闸北风云——The Third Presbyterian Church in Shanghai

秦時明月

民族救亡的亲历者——闸北堂

曲折命运下的一次次还原

青年报报道

屡次被破坏的教堂建筑少了古朴，但屋内的各种细节，依然能够让我们联想到它曾经的模样与浓重的历史气息。

风雨沧桑中的历次见证

继鸿德堂之后我们要走进的是闸北堂，这不仅因为它与鸿德堂同属长老会堂，更因为其建筑不止一次地被侵略者毁坏但又如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一样地一次次站了起来。

闸北堂初期与鸿德堂并无太多不同，1888年由范约翰牧师创立后位于今日虹口区武进路的一个民宅中，教堂用以服务于当年美华书馆的员工们。

两年后，闸北堂迁至今日商丘路的某个厢房内，正式成立了“第三长老会堂”。

1892年，礼拜堂又搬进了今日汉阳路的两幢民居房屋里。

直到1904年，当教堂脱离差会自立后，在今日海宁路自建了早期的会堂。

闸北堂早期的堂址变动频繁，建筑也多为民居，并无任何教堂建筑风格，原建筑今日也不再可考。直至1914年，闸北堂出售了海宁路的房屋，终于来到现址闸北区宝通路上，新建了规模甚大的礼拜堂，自此之后，方才告别“居无定所”的命运。新堂位于当年商务印书馆厂房以西，因而信徒中有不少来自印书馆的工人。

纵观上海三座长老会堂的发展变迁，每一次都是伴随着书馆事业的迈进。但与前两次不同的是，在清心堂、鸿德堂创立的年代里，上海印刷出版业中的引领者是如同墨海书馆、美华书馆之类的西方教会书馆，到了闸北堂落户现址时候，商务印书馆，这家与美华书馆颇有渊源但以本土力量作为中坚的出版机构跟随共和时代的脚步迎来了它蒸蒸日上的发展阶段。顺便说上一句，同一时代，马应彪的先施公司于1917年在南京路开业，开启了华资百货公司与西商的“老四大公司”同台较量的序幕。上述事例隐约地表明，上海或者说中国，正想努力摆脱自19世纪中叶以来被列强压制的局面，而这样的摆脱势必给未来带来冲突，闸北堂经历的恰恰就是这其中最为剧烈且残酷的碰撞——战争。

1932年，闸北堂搬迁后的第18个年份，日军在上海发动震惊中外的“一·二八事变”，处于华界的闸北地区成为日军重点轰炸区域。一阵疯狂肆虐过后，闸北堂未能幸存，而且，连同它一起成为废墟的还有商务印书馆厂房，以及它正对面的那座中华文化瑰宝的宫殿——以收藏古籍善本著称的东方图书馆，这样的损失，于一个国家来讲，绝不亚于一座都城的沦陷。

随后，闸北堂经过牧师和教友的共同努力，教堂在1936年宣告重建。然仅仅一年不到，新落成的闸北堂又再次在淞沪抗战中遭遇浩劫，这块土地在往后十年中始终荒芜，直到抗战胜利后的1947年得以再次矗立起这座教堂。

华人牧师的自立追求

相较于其他教堂的历史，闸北堂除了屡受炮火的摧毁，它还充满了民族文化的深刻痕迹。

当年范约翰牧师于1894年返回美国之际，闸北堂就被托付给了一位华人牧师，他叫俞国桢，正是这位牧师，成了中国较早寻求教会本土自立的人士之一，也是他在闸北堂来到宝通路后成立了“闸北自立长老会堂”。

任何事件总有它的根源。作为一种西方文化，在近代列强侵略中国的进程中，个别牧师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这无疑地引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也置中国教徒于危险的境地。经历了一系列挫折，中国信徒们开始思考，要摆脱与西方教会的关系自立门户，方能从根本上改善自己的形象，最终这样的思潮使得上世纪20年代产生了基督教本色化运动，中国教徒们在努力实现自立的同时强调“中华”这个神圣的概念。

这一时期，中国的一些教会也产生了一些有趣的变化，教堂采用中式风格；牧师脱下西袍穿起了长衫；作曲家用民族曲调编写赞美诗。所有这些行动，旨在寻找着将外来文化融入中国文化的途径，也因此催生出如同鸿德堂这般的用中国文化元素装扮的教堂建筑。俞国桢牧师和他的“闸北自立长老会堂”可以说是中国人为摆脱西方差会控制，实现自立本土化的先行者了。

125年后的这座圣堂

现在让我们穿越回来。

刚刚过去的2013年恰巧是闸北堂建堂125周年，我们到访那日，秦小林牧师正主持教堂外立面的清洁工作。

从正面看，这座建筑带有部分哥特式风格的特点。传统的三角形的屋顶，大门正上方开有三道哥特式尖拱窗，而一楼门厅的前方也开设了三道尖拱，起到了上下呼应的效果。教堂山墙的外表包裹的是红色的瓷砖贴片，而墙体底部则覆盖以青色仿石材面砖。面砖在教堂立面上的大量采用显示出这座建筑较为年轻的历史，这与我们所知的闸北堂百年老堂的事实有些不符。疑惑间问起教堂迁址百年来的岁月，秦牧师将我们领至教堂外墙一角的一块石碑前，碑文上书“三建圣堂，劫后重光，主名立石，传道永昌。”注明的日期是1947年7月，这正是闸北堂最近一次重建的年份。其中暗含了闸北堂一个世纪以来的曲折命运。

虽说教堂在历史上屡次遭到损坏，使其少了些许古朴感，但屋内的种种细部还是掩盖不住牧师管理时所花费的苦心。在我们所到过的所有教堂中，这里的主堂称不上是最宏大的，却无愧是富有温馨氛围的。墙面采用的是暖色调的米黄色涂料，让首次进入的人们不会感到隔阂。由于建筑内部曾遭受过破坏而无法再显现其历史面貌，牧师在墙壁两侧设计了装饰性的青砖和红砖的窗拱。天花板上也严谨地安装了仿木屋架的构件和复古的吊扇。原有的木质地板因为老化不堪于2008年全部被大理石地砖所替换，但唯独走廊处的地面使用的是质感相对粗糙的水磨石材料，其实是牧师为防止老人礼拜时滑倒而做出的人性化改进。

在闸北堂二楼，推开窗户，可以看到当年闸北地区的种种情景，当然，许多的景物早已不是过去的模样。是的，时光带走了许多东西，但也有许多东西是带不走的，回眸一瞥，见到秦牧师那张坚毅的脸庞，我们便更深信了这一点。

1888年创立于范宅（老靶子路62号）

闸北堂最初由美北长老会传教士范约翰创立于1888年，位于虹口。1904年，该堂首任华人牧师俞国桢发动信徒自立，脱离差会。于是捐款在海宁路建造了"沪北海宁路自立长老会堂"。1914年，出售海宁路房屋，在闸北区宝通路商务印书馆附近另建新堂，1916年新堂落成，改名"闸北自立长老会堂"。1927年，闸北堂加入中华基督教会，更名为"中华基督教会闸北堂"。

1932年1月28日和1937年8月13日，闸北堂两次毁于日军的炮火。现在的教堂是1947年重新建造的。

1958年，闸北区16处教堂合并于闸北堂。1966年文革中，闸北堂被关闭并被工厂占用。1982年7月25日闸北堂恢复聚会。1996年，闸北堂在临汾路1555号建造了分堂"灵泉堂"。

1932.1.28后借殉道堂聚会达四年之久

1937.8.13后，借用静安寺路协进中学和新闸路内地会聚会，达十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