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证如山：霍尔莫津要塞及慰安所遗址见闻

抑扬

　　9月18日，是一个让中国人永远难以忘却的日子。90年前的今天，侵华的日本关东军以卑劣的手段发动事变，炮击沈阳的中国驻军北大营，开始了对中国全东北的野蛮侵犯。

　　由于旧中国多年积贫积弱，再加上蒋介石政府的消极抵抗政策，日军的侵略势如破竹。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便从辽宁沈阳，打到黑龙江省会齐齐哈尔。其间，曾遭遇马占山率部分东北军江桥抗战的阻击，历时半月，江桥抗战失败，日军侵入齐齐哈尔，进而继续向省内其他地区扩展进攻，很快便占领了东北三省全境。

　　1932年秋，日军侵占孙吴地区，在孙吴建立军事殖民政权，通过军警宪特机构统治孙吴人民。同时，也将该地逐步建设成了备战苏联的军事屯兵基地。孙吴是关东军第四军司令部和123师团驻扎地，兵员最多时有8万余人，修建军事工程先后役使的中国劳工约6万人，使其成为日伪统治时期东北的边防重镇。当年，侵华日军称孙吴为“北方军都”，也时常对黑龙江占领区做这样的对比性描述：“小小的哈尔滨，大大的孙吴”。

　　自1934年5月至1945年8月间，日本关东军为巩固对中国东北的侵占，防备和对抗苏联，在东起珲春，经孙吴、黑河向北向西直至阿尔山的中苏、中蒙边境，构筑了绵延4000多公里、总计17处的军事要塞群，自诩为“东方马其诺防线”。日军将这些沿边军事要塞分为四个正面战区，孙吴的霍尔莫津以及瑷珲、黑河、法别拉军事要塞是北部正面战区的核心军事工程。

要 塞 观 览

　　霍尔莫津要塞位于黑龙江省孙吴县满族、达斡尔族乡境内小兴安岭北麓的丘陵山地之中。如今，自孙吴县城向东、向北沿516省道、186县道驱车40公里，便可抵达中俄边境、紧邻黑龙江右岸的霍尔莫津要塞遗址。

　　要塞始建于1934年，由胜武屯村上大队本部、胜山主阵地、毛兰屯野战阵地等多个阵地构成，总面积约350平方公里。要塞由位于中俄边界黑龙江边一个小村屯“霍尔莫津”而得名，又由于与俄罗斯隔江相望的胜山是要塞的主阵地，且保留下来的遗址并开辟建成的旅游公园也在胜山，孙吴当地人亦将要塞称做“胜山要塞”。

　　下面这幅图片即是遗址公园前的一座刻有要塞名称的旗型雕塑。

　　要塞遗址经过当地政府多年的资金投入，对荒废已久的残破设施进行恢复整修，同时，进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遗址环境有了很大改善。2007年9月20日，要塞遗址公园正式开园，并先后被评定为省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级森林公园，2011年3月获批国家3A级旅游景区。

　　下面这几幅图片是遗址公园门口处的组合雕塑和游客服务中心。

　　游客服务中心对面是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中心矗立着一座巨型雕塑，其下半部分是一座带有多处裂痕的要塞地堡，上面则是一只硕大的铁拳，象征着中国抗战以及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后对日军要塞毁灭性的打击。

　　在巨型雕塑的背后，是一条依山修建的长达近三十米的浮雕墙。浮雕用众多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和不同场景，描绘了霍尔莫津要塞的修建和在苏联红军猛烈军事打击下的覆灭过程。

下图为浮雕墙的五组合条型拼图。

　　下面这幅图片是修建在遗址公园广场左侧的要塞博物馆。博物馆的图文介绍和馆藏战争遗物，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日本关东军在要塞一带的军事活动，揭露了关东军在要塞修建过程中对要塞劳工、要塞“慰安妇”所犯下的滔天罪行。

　　在遗址公园景区的入口处，伫立着当年军事要塞遗留下来的执勤岗亭和第一卫兵室遗址。

　　景区入口左侧的山坡上，停放着体现当年战事的苏式 T一一34型坦克。

　　下面这张照片，是在胜山阵地上的一个制高点一一海拔340米的作战观测所山顶拍下的。对面远处的一线水色，便是中俄界河黑龙江，江对岸是俄罗斯边疆区布拉戈维申斯克、扎维琴斯克、奥勃卢契那的统辖地。此地也是当年日军防范苏联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对日作战的重要战场之一。

　　下面几张照片是胜山阵地山顶上的地堡群和观测哨点。

　　下面这幅图片是霍尔莫津要塞胜山地下指挥中心的遗址。

指挥中心建在山体之中，用钢筋水泥构筑，总面积300平方米，设有作战室、指挥室、参谋室、餐厅、炊事班卧室、八角岗楼、配电室等等。该工事既是黑龙江边的前沿观察阵地，又是要塞作战指挥的心脏，所有作战命令都是由这里发出的。

　　要塞指挥中心是地下的战时指挥部。其中最大的房间是作战指挥室，相邻两个房间为指挥官及参谋人员的办公室和休息室。沿作战指挥室通道向内是指挥中心的地下餐厅，其中大部分房间已被炸毁。

　　这里是餐厅附近的炊事兵寝室和厨房灶台的残迹。

　　这是紧邻厨房的水井。

　　要塞餐厅拐角处有地下通道入口，经过通道可直达山顶的观测所。

　　指挥中心通往山顶的地下通道，高两米，宽1.2米，设有23级台阶，拐弯处设有哨位，保存较好的通道长约300米。

　　这是观测所设在山顶上的瞭望台，其观测视野可辐射黑龙江前沿阵地及苏联境内。

　　山顶观测所设有通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的地下通道，与胜山主阵地的各阵地相通，方便指挥中心与各阵地作战部队的命令传达和战情联络与沟通，更方便战时各阵地间兵力的调动和转移。

　　这是要塞地下工事中的士兵寝室。

　　这是要塞地下工事中的配电室及通道走廊里设置的射击孔。

　　这是要塞地下工程设置在山坡背面的隐蔽出入口。

　　这张拼图是日军要塞的弹药库遗迹。苏军的对日作战已让当年坚固的军事工程变成了一片断壁残垣。

　　通讯中心也被炮火摧毁，如今变成了一堆废墟。

　　这是当年胜山要塞的炮兵阵地。

　　这是要塞亚雷高地能够通过地下通道输送炮弹和人员的炮位遗址。

　　下面这几幅图片是要塞地下仓库和兵舍的遗址。

要塞地下的军械、弹药、物资仓库及兵舍均用高强度的水泥构筑于大山的腹部，洞口伪装成山体，每个洞口设置三道门，且中间这道门是斜置安装，通过后便能自动关闭。门的两侧墙壁内置一根中空的铁管，作为洞里和洞外沟通情况、传达命令的管道。

　　地下仓库和兵舍内部均为两个同样大小的房间，每个房间长26米，宽3米，高2米。目前，要塞内发现的8座地下仓库和兵舍，均保存完好。

　　要塞的水、电供应等保障设施一应俱全。这是胜山阵地供水系统的水泵站遗址。

　　下面几幅图片是霍尔莫津要塞日军警备中队营房的遗址。

日军警备中队营房，是现存较为完整的大型步兵营房。营房由钢筋混凝土浇筑而成，东西长55米，南北宽9米，共10个房间。营房坐北朝南，正面部分裸露在外，背面部分掩埋在山体中。营房内由一条走廊将各个房间贯通，由西向东分别为厨房（设有地下储藏室）、餐厅、士兵寝室、军官办公室。

　　别看这林地里只剩下两处低矮残墙的房屋基础，这可是当年日军胜山要塞的野战医院。

野战医院也称战地医院，其基本职责是为驻守胜山的日军提供医疗保健服务和战地救护。医院原址东西长20米，南北宽11米，为地上一层青砖建筑，现仅存一长方形土坑，房屋基础仍清晰可见。

　　这是要塞依山坡修建的第二卫兵室遗址。

　　上述遗址公园所展示的日军工事，仅仅是要塞在胜山阵地上的部分工程。霍尔莫津要塞北起黑龙江边，西至三岔河，东至逊河，南隔逊比拉河至一本松，总面积约350平方公里，防御纵深有10～60公里，分布面积很广。这些配套的阵地前后左右相互策应，构成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而且霍尔莫津要塞也只是东北要塞四个正面战区、十七个要塞群之一，可见当年侵占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在巩固占领、防御外敌方面，投入资源之巨。

下面这幅图片是哈尔滨社科院侵华日军要塞研究所的徐占江、杨柏林等研究人员依据浅田乔二、小林英夫所著《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统治》一书及其调查资料编制的一张统计表，一目了然地介绍了日军东北要塞的总体规模、阵地结构和施工进度。

　　侵华日军在边境地区大规模地修建军事要塞，是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与文化渊源的。近代日本的明治维新以后，建立了资本主义制度和天皇政权，对中国以及亚洲诸多国家，实行了一整套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同时，在“富国强兵”思想指导下大力培植军国主义，企图侵占大陆国家中国、朝鲜，进而实现称霸整个亚洲乃至全世界的战略目标。

1874年，日本武装侵略我国宝岛台湾。次年又向朝鲜挑衅，迫使朝鲜签订《江华条约》。1894年，悍然发动侵略中国的中日甲午战争，并强迫清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从我国割去了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同时，攫取了对朝鲜的控制权。

到1927年6月，日本田中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向天皇呈奏《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田中奏折），公然宣称：“唯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定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大陆政策”。1931年日本预谋发动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政府自明治维新以来长期推行“大陆政策”的必然结果。

　　日本实现了占领中国东北的野心之后，随即建立伪“满洲国”，将下一步的侵略目标指向苏联。日本对苏作战的具体计划，是1932年夏季由关东军拟订的，即《1933年度作战计划（对苏攻势作战计划）》。其基本内容是：把战场定在苏联境内，首先从东部正面以伏罗希洛夫为目标发起攻势，迫使苏军应战，继而消灭苏军的远东部队，最后占领后贝加尔湖地区。关东军策划的东部正面、西部正面的两期会战，以及进攻贝加尔湖的作战方案，一直延续列入到1936年度的作战计划中。

1941年6月下旬，德苏战争爆发，关东军随即于7月启动“特演”行动，迅速将只有30余万人的关东军扩编至70多万人，伺机待战。关东军的特别大演习，实际上也是对苏联进攻战的一次预演。

　　1933年10月，日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铃木率道，率领作战课部分骨干，分乘三架飞机实地视察“满”苏国境地区，详细侦察了东宁、绥芬河、密山、虎林（虎头）等地的地形地貌。随后，再经由北部正面的奇克、霍尔莫津、黑河到海拉尔，就国境地带修筑阵地问题进行研究论证。

1933年11月中旬，关东军司令部召开专门会议，听取参谋本部的考察情况汇报和方案建议，对国境阵地的构筑、武器装备和作战物资的配备等相关事项进行研究决策。同年12月，关东军即派测量队进入“军事筑城”地区，开始进行实地测量。

　　1934年5月12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签发“关作命第589号令”：《关于在国境地带东宁、绥芬河、平阳镇、海拉尔附近构筑阵地的命令》。（见上图）同日，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依据589号命令下达《关于修筑阵地和轻便铁路所需民工、器材、经费等问题的指示》，随后，关东军在我东北边境要塞工程的施工作业全面启动。

劳 工 遭 遇

　　修筑如此庞大的军事要塞工程，需用大批劳工。自1934年下半年开始，关东军和伪满政权用骗招、强征、抓捕等方式，每年征招中国劳工数十万人，驱使其为日军修建营房、仓库、公路、铁路、机场和阵地工程，仅在孙吴一地修建霍尔莫津要塞，三年多时间就先后役使劳工近6万人。

　　首先是骗招。要塞工程是关东军的军事机密，而且大都地处偏远，条件恶劣，为了防止劳工了解实情和不影响招募，在工程修筑初期，所招劳工大都是用欺骗的方式募集的。大东公司、满洲劳工协会、华北劳工协会等招工单位和包工把头，向募集对象许以相对优厚的物质条件和薪酬，然后将应允劳工控制起来，集中押送至关东军严密布防的军事要塞工地。孙吴被服厂老工人李志云曾回忆说：“我原籍为吉林省梨树县榆树村，1937年因年景不好，遇到孙吴去招工的肖把头，说孙吴现在修房子招工，吃的好、工资高，房子修好后还往回送，你想回哪，我就把你送到哪。我们全家七口人就这样被骗来了。”

　　1941年4月5日，关东军与华北日军达成《关于入满劳动者的协议》，以争取每年向东北输送110万人为目标，大肆招募华北青壮年劳动力向东北输送，用以补充修筑军事工程劳动力的严重不足。下面这幅图片即是大东公司向华北骗招劳工的宣传广告。

　　其次是强征。劳工的强制征派主要集中在东北，这成为要塞工程后期劳工的主要来源。伪满国务院和伪省公署依据《劳动人紧急就劳规则》下达指标，由各县行政科按区、镇、村人口进行摊派。募集就绪后，各县行政科按人造册移交劳工协会各县出张所，然后编成大、中、小队，实行“连坐、联保”，以避免劳工犯纪和逃离。这种强征的办法被美其名曰“供出劳工”。

　　第三是抓捕。强行抓捕是日军为解决劳工不足问题采取的又一项罪恶措施。抓捕的范围包括东北、华北的广大城乡，较远处还有从安徽等地沦陷区被日军抓捕到东北的。华北日军依据与关东军的协议，将所谓“维护治安”与招募劳工挂钩，即通过讨伐、扫荡等“治安”战，大肆抓捕青壮年劳动力输送到东北，押解到边境地带修筑要塞工程。在华北输送的“特殊”劳工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从各沦陷区抓捕的抗日民众和普通百姓。日本宪兵军曹佐佐木曾供认，他所看管的劳工，大部分是从华北抓来的，其中还有100多人是从华北战场俘虏的国民党士兵。

　　在东北大规模强抓劳工是在“劳务新体制”确定之后，抓捕主要集中在城市。1943年4月18日，伪满国务院制定《发动都市人口疏散紧急对策》，在城市大抓“浮浪”，强制其从事各种劳役。4月19日，伪都新京（长春）警察全部出动进行大搜捕，抓了3160人，将其中1287人强行送往各劳役地点；27日奉天（沈阳）市抓捕3576人，5月4日抓捕326人，6月22日又抓捕了3500余人；7月22日齐齐哈尔也抓捕了152人。被抓捕的人中凡有劳动能力者，都被送往各矿山或军事要塞工地强迫劳动。

　　除集中抓捕外，伪劳工协会设在市内的招工点还随时抓捕零散的民众当劳工。曾经在劳工协会当勤杂工的人回忆证实：“当劳工紧张时，关东军就派汽车停在孙吴街里的十字路口，由劳工协会的人带着日本兵见人就抓，抓住往汽车上一扔，汽车装满了就拉走。老百姓一看到十字路口停汽车，吓得东躲西藏，不敢上街。”

　　日军以各种手段将征招的劳工集中以后，一般都是通过铁路将劳工输送到各个要塞所在地。华北的劳工有的直接用火车输送到东北边境，也有的用船先由青岛等地运送到大连，再利用铁路进行运送。劳工乘坐的列车绝大部分是运送货物的封闭式闷罐车，每节车厢都要被塞进几十人、上百人。为防止劳工逃跑，在劳工上车后立即将车门反锁。由于运输时间长，吃、睡、大小便全在车上，车内污浊不堪，加上劳工被骗招或抓捕心情忧郁，造成许多劳工生病甚至死在运输途中。

1940年3月，从北安开往孙吴的火车，在一节装满劳工的闷罐车里，一盏煤油灯因车体的震动和摇晃而倾倒，引起火灾。由于车的铁门在外面上了锁，押运和看管的人又不在这个车厢，结果这一节闷罐车里的劳工全被烧死、炝死、闷死，直到孙吴车站后才被发现。

　　征招和抓捕的劳工被押解到各自的驻地后，提供给劳工们的住处，都是就地用苇席或茅草搭起来的棚子，即使是在最冷的黑龙江北部地区，也仅仅是在两层席子之间夹一层油毡纸。劳工棚子一般都是搭建在工地附近，四周架有铁刺网，旁边还设有日军岗哨，以便于日军监视看管。

　　每个劳工棚住几十人、上百人不等。席棚子十分简陋，难以遮风避雨和御寒。夏天外面下大雨，棚子里面下小雨，被子湿得无法盖。由于地面积水，铺上返潮，再加上蚊虫、虱子、跳蚤的叮咬，劳工们常常无法入睡。大多数劳工身上都曾经长过疥疮，浑身流脓流水。

冬天的日子则更难熬，工棚里如同冰窖，劳工们又薄又破的行李被褥，难以抵挡零下三四十度的严寒，劳累一天的劳工时常冻得彻夜难眠。由于劳工棚子十分密集，有时还因取暖失火造成大量劳工被烧伤甚至死亡；或因夏季山洪暴发冲垮工棚导致许多劳工被洪水淹死。

　　被送到要塞工地的劳工，只有“勤劳奉公队”和很少一部分劳工能领到一套衣服和一双鞋，绝大部分被强征和抓捕的劳工，行李服装就没人管了，完全自备。没有行李铺盖的，晚上睡觉只得找些草袋子、纸袋子盖在身上。由于劳动强度大，劳工们所穿的衣服很快就会破碎不堪，因而夏季大都赤身裸体，春秋和冬季只好用包装水泥的纸袋子御寒。各要塞工程都大量使用水泥，水泥袋子便几乎成了要塞劳工普遍使用的“工服”。

　　要塞劳工的伙食一般为粗制的高梁米或玉米面粥、橡子面等，基本上没有蔬菜，有时能吃到一点咸菜或盐豆，伙食质量极为低劣。更主要的是数量不足，劳工们普遍吃不饱，不得不忍受饥饿的煎熬。饥饿难耐挺不住时，只得四处去找吃的，或上山采野菜充饥，或夏秋时捉些蚱蜢生火烤着吃，或晚上去马房偷吃喂马的豆饼。有的劳工实在饿得受不了，就到炼病死劳工的地方吃烧过的劳工尸体！

　　下面这幅图片是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展示的劳工修筑要塞的模拟场景。

　　劳工被强制劳动的时间和劳动强度也是我们当代劳动者难以想象的。在各要塞的施工中，劳工们基本上是天亮就出工干活，天黑才返回住处，劳动时间都在十几个小时。孙吴的夏天，昼长夜短，劳工们称劳动时间是“三九点”，即凌晨三点起床，晚上九点睡觉。在孙吴增兵突击抢建营房期间，劳工们更是没白天没黑夜连轴转，不少劳工在工地累得当场昏死过去。

　　关东军对要塞劳工的监视迫害是耸人听闻的。无论是强征、抓捕的劳工，还是骗招、征派的“勤劳奉公队”劳工，一到要塞施工工地，都要受到日军的严密监视。在一些绝密工程中，劳工住处甚至还要围上电网，设置日军岗哨和狼狗圈，防止劳工怠工或逃跑。

劳工们出工收工时，要把眼睛用布条蒙上，手拉手或统一牵一条绳子，沿着一人多深的沟出入工地，日军士兵则端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在上面押解。据李秉刚提供的《高殿太访问录》记载：“日本人在每个劳工棚子两头都各设一个站岗的，专门看守我们。为防止逃跑，还命令我们都脱光衣服睡觉，连出去大小便时也不许穿衣服。”

　　要塞劳工们在日军的残酷奴役下，由于饥饿、劳累、疾病等原因，许多人身体无法承受，难以持续为日本人卖命。日本把头、监工不但不给劳工治病，反而残忍地将劳工处死。北孙吴的劳工坑和曾家堡的劳工集体坟就是铁的见证。关东军还派特务和雇佣的朝鲜“二鬼子”，混在劳工中间进行监视，特别是监视劳工中有无“反满抗日”、“鼓动逃跑”和刺探军情的“间谍”分子。遇到有嫌疑者，轻者关押，重者随时杀掉。

　　1937年9月，在孙吴平顶树修筑军用机场的2000多名劳工，因日本人无故打死2名劳工，爆发了一场大罢工。在两名劳工惨死的第五天早上，劳工们拒绝出工。负责看守的监工随即调来大批日军包围了机场，强令劳工集合，从劳工中抓出6人，当场将其中4人用刺刀挑死，将另外2人拴在马后拖死，然后又抓走几十名劳工，这些人从此下落不明。

几天后的一个中午，五六百名劳工利用收工吃午饭的机会集体向西北方向逃跑。日军立即部署追捕，直到黑嫩线二站和大岭之间才截获了两三百人，其余劳工成功逃脱。这两三百劳工被抓后，当天晚上被日军集体屠杀在逊别拉河畔。（见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之《孙吴平顶树血案》）

　　参与要塞施工的中国劳工其最终的结局和命运十分凄惨。在几个月乃至两、三年的“就劳”时间里，不知有多少劳工命丧工地，永远地留在了那里。还有那些在普通工程中劳作的幸存者即使被放回，许多人也是带着一身疾病，回家后不久死去或留下永久的残疾。

　　结局最悲惨的当属那些参与绝密工程施工的劳工。大量人证和史料证实：在要塞的绝密工程修筑完毕后，参与修筑的劳工都会被日军秘密处死。据原孙吴劳工王文斌口述：“康德3年，我到孙吴给日军694部队修大营，到第二年9月，看到694部队装了10辆汽车的劳工，约五六百人，拉到山里集体屠杀了；康德6年六七月份，孙吴的老赵头到南山给日本人放牛，看见694部队在头道卡子桥西把干完工程的100多名劳工集中处死了；听李景顺说，1939年冬，孙吴南山阵地西南沟子里，日军杀害施工的劳工500多名。”

据另一知情人滕吉发口述：“康德4年，从北安抓到西岗子修南山洞子的劳工1300名，完工时剩下大约700人，也都被日寇送到不为人知的地方集体屠杀了。”（见孙邦主编《伪满史料丛书.日伪暴行》之王登明《控诉日本帝国主义在伪黑河省杀害中国劳工罪行》）

　　另据战犯、伪满军事部大臣邢士廉证实：“日军的秘密工程完工之后，会把从事该工程的劳工全部杀死。1943年，锦州1000多名劳工被征派到这些工程中去，但一直到1945年春一个都没有回来。锦州的征招责任人曾询问关东军，回答是不清楚；询问总务长官武部六藏，他也表示说没经政府手续，是关东军直接办的，均回避说明这批人的下落。后经家属百般查询、多方探听，大都确认是被日本鬼子杀死无疑。”（见邢士廉《我所知道的军用劳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伪满史料丛书.经济掠夺》第467页）

慰 安 之 痛

　　日军在东北要塞犯下的另一个不能饶恕的罪行，就是对从军慰安妇灭绝人性的凌辱与摧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中国的强奸事件频发，遭到世界舆论的一致谴责，损害了所谓“帝国军队的声誉”。另外，淫乱导致军队性病流行，战斗力严重下降。因此，日军决策层开始策划并实施“慰安妇劳军”政策。

1932年“淞沪事变”后，时任侵华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岗村宁次，效仿海军征招妓女慰军的做法，指派高级参谋冈部直三郎负责，在日本长崎县征招来华进行性服务的慰安妇团。同时，在上海设立为日军官兵提供性服务的场所，自此，开始公开推行“慰安妇劳军”政策。

　　1937年卢沟桥事变和南京大屠杀之后，针对日军肆无忌惮地奸杀妇女的恶行和国内外各界的愤怒谴责，日本陆军省兵务司依据慰安劳军政策，给侵华派遣军下达《关于招募慰安妇的文件》，命令各部设立慰安所，要求：“在招募（慰安妇）时，由派遣军领导，选用合适的人选，处理好与各方面的关系。应与当地宪兵警察合作，保持军队的威信，不要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关东军及各方面军在陆军省的指示下，不再避讳，部队每到一地，便立即辟室觅屋，征招妇女，快速建立“合法”的性服务场所一一慰安所。

　　这是日本陆军省征招慰安妇、设立慰安所的命令书。

　　日军设在中国的慰安所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一是军队直接经营的、专供日军使用的固定慰安所，如孙吴的军人会馆、黑河山神府高丽窑子等，这是最基本最普遍的形式。这种设置的主管者从方面军、师团旅团、联队、大队甚至警备队或小队都有。当军队转移时，慰安所也一同转移。

　　二是形式上由日侨民营，但军队也插手管理，是一种“军督民办”式的供军人、“军属”玩乐的慰安所。这类慰安所多在军队的支持下开设，其数量也不在少数。自“九.一八”事变后，日本的买春业者成群地来到中国东北，在关东军驻地周围设立大量的“料亭”（供将校使用的慰安所）和“游廊”（供士兵使用的慰安所）。随着战争的扩大，这种方式也迅速推广到中国南方及亚洲其他国家的各日军占领地。

　　三是由日军指定的民间妓院形式的慰安所，如上海的“大一沙龙”、“永乐馆”、“小松亭”等等。这类慰安所除了日军利用外，也对外开放经营，一般的日侨、日本人、中国人也允许使用。但其院内设施、环境和卫生条件、招募的妓女等等需经日军审核认定。

　　四是军队或民间经营的流动式慰安所。一般都是设在军用卡车上，慰安妇的吃喝睡觉都在车里，管理者通常是用卡车将她们运到部队驻地，用木桩和毛毯等围起简易棚子，士兵们排着队进去接受“慰安”。 除此以外，也有流动慰安所是设在火车上和轮船上的，还有一些日军指使伪政权或胁迫中国的娼业老鸨开设的慰安所。

　　侵华日军数十万“慰安妇”，大多是来自亚洲的被占领国。除极少数自愿“献身”的日本妓女，绝大多数是日军采取诱骗、威逼、掳掠、强迫等手段从日本、中国、朝鲜及其它国家占领区强征而来。这些人中有贫家少女、学校女生、居家妇女、职业妇女、女性战俘等不同女性。其中在东北的慰安妇朝鲜妇女较多，从日本本土征招的慰安妇主要是为日军军官们服务的。

　　这是孙吴县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展示的一份统计表，所列入的慰安妇大多是十五、六岁即被日军欺骗、搜捕、强迫而来的中国妇女。

　　这是几名沦为日军性奴的中国女战俘。

　　为配合侵华日军在占领区征招慰安妇，有些伪县公署还为虎作伥，时而向乡镇公所和村屯下达强征指令，协助日军办理慰安妇的征招事宜。孙吴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展示了这样一则强征慰安妇的布告：

“文水县公暑训令(差)字第一号令：南贤村长副，为训令事，查城内贺家巷妓院（慰安所），现有妓女除有病者外，仅存4名，实不敷应付。顷奉皇军谕令，三日内务必增加人数。兹规定除由城关选送外，凡三百户以上村庄，每村选送妓女一名，以年在二十岁左右确无病症、颇有姿色者为标准，务于最短期内送县，以凭验收。所有待遇，每名每月由维持会供给白面五十斤，小米五升，煤油二斤，并一人一次给洋一元，事关紧要。”

　　自1932年秋日军侵入孙吴，已先后修建了4处慰安所。曾经在关东军服役的日军士兵千田夏光，在他的回忆录《从军慰安妇》一书中，对孙吴慰安所及其运营状况做了如下记载和描述：

“在中苏边境的孙吴县日军北满第四军驻地，设有3家慰安所，门牌上就写着‘陆军军人慰安所’，每家至少有10个慰安妇。有的年龄很小，像小学三、四年级的学生。慰安所的管理者经常打电话到各部队，协调士兵去‘慰安’的时间。士兵要去慰安所时，内务班长便发给你安全套。当士兵数量与配备的慰安妇数量失衡时，就可能发生冲突，出现争夺慰安妇的情况，甚至双方拔刀格斗。也有些士兵在演习时溜走，去嫖妓或抢夺当地妇女。”

　　一位叫林月珍的受害者，提供了被抢夺并受到强暴的证言：“那时我还是个大姑娘。那一天，我这辈子都不会忘记的。5个日本兵端着枪，气势汹汹地冲进我们村子里，我赶忙逃，慌乱中还摔了一跤。尽管我拼命地跑，但最后还是被他们抓到了。他们把我丢进了一个暗无天日的房间，和我一起被关进来的还有七、八个小姑娘。没过一会，就进来好几个日本兵，他们什么话都没说，直接就上来强暴了我们。整整四天四夜啊，我就被关在那个小房间里面，每时每刻都有日本兵进来，白天黑夜的，一个接着一个，根本就没有让我们休息的时间。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想逃跑，门口又有日本人守着。我们每天只有一个饭团充饥，除了吃东西这几分钟的时间，日本兵就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侮辱。”

　　到了1939年，在孙吴县城东部的逊别拉河边，日军123师团268、269、270联队驻地不远处，关东军又驱使劳工填了水塘，建了一座长逾百米的二层建筑，这就是现今仍保留遗址的“军人会馆”，是一个供“北部正面”防线日军高、中级军官休闲、淫乐用的高级慰安所。

　　孙吴军人会馆是个典型的服务于中、高级军官的将校俱乐部。会馆的一楼设有餐厅、酒吧、电影院、舞厅、浴池等设施，二楼则是一排小房间，是慰安妇住宿并接待慰安军官的地方。

　　下面这幅图片是孙吴县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军人会馆遗址)中保留的供日军将校军官休闲娱乐的房间。

　　这是孙吴军人会馆遗址保留的慰安妇房间。

　　这是军人会馆为保障前来消遣淫乐的日军高级军官的安全与健康，专门设置的医务室和检查室。

　　日军“慰安妇”的遭遇和命运 同劳工一样悲惨。充当慰安妇期间，身心备受摧残，有的慰安妇一天要接受几十、甚至近百个士兵的蹂躏和奸污；有的被摧残致死；很多慰安妇在日军战败时被集体杀害。战后侥幸活下来的慰安妇一边忍受着身体的伤痛，一边又遭受着世人的白眼以及屈辱的心灵折磨，直到默默死去。

　　依据曾经在孙吴日军中服役，了解军中慰安妇真实情况的见证人的叙述，日本记者、作家千田在他的报告文学中，记述了如下事实一一“在不同慰安妇编制里的慰安分工是：日本慰安妇平均慰安军人是1比10；韩国慰安妇平均慰安下级军官是1比40；中国慰安妇平均慰安低层官兵是1比89。”

　　这是孙吴县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军人会馆遗址）展厅的一座雕塑。

　　这是被日军多次无节制强暴而导致怀孕的慰安妇朴永心。

　　这是遭日军侮辱强暴、虐杀的中国慰安妇。

　　在孙吴军人会馆的约20名日、韩籍慰安妇中，韩国少女文明金在此充当性奴隶，身心备受摧残，屈辱伴她走完了艰辛的一生。

　　文明金，1919年出生于韩国庆尚南道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家中姊妹5人，她是老大，9岁开始靠讨饭和上山挖野菜帮家里苦度岁月。文明金18岁时，偶尔在集市上遇到一个50岁左右的韩国男人，问她愿不愿意到中国东北干活，那里有饭吃、有钱赚。单纯的文明金养家糊口心切，不加怀疑的同意了。与她一起同行的，还有这个男人找来的6个韩国少女，大的20出头，小的才16岁。男人把她们带到中国境内，辗转来到孙吴的日本军营，之后又把她们送到军人会馆。

　　到军人会馆几天后，她的房间来了一个50多岁中等身材的日本军官，腰里挎着战刀，向她问东问西，文明金害怕极了。到了晚上，军官不顾她的哭叫、恳求和反抗，强行脱掉她的衣服，将她强暴了。第二天，几个同行来的女孩在军人会馆外的草地上抱头痛哭，可她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命运，从此开始了暗无天日的“慰安妇”生活。她们每天都要接待日军官兵，星期天要达到几十个，稍有不从就会遭到打骂。曾经有慰安妇出逃，但被抓回去就打得死去活来，再就没有人敢跑了。

　　这是孙吴县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孙吴军人会馆遗址）保留的文明金房间。

　　日军战败后，军人会馆里20多个“慰安妇”无家可归，有的郁闷孤独地死去。文明金还算幸运，一个姓尹的好心的朝鲜族人带她到孙吴县沿江乡东光村定居，度过了30年平静的生活。第一任丈夫去世后，文明金来到孙吴县腰屯乡敬老院，经人介绍和退休的建筑队职工曲春喜成家。1998年，在中韩双方共同努力下，文明金回到故乡，与分别六十多年的亲人团聚，在韩国京畿道广州市郊的“分享之家”安度晚年。

　　年老的文明金在家人和政府工作人员陪同下回到军人会馆遗址，回顾凄惨的慰安生活，指认当年的服务场所，揭露日军的荒淫无耻和残忍冷酷。

　　慰安妇制度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侵略中国和亚洲其他国家期间，出于将战争持续下去的目的，强迫各国妇女充当性奴隶，并有计划地为日军官兵配备性奴隶的制度。这一恶行，极大地侵害了被强迫妇女的人格、人性和民族尊严，使她们蒙受了无比巨大的肉体和精神上的痛楚。

慰安妇与日军的“慰安”关系，是数千年人类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男性对女性的集体奴役。这一现象充分反映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野蛮、残忍和暴虐。而且，是日军部队直接策划并实施了慰安所的建立和管理，且慰安所的建筑和物品多是由日军提供的，因此，慰安妇制度具有明显的国家行为特征，是战时日本政府违反人道主义、违反人类两性伦理、违反战争常规的制度化的国家犯罪行为！

另外，日军强征中国、朝鲜、东南亚各国以及美、英、澳、俄等部分欧美国家数十万妇女为慰安妇，也是世界妇女史上最为惨痛、最为罪恶的纪录。这一恶行与战时德国军队疯狂屠杀犹太人是法西斯主义践踏文明世界的两大罪状，而尤以“慰安妇”这种完全违反人类两性伦理的性奴隶制度给人类心灵造成的耻辱和创伤更为深重！

要 塞 覆 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进入尾声之时，1945年2月4日，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黑海北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皇宫举行会议，商讨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

彼时，德意法西斯败局已定，美日太平洋战争经过多次惨烈激战，也由海上诸岛的争夺逐步向日本本土推进。美方希望盟国苏联尽早参与对日作战，以便牵制日本在中国领土上的军队，避免在华日军增援太平洋诸岛和日本本土，从而减少美军的伤亡代价。而苏联，也希望借机一雪当年日俄战争失败之耻，挽回战争损失，恢复战前在中国的既有权益。

　　至2月11日会议结束，三国首脑秘密签订《美英苏三国关于远东问题的协定》（即雅尔塔协定），背着中国，协议确定涉及中国领土主权的如下重要问题：外蒙维持分离现状；苏联重获1904年日俄战争之前在中国的权益，如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将大连港国际化变为自由港，且苏军租借旅顺口做为海军基地；中苏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并保障苏联的优先利益等等。在得到美英首脑对苏联上述主张的认可后，斯大林才承诺在欧洲战争结束后的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

　　下面这幅图片是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三国元首和与会代表。前排坐者自右起依次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

　　1945年4月末，苏联红军攻入柏林，纳粹德国首领希特勒自杀。5月8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在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斯特签暑无条件投降书，至此，盟军在欧洲大陆对法西斯轴心国的战争宣告结束。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柏林西郊的波茨坦举行会议，商讨战后对德国的处置问题，同时，美国也在进一步争取苏联尽早对日作战。至7月26日，会议以美、英、中三国宣言的形式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

　　这是波茨坦会议的会场。

　　这是波茨坦会议三巨头：苏联最高统帅斯大林、美国总统杜鲁门和英国首相丘吉尔。

　　1945年8月6日，美军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使处于太平洋战争后方的日本，遭受灾难性的沉重打击。海岛争夺战不断挫败的形势和本土遭受核轰炸，也在侵华日军中引起强烈震动，军心和士气受到很大影响。

1945年8月8日，苏联履行对盟国的承诺，加入《波茨坦公告》，向日本大使佐藤递交了《苏联对日本进入战争状态宣言》。苏联对日宣战后，从8月9日起，在黑龙江上下游2900多公里的国境线上，苏联红军陆续突破国境，对日本关东军的要塞防线发动全面攻击。

　　对以孙吴为中心的日本关东军北正面防线展开作战行动的，是苏联红军第2远东方面军第2集团军所属的3个步兵师及其配属的炮兵、坦克部队，黑龙江舰队及航空兵等。其兵力装备包括：3个坦克旅共240辆坦克；9个独立炮团、2个独立高炮营共1270门各种火炮；1个航空混成军共359架作战飞机；还有黑龙江结雅一一布列伊斯克舰队一个旅和一个独立营几十艘舰艇的协同行动。

　　8月11日凌晨，在苏联远东第二集团军猛烈炮火的掩护下，黑龙江舰队结雅一一布列伊斯克旅所属各种舰艇及地方航运部门调集的客货船舶，首先突击运送先遣支队各分队渡过黑龙江，在哈大杨、霍尔莫津一带抢滩登陆。登陆的先遣分队一部直扑胜山阵地山脚，一部冲向胜山以东的三角山地区，另一部则向四季屯、小桦树林、河西山方向迂回进攻。

　　苏军先遣支队的积极作战行动，有效地牵制住日军123师团在胜山部署的两支前进部队，为后续主力部队的渡江作战打开了通道、指引了方向。当苏军主力到达日军驻守的阵地后，先遣支队则不失时机地甩开残敌向南部纵深的孙吴等地疾速前进。8月13日，占领孙吴近郊的飞机场，并迅速越过逊别拉河，迂回穿插日军各阵地而逼近县城，一路充任后续主力部队的开路先锋。

　　8月12日黎明，苏军后续渡江的主力部队也源源开到胜山脚下。当日中午，苏军用2个步兵团、1个歼击反坦克炮团和数十辆坦克从西部、北部、东北部和东部4个方向对日军胜山主阵地展开攻击。

苏军不仅在地面部队方面占有绝对优势，而且制空权也全部操在手中，航空兵的歼击机、强击机不时飞来从空中对日军发起强有力的突击，给地面部队以及时支援。陆地炮火加上空中战机的扫射轰炸，使胜山主阵地淹没在一片浓烟烈火中。日军中心弹药库和战备油料在轰炸中引起数十吨炸药和炮弹的连续爆炸，响声震天动地，巨大的钢筋水泥板块从土层下被掀到数十米开外。粗大的柞树、山梨树、椴树被连根拔起，枝干折断、败叶乱飞。

在苏军猛烈炮火的轰炸下，由于收发报机和电话线路的破坏、故障，使驻守胜山的日军村上大队和第5国境守备队与联队和师团司令部的通讯联络中断；炮兵中队在苏军急风暴雨式的火力打击下，其阵地和火炮也基本被摧毁。

　　自胜山战斗打响之后，日军阵地通向外部的道路即被苏军封锁，日军后勤补给断绝，连饮水都发生了困难。且包围圈进一步缩小，伤亡不断增加。经过三天鏖战，日军伤亡1000余人，重型武器战车、坦克、火炮等装备悉数瘫痪。

8月15日夜，日军123师团第269联队第1大队残部100余人，在大队长村上实带领下，乘夜暗和雨雾分散逃出阵地。出逃前他们把不能随行的重伤员拖进主阵地地下指挥所，随后将指挥所洞口引爆炸毁，算作是对伤员的“妥善处理”。至此，胜山主阵地被苏军全部攻克。

　　苏军在胜山与日军村上大队守军激战的同时，其先遣支队迅速向要塞的纵深穿插，后续渡江登陆的其他主力部队也分兵数路，扑向霍尔莫津要塞的其它阵地。驻守要塞的日军123师团其他联队、挺进大队也遭到分割包围全面陷入绝境。苏军仅用了四、五天的时间，就顺利完成了吴家窝堡遭遇战、“一本松”山地两次突袭和歼灭战、一宝山、二宝山阵地围攻战，并形成对孙吴日军123师团花见山主阵地的全面合围。

　　8月15日正午刚过，关东军第四军司令部电告123师团，要求组织官兵收听天皇御音广播《停战诏书》。16日清晨，第四军司令部下达“关于立即与苏军进行停战洽谈”的命令。至此，霍尔莫津要塞苏日攻防战全部结束。

　　8月17日，关东军总部电令各部队，接受当地苏军指挥，在指定地点解除武装。当日，123师团作战部参谋片山，随同师团长北泽来到北孙吴苏军司令部，北泽摘下自己佩戴的军刀，献给苏军司令官，正式向苏军投降。

当日下午17时，日军123师团举行象征战败的“军旗奉烧”仪式。师团长北泽手执火炬，声泪俱下地将军旗点燃。随着飞腾的火焰，那面印有一轮红日的军旗，瞬间支离破碎，化为灰烬。

　　历史无情地嘲弄了一小撮日本战争狂人：1945年3月31日，关东军123师团的三个步兵联队编成时，曾经在日本皇宫，举行军旗拜授仪式，接受天皇亲授的军旗。仅仅相隔4个半月，这面军旗就在中国东北，被战败日军自己的将士焚烧。

　　军旗焚烧仪式结束后，当日18时，日军123师团所属部队将剩存武器弹药集中交放到指定地点，带上行李下山到孙吴官舍街待命。到8月18日上午，日军霍尔莫津要塞下山撤离的部队全部集结完毕，陆续进入指定的俘虏集中营。据苏军的清理统计，在孙吴总计有17061名日军官兵投降。至此，孙吴全境光复。

　　离开胜山霍尔莫津要塞遗址和日本侵华罪证陈列馆（孙吴军人会馆），内心无比沉重。当年，日本法西斯肆意杀害中国同胞，疯狂掠夺中国的各种资源和财富，残酷奴役中国劳工和从军“慰安妇”，给四万万同胞心中留下无法弥合的创伤。

而今，一部分日本右翼极端势力，仍在期盼大和民族军国主义的复活，妄图修改二战赋予日本的和平宪法，变更日本自卫队“专守防卫”的职能，且不断扩充海空军力，积极参与西方主导的西太平洋地区、我国东海海域、南海海域的军演。前日本首相还公然串访台湾，狂妄声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

凡此种种，充分说明：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扩张称霸的野心不死，配合西方敌对势力犯我中华的丑剧，仍有可能重演！每一个华夏儿女，都需牢记日本侵华的历史与教训，不忘国耻，投身富国强军、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让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永不停步；让中华民族永远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尾声：

　　在黑龙江边的冲积平原上，生长着很多山梨树。每年春季山梨树开花时，漫山遍野花香四溢，一簇簇山梨花争奇斗艳，成为孙吴的一处胜景。当地少数民族兄弟也因此用“霍尔莫津”（满语意为“山梨花盛开的地方”）为其地命名。

令人遗憾和惋惜的是，这个充满浪漫诗意的名字和漂亮的山梨花，自从和军事要塞联系在一起，便饱受外敌战火的蹂躏，又频频“目睹”日本关东军对要塞劳工的奴役，对从军慰安妇的凌辱与摧残。

在我们离开孙吴的时候，黑龙江边霍尔莫津一带的山梨树，又要开花了。经历了苦难与伤痛的我们，期盼着漫山遍野的山梨花，不再见证和记录罪恶，不再遭受枪林弹雨的欺凌，而是让它永享华夏盛世的和平与安宁。

抑扬 2021年9月初稿，2022年8月补充修改于大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