刻石，纪功而还）。这块石头，就是原先宋军在海面上用来固定战船的巨石，据说有二三丈高，后人又称其为“奇石”。张弘范在上头刻的什么字呢？流传最广的是“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又传明代陈白沙（陈献章）愤其身为汉人却率蒙古军灭了父母之邦，就在这十二个字前头加了一个“宋”字，变成“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当然这是后人的演绎。张弘范为汉人不假，但非汉臣。他出生于河北，出生时河北已在蒙古人治下，张弘范从未在宋境生活过，也未在宋朝当过官。白沙先生一代硕儒，自不会妄加一个“宋”字。此说还有一个错误，即称张弘范为“镇国大将军”，殊不知元朝只有“镇国上将军”，而没有“镇国大将军”。元史载，元至元十四年（1277年），元世祖忽必烈授张弘范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十五年，又授“蒙古、汉军都元帅”，破例让他同时统领蒙古军和蒙古汉军两支军队，前去剿灭流亡的宋廷小皇帝，表达了对他的高度信任。（《元史•张弘范传》“十五年，宋张世杰立广王昺于海上，闽、广响应，俾弘范往平之，授蒙古、汉军都元帅。陛辞奏曰：‘汉人无统蒙古军者，乞以蒙古信臣为首帅。’”）灭宋一年之后，张弘范即去世了，由其子张珪所立的墓志铭上他的官职刻得清清楚楚：“故镇国上将军江东道宣慰使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公墓志铭”，证明张弘范授的是“上将军”而非“大将军”。惜乎众人未加详审，以致以讹传讹。

1486年（明成化二十二年），监察御史徐瑁因对奇石上十二字深恶痛绝，命人凿去，欲改书“宋丞相陆秀夫死于此”九字，因众人意见不一而未果。建国初期，为了疏通航道，原立于水道中间的刻字奇石被航道部门炸毁，奇石上的刻字内容再也无法考证。1962年初，国歌词作者田汉游崖山，留有《崖山怀古》诗作一首，并应新会县之请书写“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十三个行草大字，刻在原奇石所在的近岸崖壁上。其地在崖山祠南约3-4公里处的某海军基地内。（注：田汉题字落款日期为“一九六二年四月一日”）

二

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而造极于赵宋之世。”翻阅历史，早在北宋时期，东京（开封）已是一个繁华富庶的大都市。小时生活在开封的《东京梦华录》的作者孟元老，在宋室南迁后曾回忆起那时东京（即汴京开封）的情景：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习鼓舞；班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街，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咸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庖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伎巧则惊人耳目，侈奢则长人精神。”（《东京梦华录序》）

这是北方都城的花花世界；东南的杭州，同样花团锦簇。柳永《望海潮》词歌咏道：

“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烟柳画桥，风帘翠幕，参差十万人家。云树绕堤沙，怒涛卷霜雪，天堑无涯。市列珠玑，户盈罗绮，竞豪奢。

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千骑拥高牙。乘醉听箫鼓，吟赏烟霞。异日图将好景，归去凤池夸。”

这首词流传甚广，宋罗大经《鹤林玉露》载，金朝皇帝完颜亮听到这首词后，“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隔年他果然率六十万大军南下，放言“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却意外地死于内部兵变，梦想成空。一首词竟然激起一个帝王贪婪的欲望和侵略野心，这恐怕是作者始料不及的。

一个王朝的兴起与灭亡总是有种种因缘际会。有宋一代，周边群狼环伺（不含贬义，只是形容其战力之强），辽、西夏、金、蒙元等游牧民族政权先后崛起，而“崇文抑武”、以文治国的宋政权在他们眼里，更像是一头毛色光亮、鲜美肥硕的野物，随时可以围猎。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以殿前都点检（禁军首领）的身份，在陈桥自导自演了一幕“黄袍加身”的戏剧，兵不血刃夺得后周政权。这一侥幸行径竟然成了他的一桩心病。因为担心将领们故伎重演，建政之初，他就以“杯酒释兵权”剥夺了一些将领的军权，并采取多种措施限制军事将领的权力，比如由文官执掌枢密院（最高军事决策机构。宋代武官当上枢密使的只有曹彬、狄青、韩世忠、岳飞等少数人。）；削弱地方军事长官的管辖权、财政支配权、调兵权；实行“更戍”法（轮换驻地，兵无常帅，将无常兵）等等。赵匡胤有一句名言：一百个文官纵使都贪浊，也不及武臣一人为害大。这种刻骨铭心的对武臣防范，固然使有宋一代，军事将领再难形成藩镇割据势力，威胁中央政权，但同时也造成了“强干弱支”“实内虚外”的军事格局，除了少数禁军外，地方军队的战斗力普遍低下。南宋朱熹在总结宋朝国力软弱的原因时曾经说过：“本朝鉴五代藩镇之弊，遂尽夺藩镇之权。”“州郡遂日就困弱。靖康之役，虏骑所过，莫不溃散。” （《朱子语类》）文天祥在南宋灭亡前夕也上疏痛陈“宋惩五季之乱（惩：以……为戒；五季：指唐亡以后北方先后出现梁、唐、晋、汉、周五个政权。），削藩镇，建郡邑，一时虽足以矫尾大之弊，然国亦以寝弱（寝弱：渐弱）。故敌至一州则破一州，至一县则破一县，中原陆沉，痛悔何及。”（《宋史》本传）所以一遇强敌，宋朝只能割地、纳币纳帛求和。两宋期间，宋朝分别与辽、西夏、金签署了宋辽“澶渊之盟”、宋夏庆历和议（以上北宋）、宋金绍兴和议、宋金隆兴和议、宋金嘉定和议（以上南宋）等五次和议，以及亡国前夕与蒙元签的纳币纳帛协议，每次多则二三十万两匹（银子、绢），少则几万两匹；甚至要自贬身份，称呼敌国统治者为叔皇帝、伯皇帝，而以侄辈、孙辈自居。这在中原王朝史上可谓绝无仅有。（后晋石敬瑭甘做契丹的儿皇帝不在此列。后晋为胡人政权，石敬瑭为沙陀人。）宋与辽、金、元的北方控制线也被迫从黄河以北退到黄河以南，从黄河以南退到淮水-大散关，从淮水-大散关再退到长江一线。

“靖康之变”，徽宗、钦宗两位皇帝及数千宗室、后宫、官员、宫女等被俘北迁，北宋政权遭受奇耻大辱。举国上下同仇敌忾，抗金意志空前高，一大批忠义之士以恢复中原为己任。老将宗泽在驻守东京期间，一年之内连上二十几份奏章，力主高宗还都东京主持抗金，但宋高宗赵构却为保住自己的皇权，坚持求和政策，对他的这些奏章置之不理。建炎二年七月十二日（1128年7月29日），宗泽忧愤成疾，临终前连呼三声“过河（黄河）！过河！过河！”宗泽死后，岳飞继承遗志，岳家军所向披靡，一度打到汴京附近的朱仙镇。正当岳飞豪情满怀，准备指日渡河，并扬言要把金人赶回老巢，与诸将举杯痛饮（“直抵黄龙府，与诸君痛饮尔！”黄龙府在今吉林省农安，为辽、金政权的发祥地。）之时，一天之内，十二道撤军金牌却从临安（杭州）马不停蹄地送到了他所在的前线。“（岳）飞愤惋泣下，东向再拜曰：‘十年之力，废于一旦。’”面对功败垂成，岳飞满腔悲愤。当岳飞准备班师回朝时，当地百姓拦在马前恸哭，诉说道：“我们顶盆焚香、运粮草来迎接官军，金人都知道。相公走了，我们将没有一个人能活得下来。”“飞亦悲泣，取诏示之曰：‘吾不得擅留。’哭声震野。”为了等待百姓随其南迁，岳飞特意停留了五天，跟随他往南迁徙的百姓拖家带口，如集市上的人群，挤满了道路（“从而南者如市”）。（《宋史•岳飞传》）然而，岳飞没有想到，更加悲惨的政治迫害在等着他。为了扫清求和路上的最大障碍，金人与宋高宗、秦桧等都必置岳飞于死地。随着大理寺狱中那一声声“天日昭昭！天日昭昭！”的呼喊，宋朝唯一一次收复失地的机会随风而逝。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在岳飞被迫害死前一个月，南宋朝廷迫不及待地与金朝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宋割让从前被岳飞收复的唐州、邓州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每年向金进贡银廿五万两，绢廿五万匹。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南宋再次与金国签订和议：金宋两国皇帝以叔侄相称；宋朝每年给金朝的“岁贡”改称“岁币”，银、绢各二十万两匹。……宋王朝再次以屈辱的和议换得了政权的苟安。

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　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 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

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

（陆游《关山月》）

国势颓败若此，一生以“塞上长城”自许的陆游看着镜中的衰鬓，把失望与苦闷倾注在一首首诗篇中。而在江南的辛弃疾，则在“落日楼头，断鸿声里”， “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在统治集团的苟安政策下，他们一个慨叹自己“心在天山，身老沧州”（陆游），一个戏称“却把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辛弃疾曾上《美芹十论》和《九议》奏章，提出抗金军事策略，被当政者束之高阁。），在自我解嘲中内心悲凉如水。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西湖的歌舞通宵达旦，无日或休，南迁的达官贵人们在醉生梦死中已经忘记了故园风物，“直把杭州作汴州”了（南宋林升《题临安邸》诗意），有几个人还会在意“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陆游《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终于有一天，蒙古帝国狂飙突起，千千万万只铁蹄扬起遮天蔽日的尘埃，曾经强悍一时的西辽、西夏、金、宋王朝转瞬间灰飞烟灭，都以为可以永世保有的荣华富贵、锦绣乾坤，顿时化作华胥一梦。

三

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十二月辛丑，南宋将作监柳岳等人带着宋主及太皇太后书信，来到无锡面见元军元帅伯颜，流泪恳求道：“太皇太后年高，继位君主年纪尚幼，且在服丧中。自古礼不伐丧，还望您能体恤宋室的不幸，撤回军队，宋室怎么敢不每年进奉修好呢？”遭到伯颜一顿痛斥，并说：“尔宋昔得天下于小儿之手，今亦失于小儿之手，盖天道也，不必多言。”（《元史•列传十四》）300余年前，当赵匡胤从周世宗柴荣的孤儿寡母手上夺得后周政权时，他是否会想到，他的江山也会在幼儿的手上失去？难道冥冥中真有所谓的天命吗？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今天，当我站在崖山顶上，眺望曾经的古战场，时光如潮水漫过我的周身，一个王朝的影子仿佛正消失在远处的岚色烟光里。岁月抚平了一切。当年刀光剑影、矢石纷飞、硝烟弥漫、舟楫交攻的海面，如今平静得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过。水面依然宽阔，但已不到原先的三分之一，岸边的一片绿野平畴，曾是当年折戟沉沙处。

江山易主，王朝更迭。几千年中国历史不断上演着这一循环剧。每一次朝代的更迭，无非是从姬家人入主天下，换成嬴家人、刘家人、赵家人、朱家人……，但都难挣脱繁华竞逐，悲恨相续的命运。改朝换代并没有给中国的政治运作、社会管理带来制度性的改变，老百姓永远是社会最卑微的群体，是各种权力砧板上的鱼肉。黑格尔曾经这样评价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几千年的中国，其实是一个大赌场，恶棍们轮流坐庄，混蛋们换班执政，炮灰们总是做祭品，这才是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事实上，中国任何一次革命都没能使这个国家取得尺寸的进步。”抛开一些过激的言辞，如果从政治文明的进化角度来看，黑格尔的话可谓一针见血，入木三分。当王朝肌体内流动的依然是专制独裁与世袭的血液，天下是赵家的还是朱家的对老百姓来说都没有什么意义。对于这一点，古代的中国百姓虽然没有黑格尔那样的理性思辨，却也能直观地表达出他们的感受：

峰峦如聚，

波涛如怒，

山河表里潼关路。

望西都，意踌躇。

伤心秦汉经行处，

宫阙万间都做了土。

兴，百姓苦；

亡，百姓苦！

（元•张养浩•散曲《山坡羊•潼关怀古》）

（2016年6月初稿，2021年9月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