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南船北归》一一上海帮航业传奇人物的选择。

卢铭安

本《南船北归》续篇由72年前的美联社报道作引伸，1950年5月26日，由国共双方都认可的著名爱国华侨领䄂陈嘉庚旗下的南洋商报引用美联社报道：沪航业巨子陈已生谈上海已解除封锁，国军己弃守舟山群岛，新政权将恢复华北各埠的航线和外洋航线一一言外之意，这对滞港上海航运业老板群体充满商机。 为何当年称陈已生为沪航业巨子，当然那时没人知道他和其搭挡赵朴初与新政权的关系非比寻常，笔者认为他们是特殊的党的同路人，其实名称只是表象而已，实质上为谁做事，那才是真格。 这就是成立于1950年1月的上海市轮船运输业同业公会，由前上海市轮船商业同业公会、上海市汽船商业同业公会合并而成，过去这两家公会是公认沪航运业专业性权威协调机构，而陈已生担任了新一届主任委员，再凭他过往的资历和人脉，由他出面代表上海规劝滞港的上海船东北归是不二选人物。 由此本续篇将会浮现出上海或中国航运界历史上的应该记住的上海老底子发光人物： 郑良裕，中国近代航运企业家，最早的民营造船厂和轮船公司创始人。 陈己生，沪航业巨子，沪商名人，著名民主人士，宗教慈善者，传奇人生执行地下党事业。 赵朴初，曾任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民主人士和社会活动家，49年前利用名下企业执行地下党事业。 郑孙文淑，女船王，郑良裕长媳，郑氏航业的守护和延续女中豪杰。其子郑瑞祥，两岸三地著名船舶设计师，航运界公认的“为中国造船立了大功的人”。 杨管北，民国风云人物，沪台两地航运业先驱，台湾知名佛学居士。其子杨麟，台湾知名实业家，开创两岸往来的“联络人”。 朱启钤，中国北洋政府两任交通总长，爱国人士。中国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工艺美术家。中兴矿业、中兴轮船董事长。 钱新之，大银行家，曾任中兴煤业总经理，中兴轮船和复兴航业掌门人，交通大学董事校长，上海新闻报老板，纵横上海滩的风云之者。 🔽 南洋商报1950年5日26日首页 此话要从民国元年说起，浙江镇海人，中国近代航运业先驱郑良裕创立平安轮船局，地址在上海南市外马路214号，后改组公司，定名平安轮船公司，拥有海轮5艘，分别为平安、新宝华、平阳、宝华、康泰、平文等海轮，还有内河小轮30艘，行驶长江、沿海航线。 1933年3月6日，年仅41岁的郑锡棠（郑良裕儿子、上海《申报》称其为航业巨商），突然遭绑匪的枪击，不幸身亡，当时只有26岁的郑锡堂夫人，郑家长媳郑孙文淑独自挑起郑氏航运产业的重任，自任平安轮船公司、老公茂轮船公司、平安船坞、老公茂修船厂、裕新纱号等公司的总经理。次年，陈巳生经族亲，平安轮船公司帐房先生周结斋介绍，入该公司任副经理，开始进入航运业和商界。 到1939年，郑家还清所借70万银元，当时平安公司拥有沿海航运船四艘，内河航运船内十几艘，还有公茂船厂等资产。 陈巳生任职时，正值业务兴旺时期。但是好景不长，抗日战争爆发后，所属新平安轮被国民政府征用，沉塞江阴封港，大通轮沉于宁波。新宝华、平阳、大华等轮被日军掳去，并入敌伪“中华轮船公司”营业，陈已生不肯向敌伪登记，毅然脱离。后除大华轮外，其余船只均沉没。 上海论陷后，郑孙文淑曾以柔弱女子硬是与日海军武官对持十小时，面对日寇的淫威，坚决不签所谓租借合同，挫败敌方妄想并吞郑家企业，使其成为女中豪杰。 抗战胜利后，大华轮收回，民国37年1月，改组为公司，定名平安轮船有限公司，公司设在上海外滩中山东二路9号法邮大楼四楼，遂添置平安轮1艘（后被国民党政府征用军运）。截至1949年，该公司有船两艘，共2203总吨。上海解放后，平安轮停泊香港。 加入平安公司之前，即1927年，陈已生经基督教青年会推荐，游历留学欧美，1930年获美国俄亥俄州大学文凭。回国后，陈巳生担任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委员会助理总干事。1934年他作为上海航运业精英，出席了国民政府收回航权的联席会议，那一年他41岁，此时年轻有为的陈已生在上海的航运和宗教界已颇有名气。 离开平安公司后，1940年末，陈巳生应胡咏琪（民国“保险业大王”，地下党）之邀，到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任副总经理。公司有位谢寿天是中共地下党员，与陈巳生相处甚笃，经常一起参加进步社会活动。他们还同郑振铎、许广平、王任叔、雷洁琼、赵朴初等进步爱国人士聚餐。从这时开始，陈已生与赵朴初开始一搭一档，在上海滩搞出不少动静，人不知鬼不觉的为地下党完成了他人无法替代的作用，即使上海解放后，还担任了基督教长老会救主堂的董事长。而陈已生的挚友和异姓兄弟赵朴初也有着几乎一模一样的人身“复杂性”。 赵朴初，著名社会活动家、佛教人士、书法家、诗人、作家，安徽省安庆市太湖县人。 1907年11月5日生于安庆，1911年随父母迁回老家太湖县寺前河居住。早年就学于苏州东吴大学。1928年后，任上海江浙佛教联合会秘书，上海佛教协会秘书，“佛教净业社”社长。30年任四明银行行长，在他管理的四明银行发展迅速，分别设立了南京分行和总行房地产部，同时还清之前所欠旧账，呈现出欣欣向荣之势。但由于银行事务繁忙，为了专心佛事，他逐步退出了四明银行管理层，并于1935年皈依佛门，正式成为在家居士，自此开启了普济天下、文字立禅、翰墨结缘的传奇人生。 1938年后，赵朴初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理事，中国佛教协会秘书、主任秘书，上海慈联救济战区难民委员会常委兼收容股主任，上海净业流浪儿童教养院副院长，上海少年村村长。1945年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促进会。 1946年后，任上海安通运输公司常务董事，上海华通运输公司总经理。 全国解放后，50年左右，郑孙文淑携儿带女离沪赴香港，当时郑孙文淑仅42岁，手中只有平安轮，开始重振家业。经过多年苦心经营，在长子郑瑞琛(延益)协理下，56年注册了平安轮船公司，在香港再次崛起，鼎盛时期有巴拿马型散装船近10艘左右，郑孙文淑进入香港建成国际航运中心作出最大贡献的17位华人航运家的名录，并与董浩云、包玉刚两位世界船王并列的唯一的女船王，这也就佐证了郑孙文淑在航运界的地位，在航运界这一男人世界中，而妇女掌管航运企业经营大权者尤为难得，开创了妇女从事和掌管航运业的先河。为此，宁波的知名作家天涯和王耀成以郑孙文淑为原型创作了长篇小说“女船王”。 1988年2月20日，享有“宁波帮女船王”的郑孙文淑与世长辞，享年86岁。 1999年7月，香港郑家平安轮船公司结业，从创始人郑良裕算起，一百多年的起起伏伏创业经历值得深思和展望。有人提出为何后辈不延续百年“老店”式的航运公司，其实，当年郑良裕是从创立造船厂起家的，笔者认为郑家第三代改换“跑道”，重归其祖父的初始造船业。 郑瑞祥（延寿)，郑孙文淑的次子，1930年出生在上海，1952年考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造船系，以一级荣誉学位毕业后获得奖学金继续攻读博士学位。1959年博士毕业，成为当时香港极少数受过正规专业训练的船舶设计师。回国后即进入家族企业香港平安轮船公司，任技术董事，主管公司全部修船造船业务，历经15年，期间曾为董浩云造船高参。并自创郑瑞祥船舶设计咨询有限公司，在上海设有分部。并于1985年与上海江南造船厂联合设计64000吨巴拿马型散货船，也是中国中国改革开放后现代远洋集装箱货轮设计之始，外高桥累计签约80多艘该型船舶。外高桥造船厂被公认为是世界好望角型散货船建造中心。由此郑瑞祥名扬四海。2003年6月，外高桥造船公司开发建造的第一艘绿色环保型17．5万吨好望角型散货船，，该船是我国第一艘取得美国（ＡＢＳ）绿色入社符号的船舶，总设计师是郑瑞祥，被《中国船舶报》评为“为中国造船立了大功的人”，“他把顶尖设计交给内地”，称为“中国好望角型散货船”设计之父。 2012年至2014年，郑瑞祥将平生共计200箱，重达10吨珍贵资料文献捐赠上海交通大学船舶海洋与建筑工程学院，以期惠益后人，也是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史上最大文献捐赠。 🔽 女船王郑孙文淑 🔽 拼图三人合影中间者是郑瑞祥 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入租界，形势更加严峻，但经济却畸形发展，集聚在上海的社会游资急于寻找出路，美、英、法籍的保险公司都被日寇接管，而日资保险公司一时还替代不了它们。陈巳生、谢寿天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以宁绍人寿保险公司为基础，发起在沪华商各保险公司，组成了大安物产保险公司。1944年，陈巳生以大安保险公司名义投资关勒铭金笔厂，并担任总经理。他利用关勒铭金笔厂掩护中共江苏省委书记刘晓(化名刘镜清)、省委组织部长王尧山。他俩分别担任该厂常务董事和职员。而陈巳生本人在社会上的形象，正如当年龙文书局编辑《上海百业人才小史》所述：“对推销术学验俱丰云”。外界对他印象完全是位有地位的工商界人士。 1946年，上海著名的慈善机构“上海少年村”成立，其前身是上海净业孤儿教养院，赵朴初是村长，陈已生任常务董事，此时的陈巳生是上海工商企业界、宗教界的知名人士，他的名下有宁绍人寿保险公司、大安物产保险公司、关勒铭金笔厂、大安木村公司等企业，又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总干事。另陈氏家族名下有－美华轮船公司。 同年，在广东路153号(江西路口)成立了安通运输公司，由中共上海市委（地下党组织）提供部分资金，由美华轮船公司作底的沪航运业名人陈巳生，其兄长陈淼生和赵朴初三人持股数达33％，有若干拖轮和铁驳，还有十几辆汽车，经营运输、报关业务。总经理陈巳生，副总经理赵朴初，在同一个办公室，还有赵朴初名下的华通运输公司，陈巳生和赵朴初的办公桌就是面对面。一个办公室，两家公司，一套班子，连两家公司的发票台账都一样。 1950年1月，华通运输公司并入。3月，经清产核资，资产净值1.5亿元（旧人民币）；后由华东军政委员会贸易部投资6.5亿元，总计资本8亿元。经改组成立公私合营安通运输公司，经营沿海外轮代理业务。总经理、副总经理仍由陈已生、赵朴初二人分别担任。当时，公司代理第一艘外籍货轮英商安培轮冲破国民党封锁线，胜利驶入黄浦江之后，由该公司代理的其他外轮亦陆续驶进黄浦江。1952年，安通公司划归华东交通部领导。随后于10月间，全部资产及人员并入长江航运管理局上海分局及华东区海运管理局、上海区港务管理局。 1950年2月16日，舟山群岛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撒退到台湾，几天后，陈已生顶着沪航业巨子、商界和宗教界知名人士桂冠，谈论上海己被解除封锁，恢复的华北各埠航线充满商机，这一新闻由南洋商报(联合早报前身）采用美联社报道显示于香港社会，这股暖风使处于两难境地的滞港沪航运业大亨不得不作些决断，他们与陈已生或多或少都打过交道，昔日不是朋友，也是商界同行，在这些人心目中，民生人士陈己生的言行是可采信的，可惜的是陈已生去逝过早，没留下有关《南船北归》与往日旧友的只言片语，笔者只能从另星碎片的文字中寻找“可能性”，在国家个人的航运界重大历史关键时刻多多少少会有所表露，这些一切是否有信件往来，不得而知。然而，掌管中国航运公司的董浩云是当时两岸的重点争取对象，早年就是“蚁社”（左翼组织)骨干的董浩云，在抗战前后就与益友社(合并了蚁社）的常务董事陈已生、赵朴初相当熟悉，一起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至于陈己生是否曾赴香港与董浩云相见，至今为止的公开资料没有记载，当时台湾国民党盯的那么紧，以及后来的一切发展，笔者只能用董的挚友刘浩清的话，作一佐证：1950～1951年，他（指董浩云）的船队也往往开往大陆。这一切应是绝密，至于董浩云为何没有北归，也沒去台湾，而留港谋大图，将专篇铺述。 当然，董浩云非常想立根家乡上海，上海不仅有他亲朋好友，志取相同的同行，更有他值得信赖的挚友，其中陈已生和赵朴初就是名副其实的，可敝开心扉说知己话的人，1939年，董浩云曾全资委托赵朴初办的工华难童无线电培练班，全部由陈巳生联系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秘密送往温州再赴新四军。其中就有后来的上海市委副书记、上海市公安局局长杨堤，还有张太雷烈士（中共早期领导者）的小女儿张茜蓉。由此可见，没有过命的友情。三人不敢合做“杀头之罪”的活。 陈已生，1953年8月3日操劳过度病逝，终年66周岁。遗憾的是过早的离世，带着传奇一生的秘密进入天堂。 🔽 工华难童无线电培训班坐船赴新四军根据地 董浩云和他的船队部分留港发展，部分迁台的形式是众多滞港沪航业界大亨中的少有的特殊选择，而选择连人带船迁到台湾的有杨北管名下的益祥轮船公司。 杨北官，镇江人，幼年就读于鲍氏私塾，后考入润州中学读书，与李公朴同学。他在中学时，口才很好，曾获华东地区教会中学辩论演讲会第一名。润州中学毕业后，他考入上海光华大学，另－说法毕业于杭州之江大学。 中国航运界公认杨氏是30至70年代著名航运业前辈。1931年，被杜月笙称为“小开”的杨北管，联手杨志雄（经考试获得民国第一张船长证书，吴淞商船专科学校第四任校长）帮杜月笙获取大达轮船公司的管辖权，杜月笙任董事长，杨北管任掌握实权的副总经理，尔后又与拥有十几艘大通轮船公司成立联营处，在杨北管的精心管理下，1933年，又向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贷得白银六十万两，造成一艘可载旅客二千余人的“大达”轮船，生意极为兴隆，加强了杜月笙在航运业的地位。一年后业务由运河航线发展到江河联运，分公司遍及镇江等地，此时的杨北管依然成为航运界翘首人物。 1934年，在民国政府收回航权的联席会议上，出席会议的上海航业界精英，包括三北公司虞洽卿、大达公司杨管北和联安公司陈已生等二十几位专业人士。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支持抗战，用船沉江拒敌，余下被日军劫夺，损失严重。杨管北经香港到达重庆办理各轮善后事宜，还曾利用英美商名义，成立怡太运输公司，开辟南洋群岛航线。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转移内地，开展滇缅公路运输。直到抗日战争胜利，才重返上海操旧业。那时公司仅剩“大庆”“大豫”两轮，不过杨管北通过招商局总经理徐学禹的关系，承租了招商局接管的几艘小客轮，恢复了大达大通联运处，继续经营苏北航运业务。又将大达公司在抗战时期被日本飞机炸沉的客货轮，一一打捞起来修复，开辟了汉口至上海的航线。其中，大达轮在1948年投资20万美元大修后，代替江亚轮，在上海到宁波间航行。紧接着他又与三北公司、上海银行合作，成立益群轮船公司，购置海轮，经营远洋航运。 1946年7月，杨管北在上海广东路43号创办益祥轮船有限公司，本人任总经理，先后购入利民( 2496 吨)、福民( 1928 吨)、惠民( 5022 吨)、福南( 2290 吨)、福祥( 4607 吨)、福佑( 7069 吨)等货轮 6 艘，载重 34 962 吨，专营沿海及远洋航线，除自营船只外并代理同业船 8 艘，其规模进入航运业前列。也是杨管北经营航运业鼎盛时期。 上海解放前夕，大达轮船公司的“大达”轮迁往香港，杨管北随船去港主事。1950年8月，上海大达轮船公司带头加入公私合营长江轮船股份有限公司。同年九月，章士钊赴港游说杜月笙北归，顺劝杨管北回大陆，为祖国建设服务，也证实当时杜月笙和杨管北在长江轮船公司保有他们的股份，期间，杨官北曾嘱其秘书吴葆初自沪去港为之撰写自传，有为北归作打算的准备。然而到了 1951年，上海益祥輪船公司搬遷到香港皇后大道中公爵行215室时，因多种原因，杨与他的公司就留港了。 1952年，国际航运市场不景气，益群公司的海轮都是陈旧老船，难以在国际航运市场竞争，杨管北去了台湾，于1953年在台北市注册了益祥轮船股份有限公司，继续从事轮船运输业，担任了台湾轮船同业公会理事长，兼任复兴、益祥两家航运业公司的董事长，成为台湾航运业初期的领军人物。 在社会活动方面，杨管北担任过上海市轮船业同业公会理事，中华轮船业公会全国联合会常务董事，上海面粉业同业公会理事，曾任上海市参议员。1947年，又经面粉业推荐，当选为国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 杨管北50岁后崇信佛教，有很高的佛学造诣。其所设的“杨管北儒佛奖学金”，每年捐出10万元，使上千位优秀青年受到鼓励与恩惠。 1963年，在美国的杨麟回台湾接替了父亲，出任益祥公司的董事经理，到了1971年，益祥公司就剩一艘一万五千吨的旧轮专航中东线，开始在美国和台湾创办了不少实业，改革开放初期，入了美國籍的杨麟是少數能進岀大陸的台灣人，八十年代中開始他又擔任海峽兩岸的商務大使，1985年春·，离内地三十六年的楊麟首次回到上海，随后他到北京在人民大会堂获時任軍委副主席丶負責對台工作的楊尚昆接見，双方一拍即合，杨麟答应用他的人脈為祖国引入外資。以后为内地引进了不少先进项目，其中航运业之一，與世交卢作孚兒子卢國紀的民生集团合办重庆大达轮船有限公司並任副董事長，1995年又在重慶成立首家外资石化仓储的大班石化仓儲有限公司。 杨管北1977年8月1日逝世。所设立的奖学金，在他的哲嗣杨麟居士继续捐助下，每年仍然发放。杨麟也像其父喜欢行善，9O年代起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扶贫经济合作社，先后捐助达二百万美元，使内地中西部几万户贫困农户受惠。 🔽 杨北管 当年上海航运界翘首的中兴轮船公司是人和船一分为二形式走入历史。 1933年，枣庄中兴煤矿股份有限公司投资150万购买了轮船7艘、拖轮铁驳9艘，成立了中兴轮船公司。为了扩大航运规模，1937年7月，在上海派克路6号成立了中兴股份有限公司，第一任董事长是黎元洪之子黎绍基(重光)，总经理是民国银行家钱新之，鼎盛时有货轮9艘，拖轮3艘，小火轮1艘，加上驳船共19艘，总载重吨达46000余吨，成为全国著名民营轮船公司。其中，“中兴三号”轮船是公司近洋船队中较大的一艘，这艘客货两用船总吨位6000吨，可载重3300吨，载客850人，在当时的中国堪称“巨轮”。 公司在青岛、香港、南京、基隆、高雄等地设有分支机构，船舶行驶长江、沿海各埠及国外港口，主要业务是运载中兴煤矿产炼的煤焦，兼运其他大宗货物、旅客等业务。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军大举南下，给生产、运输蒸蒸日上的中兴公司带来灭顶之灾。为躲避战乱、保家卫国、抵御日寇，中兴公司于1938年4月29日在汉口召开董事会，作出决议“一致主张坚决反抗，决不与日伪合作” ！ 进入5月，在东海和黄海待命的日本海军舰艇，妄图攻占连云港后再攻下徐州。中兴公司总部决定撤出在上海和连云港的办事处，抢先一步炸毁码头、装煤机等机械设施，并炸沉停靠在连云港的“中兴号”、“大宝号”、“盖荪号”三艘轮船，用于堵塞航道入口，阻止日军舰进港！ 与此同时，公司同意英军征用航行于国外的公司所属鲁兴、毓兴、峰兴3艘货轮，参与抗击日寇的海上运输行动。 南京沦陷后，为阻止日军沿长江西进，按照民国政府的部署，为了防范日军沿长江西进，中兴把多艘轮船炸沉于长江航道。自抗战以来，中兴绝不与日寇合作的一系列沉船爱国壮举震惊全国，为此，《大公报》等新闻媒体高度赞扬中兴公司的民族气节和家国情怀。 抗日战争胜利后，钱新之、黎重光返沪主持公司复业工作，用贷款和英国将之赔款14万英镑向美国购入客货轮3艘（中兴、景兴、平兴），货轮4艘（昌兴、孚兴、永兴、启兴），主要航行沪青、沪台汕线。并用国民政府征用之轮船作价赔偿30万美元购船，参与合资的复兴航业公司。至1949年春，该公司共有大小轮驳20艘，3.6万多总吨。上海解放前夕，公司船只被国民党政府强征运兵南下，创始人钱新之和经理程余斋同赴香港，拟将业务重心转移香港，国共两党也同时加紧争取中兴公司及公司高层人物选边站，这对刚成立的新中国和溃败而移迁台湾当局，无论是政治层面，经济稳定和人才争夺都极有指标性和重要性，如下的简述就可一目了然。 🔽 钱新之／钱永铭 中兴煤矿是中国三大煤矿之一，也是当年最大的民族资本拥有的国内屈指可数的大型综合性股份制企业。至1936年底，已拥有3座近代化大型矿井和台枣铁路鼎中盐业公司和开兴成煤业公司3个大公司、发电厂、水泥厂、和兴钢铁厂、永兴炼焦厂和洛口木材厂5个厂，29个分销厂，大型码头有连云港码头、中兴码头，即现在的上海码头、浦口码头、江阴和武汉码头。其拥有的中兴轮船公司也堪称中国民营第一船队。 据现存股东名册，中兴公司发行股票后，股民有2600多人，股东包括众多军政要员和社会名流，管理层人物有如下民国时期的政商界咤叱风云大佬（直接参与《南船北归》人物）： 朱启钤，从政时曾是袁世凯登基大典的主办人，民国代总理，五任交通总长和一任内务总长，可谓北洋政府的“不倒翁”；人脉广泛，他是张作霖的亲家，周恩来的忘年交，蒋介石亲自为他斟酒；梁思成的前辈，章士钊的老友，王世襄的恩师，戴笠是他家的常客，他的外孙是共和国外交部章文晋副部长。他的一生经历了晚清、北洋政府、国民政府、人民政府四个历史时期，为我国著名政治家、实业家、古建筑学家、收藏家。 1920年后，朱启钤基本退出政坛，从事实业和文化事业，先后任中兴煤矿和中兴轮船董事长，为中兴轮船北归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钱新之，早年留学日本，为人处世外圆内方，在政、商、文教、慈善事业等多个领域，都有其影响力，因而在近代中国社会舞台上长袖善舞，人脉极广，头衔众多，颇负盛名。曾是国民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部务，浙江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曾任交通银行董事长及多家银行董事和协理，作为中国近代杰出银行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国近代金融业和银行业发展史上的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其凭借在银行业所做出的突出成绩，与张嘉璈、陈光甫、李铭被称为民国时期的"四大花旦"；黄炎培发起的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文化教育事业，几乎全部由钱新之予以大力资助的，1929年起，钱新之还担任了中华职业教育社董事会主席，从1936年起，他还任了四年多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兼董事。 在实业上，钱氏出任民生实业公司常务董事，太平洋保险公司总经理，尤其是从1928年起，钱新之出任中兴煤矿总经理、以后的中兴轮船公司董事长后，在其锐意进取的改革下，中兴走向最鼎盛时期。 上海解放前夕，章士钊先生也住在上海，与朱启钤交往甚笃。一九四九年国共和谈期间，周恩来副主席请托赴京的章氏写信劝说朱启钤留在大陆，不要去香港、台湾。 于是在1949年5月上海解放，留在沪的中兴董事朱启钤、黎绍基(重光)、周叔廉唐伯文等人便紧急磋商中兴轮船公司复运事宜，推举朱启钤为董事长、黎绍基为总经理。10月，朱启钤、黎绍基应邀赴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亲切接见，称赞中兴公司董事们的爱国行为。随后, 在得到人民政府鼓励支持，朱启钤，黎绍基运作下，降了“鼎兴”“远兴”两轮仍滞留台外，滞港的泰山(原名鲁兴5860载重吨)、临城(原永兴4675载重吨)、枣庄(原名铭兴2990载重吨)、台儿庄(原名景兴3850载重吨)、由香港北归时，假转英国船籍，分别经我交通部核准并担保获得中国银行贷借帮助，转道日本，先后于1950年、1951年回国。此外，中兴轮船公司在内地尚有“塘兴”浦兴”“沪兴”等4只拖轮及“浦壁”浦宜¨“浦飞”浦尔¨浦洁”浦琪”浦熈”7只驳船，交长江航务局代管运营。 1953年年11月1日，中兴轮船和海鹰轮船合并实行公私合营，定名为公私合营中兴海运公司。1956年6月，并入上海海运管理局、至此，中兴轮船完成了历史使命，同仁和船为新的中国航运事业再续中兴几代人的“振兴实业，强国富民”的追求。 原中兴轮船公司掌门人钱新之赴港后很低调，只在香港注册了“新闻报”社，有传说滞港初期钱新之和经理程余斋，愿把在台湾的“永兴”和“鼎兴”两轮牺牲掉，其余船舶北归。可从解放初期交通银行仍然保留钱氏的董事职位得到佐证，是否拿董事车马费不得而知，因为当时周恩来和蒋介石都在游说他站队，其本人也曾托人带话周总理，总理的回应是“既有困难，就不要勉强嘛。” 至于他最终定居台湾，这一偶然又必然的内情将在另本铺述。 1950年3月，原中兴轮船公司台北分公司经理徐志凡，以法人代表在台北注册了中兴轮船公司，任总经理。 1958年，民国风云人物，著名银行家，上海航运大佬，中兴轮船创始人钱新之(名永名)病逝台北，享年73岁。 建国初期，应周总理之邀，在外孙章文晋（曾任外交部副部长)陪伴下，朱启钤离沪赴京居住，1964年逝世，享年94岁。 🔽 周总理与朱启钤商谈中兴公司公私合营。 卢铭安落笔于悉尼。有兴趣者可加本人微信：lumingan96 寻人启事 俞伟民，男，北郊中学64届初中毕业生，赴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返沪，曾经家住武昌路新庆里（南仁智里）。崇明路小学校友在寻找他，请联系微信公众号（weir0222)，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