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的思考

王奕

　　我曾在文章中多次引用过这段话：古雅典思想家梭伦曾为一位死去的孩子而哭泣。一位旁观者不解其意而问他：“如果哭泣不能挽回什么，那么你又何必如是哭泣呢？”梭伦回答：“就是因为它不能挽回什么。”它出自于西班牙哲学家乌纳穆诺1912年的《生命的悲剧意识》。

　　乌纳穆诺对此论述道：“很显然，哭泣是有用的，即使它只是减轻痛苦；然而，梭伦对于腐儒的答语是有着极深刻的意义的。我确信我们可以解决许多事情，如果我们都能走到大街上并且毫无掩饰自己的悲苦——也许这是个人的卑微的悲苦，然后在哭泣悲叹中，在向上帝的悲号与祈求中，让每一个人都结合起来。”

　　我认为这是因为人类太需要同情，具有悲剧意识的生命更需要怜悯。生命已去，但他仿佛依然还有灵性，冥冥之中急切地渴望着不死，渴望着不朽，渴望着永恒。也许，哭泣者真的在为做错了某件事而感到遗憾，为在某件事上耍了回卑鄙伎俩而忏悔，为曾在争权夺利中将他人欲置于死地而后快而赎罪。也许是真的，人们的卑劣意识从哭泣时开始悄然而远去。如此哭泣，不应该说它已经挽回了生命中最昂贵的东西吗？它不已经变成了人类生命中的最高智慧吗？

　　1960年，《达吉和他的父亲》影片放映后，引起很大争论。有人认为电影和原小说有“人性论”的倾向，“宣扬了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周恩来看后说：“小说与电影各有所长。小说比较粗犷，表现了彝族人民的性格，但粗糙些。电影加工比小说好，但到后来，该哭时不敢哭，受了束缚，大概是怕温情主义。”周恩来指出：“我们无产阶级有无产阶级的人性，为什么有顾虑？”他还说：“我们讲无产阶级功利主义、人性、友爱、和人道主义。”

　　人性，在我们这里历来是被当作和革命性对立的东西。其实人性是推动社会发展、历史进步的原动力。没有人性的善，社会就不会和谐，就不能共生。

人性的本质是对人的生命的高度尊重和爱护，当财产和生命受到威胁的时候，哪怕财产过亿元，那个鲜活的生命只是一个破落的拾荒者，我们也要尽全力抢救那个生命。

人性的本质还是不能互相内斗，相互残杀。我们人类在地球上生存，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相互搀扶向前行。

人性更多的时候是同情、怜悯和哭泣，甚至怯懦。没有同情、怜悯和哭泣，就不会有人性，至少目前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每天都有骨肉同胞在经历着灾难、病魔、贫困的困扰，我们对此不会悲天悯人，我们就没有人性。

　　乌纳穆诺说：“街旁的乞丐，所以会把他的悲愁和脓疮呈现出来，这不仅是他想从行人身上赚取救济品的策略而已，他还希求更多的事物。真正的救济品是悲悯，而不是那仅能减轻生命中物质困难的实物和金钱而已。那些带着急欲避开神色的匆忙行人，他们所施舍的救济物，乞丐不会感激的；比起这种给予帮助而不付出怜悯的人，乞丐毋宁感激那些虽然不会给予，但是却有怜悯的人。当然有时候从另一个观点而言，他是宁可选择前者的。让我们仔细观察他想那些受感动的人诉说他的愁苦时，他脸上所表现出的满足神情，他想要得的是怜悯，以及渴求能够被爱。”

这些足以证明，哭泣和怜悯，是人性最基本的表达方式之一。

因此，在悲痛、苦难、贫穷面前，我们的表现不能仅仅是：“我捐过钱物了！”我们还应对此有更多的精神慰藉。

　　我一年中总有机会走进偏远山村简陋的农户家，每次心灵都会不由自主地产生了一种震撼。望着那本应该在书桌前读书而现在却在家中劳作不休的孩子，望着那捧着救济粮的枯瘦的手，情绪便情不自禁地陷进苦闷，仿佛生命在倾听一种无言的哭泣，在经历着一种良心的扪心自问。生命的意义在这里缘何被演绎成了挣扎的生存？这里的村民远离灯红酒绿，远离文山书海，远离各种权势场，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依然是他们的生活全部。

我们的生命其实相当脆弱，他永远都需要同情和怜悯。而对于贫苦者、怯懦者，他生命的意义就是要摆脱贫困而过上幸福的生活。其实他们的生命也是一朵美丽的鲜花，更需要浇灌和栽培；他们美丽的生命就是一个新生的婴儿，不管是对他的哭泣还是苦恼，我们都应该充满深情地同情和怜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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