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 style="font-size:22px;">八位大尉团长晋升少校</b></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center;"><b>文/赵文林</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58年秋天,武汉军区在河南明港地区,组织一次集团军实兵对抗演习,全军团以上指挥官都前来参观见习。当时由总参军事训练总监部肖克上将率领一个精干的工作组,协助和督导演习指挥。苏联军事顾问团也亲临指导和帮助。</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整个军事演习按照预定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博得了总部首长和苏联军事顾问的好评。当演习将要结束时,15军军长赵兰田向陈再道司令员报告,苏联军事顾问提出要检阅一下部队,得到了允许。总部领导和苏联军事顾问在军区和军领导陪同下,检阅了这支在朝鲜“上甘岭”战役中立下了赫赫战功的英雄部队,深感军容威武,步伐整齐,矫健豪迈,是一支很有战斗力的部队,肃然起敬。当行进间的检阅停止后到每个方队看望部队时,他们却发现有好几个方队站出来报告的团长是大尉军衔,苏联军事顾问疑惑不解地追问:“你们中国军队的团长为什么不给授予少校、中校军衔,而是授大尉军衔?我们苏联红军的团长,一般的都授予中校或上校,至少是少校军衔”。这时陪同看望部队的肖克部长便向赵兰田军长询问:“你们军里担任团长职务被授予大尉军衔的还有几位?”赵军长急忙回答:“总共有8位同志,之所以未授予他们少校军衔,不是因为他们能力差或者表现不好,而是因为他们资历浅、级别低或刚晋升为正营级级别。如丁长胜团长、田长锁团长、解立根团长等人。”这时翻译忙着将赵军长说的这番话讲给苏联军事顾问听,他们连连点头表示清楚明白了。</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当时我在武汉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军衔处工作,亲身经历了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情况是这样的:因为第一次开展授予军衔工作没有经验,总政干部部为了搞得稳妥,平衡全军授衔的标准条件,力求做到公平合理,便根据军委首长的指示精神制定两条供各级党委和政治机关掌握的政策界线:一是授予将军的,一般不能突破“三八线”(抗日战争时期人入伍的),必须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抗战时期入伍的个别任职高且德才优秀、战功卓著的,也可授予将军军衔,但必须从严掌握。二是授予校官军衔的,一般不能突破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必须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个别任职高且德才表现优秀、有突出贡献的,也可以授予校官军衔,但必须从严掌握。军党委正是根据上述精神,来评定和上报8位团长大尉军衔,经武汉军区党委审查批准的。</p> <p class="ql-block"> 在明港军事演习总结时,苏联军事顾问郑重地向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上将提出:“对这次演习中发现的8位大尉团长军衔偏低问题,请你们慎重考虑能否给他们晋升为少校或中校军衔,你们过于看重资历而忽视才能是欠妥当的。我们认为,8位大尉团长既然能胜任这个职务,就应该授予相应的军衔,否则,是不利于开展工作的,也不利于调动军官的积极性。”肖克部长也建议武汉军区党委和军党委迅速做出妥善处理。陈再道司令员、谭甫仁政委指示15军党委抓紧讨论研究,尽快报军区政治部干部部审查,并报军区党委讨论决定。事后,军区干部部钟文法部长根据政治部叶明主任的指示,督促军政治部将8位大尉团长晋升军衔和级别的报告送到军区干部部,以便审查批准。3天后,军干部处派张干事送来8份晋升报告表,并简明扼要地汇报了8位大尉团长的基本情况。8位大尉团长中有7位是双晋(由正营级晋升准团级,由大尉晋升为少校),一位是单晋的,只晋衔不晋级。我们军衔处在张昭剑处长率领下,发动组织全处人员分头审查,迅速拿出了意见,并报请政治部领导审,呈报军区党委审批。军区党委和首长非常重视,专门召开了常委扩大会议,审査批准了政治部的报告,圆满地解决了8位大尉团长晋升级、衔问题,充分调动了他们的积极性,促进了部队的正规化建设。</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1955年,我当时在干部处工作是正连级干事,按照我的德、才、资、级情况,经民主评议,组织审查,报请上级党委批准,授予正连级上尉军衔,年仅23岁,是比较年轻的。当时高兴得我好几个晚上都没有睡着觉,我深知这是党和人民给予自己的崇高荣誉,不仅十分光荣而且责任重大。于是,我暗暗下了决心:一定要加倍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荣誉,保持和发扬荣誉,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创造第一等的工作成绩,来报答党的培育和关怀,力求做一名优秀的军官。</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第一次授衔的审批权限是很高的,一般尉官都是大军区首长任命的。我记得,我们授衔命令是当时武汉大军区陈司令员下达的。授衔仪式非常隆重,按地区分片组织实施。我们单位、三部六局和技术通信学校,是在汉口通信技术学校礼堂,由大军区政治部组织实施的。授衔庆典仪式开始时,军区文工团乐队高奏《解放军进行曲》,随后由政治部叶明主任宣读命令,紧接着请军区政委谭甫仁讲话。庆典仪式闭幕后,举行盛大的宴会,军官们频频举杯互相庆贺,使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顶点。餐罢观看军区文工团演出的文艺节目,人们都沉浸在欢乐和幸福之中……</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按照当时的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尉官每2-3年晋升一次军衔;由尉官晋升为校官,每3-4年晋升一次军衔:校官晋将军每5-6年,根据工作需要和德才表现晋升一次军衔。越往上晋衔要求越严格,而且晋升的比例很小,难度很大。</p> <p class="ql-block"> 随着时间的推移,因工作需要,我被调往武汉军区干部部工作,在军衔处专门负责军衔和级别的晋升工作。按照军官服役条例规定的军官晋升年限,我由上尉晋升为大尉,又由大尉晋升为少校。后来,又被调到军区司令部办公室工作,截至1965年取消军衔制时,我担任大军区司令部少校副科长工作,被评为16级。 ■</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