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15

东方博毅

日记和珍随

　　下乡前母亲给我交待了几个特别重要的事，除了别耍朋友外，还有一个就是不要记日记，因为她知道有些人成为右派反革命就是写日记惹的祸。在四九三队那半年，我根本就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记日记，所以她的话还是起了作用的，到川汉公路宣传队以后，时间精力都有了，她老人家的话渐渐被忘在脑后，冥冥中有个声音告诉我，这么有意义的生活工作，以后忘了实在可惜；从我十九岁生日第二天，我开始在高中毕业时，林同学送我的日记本上，写下了今天看起来，才觉得宝贵万分的第一篇日记。由于心中仍存顾虑，笔记中有些话是写给别人看的，今天读起来才觉得那充满幼稚，还装出少年老成的模样，让人忍俊不禁；但其中很多真实情节和准确的时间节点，能让我把那段正在变得模糊的青春岁月，完整无误地衔接起来。

　　写到这里我想起，送我这日记本的林同学，那时正在与我班一哥们儿耍朋友；她在扉页上写道：在柔软的沙滩上，可以毫不费劲地拾到各色各样的贝壳，但是要索取贵重的珍珠，必须潜入海洋的深处。这些朴实的话，真的是我那时的座右铭。还有那本贴满老照片，一直陪着我到现在的相册，是女同学刘永虹和陶玲琳毕业时送我的，最不幸的是一九七六年，刘同学在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因病辞世，这本相册里她那有限的照片，成为她曾经在纷繁人世间来过的最后证明，只要还有人记得，她就活在这世上，向她致以深深的谢意和哀悼！那可真是个才华出众，冰雪聪明的奇女子，难得的人才啊！那时和我形影不离的还有大大小小几本邮集，其中两本特别珍贵，是武汉伯父从民国时期开始收集，并整理成册特意送给我家的，但一九七八年我考上大学离开丰都前，把行李暂时寄放在公路宣传队一位家住丰都的老大哥家中，当我买船票回去时，看到那两本最珍贵的邮集，已被他只有四五岁的儿子从包里翻了出来，看着他那爱不释手的样子，正处在兴奋中的我，那时还真不懂得如何拒绝，当着他家人的面，在他不愿放手的僵持中，也不见大人说话，反倒让我感到有些尴尬，只好忍痛送给了他。这是我几乎无悔的人生中，后悔至今的一件事，那些邮票的珍贵程度还在其次，因为它承载了父辈已经远去的关爱、心血和记忆，用金钱或物质都是不能换取的。后来我教育儿子，绝不能乱翻别人东西，更不能夺人之爱，常会以这事为例！

求学与排练

　　刚到沿溪时，我们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去晨练，跑步、压腿、练功、吊嗓、吹拉弹唱、看书学习等等，一般情况下，大多数时间都在沿溪小学操场坝或河滩上进行，遇上下雨就在我们楼下的过道或礼堂舞台上就近锻炼，因为怕扰民，余勤的起床号被免了，我们寝室全靠我带的闹钟定时叫醒，由于那时业余文化生活缺乏，还为了节约用电，晚上九点钟，杜老师就早早地拉闸熄灯了，后来不知是谁先提出，五点钟起床，多一个小时练功的建议，居然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赞同。那一个个空气清新，万籁俱寂的凌晨，长江之滨，沿溪河畔，那最为勤奋，早起晨练的小鸟儿，一定非我们莫属，伴随着初升的太阳，我们这班少男少女，为自己奠定了面向未来的身体条件，养成了良好的生活习惯。那时的晨练，大家非常自觉，几乎做到了夏练三伏，冬练三九，早睡早起，风雨无阻；从县川剧团调来宣传队的三位老师，那时都只有四十来岁，有丰富的专业文艺团体工作经验，对我们的业务很放手，深知如何发挥每个人的长处和特点，尊重下属，知人善任，基本不对节目作具体干预，把我们的主观能动性，全都调动起来了。但在管理上他们非常尽职尽责，对我们不偏不袒，关怀备至，如父如兄如长的关爱更是走心。

　　队长陶老师要花很多时间在剧本创作上，他写的独幕话剧《路桩》在工地上很受欢迎；艺术指导王老师，脾气特别好，从来不跟人红脸，眼睛高度近视，看书报时差不多就贴近眼前了，再加上老花，所以他从来都是眯着眼睛看人，反而显得更加的慈祥；文化程度低一点的杜老师，说话比较耿直，干事风风火火，好些队员有些畏惧他。队员们在队里，几乎集编导演于一身，个人才华得到了充分发挥。从小学宣传队到中学宣传队，还有调演队老师教的那些基础训练方法，融汇了重庆六中、八中、廿一中、廿五中、廿九中等学校，多年传授给宣传队员们那些有关声乐、舞蹈、戏剧、曲艺、乐器等知识，在沿溪这一年，全都派上了用场，队员们之间互相学习交流，加上个人的勤学苦练，每个人在业务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和提高；听说忠县文化馆，有位从大城市下放到那里，姓张的声乐老师，毕业于正牌的音乐学院，我们几位主要从事声乐的队友，曾专门于周末乘船到忠县，去他家里讨教，得到了他非常热情和专业的指导，他教我们的好多唱歌技巧和方法，至今还在发挥作用。

2021年9月22日于重庆

（文中图片均来自网络，致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