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耳聋的阿爷

梦，在笔尖开花

阿爷的耳聋着实有些年头了！ 因为耳聋，会错意的事情时有发生，娘说“蒜地里我打过除草剂了”阿爷听成“蒜地要打除草剂了”两桶药打下去六亩地的大蒜死了两亩……在娘的眼里，阿爷就是个“你让他打狗他撵鸡，你让他上东他朝西”的别老头儿。几十年的耳聋也慢慢引起了他语言的退化，越是说不清还越是想说，听不见还偶尔说不清，总是会闹出些哭笑不得的笑话来，在儿媳、女婿和外孙们的眼里，阿爷俨然成了他们“东扯葫芦西扯瓢”的开心果儿。 耳聋的阿爷听人说话时总保持一种标志性的动作：侧耳、瞪眼、张大嘴。侧耳自不必说；瞪眼是为了通过盯紧说话人的表情和口型，来判断对方的意思；张大嘴保持或惊讶或惊喜的情态是为了向对方证明他能明白，只是有时候嘴张得时间长了说话时总会喷出几股“喷泉”来。这时阿爷就会露出那标志性的白牙（脸黑牙就显得特别白）“呵呵呵”得憨笑几声。 为了阿爷能在有声的世界里安享晚年，我们姐弟曾带阿爷辗转几家医院，结果被医院和阿爷同时拒绝，医院的说法是“年久失修难以拯救”，阿爷的说法是“聋就聋呗，反正死不了”；助听器也是从国产到进口的买了几个，结果因戴上感觉太吵而被阿爷弃之不用。 阿爷的态度也着实让我们费解。 “你阿爷的耳聋是三分装，七分真！听不听得到？取决于说话的内容和说话的人。想听就能听得到，不想听就装聋作哑了呗！”阿娘的话，道出了这个矮个子男人几十年来的隐忍、智慧和担当。 1986年，五妹出生，阿爷在粮管所靠出苦力挣生活。 二百斤装满粮食的大麻袋，不足一米宽，高四、五十米的“独木桥”，父亲每天要扛着大麻袋踩着“独木桥”上下几十趟，黝黑的背上垫着的毛巾湿得滴水，那是汗，头发上眉毛上，鼻孔里沾满的，是糠尘。虽然一天才几块钱，阿爷却最卖力。一天下来肩膀磨破皮是常有的事，但是比身体更痛的事是工友们的冷眼和嘲讽，“瞧，他没有生儿子的命，都生闺女，在农村没有儿子谁瞧得起他！”“他家里孩子多，粮管所粮食少了肯定是他偷的”……这时候，阿爷总是装聋作哑，埋头苦干，实在被说烦了，就总自我解嘲道“俺是黄鼠狼躲鸡窝——不是偷也是偷了”，不知道从什么开始，阿爷竟得了一个“黄鼠狼”的绰号，我们也被冠以“小黄鼠狼”称呼，经常被村里的小孩编成歌谣来喊，这让不足十岁的我苦恼了很久，可是让我不解的是，阿爷却给那些不怀好意的人呵呵一笑。但是一回到家里，阿爷总是一脸严肃的教训我们，诸如“要好好学习，将来考上大学为家争口气”、“学习好了就不用长大扛大麻袋了”，话语虽简单，可是早早懂事的我却分明能感到这些语的分量 六妹烦烦（后改为凡凡）出生的那一天，我生平第一次看到阿爷痛哭，他躲在被计生办扒了半扇墙的东屋里蒙头痛哭……，一个男人的无助和多年的隐忍在那一刻爆发，那时那刻，我流下眼泪的同时也在暗暗下定“上好学为父母分忧”的决心！ 　　1990年，弟弟出生，我家成了名副其实的超生游击队，阿爷的干劲却更足了！ 阿爷耳朵背但是脑子活，粮管所倒闭以后，阿爷开过煤球厂、做过生猪买卖，和母亲开过早点铺子小饭店，我们赖以生存的小街从南到北都有他们奋斗的足迹（这句话在我的《小街∙母亲》里面也写到过）。 在我的记忆里阿爷都是用命去挣钱的。 开煤球厂的时候，阿爷的手常年都是黑的，因为常年摸煤、铲煤、运煤、送煤，一到冬天就裂出许多血口子；和别人合伙做生猪买卖的时候，随车押送是最苦最累的活，别人不愿意干的活儿阿爷总是抢着干，因为只要路途上多死一头猪，一趟生意就不挣钱，为了挣钱，押送途中，阿爷几乎是和猪同吃同住，路途颠簸猪被压伤是常有的事，这个时候阿爷就几天几夜不睡觉把伤猪一路抱到交货目的地（温州温岭），去的时候随车押送，回来都是拿着交货款坐绿皮火车，一上火车周围乘客就会对浑身猪骚味的阿爷避而远之指指点点，阿爷这时候总能做到充耳不闻，用阿爷的说法是“他们说啥我都装听不见，车上小偷太多，谁也不会想到一个浑身猪骚味的人会带那么多现金……”，随着每个月能出发温州四五趟的好生意，家里的光景也一年年好起来，每周能吃上一顿肉，就是我们最幸福的时候了，1995年我考上了师范，成了岱山村四组第一个走出农村的孩子，父亲的腰背变得更加坚挺了，也再也没有人拿“黄鼠狼带着一窝小黄鼠狼去拉鸡”的玩笑来讥讽他了。 　　90年代末，00年初，小乡并大镇，我们从岱山乡变成了碾庄镇，我们小街也成了邳州市的偏远乡村。 乡政府和很多厂矿企业纷纷搬走，我们赖以生存的小街慢慢变得萧条，早点铺子越来越不挣钱，随着妹妹弟弟们相继要考大学，家庭负担骤然加重，年轻人都出去打工了，文化水平本来就不高的阿爷感到了莫大的迷茫和压力，我经常能看到阿爷夜里不睡觉，整宿整宿的抽烟，烟雾里的阿爷头发花白了许多，那时候他面临着选择：守着几亩地过活，那么多孩子肯定是上不起大学的。怎么办？终于有一天，要强的阿爷也背起了行囊，奔向了打工的人潮。这期间阿爷都是去干工地，当过工地搬运工、开过水泥搅拌车，做过工地厨师……，阿爷说，在工地被包工头打骂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阿爷没听清要求，被包工头从后面狠踢了几脚，疼痛难忍，阿爷还是忍了，因为他说“一想到一天能挣150元，一天150元是我大女儿两个月的生活费，一个月下来4500就是我小女儿一年的学费呀！打就打了骂就骂呗，反正我也听不到……”。那些年阿爷出苦力没少挣钱，可是塌了半扇墙的房子还是没有翻修，几乎所有的钱都交到了学校，交给了我们学知识，“知识改变命运”成了阿爷教育我们的执念。阿爷的右膝盖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伤了，打工回来就不停的给膝盖做针灸等各种治疗，终于有一天累倒在了手术台上，手术做完了腿也彻底弯了。 娘常常叹息道：你阿爷聋了半辈子，老了老了还瘸了！ 阿爷耳聋，眼亮、心里明。 阿爷常对着我们说“孩子是我一辈子的财富”，我们也常常在心里说“阿爷是我们成长和进步的精神支柱”。因着耳聋，阿爷总是听得极为专注，所有我们总愿意把成长的点滴尽数与他诉说，听到欣慰处，阿爷的眼睛里总会闪出光芒，那束光芒总会给我们的进步平添无限力量。因着耳聋，阿爷说话总会删繁就简，突出主要，在他心里“天大地大，不及儿女们的事大”只要一回到娘家，阿爷总会召集全家开家庭会议，“家庭有正气，儿女走正道”“五个手指不一般长，人在社会要学有所长”诸如此类的话，我们也是如雷贯耳。 　　这些年我逐渐发现，阿爷的耳聋也着实聋出了高境界。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不了耳，但家事国事天下事，却能事事都关心，近70的年龄却有着50岁的心态和远见。我们子女几个的上学、择业、婚恋等等都渗透着他的深谋远虑。 阿爷并非天生耳疾，阿爷的耳聋有着时代的印记。 五、六十年代，土改时期，爷爷奶奶因祖上地多被划成了富农成分，爷爷在58年闹饥荒时活活饿死，奶奶成了被批斗的“四六分子”，每当奶奶被拉去批斗，七、八岁的阿爷总是害怕地躲在角落了哭，孤儿寡母被欺负成什么样子，实在是一言难尽，阿爷说也许是被扇了巴掌振到了耳朵，那时候生了耳疾整夜的疼，甚至疼到流脓。改革开放以后，阿爷和同学一起开了粮食加工作坊，每天要和轰隆隆的机器打交道，再后来就是为了儿女奔波的辛苦，一年又一年阿爷的两只耳朵就越来越听不见了。… 而阿爷将时代给予自己的苦难和艰辛都幻化成了勤劳和意志，并将它们身体力行地教予儿女，我们姐弟几个很多人生的第一次都来自父亲的教诲：第一次学骑自行车，阿爷告诫我们靠右边，走直线，胆大心细；第一次学做饭，父亲教导我们碗中一粥一饭来之不易；第一次学写自己的名字，父亲告诫我们名字写得正，做人才方正；第一次得了奖状拿回家，总是被父亲郑重其事地贴在墙壁最显眼的地方…… 直到小妹考上了国家公务员，家里的二层小楼也盖成了，父亲的身上的担子瞬间松了许多。可是，阿爷放着宽敞的小楼不住，非在楼梯底下搭建个小屋，一住就是十几年，楼上每个房间都给安排了主人（我们过节回去住），唯独没给自己留方寸之地。作为子女实在不能理解父亲的这辈人！ 近年来我也渐渐明白阿爷不愿佩戴助听器的原因了，天地之大，世事纷杂，唯儿女之知。身无特长更无爱好，喝点小茶，抽点小烟，生活足矣。左手持烟，右手握茶，安于沉静，时时思考，成了晚年阿爷最立体的写照。 父母之爱子女则为之计深远。这些年，阿爷又开始为子女的子女操起心来了，可是耳朵是越来越沉，血压也是一路飘高，听不见还瞎操心，竟养成了自说自话的毛病。近年来总把“死了、死了”之类的话挂在嘴边，归结一下无外乎“只要儿女和孙儿怎么怎么好，我死了也没有遗憾了……” 哎，我那耳聋的为儿女活了一辈子的阿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