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愧的人生——回忆我的父亲

吳 俊

父亲的身世与创家立业

父亲，吴永德，于1914年3月8日（甲寅年二月十二日）出生在怀仁县亲和乡南阜村，1982年8月15日（壬戊年六月二十六日）在金沙滩日中城家中逝世，终年六十九岁。

父亲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一生以务农为生。

父亲很聪明。他没有念过书，却通过自学能够读书、打算盘。他与我母亲到日中城定居后，买了一处院落，逐步添置了三十多亩土地。母亲受尽了没有房子之苦，把房子当作命根子。父亲却把土地当作命根子。他精心打磨土地，种植庄稼，日子过的丰衣足食。在我还是只有六、七岁的时候，父亲就带领哥哥和我下地干活，告诉我土地的位置、名称，教我锄田、收割庄稼。父亲说，农民只要有了土地，只要勤快，就有饭吃、有衣穿，就有好日子过。以后，我在读小学、中学的时候，每逢放假都要下地帮助父亲干活，学到了不少农田技术。

建国后，天下太平。父母亲在培养哥哥和我读书的同时，日子过的很顺当。哥哥先后在朔县中学、大同师范上学，后来分配了工作。我先后读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并且走上了工作岗位。

我于1959年初中毕业，1959年----1962年在大同一中读高中。父母亲继而培养我上大学。父亲此时经过苦学苦练掌握了泥瓦匠技术，然而在当时来说，对于整个家庭的支出，仍然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我产生了辍学参加工作的想法，但是被父母亲和哥哥制止了。现在回想起来，我后来能够成长、发展，能够有今天，都是父母亲的功劳。我太幸运了，一个农民的儿子，在家境困难、毫无任何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完成学业实不容易。

父亲的一生是有成就的，他与我母亲靠白手起家，最后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迈出家门，走向社会，从而改变了整个家庭的命运，这是父亲和母亲共同努力的结果。他们虽然已经逝世，但是，他们的生命得到延续和升华。

人格永生

父亲人格的最大特征是宽容和与世无争。他总是那样和气，那样忍让，那样宽厚，那样乐于助人。与人相处，都要吃点亏，否则，他就睡不好觉。无论他受了多大委屈，都能够挺住，从不与他人斤斤计较。他教导我说：“为人要宽，待人要厚。任何时候都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不要拿不该拿的好处，便宜不是可以白占的。”父亲的这句话成了我一生的座右铭，管了我整整一辈子。他身体力行，一生以劳为生，以诚换得别人的信任。有两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一件是，在我还只有六、七岁的时候，父亲种了几亩地的西瓜，收获近万斤。当时有个邻县的人通过本村的一个亲戚担保，在没有交一分钱的情况下就把西瓜全部运走，说事后给钱。然而，此后数年，此人杳无音讯。当时村里有人建议父亲去找那个担保的人要钱，父亲只是摇了摇头。第二件事是，因为父亲会当泥瓦工，又有一手盘炕道的手艺，经常无偿地给本村的人干活。有一次正遇我回家，一户宁姓人家因为父亲为他家干活，在父亲不在家的时候送来一篮子鸡蛋，父亲回家知道后就把鸡蛋退了回去。父亲说：“不留鸡蛋人情在，留下鸡蛋就没有人情了。”

父亲也有他的爱和恨。他爱自己的家，爱自己的子孙，他更感激我的母亲，他对我母亲对这个家庭做出的贡献永志不忘。他曾经多次对我说：“没有你母亲就没有这个家。”他对几个孙子、孙女也爱之有加。洪波在他和母亲身边期间，经常患哮喘病，父亲每天晚上都要看看，摸摸脸，拉拉手。有一次，洪波患病想吃梨，但是当地买不到，父亲乘火车去山阴县城岱岳买到梨后，在火车站烤了个玉米面窝头当午饭吃，然后徒步四十多里路赶回家中，把梨亲自送到洪波手里。父亲的憎恨有限，他憎恨颠倒黑白、混淆事非的人和事，鄙视不讲情义的人。

父亲一生勤劳。他认为，通过劳动换来的钱才踏实。

晚年岁月

1978年，我根据政策，托人为父母亲办了“农转非”户口，将户口由怀仁县金沙滩镇日中城迁往大同市城区落户。此后，我又经过奔波，弄到一间公房，后来又先后由平房调到一间半土暖楼，最后调到向阳里新建的一套水暖楼，为向阳里22楼四单元11号两居室住房。我为父母亲的晚年做了稳妥的安排，满以为他们从此可以安享幸福生活了。然而，事却难如愿。母亲不想离开自己的家，父亲也不想过清闲日子吃闲饭，到大同化纤厂打工。

1980年8月，父亲开始患病，先是消化不良，住进了大同市三医院治疗，过段时间突然全身出现黄疸，又转住大同市传染病医院，以肝病治疗。住院期间，医生建议到大医院做进一步检查。1981年1月，由我哥哥和晓玉护送父亲到太原山大医院做检查，初步确诊是粒细胞性白血病，通过一位老领导入住医院继续检查治疗。晓玉安顿妥当后回家，我立即赶赴太原接替哥哥，由我陪护父亲住院治疗。山大医院对父亲做出的最后诊断是粒细胞性白血病。我的心情沉重了，决定坚持治疗，直到痊愈。

这年春节是我与父亲在医院度过的。在此期间，父亲也没有忘记关心我。一次，父亲打开我随身带的一个提包，发现里边有两个白皮饼，问我：“这就是你吃的饭？”我回答说：“这是我早上吃的东西。”父亲不相信地摇了摇头说：“你在哄我。如果不是因为我，你哪会受这份苦。”他是在心疼儿子。他流泪了。我对父亲说：“我们这是在出门治病，我年轻力壮吃点苦算得了什么？”然而，从此以后，父亲坚持每天都要亲自陪我吃一顿热饭。

春节过后，父亲的病情有所好转，医院提出让出院回家坚持治疗。我又通过一位老领导于元宵节那天转往山西省人民医院血液科，在进行了全面检查后，由一位专家为父亲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继续在省人民医院血液科治疗。过了一段时间，哥哥去太原接替我陪护父亲。不久，父亲出院回到母亲身边。经过在家中的调养，父亲的状况好了起来。

1981年，父亲的病情相对稳定。

1982年第二季度以来，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显示出明显的不祥之兆。7月6日由哥哥陪护去北京检查治疗。想不到，北京炎热的气候竟成为父亲病情突然变严重的诱因。父亲在北京期间发起高烧，已经无法在北京继续待下去，于7月18日晚回到我家中。父亲此时的面貌完全变了，仅仅十多天时间，父亲变得皮包骨头，两眼深陷，我害怕起来。7月19日上午，父亲由我和哥哥搀扶着住进解放军322医院，下午父亲高烧到40度。医院经过检查，确诊为急性白血病。此后，父亲高烧不退，医院只能对症下药。父亲有时昏迷，有时清醒，自己已经感到难过此关。他在清醒的时候对我断断续续的说了一些话。父亲安慰我说：“吴俊，不要难过，人固有一死，哪有不死的人？你已经尽了你的责任了。”我仍然对父亲的病心存幻想，又与哥哥决定把父亲转到大同市三医院治疗。

然而，父亲已经病入膏肓，无药可救了。8月5日，叔叔赶来看望父亲。8月8日，我的七十一岁的母亲一人从老家日中城赶来看望父亲。母亲安慰父亲安心治病，宽慰父亲。父亲说：“不会好了。”母亲征求父亲的意见：“要么回咱们家去吧，咱回家治病。”8月8日、9日，母亲守护在父亲身边，父亲对母亲说了许多话，并且向母亲交代了后事。

8月10日晚，父亲的病情已经处于危重状态，呼吸困难，再次发生昏迷。经过抢救，父亲又回过神来。他喘息着要求我和哥哥把他送回日中城家中。当我再次安慰父亲时，他闭上眼睛说：“你是怕承担责任，我不怪你们。”

父亲想最后看看自己的家，想最后在自己家的炕上躺一躺，想最后感觉一下自己的家。

8月11日，父亲出现血便，再次昏迷过去。在输了250毫升血后，再度清醒过来，不停地催促要回家。父亲已经处于弥留之际，生命已经无法挽回。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不让父亲的身体和精神再受双重折磨，叔叔、哥哥和我决定满足父亲的要求，送他回家。

8月12日下午6点多钟，父亲被送回到自己的家中，安然地躺卧在正房东房的炕上。

父亲在回到自己家的第三天傍晚，在经受了生命的最后折磨之后，一颗善良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他永远地离我们而去。这一天是：1982年8月15日。

父亲于1982年春在大同

父亲在1982年春天

父亲在1982年春天

七十年代父亲、母亲、哥哥与孩子们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