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昕

招工回桂林后，几个原插队福利公社的知青到七星岩游玩，色彩为后来添加。

我的初中毕业证上撕下的照片，此时还未满16周岁。尽管当时只有小学文化，不久却要作为“知识青年”到农村插队。

我的知青岁月

　　1969年12月20日，我们13名同学，作为桂林二中69届初中毕业的第一批知青，乘坐饮料厂的一辆大卡车，启程到了阳朔县福利公社插队。

那天清晨，我背着简陋行李离家时，母亲不忍心看着我离别，为了不让我看到她流泪，是由外婆送我去的学校。

当时我刚满16岁，由于家里经济拮据，没有条件为我准备更多的生活用品。母亲怕农村冬天太冷，特为我弹了一床8斤重的棉胎。并交代我，晚上睡觉时，如冷就把被子卷起，并用绳子将脚那头捆住，不让脚底透风，这样钻进被窝里，冬天即便睡在蓆子上也不冷了。因为我没有床单，无论春夏秋冬都只能睡蓆子。

　　到公社两天后，我和一个姓杨的同学，被分到了马鞍大队白山底村（生产队），是我们这一批同学中被分得最边远的。

在去生产队的路上，我们多次问来接我们的生产队长，村子还有多远，他总是指着前方最高的大山说，就在那座山边。好不容易走到了山脚，看他还要带我们继续上山，我们几乎就崩溃了。他说村子就在山的那边了。我们没办法，只好又跟着他上山。沿着山腰的水渠又走了好几里路，还路过了一个村子，在一个山坳里总算又见到了一个小山村，那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地——白山底村。那天也是有生以来，我第一次走了那么远的路。

铺好床安顿下来后，第一件事就是问队长，村里有几家地主富农。怕以后万一不知道进到了地富家，被别人说自己立场不分。虽然不知道自己算不算无产阶级阵营的，当听到队长说村里没有地主和富农，仅有一户是中农，其余都是贫下中农时才放了心。

接下来就是煮晚饭。由于我从没有自己烧柴火做过饭，点火点了好久柴火都没燃。队长进来看到，就从外面拿了一把干草进来，点燃塞进灶里后，火一下就燃起来了。

晚上，剩下我俩在屋内，我们两个人默默地坐在床边，想到从此告别了城市的生活，一辈子要在这偏僻的山沟里扎根，想到以后如果再想回一趟桂林的艰难，和对以后前途的迷茫，我不禁黯然泪下。

第二天早上，我们想着从这里到公社有近20里路，从来路走出去太远了。我们看着山坳的另一边，猜想是否翻过那边山坳，可能就要到平乐县了。如果那边有公路，以后从那边回桂林可能就还方便一些。谁知走过了山坳，展现在我们前面的却是更高的连绵大山。我们的念想完全破灭了，从此只能在这山沟里开始我们艰难的知青生活。

此后，母亲由于不放心，还几次走路进来村里看望过我。

当时我们是在年底去插队的，没多久就要过年了，广播里又在宣传，提倡知青在农村和贫下中农过个革命化的春节。我们那时也是很单纯，非常听政府的话，决定第一年就在农村过年。过了初一，也算是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了年，到初二才动身回桂林。

那次回桂林，除了带了点村民送的年货，我还帮小舅买了一只刚断奶的小狗仔带回去。结果走到福利，等兴坪班车到时，车上的人太多，车没停直接就开过去了。那时每天只有这一班从兴坪路过福利到桂林的班车，搭不上当天就没有到桂林的班车了。无奈，我们只好又徒步走去阳朔县城，看到那里后能否搭上从阳朔回桂林的班车。

直到中午走到阳朔汽车站后，那里当天和第二天到桂林的车票都早已卖完。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好在车站等，看是否还能搭上路过的车。但我们在车站一直等到最后一班车过去，都没能搭上车。

　　由于我们是第一次从农村回桂林，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回桂林要开证明，而且大队部离我们村有7～8里路，所以临行前也没有专程去向大队领导报告。那天晚上我们在阳朔去找旅社时，结果因为没有证明，所有的旅社都不让住宿。那时的阳朔县城跟现在根本不能比拟，我们在西街上转来转去，都找不到能休息的地方。到餐馆吃了晚饭后，我们漫无目的地走到了阳朔灯光球场旁边，看到戏台子后面有个废弃的杂房，我们就钻了进去，又搬了几块砖头当凳子才坐了下来。

夜深，又冷又黑又困，煞是难熬。带的那只小狗仔，刚离开了娘被带到了陌生地方，又不停的叫，很是烦人。当时想起来，我们也是和这狗仔的命运差不多。未成年就被迫离开家庭，来到一个陌生贫苦的地方，看不到未来的独立生活，自己也只能在心里暗自流泪。

那晚半夜，有个警惕性蛮高的不知是什么人，听到这空房间里有动静，就打着电筒过来，从窗口往里照看到了我们。他就询问我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是知青，回桂林没搭上车，找到这里歇息。他又问为什么不去旅社住？我们说没开证明旅社不让住。随后他看了一下就我们两个小青年，周围也没什么可疑东西，就走了。我们原来还幻想着他能带我们到哪里住宿一晚就好了的。

那个晚上我们过的真是好狼狈，夜是那么的漫长，我们两个人都不爱说话，只能一直默默地在那个黑房间里坐着，旁边只有不时的狗叫声。好不容易挨到天亮，又没有水洗漱，我们灰头土脸满身疲惫的才又赶紧去车站等车。一直等到了下午，我们才挤上了一辆加班车回到桂林。

从那次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留在农村过年了。而且也知道了，以后不管出去哪里，都要开证明了。即便回到桂林家里，我也曾经遇到过半夜被查夜检查证明的事情。

　　过了年回到村里不久，队里接到任务，要派5个人去兴坪公社的大山里参加修大源水电站。为了尽快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我们两人也报了名，5个人中有一个副队长带队。谁知道，从村里到电站工地相距可能差不多有6~70里路。那天，5个人带着工具，挑着锅碗瓢盆和行李，从早上一直走，仅在兴坪镇吃了午饭。一路打听，到天要黑了才好不容易找到那里。到了大山下，已累得一身骨头架都像要散架了一样。经过队长与施工管理组联系，派给我们的任务是到山上挑土方修水渠，吃住都要在山上自己解决。当时坐在地上真不想起来了，但没办法，只能又挑起担子上山，在山上工地旁找了个棚子才歇下来。

第二天一早，5个人一起吃了早饭后，就开始去挑土方了。那时我才16岁多点，身体也还单薄，而且从城里到农村还不久，从来没做过这么高强度的体力劳动。100多斤的担子，在山路上摇摇晃晃的从早挑到傍晚，仅在中午吃饭时才休息一下。一天干下来，扁担把肩膀也磨肿了，两条腿也累得走路直打哆嗦，好想直接躺到地上了，已是欲哭无泪。第三天早上，那个队长看我们累成这样，也怕把我们两人累垮了，一起吃了早饭后，我们5人就返程回村了。这样，连来回一起三天，我们只做了一天活，却被累得过了好多天才恢复过来。过了几天他们重新又去修电站时，就没有再叫我们去了。

　　在我们这批同学来福利公社插队之后不久，学校又有一批同学来福利插队。其中有四个男同学被分配到福利公社最边远的龙尾瑶。他们听到是要到遥远的大瑶山后，就不肯去。当时公社武装部长生气的把手枪拔出来拍在桌子上，大吼道：现在是无产阶级专政，你们来农村就是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改造的，不服从分配就是抗拒毛主席革命路线。有个同学当时就吓得哭起来。没有办法，最后四人还是只好老老实实跟着来接他们的队长去了龙尾瑶。

　　在农村期间，大队支部书记是我们村的，他对我们知青还是很好的。有一年招收工农兵大学生，大队推荐我去。我当时天真的想，既然贫下中农推荐我去读书，自己也努力争取一下吧，满怀希望能圆自己的求学梦。

开始填表时，我又按照离开学校时老师指定的那样填，即家庭成分填“伪职员”，父亲栏就空着，并注明了从小和父亲划清了界限，一直就跟着母亲生活。但表交上去后不久又被退回，公社要我把父亲那一栏也填上，说即便父母离婚了也要填，而且还要写明离婚的原因。还是本着对组织不能隐瞒的原则，我就把我所知道的父亲的情况也填了进去。还天真的想，既然和父亲脱离不了关系，如果能作为黑五类的一个“可教育好的子女”被录取也好啊，因为这也是当时的一个宣传口号。结果是自己想多了，花了好大精力填好的表，交上去后，就如泥牛入海再无消息了。好悲哀，我连想做“可教育好的子女”都不够格。

　　在农村，每年的7、8月双抢季节，既要抢收夏粮，又要抢种晚稻，是一年中最累的时节。我们村的田在山外，离村里有几里路。通常都是天不亮就要吃早餐，随后就一起去田里收割稻谷，中午把谷子挑回村里，吃了午饭后再继续去收割。这段时间，我们最难的就是中午把谷子挑回来后，两个人就赶紧分工挑水做午饭。然而，往往菜还没来得及炒，队长又叫出工了。因为村民们家里有老人，或者大点的儿女这时也已放暑假在家里了，也可以在家里帮做饭，他们回家后就能吃饭了。而我们只能收工回到家后才煮饭，所以我们经常来不及做菜。为了赶着去出工，往往就是赶紧在砧板上拍碎几颗砂盐，加点生油拌饭后就狼吞虎咽地吃起来，然后挑着箩筐紧跑又跟着去出工了。正午的天气又热，连休息一下的时间都没有，有时傍晚回到家，困得往床上一躺，马上就睡着了。到这时，连饭也不想吃，澡也不愿起来洗了。

72年双抢时，因为下田收割太累，我就报名给队里晒谷子了。这样虽然工分少点 ，但是轻松多了，而且两人也可以有个人在家做饭。但是，由于我们村是在山窝里，周围都是高山，有一天正晒着谷子，突然一下，一大片乌云就飘过山头到了头顶。我们谷子还没来得及收拢，倾盆大雨就下来了。等收拢谷子并遮好后，我也被淋成了落汤鸡，晚上睡觉就开始头晕脑胀的发烧了。在屋里连着睡了三天，饭也不想吃，大家忙着双抢，也没人理我。吃了赤脚医生开的药，也没起作用。村里有人说可能是伤寒，弄不好会死人的。我听了也紧张了，感觉必须到医院看病才行了。但是要到公社即镇上才有卫生院，没办法，身体要紧，再远也必须去了。第四天一早，尽管我一身无力 ，还是一个人坚持走到了福利。但半路临时又改变了主意，心想在福利的小卫生院看病，即便看了病，拿了药，还要又走近20里的路回村，也不知道那药有没有效果。不如直接回桂林，还不用走多远，到大医院看病也好得快些。因此我就转到公路边等车，坐车又回了桂林。

回到家，外婆听了我的情况后，就放了些葱煮了一碗面条给我吃。还真奇怪，吃了热葱面后发了些汗，就感觉精神好多了，医院也不想去了。我就在桂林又休息了一个多星期才回的农村，这一年的双抢就这样躲过去了。

到73年临近双抢时，有一天大队支书跟我说，公社粮库要几个人去协助征收公粮，他们每年夏收时都要招三个人去临时协助两个月的。支书问我愿不愿意去，如果去，粮库是每个月给工资30元，我可以交18元给生产队，队里就给我记300工分，相当于平时出了30天工，自己还剩有12元伙食费。这等好事，而且还能名正言顺的不用参加双抢了，我马上就答应了。

在粮库的工作，我主要是负责看着农民把过秤了的谷子挑或扛到仓库里，并要他们沿着放置的踏板，走到谷堆顶上倒谷子。由于仓库里不通风，非常闷热，而且灰尘也大。以前负责这个工作的人，通常就站在下面或仓库门口，叫农民自己把谷子挑上去。而谷子要堆满仓库，要堆得有3～4米高，挑上去很费力，很多人都是挑到半坡就倒掉谷子了。这年我接受这个任务后，本着外婆从小教育我们的，做事不要偷奸耍滑，不要吝惜力气，力气去了还会来的，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尽力去做好。在仓库里，我总是对农民好言招呼，自己也一直呆在谷堆上，并随时根据顶上谷子堆起的情况，调整踏板便于别人挑谷子上来。自己也经常呆在上面，叫挑谷子来的人把谷子倒在低凹处，我再将谷堆高起的地方扒平，直到谷子平堆到墙上的标线处。由于那些农民看到我自己也在上面，大家也自觉的把谷子挑了上来。这样，谷堆面上经过我整平后，粮库以后就不用再请人来平整谷面，直接就可以在谷堆上铺设塑料薄膜，并施药防虫和防霉了。这样就节省了很多人工。而且仓库面积大，在堆满谷子后，要想人工扒平那么多疏松的谷子，难度是很大的。由于我尽心尽力的工作，粮库的领导对我很满意，以致后来连续几年粮库在夏收招人时，他们都要叫我去协助收公粮了。这样，在农村6年，我只有前两年算是在村里参加完了全过程双抢。

在75年初桂林地区粮食系统来阳朔县招工时，公社粮库所长还推荐了我。但公社党委考虑要尽量照顾年纪大的知青先，所以就让老三届的老高中生去了。

　　1974年国庆前中专招生，当时福利公社我们一起有四、五个知青报了名，后来公社也通知了我们到县医院体检，而且体检又都合格了。当时我们认为比较有希望了的，至少应该会有1～2个人被录取。国庆节刚过，我就赶回村里等通知。正好生产队又接到修阳朔龙头山水电站的任务，我还想到阳朔消息灵通一些，也就一起去修水电站了。谁知等来等去，还是没有消息。我们几个人，最终一个都没被录取，因为我们都不是根正苗红的人，而且没有后台。

在农村期间，大家都在想方设法，利用各种途径想离开农村。我也曾利用包括征兵、因病照顾返城和转点到郊区等方式，想离开福利，但都没有成功。从此，我对凡是需要政审填表的项目，都完全失去了信心。特别是以后看到那些家庭成分较好的同学，逐渐被招工进厂，心里更有说不出的自卑。

　　在农村时，还发生过这样一件糗事。当时村里有一个比我年纪略大、和我要好的青年何xx，他空闲时经常都会到我们住的屋玩。因他从未出个远门，有一次，他提出也想跟我们到桂林玩几天。但那次我们回桂林探亲时，他家有事，又不能和我们一起走。我只好和他约定，我们回桂林后的第三天，我和同插队的那位杨同学一起到汽车站接他，他在桂林玩的那几天就住在我家。

谁知到那天，我叫上杨同学一起去车站接何时，一直等到福利的那趟班车过去了，但没见到他。因为当时从福利到桂林每天就一趟车，当时沙子公路没修通，仅有兴坪一趟路过福利的班车，这趟车也不太准时，而且一般乘客多的话也不容易搭上，我们第一次回桂林时就没有搭不上车。因此当时没看到何，我们就猜测，可能他的事没办完不能来了。那年代还没有手机和公用电话机，因此双方也没办法联系。我们又等了一阵，兴坪班也到了，还是没有看到他，我们也没办法了，估计情况有变，他不来了，我们就分别回家了。

在桂林待了将近一个月后，我一个人先回到了村里。这时，何的哥哥见只有我一个人回来，就来问我，他弟弟怎么还没回来？我听了大吃一惊，忙问：“他还是去了桂林？我们两个人去接车时没看见他呀”。这时大家都惊慌了。

又过了几天，仍没见何回来。有一天出工中途休息时，何的三嫂还和别人说，她小叔已经一个多月了没音讯，不知道他已经死在哪里了。还说她晚上做梦，梦到他已经死了，蛆还从嘴里往外爬。说着还流眼泪。我在旁边听着，一直都不敢出声。

何有个哥哥是生产队长，他也来警告我，他弟弟从没出过远门，这次说好到桂林是在我家住的，人生地不熟，他不可能到其它地方去。并要我有什么隐情必须说出来。我只能一再说明，那天确实没接到他弟弟，而且我们还是两个人一起去接车的。队长看实在问不出什么，就到公社去报了案。

第二天，公社也把我叫去问话，要我把具体情况老老实实的交代。我就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又说了一遍。因没有什么证据，立案后公社就要我先回村里等候传唤，不准再到处乱走动。我这时真的是欲哭无泪了，到这个时候，我也开始相信何可能已死了。但也没有办法，自己即不甘心逃跑，也无处可逃，就只能任由处置了。心想，不要说以后再回桂林，可能今生就要被当成一个杀人犯了（那时还没有嫌疑犯的说法，公安办案时往往认定了后还会被屈打成招）。

偏偏那一次，和我在一起插队的那个同学，回桂林的时间又特别长，一直没有回村里。那段时间，我连个证明和商量、寻求安慰的人都找不到。每天晚上，一个人在屋里躺在床上，想着遇上了这飞来横祸，自己又是那么的孤独无助，脑海里翻来覆去，无法入睡，真的是惶惶不可终日、度日如年。

就这样又熬过了将近一个月。一天在村边出工的时候，突然看见何从村口走进村，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了，跑过去也顾不上问他，所有的委屈都涌了上来，当时真想捶他一顿出气，那时的心情真说不出是想哭还是想笑了。

晚上，他到我的屋来，把他这段时间的经历详细的告诉了我。

原来，他来桂林时没赶上福利那趟班车。因为已经和大家说了是到桂林的，他又不好意思这样返回村里，就又走到阳朔，才坐上了路过的班车到的桂林。

到桂林后没看见我们接他，就自己出了车站。由于当时全国都在搞备战备荒，他那天到桂林的时候，正好遇上市里进行防空演习。警报响后，行人都躲了起来，街上空荡荡的。他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一个人仍在街上走，这样就被工纠队抓了起来。他没出过远门，也不知道出外需要证明，因此也没有到大队部开证明。没有证明，他就被工纠队当做流窜犯送到了拘留所。进了拘留所后，也没审问他，直接把他押去和犯人一起修防空洞了。就这样一直过了两个多月，拘留所才提审他，随后把他送回到阳朔县拘留所。阳朔县拘留所重审问过他后，又打电话到福利公社核实，最后他才得以被释放回来。

他这次到桂林，结果就是来白做了两个月的苦役，但是却给我造成了从未经历过的恐慌。以后他再也不好意思和我说到桂林玩的事了。

　　知青招工被冻结三年后，从74年起，由于国民经济的复苏，工厂逐渐开始又到农村面向知青招工了。随着招工量的增加，对政审的要求也逐渐放宽。这时大家人心浮动，都在到处探听招工信息。

在公社当年的知青学习班结束时，公社管知青的邓秘书通知我和一个姓唐的同学，叫我们两个人马上到阳朔参加河池氮肥厂的招工体检。由于听说河池氮肥厂处于六甲偏僻的山区，离桂林更加遥远，我就不想去，但又不敢明说不想去，怕以后招工时公社就不给我去了。我就在体检时故意做假，平常我是不抽烟的，但那天在室外等待时，连着抽了两支烟，又憋气，憋得满脸通红。进去检查时，我的血压收缩压差不多到了200mmHg，因此招工的当时就把我刷掉了。到了75年4月份，河池氮肥厂又到福利公社招工。这次大队又推荐我去。而我这次不敢再弄体检不合格了，怕以后如再有招工时，公社和大队认为我身体不行，就不推荐我去了。这次我只能直接跟招工的说我是独子，不想去离家那么远的地方。最终这次就又没有去河池氮肥厂。

75年10月份，桂林齿轮厂和造纸厂一起到阳朔招工，而且要人的名额还蛮多，但这次大队却是推荐别人去了。我知道消息后，赶紧去找支书，希望也能推荐我去。但支书说怕我又不去，浪费了大队的名额。我就对他说，桂林的工厂我肯定会去的，因为是回家了。他就叫我准备好，如再要人就给我顶上。我赶紧又去公社，趁招工的目测被推荐人的时候，跟着一起进去。问完别人后，负责招工的齿轮厂卫生所的徐所长也问到了我，我就说，如果还在我们大队要人，大队就会推荐我上来了。由于齿轮厂招工的名额多，我们大队接着又推荐了我和另一个女同学到齿轮厂。这样，在插队6年后，我终于得以在75年11月18日被招工回到了桂林，至此才结束了我的知青岁月。

　　转眼半个世纪过去了，我们即将进入古稀。过去那段经历，时常还会浮现在脑际。毕竟我们的青春岁月，大好年华都耗费在那里。有人说，知青的青春无悔，我说那是讲屁话。悔得了吗？如果时光能倒流，谁还会去吗？当时是形势所迫，特别是我们69届的知青，即没文化，仅读完了小学，却被说成是初中毕业。插队时年纪又小，都是16岁左右，是历届知青中平均年龄最小的。在我们这届之后，基本再没有初中毕业去插队的了。而且我们这一届，家庭成分好的同学，能升学或进工厂，甚至到部队。而我们这些另类，既不是因为学习，也不是因为表现，仅是因为家庭出生的原因，只能到农村去。于是，街委会三天两头的上门动员，不能留在城里吃闲饭。我们如果不去农村，恐怕还会影响到父母的工作。无奈，只能把我们苦涩的青春，合着汗水和泪水，挥洒在了那片土地。即便我从农村回来多年后，还时常会在梦里，被又遭遣返回农村的场景所惊醒。

　　现在我们也老了，进入了怀旧的年纪。当年日子是难熬，但那已是过去的经历。现在回味也有趣，那也是我们特殊的青春岁月。我们这些插队的伙伴，在一起聊起当年的话题，已是笑声不断。现在大家还时常约起一起回去看看，我们曾经的蹉跎岁月，惟愿不要再重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