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90周年

秦露浩

九一八事变90周年

九一八事变90周年

天天学习丨勿忘国耻九一八事变90周年重温总书记这些话

九一八事变90周年

军史回眸#【今天,#918事变九十周年#】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东西问王建学九一八事变如何拉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

军史回眸#【今天,#918事变九十周年#】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爆发九十周年

九一八勿忘国殇##九一八事变90周年

这就是日本蓄谋已久发动的九一八事变! .展开全文

九一八事变90周年纪念日

九一八事变90周年纪念日

1931年，日本已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对华政策的主旨：“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坂垣征四郎是这一政策狂热鼓吹者，他在1931年3月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题为《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演，大肆鼓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胡说“满蒙”对日本的“国防和国民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叫嚣：“我敢于毫无顾忌地公然向世界宣布，这是帝国的现实问题。”他把中国东北称作日本“国防的第一线”，认为，满蒙的资源丰富，有着国防所必须的所有资源，“是帝国自给自足所绝对必要的地区。”并且，开发的余地很大，他还说，“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大的关系。”

1930年9月29日，在关东军部队长会议上，坂垣征四郎又作了题为《关于满蒙问题》的讲演，进一步鼓吹侵略中国东北和蒙古“是当前的急务”。

日本关东军为了占领整个东北，亦即所谓的“满洲”，进行了紧张的策划。在进行这些罪恶策划时，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始终扮演着主要角色。坂垣征四郎先是策划制造了“万宝山事件”，该事件始末如下——

万宝山位于吉林省长春县境内。1931年春，坂垣征四郎派关东军特务化装成日本商人，窜到长春活动。他们物色了一个名叫郝永德的中国人，怂恿他成立一个“长农水稻公司”，由郝担任经理。郝永德起初胆小，担心中国政府会找他算帐，但日本特务反复为他撑腰打气，终于于4月1日正式挂牌成立了这个公司。郝永德遂以“长农水稻公司”的名义把万宝山地区的三千亩国有山地租给中国的韩国侨民。

韩国侨民租得土地后，为引伊通河水浇田，在中国农民的田里挖沟，使农田遭到破坏。中国农民吃了亏，便向长春县政府申诉。县政府遂在6月7日派专人去现场劝告韩国侨民停工。坂垣征四郎坐镇于日本驻长春领事馆内，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当下见韩国侨民停工，马上派特务去给他们打气，唆使韩国侨民继续挖沟筑坝，并派日本军警前往“保护”。

中国国民忍无可忍，自动集合五百多人前往现场填沟，双方发生冲突，日本军警公然袒护韩国侨民，对中国农民开枪，打伤数人，并抓去数十人。

照坂垣征四郎的如意算盘，事情到这当儿，中国方面肯定会出动军队，这样就有了军事进攻的借口，就可以发动“满洲事变”了。但他没有料到，中国方面只由长春县政府派了些警察去，和日本军警形成对峙，而未动手。这样一来，如果日本方面再以此为借口发动军事进攻，那侵略野心就显得太明显了。于是，坂垣征四郎只好另打主意。“万宝山事件”所引起的后果是韩国国内被日本帝国主义煽起了仇华情绪，日本特务在韩国制造杀害华侨的惨案，这年7月上旬就有一百余人被杀。坂垣征四郎接着策划了“中村事件”。

1928年前后，东北兴安岭科尔沁右旗一带土匪活动甚为猖獗。为此，东北军炮兵参谋处长关玉衡和军法处长王璞山在永平防地上书给炮兵军长邹作华，建议将编余的炮兵屯垦殖边。邹作华军长将报告转呈张学良，得到批准，并发给屯垦军经费四百万元。屯垦军以其中三十万元购买蒙旗荒地，地点选在索伦之阳，北界索岳尔济山的分水岭，沿洮儿河南至白城子，总长四百五十华里；东西夹交流河、绰尔河之间，宽约三百余里，在交、洮、绰三条河的河谷之间。这个区域草木畅茂，沃野千里，被划为“兴安屯垦区”。由于该区系军方经营，所以严禁外国人入内。兴安屯垦区成立伊始，东北长官公署曾照会驻沈阳的各国领事馆说：“兴安区乃荒僻不毛之地，山深林茂，惟恐保护不周，谢绝参观游历。凡外国人要求入区者一律不发护照。”

日间谍中村震太郎在该区活动被捕，张学良指示以秘密处死为宜，因为本区已向驻沈阳各国领事照会不保护外国人来垦区游历在案；有的说弱国外交，一经暴露，一定是会被日本政府要回去，便会再派间谍来破坏；也有的说放他走出去，在路上杀掉。关玉衡再提出第二步办法讯取中村震太郎的口供。

官佐会议结束后，即再进行审讯。在审讯中，中村震太郎不仅蛮横如故，更加变本加厉地耍野蛮，竟与在场在官兵格斗起来，激起士兵怒火。关玉衡也大怒，大声下令：“捆倒了打！”

士兵正待动手，中村震太郎竟使出日本柔道本领与他们格斗起来。关玉衡怒极，遂抽出战刀要砍中村震太郎。中村稍稍收敛。讯问结束后，在命令中村震太郎在口供笔录上划押时，中村又借机厮打，结果被愤怒的士兵用枪托打晕在地。陆鸿勋营长说，象这样只有采取秘密处死的办法了。关玉衡于是决定把谍犯一并枪决。为了严格保密，关玉衡又派团部中尉副官赵衡为监斩官。

中村震太郎等四名间谍被处决后，连同行李、马匹等物（只留下重要文件、文字）全部一并焚毁灭迹。执行后，关玉衡即携带间谍物证驰赴兴安屯垦区公署向代理督办高仁报告处理该案的结果，同时将证物等托苑崇谷至北平去呈报张学良。

关玉衡没有料到，他下令枪决中村震太郎正好是中了坂垣征四郎的圈套，这正是坂垣所希望他们做的。中村震太郎在兴安屯垦区失踪后，坂垣征四郎马上和新上任的奉天日本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取得联系，让其配合关东军活动。土肥原贤二了解坂垣征四郎的用意后，一面唆使日本设在东北的机关报纸《盛京时报》、《韩国时报》、《泰东日报》每天刊登中村震太郎等人在兴安垦区被关玉衡部队杀害的消息及有关的评论、社论文章，一面让日本驻奉天领事要九治郎向东北长官公署施加压力，提出要把关玉衡逮捕至奉天为中村震太郎偿命。

当时，在北平养病的张学良对此事的意见是“严加保密”，意思是不要承认杀了中村震太郎。兴安屯垦区公署确实也是这样做的。张学良这一招使坂垣征四郎感到意外，如果中国方面不承认杀了中村震太郎，而他们又拿不出证据。这就没法以此为借口发动“满洲事变”了。于是，坂垣征四郎和土肥原贤二密议对策，决定由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去兴安屯垦区关玉衡团驻地余王府觅中村震太郎的尸骨。

土肥原贤二向东北长官公署提出去兴安区勘察，长官公署劝其不要去。但土肥原贤二执意非亲至该区搜查不可，长官公署在制止不住的情况下，只好允许其只身前往，派了一名姓铁的参谋伴同前往和加以保护。

土肥原贤二抵达白城子车站，刚下车就受到了兴安屯垦区部队的搜查和验照，他感到不大对头，有些害怕。土肥原贤二担心自己也受到伤害，所以到了屯垦区公署便要求派兵保护他去余王府。公署代理督办高仁龙以“本区尚无此例”为由，一口拒绝。土肥原贤二无奈，只得与铁参谋两人向余王府去。途中，土肥原贤二不断受到东北军的盘问和检查，不禁胆战心惊。到了离余王府不远的葛根庙，土肥原贤二于是拿出银元和金子，想收买当地的蒙古族村民去余王府觅中村震太郎的尸骨，但蒙古族村民无一人答应，土肥原贤二无奈，只得对铁参谋说：“关玉衡鲁莽得很，回去吧！”

坂垣征四郎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他让日本驻奉天领事要林九治郎一天三次对长官公署代理张学良行使东北军总司令官职权的东北军参谋长荣臻提抗议，并施加压力说要派兵去兴安屯垦区拿办关玉衡，引起军事冲突，全面后果概由中国方面负责。荣臻生怕日本人真的这么做，便让关玉衡去北平从张学良的副官长汤国桢那里把有关中村震太郎间谍案的证物取回来，由他拿去给林九治郎看，以证明中村震太郎确是在中国军事禁区从事间谍活动。这样，就可以夺回主动权了。

9月17日，荣臻参谋长召见林九治郎。林九治郎见了证物及口供材料，气焰一落千丈，说：“事关军部，我得回去请示。”晚上，林九治郎重新来到长官公署，向中国方面提出四项条件：

一、道歉。（必须由兴安区长官行之。）

二、处罚责任者。（按中国法律自行处罚。）

三、赔偿一切损失。（除行李马匹作价赔偿外，须按日本陆军抚恤条例，中村大尉按阵亡抚恤行之。）

四、保证以后不得再有类似事件。

荣臻参谋长阅毕林九治郎所提出的四项条款后称：“我也得请示，等候张总司令批示再行换文。”

双方谈判至此遂告中止。

荣臻参谋长没有料到，他上了坂垣征四郎的当。林九治郎的“回去请示”，实际上是把当场拍下的证物照片（有荣参谋长在场）送回领事馆洗印后交坂垣征四郎。至此，关东军手里终于有了东北军杀死中村震太郎的证据。于是，在林九治郎和荣臻谈判后的次日——1931年9月18日，日军终于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满洲事变”。

事变是日本人挑起来的，那就先来看看日本人吧。

在那天晚上，日本人也真够累的了：他们一面要忙着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一面还要为欺骗世人制造一些假象。

建川美次少将，这位后来被日本人说成是专程从日本赶到沈阳来制止关东起事的参谋本部的作战部长，当晚9点钟的时候，他正在沈阳城里一家专供日本人享用的“文菊”茶馆里同一个陪伴他的艺妓“联欢”。特殊的环境使他的语言也变得不赤裸裸的了，在与那位艺妓谈到来沈阳的目的时，他说：“我不打算去阻止那些爱国青年军官。”

10点半左右，当外面的大炮响起来的时候，那位艺妓把他从睡梦中摇醒，说她感到害怕。建川随即起身来到走廊里。

在走廊里，他见到一群日本士兵。他们对他说，“我们奉命给你警卫，不让你到危险的地方去。”

此时，穿上了睡衣的建川少将讲起话来也不再不赤裸裸的了，他对那帮士兵说：“好吧！那么我同我的姑娘睡觉去了，苦差事让你们这些年轻人去干了吧！”但是就在他说完这番话之后，他马上回到了房间，穿上军装，从后门溜了出去，在另一个群士兵的护送下，到参加战斗的一支部队的司令部里去了。

虽然后来那个当晚陪他睡觉的艺妓赌咒发誓地说，建川在那天晚上的后半夜里像个娃娃一样睡在他的身边，但却有人看见他手持指挥刀，率领日军进攻沈阳城。

就在建川在沈阳里表演分身术的时候，关东军司令本庄繁则在旅顺一本正经地作戏。

当晚11点，在沈阳城里的炮声刚刚响起之后不久，这位中将在热气腾腾的浴缸里听着他的参谋在向他报告：

“坂垣来电话了，他未经你的许可，就动用警备部队了！”

“哼！原来如此，是吗？”他一边低声恶狠狠地说着，一边从浴缸里神气地站起来，穿上宽大舒适的和服，大步走进隔壁的房间。一大群参谋人员正在那里等着他。

始终都参预策划事变的石原莞尔代表大家乞求说：“我们处于以寡敌众的极大劣势，我们唯一的防御就是进攻。我希望能允许坂垣按已经准备好的计划执行。”

听了石原的话，本庄像一个出色的演员一样，在电话旁的草席上蹲下，像老和尚入定那样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睁开眼说：

“好吧！就由我自己来承担这事的责任吧！”

说完，他拿起话筒，接通了在沈阳的司令官坂垣，他先是粗声大气地骂了坂垣一顿，然后就开始听对方说，只是偶尔说一声：“嗨！就这样吧！”

看完了日本人，再来看中国人。

沈阳，东北边防军司令部里。

东北军的高级将领们听着外面隆隆作响的炮声和一阵紧似一阵的枪声，并没有着急上火，此时，有人又从保密柜中拿出了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来的电报，扎扎实实“复习”了一遍：

顷准日本公使馆照会，内开：

陆军奏明天皇，准予关东在南满附属地内自动演习。届时望吾军固守防地，请勿妄动，以免误会，切切此令。

军事委员会

更有的人在日军进攻发起几小时后，还不以为然地说，“快到拂晓了，他们的演习也该结束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司令部里的高级将领们如此，北大营里的士兵们又如何呢？

开始，士兵们也以为是日本人在演习，而不以为然。但是，他们很快就发现日本人在动真格的了。

“嗣以炮弹落营内，库房被击毁，骤然发火，始大惊疑。出营了望，则四面已被日军包围。”

驻在北大营西部的东北军独立第七旅六二一团首当其冲。他们先是奉命打不还手，继而在日军的疯狂进攻面前违令还击，但由于他仓促应战，加上武器多被收缴在库中，致使日军很快便占据了北大营的西南角。

到24时左右，日军守备大队到达北大营。东北军第六二O团团长王铁汉接到从长城里打来的电话指示：“不抵抗，等候交涉！”此后即与其失去了联系。

东北军一忍再忍，而日军却在步步紧逼。

19日1时40分，急得满头流汗的王铁汉终于又接到了上级的指示，这次是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打来的电话：“不准抵抗！”并进一步质问：“为什么不撤出？”

听到荣臻这样问他，王铁汉感到十分窝火，但又不敢发作，只好压住火回答说：“只奉到不抵抗、等候交涉的指示，并无撤出的命令。”

“那么，你就撤出营房！”

撤！向东撤！

王铁汉开始组织士兵拚死突围。

与他们同时突围的还有两个团。这些被打得七零八落的士兵们，直到第二天上午才被他们的旅长王以哲收拢在一起。一查人数才知道，全旅“死亡官长5员，士兵144名；负伤官长14员，士兵172名；统计伤亡官兵335员，失踪生死不明者，483名。”

沈阳这面的东北军官兵们死的死亡的亡，而他们的张副司令此时正在北平的中和剧院里观看由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兰芳先生表演的《宇宙锋》。与其一起在贵宾席上就坐的还有他的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

台上，梅先生字正腔圆，出神入化；台下，少帅等观众们的叫好声接连不断。场内气氛真是十分祥和、百分的热烈。

忽然，其随从副官报告，沈阳有长途电话前来，甚为紧急，张学良立即起身返回协和医院……

汽车就停在戏院外面，根本没有熄火，所以待张学良和赵四、陈副官一踏进汽车，便立刻发动起来，风驰电掣，只消几分钟就赶回了协和医院。

吴秘书长犹如热锅上的蚂蚁，正神色焦灼地等候在电话机旁，他阴沉着脸，面色铁青，如同霜打了一样。一见张学良进来，他两腿一并，打了个立正。

张学良顾不上向他回礼，他大步冲到电话机旁，操起电话喊道：

“是荣参谋长吗？我是张学良。沈阳出了什么事？”

荣参谋长讲的什么事情，周围的人们并没有听清，他们只看到张学良拿电话的手在颤抖，脸部的肌肉在抽搐，额头上豆大的汗珠在一粒粒地流下来……

旁边肃立的人们，在给张学良送信时，已经粗略知道了这个爆炸性的紧急军情。今晚10时左右，在沈阳近郊的柳条沟，日本关东军私埋炸药，自行炸毁了一小段铁轨，他们诬陷这是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之所为，于是依此为借口，突然用猛烈的炮火轰击北大营，现在一股日军在炮击的同时已从日本站开始侵入市区……这就是现代史上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听完荣臻的汇报，张学良的头轰地一下子涨大了！联想前几天所得的情报，知道这是日本关东军蓄意策划的阴谋，他们在制造借口，进行武装挑衅！驻扎在北大营的是东北军第七旅，这是留在东北的唯一的一支精锐部队，日本军队首先向他们发难，也可见日寇之居心叵测！想到这，张学良连忙询问荣臻：

“现在第七旅情况怎么样？”

“依照您前天发来的电示，我已命令七旅官兵不得抵抗，他们现在正在敌人的炮火下组织撤退。”

张学良听了荣臻的回话，心头一紧，他长叹了一口气，问：

“伤亡严重吗？”

“挺着挨打，能不严重吗？”荣臻在电话里似乎也叹了口气，“伤亡倒不可怕。只是将士们的情绪……”

“情绪怎么样？”张学良急忙问。

“官兵们对不抵抗的命令都不太理解。他们问，对于日寇的武装挑衅为什么不予还击？难道我们手中的枪是烧火棍吗？！”

听到这，张学良的心像被针了一下似的，他拿着电话的手不由自主地抖动起来。

“副司令，现在该怎么办？请您指示！”……

荣臻的声音在话筒里震颤着，张学良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慢慢放下话筒，在大厅里踱起步来。此时大厅静极了，鸦雀无声，人们都屏息着呼吸，紧紧地注视着张学良，等待着他发出号令，偌大的厅堂，唯有张学良那不安的脚步声在单调地回响着。

于凤至匆匆献过花篮之后便也赶回了协和医院，此刻她和赵四、吴秘书长、陈副官等一起，也怔怔地盯视着张学良。大厅的落地钟嘀答嘀答地响着，可张学良仍无目的地来回走着，从屋子这边走到那边，又从那边走回这边……

垂吊的话筒里传出一声声紧迫的呼叫：

“副司令，军情十万火急，东北将士在等候您的命令！……”

张学良听着电话里的催叫，望着屋中人们一张张焦灼盼望的表情，他清楚人们的心在想着什么，在盼望什么。他知道，只要从他口中说出一个“打”字，东三省将士那早已郁积在枪口的愤怒就会倾泻而出，与日寇浴血奋战。这是人们所期待的，也是张学良渴望已久的为父报仇的时机！

他停下脚步，猛地将手向下一劈，似乎下了一个巨大的决断，从墙角快步走到电话机旁。他抓起电话，正欲开口下达反击命令时，一低头陡地看到了玻璃板下压着的一帖照片。旁边的横幅上大字标语是“欢迎极诚拥护中央的张副司令”。看着这张照片，张学良怵然一惊！蒋介石那双眯起的眼睛，仿佛在紧紧地盯视着自己，似乎在说：难道你不想服从中央了吗？张学良打了个寒噤，他情不自己地抬起左手摸了一下西装上衣的口袋，这里装着蒋介石昨晚打来的电报，他重申如遇日军挑衅不准抵抗之意。这时，张学良的左手就像被烫了一下似了，连忙从胸部放了下来。伴随着这一动作，张学良刚才的冲动消失了，他对着话筒的语调变得像背书一样机械而又没有生气：

“目前沈阳空虚，抵抗无益，请转告各级将士，应避免冲突，勿逞一时之愤，忍辱负重，以待‘国联’处理。总之一句话，不要抵抗！”

这几句机械的命令，好像耗尽了张学良全身的力气似的，只见他手足颤抖，脸色惨白，身体一软，瘫坐在了电话机旁！

人们连忙拥过去，将张学良搀扶到长沙发上。

张学良大病初愈，身体虚弱，骤然遭此一击，神经过度紧张，一时竟像从云端跌进深渊一样，只感到一阵阵的恶心，但要呕吐却又怎么也吐不出来。

一见张学良这样痛楚，人们本来要说的话，这时也不忍出口了。于凤至倒了碗水，递给张学良，说：“汉卿，你太累了，早点歇着吧！”

张学良喝完水之后，看了看手表，他通地一下从沙发上坐来，对吴秘书命令说：

“立即给南京发万万火急电报，详细汇报情况。东北将士要求抵抗，请蒋委员长给予紧急指示！”

“是！”吴秘书长答应一声，刚欲离开，张学良又叫住了他。

“再给沈阳日本总领事馆发电，以我的名义，敦请林总领事立即制止关东军的军事行动！”

“是！”

吴秘书长走出之后，张学良猛地发现于凤至和赵四都待立在旁边：“怎么，你们还不快去休息？”

“那你呢？”

“我？”张学良苦笑了一下，“今晚我还能睡觉吗？哎，对了，小妹，请您去叫趟医生，让他今晚再给我打两针，好吗？”

赵四小姐没点头，也没摇头。她清楚，张学良要的是吗啡针。她望着张学良那萎靡疲备的神态，知道这毒针对他的健康只能是进一步的摧残；可是，面临如此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他不靠这个刺激，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日本关东军利用蒋介石和张学良的不抵抗政策，得寸进尺，他们采用闪电战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几乎是在兵不血刃的情况下，9月18日晚占领沈阳；19日拂晓，进占长春；21日，使吉林沦陷……至此，东三省风声鹤唳，人心惶惶，每天都传来战败、失守、沦陷的消息。

随着东北领土的丧失，全国舆论大哗，骂声四起。北平和各地报纸一样，也连篇累牍地挖苦、谩骂张学良。张学良成了千夫所指“不抵抗将军”的恶名不胫而走！协和医院附近东单三条的墙壁上，到处都满了咒骂张学良的标语。小孩往画有张学良漫画的墙壁上吐唾沫、扔石头，而青年学生则拥上街头，在东单附近和顺承王府前游行示威，“打倒张学良！”“打倒不抵抗将军！”的口号充斥着北平的大街小巷。

就是帅府内部的亲朋故旧，很多人也不理解张学良。这个一向以怀抱父仇、；团结御侮著称于世的少帅，怎么会在日寇侵吞他家乡的时候下达了不抵抗的命令？许多朋友或是发电，或是来信，有的挖苦，有的质问，甚至有人给他寄来花衣服，讥讽他不如女人！他在中学读书的弟弟张学思也因此遭受侮辱，在衬衣上被同学用墨汁书写了七个大字：“不抵抗将军之弟”！……

张学良对上述这一切均缄口沉默。每遇有人求见，无论亲朋，他或是托病，或是躲避，即使相见也是听而不语。但是，于凤至和赵四清楚，他心中的伤痛绝不小于旁人，半夜里他常常突然惊叫起来，一边揪着被褥，一边双手抽搐。他的心在流血呀！可是，一到白天，他照样装束整齐地去办公、料理军务政务，在下属和小辈面前，他俨然是个铁铸的硬汉子，那么冰冷，又那么坚强！当然，他并非毫无感情，每当他感情冲动的时候，她们又常常看见他一个人呆呆地凝望“难得糊涂”的横匾。这是他最近模仿郑板桥的字体写就的，找人裱糊后挂在了他自己的书房里，有时他一个人望着这块匾额能足足愣怔一两个小时……

了解张学良的人，都说自从“九·一八”事变之后少帅的性格大大地改变了，由开朗变为阴郁，由温和变得暴躁了。有人说，这是张学良三十而立之后，走向成熟的标志；也有的说他失去了少帅的风度，变得不可爱了……其实，这一切，只有赵四最清楚，这是因为张学良身体里装着一肚子苦水！这一腔苦水郁闷在胸，既无处讲述，又不能讲述！

试想，除了于凤至和赵四之外，他能向谁讲？又能怎么讲呢？

本来早在7月份，东北方面就有情报陆续透露了日本关东军在蠢蠢欲动。事到8月，迹象越来越多，待到又掀起中村大尉风波时，日寇的浪子野心已昭然若揭。对此，张学良一封封蓝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侵占东北的事件。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中国东北军北大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使东北3000多万同胞饱受亡国奴的痛苦滋味。

九一八事变的后世纪念：

纪念场馆

1991年9月18日，中国政府在沈阳开放了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前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在1997年访华时拜访过这个地方，写下“以和为贵”，成为进入该馆的第一个在位日本首相。

除了沈阳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外，在辽宁辽阳市的白塔公园内，还有一座九一八事变策划地纪念馆，当时被称作白塔会馆。事变前一日，本庄繁与关东军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和关东军高级参谋坂垣征四郎在火车站前白塔旅馆召开了事变前密谋会议。

防空警报

9月18日被不少中国人认为是“国耻日”，而中国民间要求将9月18日订为国耻日的诉求也不时出现。沈阳在月18日9时18分鸣响防空警报3分钟，以警示民众勿忘国耻。

当前，已有哈尔滨、长春、昆明、合肥、杭州、乌鲁木齐、南昌、齐齐哈尔、金华、本溪、太原、西安等百余座城市选在每年9月18日进行防空警报鸣放

事件背景

时代背景

一战后，日本在华扩张受到了英美列强的遏制，中国的北伐战争使日本在华利益受到削弱，促使日本政府调整对华政策，加快吞并中国东北地区的步伐；20世纪30年代初，世界性经济危机发生，日本经济遭受沉重打击，陷入极端困境，并导致政治危机，在内外交困情况下，日本法西斯势力决意冲破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束缚，趁英美忙于应付危机，蒋介石大规模“剿共”之际，夺取东北，以摆脱困境，并图谋争霸世界。[4]

中国背景

皇姑屯事件

日军与东北军阀张作霖曾有合作关系，但渐渐的，日本开始将张作霖视为障碍。1928年6月，日本关东军发起皇姑屯事件，将张作霖乘坐的列车炸毁，张作霖重伤不治身亡，日本希望借此事件造成东北出现群龙无首的局面，借机占领东北。[5]

张作霖

1928年12月29日凌晨，张学良等冲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联名通电全国称：“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起，东三省一律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是为东北易帜。至此，北洋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历史宣告结束。国民党政府形式上“统一”全国。[6]

张学良进一步对日本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并开始在南满洲铁路附近建设新的铁路设施，通过低廉的价格与之竞争，导致南满洲铁路陷入了经营危机。感到危机感的关东军不断提出抗议，但张学良并不愿意妥协。因此日军石原莞尔、板垣征四郎等人决定发动战争来夺得主导权。[7]

中东路事件

1929年6月15日至20日，辽、吉、黑、热四省及哈尔滨特区军政大员齐集沈阳，参加张作霖逝世一周年纪念会，并讨论中东路等有关问题。7月7日，张学良赴北平与蒋介石晤谈；10日，南京政府外长王正廷亦被召至北平；同日，张学良贸然派军占领“中东路”，并将苏联的商船贸易公司、国家贸易公司等驻华机构同时查封，搜查苏联职员·，逮捕200余人，此为“中东路事件”[8]

7月13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表示强烈抗议，并限期答复举行和谈的建议；7月16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复照苏联外交部；苏方认为不能满意，于7月17日向南京国民政府宣布断绝外交关系；7月19日，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就中苏绝交问题发表对外宣言；7月20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苏联事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和《告东北将士》书；7月23日，国民政府关闭驻苏使馆。[8]

至此，中苏邦交完全断绝。苏联在中国的权益暂时委托德国代办负责。

国共对峙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7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9]

1931年7月攘外必先安内手令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

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调集30万军队，以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首先避敌锋芒，绕到敌人的背后，然后攻其后路，打破敌人“围剿”的方略，进行反“围剿”斗争。至8月6日国民党军已被红军拖得极为疲劳，红军作战进入由被动变主动的第二阶段。在红军的不断打击下，国民党军队已无力再战，蒋介石被迫于9月初下令“围剿”军总退却，至此红军获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国内混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10]

1931年5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11] 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12]

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13]

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军挑衅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愤而填渠毁坝，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实真相，在朝鲜各地煽动反华风潮，致使旅朝华侨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无数。同时日本借机增兵满洲，为武装侵略东北大造舆论。[14]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15]

九一八事变”的历史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