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立编译馆

中国商业印章研究

“國立編譯舘民衆讀物編審委員會鈐記”木印，木柄，印面规格6.4厘米见方，通高12厘米，印文小篆隽秀流美。

国立编译馆是中国国民政府教育部负责文化书籍及教科图书编译与审查的学术机构。国立编译馆成立于民国21年(1932年)6月。馆址在南京市山西路，馆长辛树帜。

南京国民政府国立编译馆是在教育部编审处基础上筹建的，编审处处长辛树帜被任命为第一任馆长，于1932年6月14日正式成立。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10月国立编译馆奉令迁徙，先是迁至庐山，随后又迁至长沙。1938年1月，再迁至重庆。1939年5月，重庆遭日军疯狂轰炸，编译馆奉令疏散，又迁至四川江津县白沙镇。1942年3月，国立编译馆合并了教育部教科用书编辑委员会和中国教育全书编纂处，从白沙迁至北碚。1942年3月国立编译馆扩充改组后，教育部长陈立夫兼任馆长，原馆长陈可忠降为副馆长。陈可忠是一位化学家，1920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1926年获芝加哥大学化学博士学位，1932年6月14日国立编译馆成立后任自然组主任。编译馆第一任馆长辛树帜1936年辞职后，陈可忠接任馆长。梁实秋与陈可忠曾是同学，他称赞陈可忠能忍常人所不能忍，度量之宽宏当世无出其右，编译馆早年之擘画经营以他为首功。梁实秋主要是翻译莎士比亚剧作，杨宪益曾称赞他才华横溢，非常机敏，但并没有把学术工作当回事，翻译一部莎士比亚剧本只要十天工夫，译成后就再也不读手稿。梁实秋在北碚时还翻译了《咆哮山庄》、《西塞罗文集》等著作。

台静农于1938年避居后方，以沦陷区大学教授的身份在国立编译馆兼职，在白沙镇结识了陈独秀。陈独秀精通训诂音韵，打算以1932—1937年间在南京监狱中所撰《识字初阶》为基础，为小学教师编写有助于儿童识字的教科用书《小学识字教本》，欲借助台静农在国立编译馆工作之便帮他借书、油印、发行。台静农遂成为陈独秀与国立编译馆沟通的桥梁，1939—1942年间收到陈独秀书信百余封。在台静农的协调下，国立编译馆先后寄给陈独秀两万元稿费。1940年6月，陈独秀在江津城天天响警报、左耳轰鸣右脑阵痛的情况下，完成《小学识字教本》上册的编写，请台静农、魏建功随抄、随校、随改，前后持续近两年，使书稿更加准确完整。1941年10月11日，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写信给陈独秀，希望他将书名改为《中国文字基本形义》，陈独秀则坚持己见。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去世后，国立编译馆将该书油印五十本，分送陈独秀友人及在学界小范围流传。

国立编译馆藏书丰富，1937年时已有藏书二万七千册。

人们在北碚的生活虽然清苦，但聚在一起谈诗论艺、切磋学术，别有一番热闹。梁实秋的“雅舍”就经常宾客如云，高朋满座。1939年秋，梁实秋与清华同学、时任经济部秘书吴景超、龚业雅夫妇在碚青（北碚至青木关）公路旁的一座山坡上买了一栋新建的房子。梁实秋以龚业雅之“雅”字为房子取名“雅舍”。梁实秋曾于1940年撰成《雅舍》一文，称“雅舍”在半山腰，距马路约七八十层土阶，“雅舍”共六间，梁实秋用两间，吴景超夫妇用两间，其他两间由编译馆其他同事居住，房客先后有许心武、尹石公、张北海、陈可忠等人。梁实秋爱热闹，龚业雅亦热情，因此，月明之夕或风雨之日，“雅舍”常有客到。《顾颉刚日记》1941年7月4日即曾记载：“四时，到北碚。冒雨至雅舍可忠寓所，与梁实秋及龚业雅（吴景超夫人）谈。”

“雅舍”的常客中有方令孺、赵清阁、老舍、顾毓琇等人。方令孺和赵清阁住在“雅舍”斜对面不远处的国立编译馆宿舍楼上，方令孺戏称自己的住处为“俗舍”。老舍于1943年夏天后避居北碚，时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总务部主任，居住在蔡锷路四十四号（该院原是1940年林语堂所买，林语堂赴美后赠予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距离“雅舍”仅五百多米；老舍夫人胡絜青1943年11月中旬携子女至北碚后，在国立编译馆找了事做。顾毓琇与梁实秋、吴景超、吴文藻是清华同窗，1923年8月与梁实秋、吴文藻、冰心等人同船赴美留学，1943年以教育部政务次长兼任国立礼乐馆馆长，与梁实秋常相往来。吴文藻与冰心虽住在离北碚几十里的歌乐山上，但搭朋友便车至北碚时总是到“雅舍”欢聚。据梁实秋回忆，有次冰心至“雅舍”欢宴后，在册页簿上题字，称赞梁实秋最像一朵花，受到顾毓琇的揶揄：“实秋最像一朵花，那我们就不够朋友了？”冰心随即改称梁实秋是一朵培植尚未成功的鸡冠花。数天后，方令孺无意间见到冰心的题字，不明就里之下题字称赞梁实秋“虽外似倜傥而宅心忠厚”，将梁实秋比喻为风流淡泊的梨花。

1945年9月抗战胜利，避居重庆、北碚等地的机构纷纷复员。由于交通工具匮乏，经过长达一年的协商，国立编译馆人员于1946年5月才得以搭乘“怡康轮”启航返回南京。船上人满为患，又没有盥洗设备，卫生条件恶劣。更为不幸的是，机工加油时不慎将油泼出外面，由未熄灭的烟头引起燃烧，因风急浪大火势瞬间蔓延至“怡康轮”所拖木驳船，木驳船载有上海医学院公物二百二十二箱、私物一百二十八件，编译馆公物六十五箱（其中有三十七箱是图书）、私物十七件，全部烧毁沉没；十五名押运人员及眷属中，编译馆人员五死三伤。

“怡康轮”所载国立编译馆物品中有钱穆的《清儒学案》。蒋介石有意提倡宋明理学，下手令给时任教育部长陈立夫，命重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由国立编译馆承担此任务。国立编译馆遂邀请陈训慈与李心庄合撰《重编宋元学案》、李心庄编撰《重编明儒学案》、钱穆编写《清儒学案》。钱穆立志要遍读清儒诸家文集，读完一集始撰一稿，绝不随便摘抄、草率从事。钱穆至四川省立图书馆借阅文集，还请彭云生代为搜购清代关学诸家遗书，日夜尽力撰写此书，终于编成孙奇逢、黄宗羲等六十四个学案，亲手抄写四五十万字。当时生活清苦，他没有找人誊写副本，直接将原稿寄给了国立编译馆。国立编译馆请柳诒徵加以审读，柳诒徵遂自1943年2月25日起逐日审阅，在日记中摘抄原书，添加批语，前后长达十二页，并写成《审查〈清儒学案〉报告书》，称《清儒学案》“体裁宏峻，抉择精严，允为名著”。编译馆于1945年6月出版了《重编明儒学案》（上、下册）和《重编宋元学案》（全四册），两书前皆有陈立夫的《重编宋元明清四朝学案序》。至抗战胜利还没来得及排印《清儒学案》，只得将之装入木箱运回南京。没想到装载有编译馆物品的“怡康轮”失事，《清儒学案》被烧毁。钱穆后来曾打算重写《清儒学案》，但因为没有精力且兴趣已转移他处而作罢。“怡康轮”所载国立编译馆物品中，还有杨宪益从牛津运回的六七大木箱书籍、一些衣服和老家照片。杨宪益认为这些物品被烧毁实在太可惜了，但仍很庆幸自己没有在那艘船上。

国立编译馆于1946年中秋节返回至南京天山路旧址，此时的编译馆有员工二百二十人。1949年初，馆长赵士卿不辞而别，国立编译馆召开职工大会，推举杨宪益为新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