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忆中的小学时光

盛夏森林

前言：这篇文字几年前就写了大部分。存在草稿箱很久了，觉得有些模糊不清的记忆还是删除了许多图片和文字。最近看了一些同龄人写的关于“发小”的文章，让我羡慕不已。他（她）们从幼儿园、小学、中学一直都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军队大院儿。就像一家的兄弟姐妹。长大后各自工作，居家散落城市里的不同地域，难得一见。如今退休赋闲在同一干休所里照顾爸妈，见面的机会多了起来了。他（她）们三五成群时时聚在一起，故地重游，回忆往事，童趣再生，天真烂漫的笑容又一次绽放在他（她）们的脸上。这不禁让我回想起自己年少的时光，我好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发小。我在十二岁之前因为父亲工作调动的原因搬家、转学次数有点多，无论邻家小伙伴还是班上的同学刚刚相熟就分开了，有些记忆在时间的消磨中已经影影绰绰模糊不清消失殆尽了。

下面是正文

2019年新春伊始。

大年初六的下午，有那么十几位装甲兵大院儿长大的孩子们相约在装司大院相聚。

哦，～～“装司大院儿”，望着眼前巍峨的办公大楼，心情颇有点儿感慨万千。那是我儿时曾经居住过的地方……我努力地在记忆里搜寻着她当年模样……五号楼（筒子楼）光线昏暗的楼道，公共的卫生间，公共的厨房，简单的室内陈设，配给的家具……几乎家家如此。当时的装司大院儿里除了大门口的办公楼楼层稍高一点儿，院内大部分都是比较低矮的筒子楼。那时候我妈妈在位于复兴门的广播学院上班，奶奶经常领着我在装司大院门口的五棵松公交站“接”妈妈下班回家。后来父亲被派往长春市第五坦克技术学校（简称五坦校）工作。我们家就按要求搬出了装司大院儿。那一年我大概四、五岁吧。成年以后虽有时乘车路过五棵松，也只是远远望她一望，没有机会进入这所大院儿一睹她的风采了。

离开装司大院儿后我家搬到西城区鼓楼西大街附近的铸钟厂十号。那儿跟北海公园仅隔一条马路，奶奶经常会抱着弟弟带着我去遛北海公园。在铸钟厂居住的时候，我上了小学，那是一九六四年。西城区鸦儿胡同小学，只上到一年级的第一学期。我记得语文课本上最先学的汉字“日、月、水、火、山、石、田、土”。

留在记忆里的这个铸钟厂十号的四合院，现在已经被拆分成若干块儿。北屋是一个门牌号，当年我们住的西屋现在朝西就是临街开门了。六十年代自来水不是很普遍。吃水要买，一挑水2分钱，胡同里那位挑水人肩上略显的陈旧蓝色垫肩在我记忆里驻留几十年。

当年这个四合院里居住的都是军人家属。军人都在外地工作。留居在这所院里的都是军人的妻子和孩子们。北房住的是张月娥阿姨和她的儿子，她爱人姓马是回民。南房住两口子带着一个爱唱歌长着一对肿眼泡的小女孩叫金金，好像是转业军人在家等分配。我家住西房一明两暗的那种。西南角住的是邵军生家，东房住的谁家不记得了好像是一位老太太。东房后面一排是厕所。邵军生家孩子较多他妈妈还要上班，家里请了个保姆照顾。邵叔叔和北房的马叔叔当时都在西安的装甲兵院校工作。

一九六四年八月我家搬离了铸钟厂十号。搬到五棵松南的沙窝，这里有几排平房，居住在这里有的是转业军人及家人，也有军人的遗孀及子女。反正都是和军人有关联的居民。离这里最近的小学是海淀区的友谊小学。（现在也不叫这名字了好像叫培英小学）一年级的第二学期和二年级转到这所学校上学。在友谊小学加入了少先队戴上了红领巾。那时候沙窝一带很是荒凉，所有平房不过三、四排。北面是铁路，铁路北面是种了一大片树苗的苗圃，西边是马路，（就是现在西四环主路）东边是菜地。我家是平房第二排的西边数第一家。吃水使的是压水机。压水机在排房的东边。平房南边是一条挺深的水沟。常年哗哗地流着好像是工业废水，反正是灰不拉几的。上学要穿过家北面的铁路和一大片苗圃，铁路上经常停留着长长的火车车厢，为减少绕路经常要从火车轮与铁轨的空隙中爬过去。在这里认识了住在对门的张秀花她和我同年级。上学一起走。他爸爸是一名汽车司机开大型车的那种。因为体型较胖有了个外号叫“张大肚子”。还有住在同一排的李京梅，她比我高一、两年级，他父亲也是一位军人生前在装司大院里工作。她家四兄妹，她哥哥姐姐和弟弟。九十年代我曾去过沙窝那里，平房还在，看见一位老太太坐在轮椅上没有了双腿，我跟她打听李京梅，天呐，她竟是李京梅的妈妈，她告诉我李京梅是十一学校的教师。再后来那片平房被拆除了拔地而起的是京铁家园。一九六五年夏天我得了腮腺炎住进了302医院，以前都是奶奶给我梳头编辫子，住在医院里只能自己梳头了。开始总是编不好，编出来的辫子是反的，在一位比我大几岁的病友姐姐帮助下，我迅速学会了编辫子。二年级的下半学期没读完，1965年11月全家随军来到父亲工作的城市吉林省长春市。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到达长春。五坦校位于长春市郊外一个叫拉拉屯的地方。新家是一排十户的平房,门牌150栋9号。还记得这排住在4号的韩燕敏跟我年龄相仿她妹妹叫韩燕玲,5号刘军萍她姐姐刘彦哥哥刘伟他们的父亲叫刘雄,就是这个年长我两岁的刘军萍在我刚到长春的第二天就边拍打我家窗户边喊“小孩儿出来玩儿”。8号付春芳家。10号是教练营营长陈阿水家,他们夫妇是上海人,说起话来叽里咕噜,听不太懂。我父亲当时是教练营政委跟陈营长是工作搭档。陈营长家四个孩子仨男一女陈贵明,陈惠明,陈晓红,陈海明。后来我父亲率教练营进京,据说陈营长转业留在长春。

部队常年驻扎在郊区好像没有什么公交车路过，出行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当时家里有两辆凤凰牌自行车，一红一蓝。蓝车是从北京带过去的那是妈妈上班用的。红车是到长春以后买的 爸爸上班时用的。一到周末教练营的战士就来借自行车，骑车去长春市区内。

这里的小学校名称叫花园路小学,学生差不多都是五坦校子弟,有为数不多的周围农村子弟。一个年级也就一个班。一个班也就二十几个学生,校长姓吕是一位军人家属。我们班的班主任叫尹钟惠也是一位军人家属。课间操带领我们跳忠字舞特别认真。我在这所小学最光荣的事儿就是给英雄刘英俊的母亲献花。那是开展向英雄刘英俊学习的活动中,部队请刘英俊的父母和战友作报告宣讲刘英俊的英雄事迹,报告结束有一个献花环节,我和一位名叫张英杰的男生,上台给英雄的父母献花。那时我刚转学到长春不久,学校里的同年级、高年级学生,都很羡慕我。在长春居住四年，我读到小学六年级。那时我能背诵全文毛主席著作“老三篇”。…时间来到了1969年。

1969年文革已近尾声，装甲兵部队整合。五坦校的军人们又要听从上级的安排，奔赴新的工作地点。同学四年的小伙伴就这样又要分别了。

在长春的四年我领教零下三十几度寒冬的低温和一觉醒来大雪封门的境遇。被冻哭过😭手上至今留有冻疮的印记。每年只有短短二十几天的夏天时光。即使是那么短暂的夏日，在1966年夏天里用了一周时间学会了游泳。还用了几天时间学会骑自行车。

1969年6月22日（这个时间写在照片的背面）在五坦校院儿里的军人服务社照相部，就要分别了的几位同学商量着一起照了一张分别留念的合影。前排徐丽，张娜，后排我，姜华，孙丽君。在以后的五十多年里，我只见过姜华一面，她随父母来北京家在北京燕山区，据说后来嫁了一个外国（墨索里尼老乡意大利）人。跟张娜通过几次信，她家去了湖北。其他几位至今未曾谋面，也没有任何消息。……

父亲奉调回京。妈妈因为是国家干部身份必须办理进京指标才能回北京。此次回京妈妈留在长春未能和我们同行。三个月后妈妈进京手续办好，才回到北京。

1969年11月7日深夜我们乘坐的军用专列在呼啸的寒风中驶进北京“二战校”的铁路专用线。

甲06栋4号我在北京的第四个家。这是一排8户的红砖平房。中间是男女厕所和水池。操着大碴子味儿东北口音的我们，被邻居家的孩子们戏称作“土鳖”。

隔壁3号住的是吕昌莉一家。她家四个孩子名字的最后一个字分别是玲、莉、敏、杰。

很快我们被安排在大院儿附近的崔村小学就读。

我所在的班级是六年级四班，班主任刘玉娟。（崔村小学后更名为长辛店第八小学）。可能是由庙宇改造成教室的缘故，还被蔑称“破庙小学”😡最初上学的一段时间是住在隔壁3号的吕昌莉（她在六五班）帮助我们熟悉上学路线。每天上学放学都是她跟我们同行。吕昌莉是一个文静睿智的女孩，只可惜还没和她熟络起来她家搬到燕山区那边了，以后再也没有联系了。

虽然经历文革和多次转学好像对我的功课影响不大，小学的最后一个学年的一次考试中我得了我学生生涯唯一一次语文数学双百分，不记得是期中考试还是期末考试了。

临近小学毕业，长辛店地区有所有小学一起来了一次野营拉练。从长辛店出发一路徒步向南，途径南岗洼，长阳，东南召，窦店，琉璃河，大小十三里，百尺竿，……

小学六年辗转四所学校，从西城到海淀，再到丰台。离开北京，又回到北京。一转眼几十年过去了，那些留在记忆里的名字还比较清晰，和名字对应的影像却有很多已经模糊不清了，物已不是，人更全非。

这是后来大概是一九七四年，和张娜通信时她寄给我的照片。她是卷花头，以前只梳刷子，照片上她也梳起了长辫子。依稀记得地址是湖北省襄阳县……一分箱九连。

从一九六四到一九六九，匆匆六年，小学学习结束了。迈进求知的大门，正值文革时期，好在长春的花园路小学没有停课，教师正常教学，学生正常上课。小学的基础知识掌握的还算扎实。

哦～日、月、水、火，山、石、田、土…

哦～～远方的同学，孙丽君，徐丽，张娜，姜华，你们一切可好？也许你们的记忆里已经没有了我，也许再过若干年你们也会从我的记忆里消失，但是我要用这洋洋洒洒三千多字记录我的童年点滴时光，幻想着也许会有一天她们会看到，在字里行间想起点儿什么。……

完成于2021年8月22日

修改于2021年9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