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老军人对少年时代遭遇的回忆，他曾在准海战役前作为15军战士代表在诉苦大会发言，故事催人泪下。

厚德载物

我和我的母亲

　　本故事由原宜宾军分区副师级离休干部韩学义口述，笔者于2021年1月4日记录整理。

韩学义（1928一 ），河南省民权县人，1947年3月参军，分配太行独立旅警卫连战士、副班长、班长。1947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9年4月任15军44师警卫连排长；1950年1月任15军44师132团1营2连副指导员；1950年8月任15军44师132团1营3连指导员；先后参加准海战役、渡江战役、解放成都战役、解放西康战役。1951年至1953年在西南军区第十六步兵学校学习，学员兼区队长；1953年任江安县第六区武装部副教导员；1954年至1957年任宜宾市兵役局预备军官科科长；1958年至1963年任宜宾军分区司令部动员科副科长；1964年至1978年任江安县武装部政委；1979年至1981年任宜宾县武装部政委；1981年任宜宾军分区副师级顾问；1984年离休至今宜宾军分区干休所养老。

韩学义获得军功章

一、我的家庭

我出生在河南省商丘市民权县花园乡龙塘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父亲叫韩玉林，母亲名姓不得而知，随了旧社会之俗就改称韩氏。父母都是靠给地主做长工，勉强能有口饭吃，艰难地拉扯着我们兄妹三人。

我在家中排行老大，有两个妹妹，皆因早些年的变故，现在已印象全无。父亲在我十来岁的时候，因病无钱医治而早早的离开了我们，因为贫穷，病故的父亲都是二表兄找人帮忙草草掩埋的。

二、逃荒在外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为阻止日军西进，于1938年6月9日采取了“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到了1942年春，3000多万人口的中原大省——河南因黄河改道发生旱灾,之后又发生蝗灾,由此导致了震惊世界的“河南大饥荒”。那年我才14岁,加上黄河涨大水，家里的房子也被冲垮了。

眼看最后的安身之所都没有了，母亲只好带着我和两个妹妹去逃荒。一路上没有吃的，又要不到饭，时常饥寒交迫。当我们一路走到开封火车站的时候，实在迫于无奈，母亲只得把二妹送给了一家当地人。

后来母亲带着我和三妹过黄河来到了山西境内，当时山西很多地方都是日本人的敌占区。由于战乱，到处民不聊生，乞讨到的饭更是越来越少，母亲只得忍痛将8岁的妹妹给了当地一户农家作童养媳，换了50斤包谷(玉米)。母亲将换得的这些包谷磨成粉，实在是要不到饭的时候，勉强冲点水和着充饥。

日复一日，我和母亲就这样饥寒交迫地逃荒到了山西省辉县马头口村。在这里，我被当地的国民党部队抓了壮丁，押去修筑防御工事——战壕，就此与母亲失散了。

三、寻找母亲

战场上，像我这样被强行抓来干活的人有很多。在国民党真刀真枪的逼迫下，大家不分白天黑夜地干活，终于在一周之后，防御战壕修好了，我终于得以释放。

被抓期间，我无时无刻不在担心着母亲，时常梦见她孤苦伶仃、乞讨被打的情景。从国民党的看押中一出来，我便心急如焚地四处寻找母亲，但上天无情，任凭如何找法，始终是杳无音信。

直到有一天，在路上遇到一位从河南老家逃荒来山西的老乡。他告诉我：“你被国民党部队抓走后，你母亲天天想你，又饥又饿，病倒在一个叫久光村的地方，住在一个破庙里，估计快不行了”。

欣喜至极，我一路打听着找到了久光村这个地方。令人失望的是，一连找了好几个庙都没见到母亲的影子，当时的我，内心万分沮丧，泪水也不禁夺眶而出，好不容易又能和母亲团聚，但这样的机会却是如此的渺茫。

正当我准备离开,去下一个地方继续寻找时，一个六十来岁的老大爷路过，问了我的情形。我哭着对他说到：“我是河南逃荒要饭来到这里的。前段时间被国民党兵抓去修工事，与母亲失散了。后来听一老乡说无意间在这里的一破庙见过我母亲，我闻讯后赶来，却怎么也找不到她”。

见我如此失望，老大爷立马对我说：“在我们这个地方，有两个久光村，现在这个叫前久光，还有一个后久光，你到后久光去找找看”。话音刚落，他就给我指了指后久光村的方向，远远的便能望到村口。我谢过这位老人家，按照他指的方向立马奔向后久光村。皇天不负苦心人，终于在第二个庙中找到了我的母亲。

四、母亲去世

在庙中看到母亲的时候，她早已是饿得皮包骨头，两鬓斑白、面容枯瘦，身上的衣服又黑又烂，或是出于避寒，勉强裹着一些树叶什的。我扑向她的面前，她只有微弱的一口气，却已认不出我是谁。我抱着母亲哭着说：“妈，我是你儿子小学呀(我小名叫韩小学)”，见到这般光景，我不禁呜呜直哭。

不管我如何叫她，母亲仍旧认不出我。弥留之际的她，两眼充血且混浊，一动不动地盯着某个方向，丝毫没有得知儿子归来的欣喜。放下母亲，我拿着一个碗跑了一里多地来到村上，希望能给母亲讨要到一点热汤喝。

到了村里后，我幸运地遇到了一家好人。他们家刚煮了点包谷小米稀饭，配上了一点酸菜。听我说了我和母亲的遭遇后，很是可怜我们，便给我舀了一大碗稀饭。连连道谢后，我提着这一大碗“救命之物”，疯也似的往回跑。到了庙里，我流着泪将还未冷却的稀饭一点一点地喂给我的母亲。吃到一半时，我见她稍微有点意识了，也似乎认出了我。后来又把剩下的半碗稀饭一口一口喂给了她，吃完稀饭后，约摸不到半个时辰，她就去世了，永远的离开了我。

五、埋葬母亲

母亲去世的时候已近傍晚，而我当时才十四岁，尽管死去的是我的至亲，但内心还是万分害怕，尤其是眼见天已黑下来了。我赶紧把被子盖在她身上，找了几块石头将被子的四边压住，关好庙门，就到村里去了。

刚进村，就遇到了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我连忙对她说：“我们是河南逃荒要饭过来的，母亲刚死在了庙里，我不敢一个人住在那里，麻烦你们，允许我在这里住一晚上。”

在得知我的来由和苦衷后，她就让我进她家的炕上住一晚。我一听，是又喜又怕，喜的是暂时终于有个落脚的地方了；而怕的是，我身上分文没有，她向我要钱可咋办。还好，她非但没有要我钱，还热情地拿出一床棉被给我盖上。我向她提及母亲去世需要埋葬的事，她又好心地给我出了个点子说：“我们这个村上有块公地，不论本地人还是外地人，人死了没地儿的都可以往这那埋。你去找找村干部，多说些好话，求他找两个人帮帮忙，收拾收拾。”

第二天一早，她就带我去了村干部的家里。刚进屋，我就跪着对那干部说：“我们是从河南逃荒要饭过来的，母亲昨晚饿死在了庙里。听说村上有公地没可埋，请干部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找两个人帮我把母亲掩埋了，你就行大好了。”

起初他没有啥反应，我就跪在地上一直给他磕头。终于，不知是我的坚持打动了他，还是天可怜见，他答应了我。我又是一番磕头道谢。

他带着我在村上找了两个村民，大家拿着锄头、铁锹和抬杠，到庙里把母亲抬了出来。可是，刚抬出来走了不一会儿，他俩就不走了，原因是我没能付给他们工钱。

于是，我就哭着对他们说：“你们行行好吧，可怜可怜我。要是有钱，谁会让自己的母亲饿死在这破庙里。我们是逃荒到这的，我被国民党抓起去后，母亲天天思念着我,又无依无靠，就我这么一个儿子，肯求你们帮帮忙吧。”

在我万般恳求下,他俩最终要以盖在母亲身上的被子作为回报。我又说：“你们行好吧。我们实在太穷，母亲身上什么也没有，连两块用来埋葬的木板也找不到，就只剩这件被子裹身了。”

只可惜，不管我如何央求，最后他俩还是把被子拿去了。就这样，母亲被埋葬在了山西久光村的公地上。

解放后，1954年，我找到母亲的坟，把它迁回了河南老家，同父亲合葬在一起。

韩学义和妻子邓先兰合影

韩学义在重庆住院期间与志愿军伤员合影。

1955年，当时宜宾市级机关男女篮球队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