丰城岁月

-汗-

开篇的话

人是永远成长的动物，老去的只是我们的躯体，而成长的是我们的思想。在人的一生中，我们总想尽力忘掉那些不快的东西，而常常回忆那些美好的东西，但不快就像水里的皮球,你想把它从记忆中按下去却总要冒上来，而美好也像水中的鱼儿经常在思绪间不经意跃出水面。

当我们开始回忆了，说明我们老了，也真正成熟了。面对家人我们回忆儿时的快乐，面对同事我们回忆工作中的酸甜苦辣，面对朋友我们回忆人间的恩恩怨怨，面对同学我们回忆学习的趣闻乐事。……人生就是这样度过的。

2016年，我在湖南郴州（湖南长鹿公司）工作期间，4月15日上午8点多时，阔别三十年的学生黄春琴加我微信，说终于联系上我了，原来她们通过百回千折，终于打听到我电话号码。我突感意外，但更感高兴。1983年我大学专科毕业来到丰城，1986年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丰城，屈指算来分别整整30年，同学们依然记挂着我，很是欣慰。岁月苦短，人生蹉跎，愿同学们不分彼此，与人为善，相互携手，共度人生，……

当我将这段话放在朋友圈时，第二天一早，同事丁娟对我说：龚师傅，早上看你的感悟，害的我错过站了！我始觉得，我的几个文字还是有个别人愿意看的，美好的回忆还是会产生美好的共鸣的。丰城的岁月虽短，但其间的点点滴滴还是值得回忆的。伟人的回忆叫历史，平民的回忆叫家史。历史改变世界，家史丰富情感。当年过半百，一个人静静而坐，慢慢回忆往昔，或因某一趣事而抿嘴一笑，或因某一过错而心生愧疚时，我们只追求欢乐，而不再追问对错得失，人生的心路历程由此而过。如此些许感悟，不觉已至天明，回顾丰城岁月，写下片言只语，权当个人存念，并与同学们分享。

正所谓:

人生何处不相逢，只因是否有缘分。片片回忆点点情，化作思绪到天明。

（一）结缘丰城

人生有许多巧合，就是所谓天注定。我与丰城及三中的缘分也是有点巧合的。

1983年7月，我从宜春师范专科学校中文系毕业回家等待分配。那时考取就意味着有稳定的工作，不像现在毕业即失业。农村人本份的尽乎愚蠢，根本不会想到分配时该如何如何，何况宜春是我第一次出的远门去的大城市，一个农村孩子从未见过世面，父母除了认识钞票(认模样)，斗大的字不认一个，根本没有任何关系可找，也没想着去找关系，所以就老实在家等着吧。

1983年新余刚从宜春地区分出，恢复地级市，需要大量人员，那时不管什么学校，毕业后就属国家干部，心想留在老家工作没问题，谁知半月后到当地教育局询问，被告知分在丰城，原来当年我们还属宜春地区统一分配，新余籍中文系同学有16人之多，没跑关系的就分出去了，为此心中很是怨了班主任一阵。

没办法去呗，而且听说在7月底前那怕7月31日报到就可领半月工资，所以还是欣然前往。但丰城在哪？不知道！有熟人吗？没有！不知我哥从哪打听到丰城拖船埠镇医院有一老乡符老医生（后来得知是有名的儿科医生），于是欣然前往。没有熟人朋友事先打招呼，但符老及夫人对我这个自报家门但从未谋面的老乡很是热情，并款我午饭，席间符老告之只知有个姓姚的老乡在丰城三中，要我去找找看。

午饭后来到丰城，一路打听来到三中找到姚老师。姚老师叫姚家俊，时任校教导主任，听后立马带我去县教育局，才知新余籍中文系同时分来4人。姚老师对人事科长说就分在三中吧，我生怕人生地不熟会分到乡下去，也赶快答应，于是我就这样与三中结上了缘。

后来才知道，从新余分配来丰城的有4位同学，丰中（简根平）、二中（欧阳小青）、三中（龚汗青）、拖船中学（蒋柳根）各一人。中文系80级有两个班，欧阳是二班的，我们三人是一班的。

正所谓：

刚入社会不知情，待家本份等分配。哪想人家早动手，随波逐流到丰城。

(二)印象三中

丰城三中实在是说不上美丽。不要说平坦的操场，也不要说明亮的教室，更不要说高大的教学楼，就连那唯一一条进校的马路，也是泥泞难行。然而却在我三年半的生涯中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三中坐落在县城边缘105国道旁，从国道旁进入校区，连接教学大楼，有一条二、三百米长，四、五米宽的泥巴土路，是学校唯一一条马路。然而，这条马路承载了三中日常生活教学的主要功能。这是一条繁忙之路，承载了三中每天一千多师生的出行；这是一条迎送之路，每当上学、放学时，老师们就会站在教学楼的走道上，迎接学生的到来，目送学生的远去，卸去一天的疲惫；这是一条运动之路，由于操场地势低洼长期积水无法使用，马路就成为同学们课间活动和上体育课的场所，也是校内家属散步的唯一场所。我想，没有哪个学校的马路会有如此多的功能了。

进入校园，马路的左边是操场，一圈下来大概800米。与其说是操场，不如说是一片沼泽地。上半年雨水多，水草茂盛，操场成为附近农家鸭鹅栖息的好去处;下半年干涸，草儿长及小腿肚，附近农家的牛儿进来，虽不能呈现“风吹草低”的景象，却也有“见牛羊”的味道。

马路的右边是水洼地，靠近路旁地势稍高处修建了几个乒乓球桌，但基本被水淹着无法使用。紧挨着的是水塘，连接旁边的一条小河道，每当春季鱼儿繁殖之时，还会看到鱼儿跃出水面，真是“正是河豚欲上时”啊，试想，还有哪儿有如此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校园么？在水塘和河道连接处有一小块高地，建了一个厕所，有一条小路和教学楼相连，发大水时，厕所就成为水中孤岛，师生们如厕都成为问题。

进入三中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幢三层的教学楼了，以楼梯分为三隔，两头每隔2个教室，中间一隔4个教室。楼梯是从前面搭建上去的，两头一边一个，靠楼梯的地方房间小些，光线也差些，所以设为办公室，这样就避免了占用本已不多的教室空间。每个年级四个班，全校大概二十四个班，一千五百人左右，与现在一般的乡镇中学差不多规模。

教学楼的后面是一栋2层的教师宿舍，每层大概十几个房间，前面是走廊，楼梯从中间分开。单身汉一人一间，家属可2-3间。宿舍和教学楼中间也被水隔开，中间有一小桥相连，水里浮萍水草丰茂，间有鹅鸭串游其中。

宿舍的后面是一排低矮的简易平房，由于房间有限，只有结婚了家庭人口比较多的人家才能分到一间，作为厨房之用。平房的左边是一栋二层小楼，是为学校食堂。

再后面就又是河道了。

三中是简陋的，简陋到只有一幢三层的教学楼，一幢二层的单间小楼，外加一个厨房和一个厕所，哦，校门口还有一个传达室，这就是当时三中所有的建筑物，此外再无一砖一瓦。就是这样一所学校，老师们兢兢业业，学生们认认真真，校园的上空飘荡着悠扬的唱歌声，教室里起伏着朗朗的读书声。师生们不以校耻，不为己悲，共同谱写着一个个教书育人的美好篇章。

三中是1980年建校，所以我可算是老资啦。第一任校长向阳，是一个南下干部，我来时已退休，但还天天上班。第二任校长陈桂芽，我来时的校长。第三任校长袁建林，来的时候我准备调走。据说第四任校长是熊才卫，这小子和我一起进三中，进步蛮快的嘛。现任校长黄鸿，比我晚一年分到三中，是1984年师专分配来的数学老师，不知是第几任校长了。

三中是简陋的，简陋的像一所乡村小学;三中是朴素的，朴素的像一个劳作的场园;三中是自然的，自然的像一幅山野画作。当繁华阅尽，现在人们所追求的不正是简单、朴素、自然么？离开三中整整三十年了，期间只短暂地去过一次，也经历过一些人和事，也许像初恋令人难忘一样，三中是我初入社会的地方，离开三中之后，却经常梦回三中。

正所谓：

简易学校简易楼，更有鹅鸭和牛羊。自然一幅风景画，几回春归梦里来。

(三)同事之谊

三中是所新建的中学，学校规模不大，那时我国的经济还不很发达，所以学校的建设是简陋的。因为新建，所以老师们来自四面八方，也就没有同事久了以后而形成的你恩我怨;因为简陋，所以老师们一视同仁，不分彼此，共同渡过艰难时期。

那时的三中只有一幢三层的教学楼，每个年级四个班，全校大概二十四个班，一千五百人左右，所以教职员工不多，全校教职员工大概五、六十人，时隔三十年，许多老师的名字也记不得了，在此回忆一下，有多少记多少，也有可能记错。语文老师:揭杏秀，葛名扬，黄相根，熊志英，徐勇，范春顺，刘艳娇，龚汗青。数学老师:罗来泉，姚家俊，熊才卫，陈胜辉，李冬平，杨建国，黄鸿，谢春兰，夏明智(后来娶了他的学生)。英语老师:黄碧琴，邹白玉，邹玉霞，毛艳华。物理老师:徐水根，周俊华，吴春波，陈育华。化学老师:喻新年，周光宇。历史老师:史志明。音乐老师:傅瑶华（我一直认为董文华象她），崔辛泉。体育老师:游沧海，邬多娣，谢岚。政治老师:向阳，袁世杰，陈根芽，鄢清德，徐欠根。地理老师:龚秋芳，邦根珍。厨房:蒋师傅，赖春香。还有那个吊儿郎当的吴飞如，还有一个腼腆秀气女孩似的是谁呢？已经不错了，记住半数以上了。

熊才卫是和我同时从宜春师专分来的，那时学校住房紧张，只有家在县城外的人才能住校，熊才卫老家袁渡乡的，所以我们两人住隔壁，天气好的时候，我们几乎每天晚饭后都去散步。第二年，刘艳娇分来，一开始我们三人会一起散步，慢慢我就发现，这小子经常找不到人了，有时在房间也说有事，好在后来黄鸿、徐勇他们也来了，就和他们散步，才听说熊、刘两人搞对象呢。也难怪，你说全校就这么一朵花儿，那么多牛粪，那个不想把臭气变香气让花儿插上来呀。据说喻新年也想折花儿，不知是力气不够还是香气不够，反正熊才卫捷足先登，很快就将花儿插自个儿粪上了，夜长梦多啊！

李冬平和崔辛泉，两人都“丁块”（指消瘦）样儿，恰里鬼瘦，那时男人流行长头发喇叭裤高跟鞋，两人为了显示自己身材高挑，头发越来越长，裤子越来越大，鞋子越来越高，走起路来就像踩高跷似的，如果不是受老师职业限制，他们真会套着高跷上班了。陈胜辉也住我旁边，个子不高，人很聪明，鬼点子多，又教数学，应验了那句“十矮九鬼”的传说，听说后来不多久就离开了学校，不知去哪干啥去了。杨建国比较内敛，说话有点看似脸红，长得比较标准，按现在的说法属于“颜值男”了。熊才卫有点虎背熊腰，从他“摘花”及后来很快就成为校长，可以看出身手不凡。当然我和三中的所有老师关系都较融洽，但这是我在三中玩的比较近的几个兄弟了。

那时我的房间可能是三中最具人气的地方了。从单身楼的东面数起，一楼的第二间就是我的住房，十几个平方，一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再停辆自行车，就没什么空地了。所谓有人气表现在这么几个地方:一是自行车停放场所。那时有辆新的名牌自行车就相当现在的奔驰宝马，稍不留神就被偷，偏偏李冬平、黄碧琴等都是有钱人家，不是凤凰就是永久，为保安全都停放我家。二是影视场所。学校有台彩色电视机，又没有会议室，大概考虑一方面我是单身汉，二方面我是外地人也“偷”不到家去，所以放我这里大家不会有什么意见，结果都挤我家看电视搞的人满为患。《春光美》是我最喜欢的歌，但我不是从春晚香港歌星张德兰处知道这首歌，而是当时电视上一个什么文艺节目，一位天津纺织厂女工蔡丽丽演唱这首歌而知晓，她给了我深刻印象，现在《春光美》的音乐一直是我手机的来电铃声。三是活动场所。由于我是班主任，学生们总喜欢往我宿舍跑，不是问作业就是告状，中午想休息下总有人敲门，尤以女生为多。有次咣当一声把门冲开，几个男学生扛着一捆甘蔗进来了，直接把人激动的热泪盈眶。

在三中所有的女老师中，黄碧琴绝对是个你想忘也忘不掉的女性，不是说她美丽动人，也不是说她才华横溢，而是她那没心没肺大大咧咧的性格。这是一个性格非常开朗的女性，你在三楼一定会听到一楼她的笑声，你还没笑她就一定哈哈大笑了，你就怀疑她哪里有那么多好笑的东西，所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是也。我们是一个年级一个办公室，也许我是外地人的缘故，黄老师对我比较关心，经常会带点吃的来与我分享。我的房间是不设防的，她每到学校，自行车总是竟直推进我的宿舍(当然其他人也同样)。我们同在一个办公室二年，结下了很深的友谊，但到初二的下学期，一件事却使我们很尴尬。一天陈校长找我谈话，说要我们保持距离注意影响。我一听就意识到直接原因可能是前二天的缘故。黄老师是老校长向阳的儿媳，丈夫在南昌工作，有一个儿子，家住二中。三中的老师晨练一般都沿着105国道往二中方向跑，那次我从二中往回跑的途中，正好碰到黄老师上早读，她便跳下自行车，由我带着回三中。三中就那么一条道，自然会被人瞧见，加上平时我们关系就不错，由此被人误解，但自此我们就不自然了，我没教初三直接到高一，见面就少了，我调回新余时也没和她作别，此后再无相见。后来听说跟着丈夫出国了，再后来听说她去世了，真是令人万分惋惜。但愿她的笑声永驻人间，感染天国之人。

正所谓：

同亊之间情谊深，也要界线讲分明。稍不留神被误会，徒将遗憾留终身。

(四)师生之情

从社会情感的角度看，人与人之间无外乎四种情，一种是家人之情，一种是朋友之情，一种是同事之情，一种是同学之情。家人之情是与生俱来的，没有高低贵贱贫富之分，所谓血融于水，是无可替代的。朋友之情是在不断地淘汰组合中形成的，所谓吹尽黄沙始到金，一旦成为朋友，便历久弥坚。同事之情是比较复杂的，人世间那些最丑陋的尔虞我诈、勾心斗角、二面三刀等等往往都在同事间发生，能够产生情谊实属难能可贵。同学之情是人生中最纯洁的情谊，尤以中小学时为贵，他们还少不更事，没有世俗的掺杂，没有利益的熏染，是除亲情外一生中最值得追忆和怀念的情谊。

与同学之情相伴生的，还有一种师生之情，不管他今后多高位，不管他今后多富贵，即使是十恶不赦之人，也不敢忘了他启蒙时代少年时代的老师，这就是老师--这个既普通又独特行业的魅力之所在。中国社会总的来说是尊师重教的，偶尔也会出现不正常的情况，很不幸的是，我踏入这一行业时正属于“偶尔”之时，那时社会很看不起老师，结果利用调动之机离开了这一行业。

但三年半的教师生涯，我与同学们的情谊还是不错的，有许多值得回味的地方，现在想来还是颇觉欣慰。

我那会儿比大的学生也大不了五、六岁，加上性格比较随和，和同学们的关系处的很融洽，但正因如此，所以说话没有“杀气”，老被学生“欺负”。比如上课时，有的学生故意做个鬼脸引你发笑，一旦笑起来了场面就不可收拾，全班便呵呵大笑起来，甚至此伏彼起达几分钟，当然这是善意轻松的笑。有的笑就怀有恶意，故意气人的呢，比如批评某一人或某一事，越批越僵，和你顶牛，你越气得脸红脖子粗，他越起劲哄笑，为此没少被气哭过。这时我也耍性子，回到办公室罢课，时间长了同学们也过意不去，就会有负责任的班干部过来道歉请老师去上课。

当然这种情况还是极少数，更多的还是愉快的时光。比如周末走在大街上，同学们左一个老师右一个老师地叫唤，你就会感觉到老师职业的光荣。遇上端午节、中秋节，同学们会从家里带鸡蛋、糯米果子、中秋月饼等来祝老师节日快乐，你又会感觉到学生们是那样亲切可爱。丰城人是有点“野蛮”的，学校附近的丁家村很多在大街上拉板车的，有一次周日我骑自行车上街不小心挨到一辆板车，拉车的大概听我是外地口音竟然要我赔10元钱(那时一月工资才49元)，正在僵持不下时，来了三个班上同学，不由分说就用丰城话对拉车的一顿数落:这是我们龚老师，你丁家人拉个板车还了不起撒！你还要不要到我们老师那里去读书撒！……弄的拉车人灰溜溜地走了。

有两件事现在还记忆犹新。一次是初中时学生送甘蔗。丰城是甘蔗的主产地，到了甘蔗收获季节，解放路上、105国道上就会铺上一层厚厚的甘蔗皮，踏上去颇有走在地毯上的感觉。那时，一根手腕样粗比人还高的甘蔗仅卖五角钱，甘蔗成为那个季节的主要零食。一天中午，几个男同学掮着一捆(10--12根)甘蔗往我宿舍走来，老远就叫：老师吃甘蔗啰！让旁边的老师笑个不停。另一次是高一时加餐。为了换换口味改善伙食，我买了个煤油炉有时自己烧点菜吃。有一次不记得是什么原因，几个同学买了一大堆菜提来说要在我这里吃饭，下课后来了七八个同学，洗的洗切的切，还将隔壁陈胜辉老师的煤油炉拿来一齐炒菜，把个小小的走廊围了个水泄不通，忙了个不亦乐乎！

最头疼的是这种学生，成绩一般又不遵守纪律，但他对老师又特热情特礼貌，有的同学特别是女同学比较羞涩见了老师会绕着走，他不但不绕着走还会在几十米外就高声叫老师的名字，让你对他又爱又恨。有个初中男同学就是这样，家住在学校不远处的江西化工机械厂，个子小巧，聪明伶俐但成绩不太好，上课还爱做鬼脸故意逗老师笑，父母为了叫老师管住他，特地请我上家吃了二次饭，结果吃人嘴软安排他当了个组长，还是管不住自己，没两星期又把他撤了。

但有一件事至今想起来还心生愧疚。还是初中的时候，有个男同学违犯纪律累教不改，有次狠狠地打了一巴掌将脸打肿了，晚上校长带着学生和家长找到我要求道歉，看着肿的老大的脸我也很难过，当面道了歉，那想第二天一早上早读课时，刚一进办公室，家长带着学生又来向我认错。我想，人与人之间就是在这种互相理解互相包容中，我们的社会才会变得如此和谐圆满。这是我三年教学生涯中仅有的一次打学生，使我一直很愧疚，这位学生好像姓朱，如果还能有机会见到他，我想再一次说声:对不起！

岁月的流逝都是在不经意间度过的，不管是欢乐的还是苦难的。年轻时以为岁月悠长，不会刻意去注视岁月的脚印;年老时觉得岁月短暂，常常寻着脚印追忆岁月。

2016年5月4日，在家翻到了一本相册，保存了在丰城所拍的一些照片。这是一本老式的相册，家家户户都有，从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珍藏了中国家庭半个世纪的美好回忆。

这本相册是1986年12月我调离丰城三中时，刘国红、肖湘丽、罗美英、黄春琴同学送我的纪念物，当时同学们有的送钢笔，有的送笔记本，有的送相册等等，由于多次搬迁，大多没有保存下来，只保留了三本相册，除了四少女署了名的这本相册，另外还有二本没有留名只留遗憾了。

感谢四位美丽的少女，是你们使照片得以好好保存，丰城的岁月也历历在目。

正所谓：

少不更事最可贵，不为世俗和名利。三十年来苦思寻，共叙人间师生情。

(五)自行车与走后门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国才刚从“十年动乱”中走出来，经济基础还很薄弱，人民生活还很贫苦，商品供不应求。那时，大宗商品几乎都要凭票供应，布票、粮票、肉票、烟票……，而且即使有票也不一定买的到。

那时，普通工人的工资也很低。1970年时，感谢我那当大队书记的伯父，一个“吃商品粮”的指标落到了我哥头上，他当时的工资是17元，到1983年我参加工作时他才21元，所以要想买只“上海”手表得赚二年的工资。

1983年我刚参加工作月工资就有49元，比我哥辛苦工作了13年的二倍还多。那时学校毕业出来的都叫“国家干部”，干部和工人的差别这么大，可见国家公开的等级制度就那么明显，腐败愈演愈烈也就不足为奇了。

到了1984年，经过一年的积蓄，我就想买一辆自行车了。当时自行车排前三位的是上海产的“凤凰”、“永久”和天津产的“飞鸽”，相当现在的奔驰、宝马、奥迪。想想，那时存一年的工资可以买一辆相当奔驰级的自行车，现在要买一辆奔驰存十年也买不起，人民币贬值的也没影儿了吧。

计划经济时代，有二大公司可不得了。一是专门销售自行车、缝纫机、电视机、手表等高端消费品的五金交通机电化工公司，简称“五交化公司”;一是专门销售农村农副产品的公司，简称“副食品公司”。如果家里有人在这二大公司工作，特别是又有一定职务的话，那家里的生活可不是一般家庭能比的，不是说他们可以贪污，而是说老百姓买不到的他们可以先买到，还可以优先买到一些降价的食品。那时有一个名词，把这种便利与特权叫“开后门”！

所以，对我一个没有“关系”的外地人来说，要想在那时买辆名牌自行车谈何容易。而同一款自行车，又有不同型号，产量最多的是载重型，一个大支架，链条露在外面，有时会把裤管圈进去。后来就出了一种把大支架改成一根小铁棍的侧支架，链条全部包起来的轻便自行车，俗称“包链车”。再之后，由于“包链车”一开始都是28寸的，为了女同志上车方便，又出了26寸的，这样个子高的坐在车上脚可以踮地上，安全方便了很多。当然，价钱也是一个比一个贵哟，一辆女式轻便车差不多可以买二辆载重车了。

三中那会儿年轻老师多，而且大部分是住县城里，所以男老师一般是28寸，女老师一般是26寸，以“凤凰”居多，“永久”次之，“飞鸽”主要是北方市场南方较少。那时的五交化门市部里，几排载重车后面才会夹杂着几辆轻便车，这么美丽的“凤凰”可不是什么人都能弄到手的，要想“永久”拥抱它，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哦！

但人都好面子，我也打定主意要买辆名牌车。可怎么买呢？求同事不行，人家后面还有七大姑八大姨等着排队呢，看来只有打学生的主意了。好在我当了班主任，找学生家长帮忙还是有一定优势的，一般任课老师家长不一定“买帐”呢！

把学生档案拿来一翻，还真翻到了一位女同学父亲单位登记为五交化公司。这位同学叫邦巧珍，学习成绩还可以，好像还当了个组长什么的，否则叫人家帮忙，人家提出关照自己的女儿，而成绩总提不上可不好意思。当下打定主意，利用一个找学生谈心的机会，向邦巧珍同学提出了请她父亲帮忙的要求，当然目标是“凤凰”或“永久”牌28寸包链自行车。

一个星期过去了，邦巧珍同学还没有反应，既没说行也没说不行。要知道老师特别是班主任老师提出的要求，同学们一般会积极催父母去办的，可这小姑娘没一点反应，我又不好意思去问。又过了个把星期，邦巧珍同学悄悄地对我说，父亲请老师晚上到家里坐坐。

班主任有“家访”的义务。吃罢晚饭，按时来到邦同学说好的大概地方，她当然在那儿等。寒暄几句后，邦父说：实在不好意思，公司经理外出才回，没落实也不好给老师回话。昨天找到经理，经理说老师的忙还是要解决的，但轻便车非常紧张，只能解决载重车，而且解释载重车里永久的比凤凰的好，问我怎么样？我当然同意啊，就永久载重吧，总比杂牌子车更有“脸面”哦，我那老乡三中教导主任姚老师后来还总想要我卖给他呢。

原来，就五交化公司来说，经理一级每年才有个把“指标”，普通员工二年能分到一个“指标”就不错了，想买轻便车就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了，即使是载重车，也是一个多月后才提到手呢！

正所谓：

计划经济计划算，买啥都要购物券。老师无奈找学生，别说我是耍特权。

(六)冻米糖与灯芯糕

在丰城的岁月中，要说印象最深的地方特产，当属冻米糖和灯芯糕了。这两种糕点其实从小就吃过，特别是冻米糖，过年时家家都会做，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小时候吃的机会有限，现在参加工作了自己有钱了，想吃就吃，自己成为零食的主宰，按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爽。

那时食堂油水少，不像现在吃点就饱，而且到了晚上就感觉饿。说到食堂的师傅，他们可神气着呢，自己能够吃饱喝足不说，碰上“聪明”的还隔三差五的可以偷偷带点菜回家，当然白菜是不会拿的，便宜还占地方容易被发现，主要是拿一小块鱼肉之类的。所以老师们就要拍他们马屁，关系好的，打完菜后再给你添点以表示我对你不错吧！关系不好的你想加点汤都不行。食堂师傅也聪明，他们知道谁是实权派，对他看好的人，那可不是打完饭菜后加一点的问题，而是两手直接捧着饭勺菜勺往你盆里倒，同样是半斤的饭勺，你五两，他可能就有八两，完后还冲他一笑意思是我知道你是"潜力股"！

每天晚饭后就是散步的时候。三中进出有二个门，一个是联接105国道的大门，一个是反方向通往城区的小门，散步以走小门为多。出了小门往西，穿过一片横七竖八的居民区，就来到了赣江边上，登上赣江大堤，宽阔的江面上，点缀着些许来往的船舶，微风吹来刹是凉爽，当然冬天是不会来这散步的。顺着赣江而下，就来到了剑光镇所在的地方，再往前记得是个医院，通往去丰中的路了。一般最远就在此折还，再经过剑光电影院附近往回走了。

那时熊才卫的老婆还没分来，我们俩是刚分来的，又住隔壁，便相约一起散步，每天散步的路径大体相同。每每折还的时候，散步也有半个多小时了，这时就会买点零食吃，什么冻米糖、灯芯糕、糖果、饼干……等等，一般不会超过五毛钱，还不能每次都买。买时也是AA制，如果今天我忘带钱，明天的钱一定我出，我们都很自觉，同事朋友间交往就是如此，否则就交往不下去了。

买的最多的是冻米糖，五毛钱一包，半斤包装，用油布纸包着，雨水一下湿不透。据说杜市产的最好吃，我觉着差不多，但我们就以此为借口讨价还价，杜市的五毛，其他地方的也许四毛五分就能买到了，十包下来又可以买一包了。

冻米糖一拿在手上，便有一股浓郁的猪油香味，包装纸的粘贴也很到位，即不会让你撕烂，也不会撕不开，一般一拉就自然展开。一包冻米糖吃完，包装纸完好无损，由于包装纸打了蜡硬度好又不易透水，所以有些学生用来包书，书的封皮就可经久耐用。冻米糖吃起来又香又脆又甜，工艺把握好的轻轻一掰就分开，糖太多了或压的太紧了就要使点劲，这样掰起来就可能米粒四射，掉在地上很觉着可惜的。

参加工作迎来了第一个春节，自己赚钱了，买点什么孝敬父母呢？想想别的也不好买，最能代表丰城的还是冻米糖。那时的冻米糖不像现在有各种各样包装，全部是一律的油纸包装，记得买了近二十块钱，一个拉链包，一个大纸箱，还没有装完，又不能强塞进去，只好留下来，反正以后散步后要吃的。回到家父母当然高兴，尽管那时家家户户都会做，但丰城冻米糖还是比家里做的要好吃。

现在冻米糖的包装很多很漂亮了，不过我还是非常留恋油布纸的包装。

冻米糖吃多了有时也要换换口味，换的最多的就是灯芯糕了。这是一种用很简单的纸盒包装的糕点，一盒三两左右，好像是三毛钱一盒。打开来是一根根雪白细长的小条，为了不让细条粘着还撒了一层白色粉末，吃起来香甜柔软，甜而不腻。这玩意儿还不能大把大口吃，必须是一根一根吃，才越吃越有味。我原来只是猜想因为又白又细又柔软就像以前点煤油灯的灯芯所以叫灯芯糕，最近网上查看才知道也可以点火燃烧，看来真是名副其实啊！灯芯糕的原产地不是丰城，而是江西的贵溪。

二种糕点都是糯米和砂糖做主料，营养丰富，香气四溢，价廉物美，享誉江南。

正所谓：

米糖灯糕长精神，至今代代受欢迎。厨师不与我便利，夜半用来垫肚皮。

(特别申明：本节所写食堂之事非指三中，而是泛指，勿对号入座)

(七)煤灰儿与甘蔗皮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丰城有二大产业，一是工业产业煤炭，一是农业产业甘蔗。一个将黑又亮装扮城市空间，一个将绿又甜展示世人面前。

丰城的“黑”黑的有名。丰城是江南著名的煤产地，全县有大小上百座煤矿，其中尤以全省最大的国有煤炭企业--丰城矿务局著称，该企业成立于1957年，自成立起就是丰城最大的纳税大户，在技术改造不断升级的今天，还有职工几万人。丰矿以盛产焦煤著称，煤含量高热含量高，是非常优质的工业和家庭用煤，每天川流不息的车辆从浙赣铁路和105国道将丰城煤送往全国各地，给国家建设带去动力，给人民生活带来温暖。

丰城的“亮”亮的心痛。丰城的煤块黑中发亮，像刚刚从犁铧上划过的肥沃黑土，燃烧充分，发热量高，被誉为“黑乌金”。正因为如此，所以丰城的煤炭瓦斯含量高，据说不小心踢到石头崩出火花都可能带来灭顶之灾，矿井也成为吞噬生命的魔窟。1983年5月我们在丰矿一中实习，快结束时，校方准备安排我们参观矿井，感受采煤工人的艰辛，没想到还不到一星期，丰矿最好的煤矿平湖煤矿发生瓦斯爆炸，30多条年轻的生命瞬间而去，我班上一女同学的哥哥也在其中，第一次亲身感受矿难中失去生命之沉重，让人倍感心痛，参观被迫中止。为了国家，为了生计，却要用生命去等候，黑亮的煤块有时也让人晃的眼痛，亮的心痛，愿那些在天之灵保佑丰矿的子子孙孙们！

丰城的“绿”绿的坚强。甘蔗成熟时节，不管你驾车从105国道穿过，还是剩火车从浙赣铁路通过，只要进入丰城，就会被两旁的甘蔗林所吸引。一片片，一丛丛，近处的呼啦一晃从你眼前飞过，远处的慢悠悠从你眼中消失。那绿色点缀山川，装扮村庄，绿化道路，美化环境。当夏天已过，秋天来临，田野已为人们所收获时，只有那一丛丛一片片的甘蔗林还顽强地展示着春的景色，迟迟不愿为大地退去绿装，那是深秋的最后一抹坚守，那是劳动者的最后一批收获。当辛劳的人们将最后一片绿色带回家时，冬天也就翩然而至了！

丰城的“甜”甜得可人。每到甘蔗收获时节，以105国道为中心，数十里长廊，两边躺着一梱捆码着小山似的甘蔗，为路人和专程而来的采购者所挑选。丰城甘蔗历史悠久，远近闻名，而尤以小港为最。原来的甘蔗为青皮，节杆细长，皮质坚硬，不小心会割破嘴皮，一节甘蔗将皮咬去后所剩无几，更适合加工蔗糖所用。后来发展出一种黑皮，也叫“果蔗”，节杆粗短，皮质细嫩，不需要削皮，可连皮一起咀嚼，加工现吃两相宜。当你饿了渴了，一根洗净的甘蔗，连皮带肉，一口咬下去，满嘴流汁，那种甘甜，直沁心脾，给人无限的享受！

煤炭和甘蔗，作为丰城的二大特色产业，也为丰城打上了深深的印记。八十年代的中国，城市建设还不发达，城市管理还不到位，丰城也不例外。由于105国道和浙赣铁路穿城市边缘而过，所有的煤炭都要通过这二条路运往全国各地，因此到处都是煤灰儿，给人的感觉就是又脏又黑。而到了九、十月份，甘蔗收获了，地上又多了一层厚厚的甘蔗皮。煤灰儿和甘蔗皮，成为那时丰城的城市名片。

正所谓：

生活有时很无奈，给人悲伤给人甜。哪有一帆风顺时，自古人生难两全。

(八)再见丰城

1986年12月，结束艰难的调动历程，我告别生活、工作了三年半的丰城县第三中学，调回老家新余，在渝水区司法局工作。

说实话，从一开始，我就打定主意要调回家。我们农家的孩子，从没出过远门，第一次出远门是1979年到县城参加高考，第二次出远门是1980年到地区师专读书，第三次就是到丰城三中工作了。前二次都是暂时的，这次可能就是永久的了。到三中工作后，听说要至少工作一年后才能提调动的事，所以也努力工作，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工作和学生身上，第二个学期就安排任班主任，第三个学期，校团委书记徐欠根老师找我谈话，希望我写入党申请书向党靠拢，我说我还是打算回家，把指标留给别人吧。

按照惯例，调动一般在暑期进行，这样便于学校安排下学年的工作，所以1985年5、6月份我就向学校打了调动报告，学校当然很客气的挽留后盖了章。然后到县教育局盖章，县教育局的人事科长是我同学胡德凡的舅舅，事先打过招呼也顺利盖了章。最后是地区教育局盖章，本来我想亲自拿报告去地区的，但县里说不允许会寄过去，我也没办法，只有等消息呗！

也不记得是什么时候，多次到县里询问后有一次告知，报告被打回来了，就是说地区没有同意，我怕县里说假话提出看看报告也不让看。也是啊，一份报告在地区，我地区教育局在哪都不知道，更不要说认识某某某了，能不打下来么？那时虽不像后来那样严重凭关系，但中国人向来讲人情世故，你一点都不讲，能不打下来么？问题是我不认识任何人，怎么讲人情呀？这次打下来后，被告之要再打报告，得一年以后了。

经过这次失败后，我基本感觉调动无望回家无门了，心想还是安心工作吧！同事们也说，算了吧不要回去了，在这找个老婆安家吧。最具体的要数黄碧琴老师了，她有个朋友家生了一大堆女儿后还没生到儿子，因此从小就不喜欢这个小女儿，女孩在商店工作，一参加工作就搬出住单位不想回家，也想早点找个男朋友。黄老师一心想撮合我们，也许是心中一直有回家的念头，也许是没缘分，反正没见过面，女孩姓甚名谁也不知道，更别说长啥模样了。

不过也有过那么一次颤动的时候。那是一同事对我说，班上某某的姐姐如何如何，我听信他的话，便利用家访的机会上门探查。某姐好像在南昌某学校进休，家访多次后才碰到一次，听说是妹妹老师来了出来打了个照面，身材窕条，圆圆的脸蛋，结着两根长辫子，后来还故意托学生要其姐买了几本书，仅此而已，充其量是一次暗恋或单相思。那时老师地位底下，人也长的寒碜，又无亲无故，就此打住吧。人如果没有自知之明，就是给自己找不自在。

到了1986年暑假前，我再次打了调动报告，人事科长还是同学的舅舅，为了感谢，这次买了一条壮丽牌香烟4.5元，二瓶丰城高梁酒3元，加起来不到8块钱，想想现在和那时办事相比，只能感叹江河日下了。县里顺利在报告上签了字盖了章，并说会尽快送往地区教育局，还告诉我地区一般在七、八月份研究调动问题。

但是1986年的调动又增加了难度。新余是1983年从宜春地区分离出来而设立的地级市，由于人材缺乏，便从宜春地区抽调了大量干部充实到新余，为此许多阿猫阿狗都得到提升或不错的单位。为了控制人材外流，从1985年起，从宜春调往新余的一律从紧不随便放行，而且教育部门调动原来只要教育局同意即可，现在要教育局和组织部一起研究才行。调动问题又忧心忡忡起来。

那时几乎每星期跑一次宜春，但每次都无功而返。没有关系，没有目标，只是到了星期五下午，就买上南昌--萍乡的车票奔地区而去，星期日的下午或晚上又萍乡--南昌返回。非常感谢我的同村发小龚俊卿，他是1981年由江西政法干校毕业分配到地区公安处，曾经在拘捕“二王”的战斗中表现英勇，当时已结婚，有两个单间，一个卧室一个厨房，厨房里安了一张客床，我每到宜春都在此落脚，夫妻俩总是热忱接待，并帮着出主意想办法。

也不记得往返多少次了，一个星期六的中午，吃完午饭准备乘三点多的火车返回，休息间隙，一位在地区农科所工作的老乡张耐根来玩，聊起此事，张说师专化学系有位叫艾林山的老师是老乡，他和地区教育局的局长是同学，而且这位局长也是新余人，找他肯定行。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事不宜迟，三人立即骑自行车而去。艾老师正好在家，听后立马写了张介绍信。走时艾老师把我叫住，说放门口的东西带走，不带走我就放门外去。其实也就临时买了二瓶酒及一些点心共40多块钱，可见那时人们的正直善良不贪不占，现在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告别艾老师来到地区教育局，原来就在师专旁边，以前读书时还天天要路过呢。局长也正好在办公室(好像是姓袁，新余九龙山乡人)，聊了几句后将我的名字、单位写在台历上，烟都没抽一根，说回去等消息。大概7月中旬，同意调出的函下来了。第一次一颗悬着的心落下了。

可是接收单位还没影儿呢！我亲自拿着密封好了的档案袋到新余找接收单位。我有位老乡胡韬，初中毕业在村小任代课老师，恢复高考后考取了78级江大中文系，毕业后在市委办工作，任新余首任市委书记张迎祥的秘书，1986年时是市委政研室副主任，号称“新余一支笔”，经他介绍到市委农工部，部长胡慧贤听了情况介绍后当即同意接收，并很快派了沈冬根和林雪峰两位同志到丰城三中政审调查。第二次一颗悬着的心落下了。

农工部属党委部门，单位同意后还要经劳动人事和组织部门同意。人事部门好办，人事科刘科长(据说是原省委副书记刘俊秀的弟弟)当即就盖章同意。可组织部门难了，干部科科长邱金德在商调函上用铅笔写上:同意接收，建议分配到有关学校。意思是不得改行，要回教育部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市委部门不让去，学校又不愿意去，怎么办？

这样一拖就拖到9月份开学了，还没落实好单位，只好又回到三中了。学校这下以为我铁定的会走了，所以也没排我的课，哪想又回来了，排好的课再重排很麻烦了，所以干脆就叫我带班劳动，这样我就上了半年的劳动课。

总这样拖下去也不行呀，如果到了年底还没解决，进入87年就可能又要重新办理了，那肯定就回家无望了，所以这半年无异于受煎熬，在丰城和新余之间又不知跑了多少来回。到了11月份，我决定放弃在市里工作的希望，拿着商调函来到姨父家。姨父是渝水区劳动人事局局长，那天是周六晚上，他喝了酒回家，看了一眼商调函，提了三个单位问我去哪儿，我怕他酒喝多了，特提醒说上面写了不准改行，姨父说不用管它，我说那就去司法局，姨父说下星期去报到，原来要容易也特容易了。第三次一颗悬着的心落下了。

到了周一上班，我拿着商调函去报到，负责接待的女同志（刘艳群）说，昨天才听说会调个人来，今天就来了？！报完到后，回到三中继续劳动，要等正式的调令来了才能走啊。

1986年12月上旬，我正式离开丰城县第三中学，彻底放下了那颗悬着的心，和同学们整整30年未再见面，直到2016年5月1日。这期间经常梦回三中，梦中不是找不到教室，就是忘了上课，或者面对同事不相知。

正所谓：

无人办事难于天，有人在朝易如掌。一波三折受煎熬，得来全不费思量。

结尾的话

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自2016年4月15日和同学们建立联系以来，勾起了我对丰城的回忆，期间点点滴滴，至今记忆犹新，啰啰嗦嗦写了九段回忆，有些可能不太准确，但绝对是真实情感的表达，今天就此打住，不可喋喋不休。但凡开篇得有结尾，可这结尾颇费思量，人生不全是欢乐颂，也不仅是愁啊愁，有喜有忧才是完整的人生，想来想去还是用四句古诗来做结吧！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感谢同学们的深情厚谊，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愉快的劳动节，2016年5月1日，我携夫人来到丰城与分别30年的同学们见面。这是又一个三十年的开始，是美好回忆的开端。感谢黄春琴、左志宏的美酒佳肴，感谢杨建国、徐勇老师及同学们的陪伴。特别要感谢傅晓洪同学和他美丽的村庄--嵊山村，虽然说不上“绿树村边合”，但绝对是“青山廓外斜”，还有那飘着茶香的鸡蛋，充满暖意的小院。傅晓洪同学是村“赤脚医生”，文艺气息浓，小院又绿树成荫，就以几天前发朋友圈的几句顺口溜相送: 远处美嵊山，有一赤脚仙。白天救生死，晚上抒情怀。闲来弄花影，偶尔捉鱼虾。胜似陶渊明，羡杀城里娃。

“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记忆中的丰城，记忆中的三中，早已不见了踪影，被现代化气息所包围，但同学们依然如当年的桃花，在春日里灿烂的开放。黄春琴干练利索，肖湘丽诗情画意，罗美英顽皮如初，赖菊香成熟老道，刘小英小家碧玉，任招娣小鸟依人，胡晓兰玲珑飘逸，傅晓洪简朴勤劳，左志宏沉稳有加，罗建忠活泼有余，周高春每日一诗，吴志耀每晚红包，步隼弯弓射雕，谢俊细致周到。……虽说“年年岁岁花一样，岁岁年年人不同”，但我还是愿同学们年年如此，月月如此，天天如此！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毛主席一代伟人，自评一生三七开，我等凡夫俗子，根本谈不上几开的问题。三中三年，有开心快乐，有寂寞悠思，有坦然面对，有心中愧疚，但我只想对那些我批评过打骂过伤害过的同学说声对不起，就让一阵风，次落恩恩怨怨，不去评说谁对谁错，如果不能相见，就让明月捎去我的问候。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人有旦夕祸福，月有阴睛圆缺，同学们一路走来，必有不一帆风顺者。只有身陷囹圄的人才知自由的可贵，只有罹患疾病的人才知健康的可贵，只有身处磨难的人才知朋友的可贵。对处在“烽火三月”的同学，让我们用一点爱心，舍一点善心，关心一下同学，看望一下朋友，不一定是金钱，不一定是物质，只是一次看望，只须一句问候，也许就胜过“万金”。

最后郑重申明：本回忆中的人都是真名实姓，恐被网络坏人所利用，提防受骗上当。本回忆有时诙谐谈论某人某事，不恭之处敬请原谅。也许你赞同本回忆谢谢理解，也许你感冒本回忆谢谢离开。如有愿与本人联系者，请13507904461微信同号，将不胜欣喜。

正所谓:

人生来世梦一场，要有一幅好心肠。不求因果福相报，但愿坦然对无常。

　　龚汗青，男，籍贯江西新余，1963年1月生，1983年7月毕业于宜春师专中文系，同年到丰城县第三中学任语文老师，1986年12月调新余市渝水区司法局工作，1991年10月调新余市委农工部工作，现已提前退休。本回忆文章写于2016年4-5月，分十一个章节在《美篇》推送，2021年8月略作修改后，经丰城学生肖湘丽整合成一篇发表在丰城融媒号《丰城君》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