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兵团，生命中的永恒记忆

许伯华

2021年9月19号下午，我们宁波的兵团战友相聚在美丽的月湖之畔，纪念50年前离开家乡宁波，告别父母亲人，奔赴塞外内蒙古，入列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四团七连，共有24人，年龄小的不到十六岁，大的也就十八岁，经历了一段难忘的青春岁月。

　　宣读外地战友发来的贺词，其中有50年前来宁波接兵的郭兰菊——郭大姐的贺词，热情洋溢，字里行间充满深情与祝福，令人感动！谢谢了，热情的战友们！永远的新兵——宁波战友祝老兵们身体健康，晚年幸福！

　　我们的浙江老乡、老大哥陈荣荣，得悉我们将聚会纪念，托朋友从二连浩特寄来内蒙特色的风干牛肉干以示祝贺，且在聚会当天的上午寄达，睹物思情，谢谢荣荣的记挂和关心。

　　共同举杯，纪念难忘的50年前的今天；推杯换盏，道不尽的是兵团往事。人真的好奇怪，已是垂暮之年的人们，昨天的事有时候会有遥远的感觉，可半个世纪前的场景却仿佛就在昨天。

　　五十年前的宁波火车站，就是那么一点点大，非常的简陋。1971年9月19日下午3、4点钟，天气阴沉，站台上人头攒动，人们在送别宁波市第二批（第一批是9月9日）远赴内蒙古参加内蒙兵团的知识青年。车上即将远行的同学少年与站台上送行的父母亲友，通过火车车窗握手言别，叮嘱与泪水融汇一起，气氛有点悲壮，也有那么点凄凉。火车开动的那一刹那，车廂内哭声一片，站台上是一双双挥动的手和一张张淌着泪水的面孔……，母亲后来说，火车离开后，天空下起了大雨。（两张照片借自网络）

　　我去内蒙兵团是自己坚决要求的，因当时的我未满16周岁，可以继续高中学习，但我向往外面的精彩世界，母亲不同意我去，她以“不到黄河心不死，到了黄河出眼泪”这句老话来劝阻我，而我的回答是，你放心，我决不掉眼泪。

这是临别前三天的晚上，母亲带着我和哥哥姐姐，到“绿宝”照相馆拍的家庭合影照，父亲因工作没能从杭州回来送我。母亲还在照片的背面留下了记录历史的字迹。这张照片一直伴随着我。

　　三个自小学到中学的同学，当时的校排球队队员，我和何斌鸿、何斌，离开宁波前的合影，现在想不起来了，当时是怎样的一股血气冲动，短时间内决定，一起报名去往内蒙。

我与何斌鸿在兵团时的合影。

　　我与何斌鸿50年后的合影，当年稚嫩的娃娃脸已是一脸沧桑。

悠悠岁月，一晃五十年，人生在不经意间就这么过去了，人也这样的变老了，这一生到底经历了什么？记住了多少？还真有点稀里糊涂，但兵团的人和事却记忆犹新，所以有战友建议我，以50年纪念为契机做个美篇，再忆青春岁月、重现兵团往事，留下一个追忆的载体，因为无论是青春无悔还是经历有怨，注定我们此生不能与兵团断缘，兵团情结还将无限延续，于是有了这个美篇。

　　去内蒙，是我们人生第一次乘这么长时间的火车，第一次在火车上见到了长江、黄河，过了南京长江大桥就进入了北方，依稀记得，当年映入眼帘的是一片荒凉的土地和快速闪过的土房子，尤其是过了大同后，每到停靠车站，窗口下总有小孩穿的脏兮兮、破破烂烂，在火车站伸着手跟火车上的人要吃的，我们就把家里买的、还有亲戚送的，又值中秋节快到了，所以大家都带有些月饼、糕饼之类的食品和水果，我们就一站一站地往下扔几块，我清楚的记得，火车停靠集宁站时间较长，又是一幅前面有过的景象，突然耳边响起严厉的近乎于训斥的声音“别扔了，以后你们自己也要没得吃了”，闻声一瞧，是护送我们到兵团的工宣队应师傅，我们怎么会没得吃呢？我们去的不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大学校吗？我们所处的地方不是“塞外江南”吗？大家停手不扔东西了，但又窃窃私语“老头够反动的”，后来感到，那是应师傅爱心使然，可又职责在身，实在忍不住的一声“讷喊”，几天后，我们真的没得吃了。

　　经过四天三夜的长途跋涉，9月23日晚上七点左右，我们的专列终于停在了乌拉特前旗火车站，一个生僻而拗口的地名。下了火车一片漆黑，离开宁波时我们穿的是短袖衣服，虽然在途中也加了长袖衣服和外套，但塞外初秋夜晚的寒冷，还是把我们冻的索索发抖，可是厚衣服又在箱子里，拿不出来，就这样忍受着寒冷过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我们乘上敞篷大卡车，开始往七连进发，公路坑坑洼洼、一路颠簸，身子蜷缩在卡车上，惶惑地注视着眼前闪过的景象：荒芜的旷野，零零星星散布在荒野上的矮小的土坏房，静静地站在旷野中的牲口，还有前方隐约的山脉，路边偶尔闪过几个村落，以为到了，可怎么就还没到呢？车过了五加河大桥一拐弯，慢慢地看到了前方的房子，我们的目的地终于到了——十四团七连。

卡车停在了大礼堂和连部之间，一下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对面几排房子的房山下站满光头的老兵，其中一个戴着眼镜的光头尤为醒目，我们为之愕然，因为在我们从小的概念中，剃光头是另类的人群，后来有人还把这一现象写信告诉了家里，有家长回信说坚决不能剃光头！我虽然没写信告诉家里，但在后来的日子里我一直是留头发的，就是头发很短的平头，也没有剃光过。下车后我们被接到了女排宿舍，第一眼看到了小说、电影中的北方农村的大坑，然后惊奇的是，炕上放着整齐的豆腐块一样的被子和箱子上的杯子和其他物品都是那么整齐有序；接着戴着红帽徽军帽、穿着红领章军装的指导员进来了，向我们说了一番欢迎和鼓励的话；一会儿各位排长进来领走分配到各排的新兵，我被分到六排，六排长金铁军进来后给我们行了一个军礼，他虽然穿戴着没有帽徽领章的兵团服，但匀称的身材，标准的军礼，至今印象深刻。至此，女排宿舍整齐的内务、指导员的帽徽领章、金排长标准的军礼，三者重叠，使我有了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行列的感觉。

兵团的第一顿饭是大米饭和红烧鲤鱼，但感觉大米饭半生不熟，红烧鲤鱼味道不正，两者都难以下咽，后来我们才知道，那些天老兵们吃的是红薯干饭，这是对我们最好的招待，但我们还是没吃几口就离开了食堂，这时操场上传来了女生的哭声，有人站在篮球场，面朝前面的旷野，大声的哭唤着，开始千里之遥想爹娘了……。

下午金排长通知我，晚上的欢迎会上要我代表新兵发言，我至今还清楚的记得我的发言是这样开头的：“我们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从美丽的东海之滨，跨过黄河、长江，穿越六省三市，经四天三夜的日夜兼程，来到了祖国的北部边疆，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二师十四团七连，一到连队就受到了首长和老同志们的热情接待，使我们深深地感受到了革命大家庭的温暖……”。欢迎会上宣传队演出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还邀请我们新兵表演节目，我记得女生们上台合唱了“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的语录歌；50年后，还有男生问女生，你们当时唱的时候为什么身子来回摇摆的那么厉害呢？看来人们还是记着那一幕的，那天女生们穿的是花衣服、瘦腿裤，这与统一的兵团服格格不入；邱志鸿笛子独奏“北风吹”，虽吹的不太好，但我在台下还是非常敬佩他的勇气。

我们的兵团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我被分配到十八班，我虽然只在班里呆了一年时间，其中还有半年的日常劳动在试验班。但这一年的经历是兵团生活的重要环节，有几件事记忆深刻：刚到班里，我们爱用宁波话相互交流，有的老兵感觉我们在用“外国话”说他们的坏话，就禁止我们在他们面前说宁波话，当然也有老兵以为我们不能准确理解普通话，而给我们讲“草泥马”的故事。

到连队没几天就是国庆节了，连里把面和馅儿分给个人包饺子，说是改善伙食，可我们一群南方小孩，那会儿可能连饺子都没吃过，怎么会包饺子呢？看着老兵们用箱子作案板，酒瓶子当擀面杖擀皮儿包饺子，我们怎么办？也没人理我们，真的很无助，那会儿我的革命大家庭温暖之感荡然无存！怎么办呢，最后我们就拿脸盆糊弄了一锅疙瘩汤。但50年后，女生们说，她们得到了老兵的照顾和帮助，美美地吃了到兵团后的第一顿饺子，说明革命大家庭还是有温暖的，只是男女有别而已。

兵团经历养成了我至今改不了的吃饭速度快，这是大锅饭的后遗症。还有在饮食的干净与否上总不是很在意，因为我心里总记着那顿早饭：有一天清晨，班长在房间外大声吼叫，全体立即起床集合，六排宿舍是一进两开，中间放脸盆、水桶、工具等物品，旁边两间宿舍，我们起来一看，班长极端愤怒的指着班里两个饭盆中的其中一个饭盆里淡黄色的尿液，大声责问“这是谁尿的”？，自然无人应答，“斗私批修背语录！”背完了也没人承认；“赌咒发誓！”一个比一个咒的毒辣，但还是没有结果；“涮盆打饭！”，一会儿这个刚才的“尿盆”盛回了一盆黄灿灿的棒子面粥，大家默默的把它喝了个精光，什么干净不干净，填饱肚子最要紧！

在班里的日子，给我的人生最大的正能量，是老兵们尤其是北京战友认真读书学习的精神，有学习哲学的；研究“九评”的；爱好文学的；还有喜好辩论的，他们辛苦劳动后挑灯夜读，浆糊瓶做的小油灯，烧的是拖拉机用的柴油，第二天鼻孔都是黑的。通过与他们及连里爱读书的战友的交谈，增长了许多知识。榜样力量使然，我也慢慢地养成了读书与思考的习惯，受益终生。有战友在离开前送我的书籍，至今还在我的书架上。

我在班里也与人动手掐过架，这是至今为止人生的第一次和唯一的一次。

宁波兵是连里最后的一批城市知青，也就成了永远的新兵，所以我们承受的艰苦相对于老兵是好多了，当时生活设施已基本齐全了，最辛苦的劳动就是挖渠、割麦子，我对挖渠的甩土、担土的力气活倒不惧怕，每天也能超额完成任务，但就怕修坡，修的不是凸出来就是凹进去，总要请人帮助解决；而割麦子是真的很怕，这个腰是实在受不了！兵团生活的艰苦和劳动的辛苦倒是慢慢忘却了，但当年有些与吃有关的经历和见闻却至今记得，还觉得蛮有意思：在班里的时候，我也有过与人一起晚上到西河头“偷瓜”的经历，干会的爹刘老汉值班，警惕性很高地来回巡查，我们就潜伏着伺机行动，好不容易摘到几个瓜还是生瓜蛋子，不是淡水寡味就是苦的呲牙咧嘴，才感觉到身上被小咬、蛟子叮咬的全是疙瘩，奇痒无比，仅此一回，再也不干了；五加河炸鱼，我刚下水，同行者的炸药瓶也扔下去了，距离太近，后背遭受猛烈冲击，有惊无险，倒是亲身体验，明白了鱼大多不是被炸死的，而是震懵了；现在人们特别关注食材的有害物质残留，可那时用3911农药拌小麦毒野鸭子，毒麦子在野鸭子食管里还没等下到嗉子里就死了，多毒的农药呀，可有战友无所畏惧，切掉鸭脖子，扔掉内脏，那吃得一个香啊，也没有一个食物中毒的，好像也只有那么一年，晚上在浇完水的房后地里撒上毒麦子，第二天一早就捡回一编织袋，直到后来野鸭子绝迹；而野兔也被人们养着的两三条狗逮的没了踪影；还有冬天的冰洞掏鱼；而农田里的青蛙则是我们宁波兵抓吃的，老兵们开始是不吃的，而我们称其为田鸡，是上等的美味佳肴，后来农渠里只有癞哈蟆，而没有了青蛙。

当年的肚子咋就那么会饿呢？为了寻求吃的，胆子是真大，可谓绞尽脑汁，而且颇有“撑死胆儿大的，饿死胆儿小的”意思，因为上述所作所为并非人人都会干、人人都敢吃的。这还没指聚餐时说到的，有宁波兵当年确实吃了不少连里和职工家的鸡。

　　这是到兵团一年多后，1973年元旦第一次回家探亲，在上海外滩的留影，一付兵团战士的装饰，就是忘了这件“国防绿”是找谁借的，难道是连长的？还是四个兜的呢。

　　内蒙十年，要感恩的人很多。一年后我到连部当了通讯员，和王连长同住一屋。连长为人正直，爱憎分明，处事公道，不占公家一点便宜，偏爱兵团战士，他说话直爽又感情细腻，那会儿流行一句话，说我们的那个年纪正是世界观形成的时候，确实如此，连长的思想品德和行为举止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影响着我。他不媚上，爱战士，我在他身边感受到的是浓浓的长辈之爱。王连长转业了，我送他到包头东站，临别时他对我说：“小许，连长不好，自己走了，你要自己当心！”，没有什么临别赠言乃至要求与希望，就这么一句充满深情厚爱的话，当时令我热泪盈眶，我记了一辈子。

　　1999年5月2日，纪念兵团30周年北京聚会，有幸和王连长同唱一曲《送战友》。

　　刘平，我的领导和兄长，兵团后期、农场前期，给予了我莫大的关照，我从他身上学到了许多的为人处世之道，使我进一步成熟。他是我的入党第一介绍人，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在兵团追求的目标，但兵团时期我未能入党。客观上是我的爷爷、外公都是商业资本家和伯父在台湾的“海外关系”，组织要严加审查，但也不可否认有支委因个人成见，坚持以“此人的阶级本性不能入党”加以否决，但我又坚持不入党我就不离开兵团或农场，因为我觉得我够党员标准。1978年12月刘平和闫廷贵介绍我入党，实现了我的夙愿，我感谢他们。

　　人生走到今天，当年兵团的苦和累，委屈和磨难已淡忘无几，唯没有利益关系的纯洁的战友情谊弥足珍贵，没有忘怀。纪念50年的聚会，宁波战友谈了很多自己的感受，仍然非常感动。撇开在连队的帮助不说，只讲当年我们宁波兵回家路途遥远，必须在北京转车，就得在北京过夜或歇息，多少北京战友为我们提供过食宿，战友的父母和家人都是那么的热情、客气，视我们为自家孩子，战友们还陪我们游景点，吃饭店。就我而言，由此我到过长城、故宫、北海、颐和园、雍和宫等名胜古迹；吃过前门全聚德的烤鸭、东来顺的涮羊肉和都一处的烧卖等等，至今在我不完整的记忆中，铭记着庆忱、乃昌、王凤川、冯希源、张斌、黄贵良、牛新建、孙德明、刘相向、果美芬等战友当年给予的帮助和温暖；后来探亲途中还顺游天津、青岛，天津的杨贵民、郭洪光、刘海生、宗连生；青岛的瑰才和于进省都给予了热情款待。写到这里，彼情彼景都在眼前一一浮现，依然感激之情不减！也有很多战友不在群里，没有他们的信息，非常挂念他们！在此我向提到或遗漏的，当年给予关照和款待的战友们表示四十多年后的再次感谢！同时也邀请战友们在身体还硬朗的时候来宁波走走看看，让我们再续兵团时期的纯洁友情。

　　阎廷贵，我的好朋友，虽然我见证了他的进步过程，也教他认识了几个字，但他也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农场期间，他是分场主任我当副主任，协助他工作，我们的合作是愉快的，那段时间我才有点“知识青年”的自豪感，因为老阎不识字，而九连调来的副主任老淡识字不多。老阎基本算是个文盲，可他又能讲全本《呼家将》评书，全凭着记忆力，可在几年前，他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即老年痴呆，现在已是不认识人，走失多次，悉之令人唏嘘不已。

　　照片中的后生叫小海，当时是七分场的通信员兼电影放映员。

　　2011年7月，宁波战友到兵团40周年的年份，我们夫妇俩回了一趟苏独伦，请居住在场部的七连职工聚餐叙旧，感谢他们在我作为唯一知青留在农场期间的支持、帮助乃至包容，那会儿，我经常到职工家蹭饭，尤其是吃杀猪菜，那叫一个爽啊，至今想起酸菜、粉条、豆腐烩猪肉，外加黄米糕，还是回味无穷。

　　1975年6月，中央发文，撤销内蒙兵团，改制为国营农场，具体落实到基层是在1976年完成的。那时各地知青病退回城也已开始，宁波开始的比较晚，但后来的政策相对宽松，没有太多而严苛的复查审核关卡，只要有二师医院的病情诊断，再走完规定的程序就可以回城了，虽然“病退”是对知青的不公平，因为身壮如牛也得以病人的身份才能回城，理性上确实很难理解，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也算是为平民开启了一扇回家的门，所以到1978年9月七连的宁波战友也就基本回到了宁波。而出于自己的考虑，我没有打过病退报告。到了1980年我就成了整个农场为数不多的几个宁波知青，家父也曾想以提前退休来换取我商调到他们单位，但我拒绝了，因他才50出头的年纪，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刚评上工程师职称，正值最佳时光，我觉得不应该以失掉这一切来换取我所谓的“顶替”。但那会儿我确实也为如何回宁波而忧虑着，到此，我真心感谢当年的宁波市领导，1980年下半年在宁波“知青办”撤销前，他们想到了尚未回归的游子。我那时已被借调到场部工作，那天正在开会，领导叫我，说宁波“知青办”来人了你去接冾下，来者是宁波“知青办”的官员，他说，宁波“知青办”要撤销了，他们到原内蒙兵团的农场调查摸底，看还有多少宁波知青，想不想回宁波，若想回，只要同意国营农场的全民身份改变为集体编制就可以了，并委托我调查了解苏独伦农场的宁波知青情况，得到场领导同意后，又根据劳资部门在册名单，我骑车跑到各个分场，宁波知青真的没几个了，而且基本是因打架或偷盗等行为被刑罚后回来的人，所见到的人自然欣喜若狂，只有二连有一个与当地女子结婚，并已生儿育女的宁波人，明确表示不回去了，我就把调查的情况反馈给宁波知青办，过了几个月，我就通过这个途径，以商调的名义，1981年2月回到了宁波。所以，我见证了宁波知青到内蒙兵团十四团开始到结束的整个过程，也可以说，以我的离开农场，标志着苏独伦农场的宁波知青想走的都走了。宁波知青办的这一政策，在各个城市里不是绝无仅有，也一定为数不多，所以我去兵团是自愿的；返回宁波是政府召唤回来的。

至此，美篇也该结束了，是为对宁波战友到兵团50周年的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