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1——32李建华《足迹——北大中文系（7032）学员人生掠影》

草野斋主

《足迹——北大中文系（7032）学员人生掠影》部委里的同窗32.李建华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足迹——北大中文系（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里的同窗31.高明岐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 《足迹——北大中文系（7032）学员人生掠影》网络“天涯社区”的同窗 30.苏政良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的同窗 29.伞国英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足迹——北大中文系（7032）学员人生掠影》被评为南昌市优秀党务工作者的同窗 28.李仲柏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足迹——北大中文系（7032）学员人生掠影》被评为全国系统先进的同窗27.张振生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足迹——北大中文系（7032）学员人生掠影》曾荣立三等功的同窗 26.陈效元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足迹——北大中文系（7032）学员人生掠影》参战珍宝岛的同窗 25.张猛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里的同窗 24.李宝荣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 《足迹——北大中文系（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里的同窗 23.陶荣祥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足迹——北大中文系（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里的同窗 22.杨根莲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杨根莲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杨根莲，女，中共党员，副教授。 1964年12月7日至1970年8月上山下乡到江西省清江县（现樟树市）山前垦殖场龚家分场，没多久任副场长，后被调到总场（山前垦殖场上芿塘总场）任副主任。 1970年8月被推荐到北京大学江西分校（鲤鱼洲），1971年8月江西北大分校回归合併到总校——北京大学。1974年1月于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毕业。 毕业后在原江西大学中文系与新闻系任教。1989年被调任外语系总支副书记，书记。1999年原江西大学外语系与大外部和原江西工学院大外部合併为南昌大学外国语学院，任院党委书记，兼授新闻专业课，直至2008年3月12日退休。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 目录1. 我爱北大，我爱汉院………王顺洪2.追求——八十五岁老同学傅加森毕生追求的回忆 …………傅加森口述安峰编写3.耀景街16号圆舞曲 …………文/吴宝三4.我在北大的学习、 奋斗与成长…………文/陈学飞5.尹良兵6.寻访被遣送回乡的北大人——张建中 ………………文/吴宝三6.宋雅琴先进事迹：福泉这位老党员荣获 “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个人” ……...……福泉市委组织部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里的同窗21.仝玉林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部委的同窗20.肖秦生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肖秦生，汉，中共党员，1974年1月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毕业，1985年从部队转业。在全国政协外事局（外事委员会办公室）工作，先后任处长、副巡视员，党支部书记，中非友协理事。多次随政协领导出访亚非欧等国；赴美与美国国会议员和有关人士进行对话交流；先后赴瑙鲁、巴拿马、多米尼加、尼加拉瓜、伯利兹等国开展未建交国工作。接待多批与政协类似外国组织，外国议会、友好团体、著名人士、王室成员等。参与多次全国政协“21世纪论坛”的筹备和秘书处组织工作并出版会议文集。参与图们江三角地带的开发、开放和国际合作的调研；参与我国沿边省区边境管理，边贸发展和口岸管理的多次调研并撰写调研报告；参与多次涉外旅游的调研；参与三非问题（非法入境、非法就业、非法居留）的调研；参与多次改进外宣工作和涉藏外宣的调研和会议并提出针对性建议。多次参加政协大会新闻组工作并主持多场中外记者会。著有“关于21世纪论坛”、“加强公共外交，推进人民政协的对外交往”等文。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目录1. 我爱北大，我爱汉院………王顺洪2.追求——八十五岁老同学傅加森毕生追求的回忆 …………傅加森口述安峰编写3.耀景街16号圆舞曲 …………文/吴宝三4.我在北大的学习、 奋斗与成长…………文/陈学飞5.寻访被遣送回乡的北大人——张建中 ………………文/吴宝三 张建中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 寻访被遣送回乡的北大人——张建中 文/吴宝三 北大校庆前夕，为寻访一位分别三十年的老同学我从北疆城市哈尔滨出发，取道北京，去中国最大的都市上海。当年，他也许是乘这趟列车回上海老家的。和我不同的是，他不是在这春意盎然的花开时节，而是在“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严冬;他不是躺在舒适的卧铺车厢里，尽情饱览大江南北的山光水色，而是由两名工作人员押解出校，并失去了自由。那时，距毕业典礼还有十天，北大革委会军代表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将张建中“开除学籍”、“开除党籍”，遗返崇明岛劳动改造!三十年未曾见面也未曾有过联系，只是从老师和同学那里打听到一点儿他的境况。我不知道他的工作单位和住址。只凭他受苦受难时一位同班同学给我的一个电话号码去寻觅。几经周折，多方询问，终于打听到他现在的工作单位--上海中医药大学，并知道了他现在已担任了这所大学的党委书记。我真替他高兴，兴奋之余，我竟禁不住默诵:“众里寻他千百度，葛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一1970年，来自全国各地的首批工农兵大学生跨进北大。我们那期中文系的200多名工农兵学员中，来自上海的学员不足十分之一。其时，学员的文化程度参差不齐，上海学员比较高些，而张建中又是其中的拔尖者。因此，他先后担任了班长、党小组长。这在当时来说，应该说是系里的“红人"了。在那极“左”的年代，张建中与“红人”不同的是，他从不刻意打扮自己，处处表现出二十几岁年轻人应有的真实。 一次看完“反动影片”--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传》，系里要求学员进行讨论批判。张建中身为党小组长，非但不批判，反而领着几个同学在宿舍演起武训来。一位来自东北的同学效仿武训的样子，爬在地上当马让人骑，致使这位同学的门牙磕掉，血流如注。张建中和同学们连夜将他送到校外的医院。我和他们的寝室是对门，但对这件事竟不知晓，只知道我的这位老乡不知何故镶了一颗金牙。学校开门办学，文学专业学员“以社会为课堂”，分赴南口车辆厂和密云县的穆家峪公社。行前做了一番动员，张建中却公然"唱反调"说:“学生应该以学为主，什么社会实践，纯粹瞎折腾!"一个多月以后，他带领一个班的同学从南口回到学校，当走到宿舍楼下时，大声喊道:"弟兄们讨荒回来了，快下楼来接我们吧!"不管在学校，还是在工厂上“实践”课，张建中不止一次对几个同学说:“王洪文当过兵，当过工人凭这个就能爬那么高，咱们同学中有的不光当过兵，当过工人，还当过农民呢!比他的阅历还丰富!"“张春桥爬那么快，是踩着多少人的肩膀上的啊!"当张铁生交白卷成为“反潮流”英雄，登在报纸上的那一天，他对着几位同学发表了一通“激烈的批评”。这些言论，终于导致他大祸临头。班里有位女同学，拿了同宿舍同学的钱包。不久，东窗事发，为了将功赎罪，这位女同学向党总支揭发了与钱包毫不相干的党小组长张建中的“反动言行。系里不愿让事态扩大，想自行解决。不料，这位梁上君子来了个竹筒倒豆子，打开已准备好的小本本，逐条揭发，和盘端出，揭出所谓的“反动言论”十余条，其中有几条上纲上线后竟然反映到了学校革委会。于是，校革委会对张建中做出了如此严厉的处分。 二见到张建中，着实让我吃了一惊，他比我想像的要精神得多:他似乎还是老样子，只是发胖且显得更健壮了。他操着上海普通话和我只谈了几句话，使我想起临来上海时，北京的老同学刘胜旗感慨的那样“同学见面，别看分别那么多年，有的变得都认不出来了，一唠嗑，还是念书时的那德行!"面对张建中这话却不尽然。虽然一下子找到了当年同桌的影子，让我惊异的是，他变得沉稳了，但我仍由衷地说，他不是在装扮什么，在举手投足之间，依然表现出了我们那一代人中的“这一个”。我迫不及待地问道:"这此年你是怎么过来的?"出乎意料的是，他却淡然一笑，既无慷慨也无激昂，却不无幽默地说:“故园不堪回首月明中。"“问君能有几多愁?""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遭过如此大难的他，竟然如此平静，平静得令我有几分吃惊。我强烈感到，这位“一方净土”的领导人，不失学者的风范，笔挺的深色西装，方格领带，爽着一颗智慧的心。难怪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上海时留下印象说:“这座国际大都市的人民，有着良好的教养。”当晚，彻夜长谈。那年，张建中从北京被发落回崇明岛的星海农场，便拉开了“改造”的序幕。场里分派他罱河泥，他和农工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一天到晚泡在泥里水里。他没有家，一人住在临时搭起的简陋房舍，屋内阴暗潮湿，第二天起床时裤子、鞋子都是湿漉漉的，没有替换的，咬牙穿上后，照例下到冰冷的水中。感冒发烧了，烧到三十九度多，仍挑着百斤重的担子，走上十几米高的跳板，两腿颤抖不止，随时都有跌下去的角险。口渴难耐之时，他曾不顾一切地扑向马蹄坑里残存的雨水，俯下身子，吹一吹浮在上边的草末，大口大口地喝下去。一场大病下来，他的身体几近散了架子，精神亦到了崩溃的边缘。他曾想过死，一死了之，转念想到对父母双亲尚未尽孝，这才打消了死的念头。每当熬不住时，不知何故，他总想起京剧《芦荡火种》中郭建光的一句道白:“胜利就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或许，是新四军郭指导员这句话给了他生存下去的勇气，他真的坚持下来了。 三年过去了，这是他咬着维系生命的绳头度过的三年。直到1977年，中文系费振刚先生代表北大来沪为他平反，他才得以重见天日。如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过草地一样，张建中在命运的沼泽中跋涉了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他未被吞噬，实乃大幸也!回首往事，张建中极平和地对我说:“我还算是幸运的。当年的老右们戴了二十年的帽子，我只有三年啊!"“可不可以说，你是最早反对“四人帮”教育路线的?""我不敢这样标榜，也从未这样想过。我只是讲了几句真话。"他说。是年，张建中从星海农场调到中共中央血吸虫病防治领导小组办公室，他像一条受压的潜溪，顽强地穿出岩层，终于冲出地面，汇入大海。他十分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春天，拼命工作。以此补偿失去的大好时光。80年代中期，他调任上海市卫生局担任办公室主任，几年之后到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任党委书记。接着，被提升为上海中医药大学党委书记，似一株饱受风刀霜剑的树木，终于享有阳光雨露的恩泽，这位令人难以置信的受害者，一步一步地走向重要的领导岗位。争名逐利不是他的追求，而历史却还他一个公平。历尽劫难终成业。当我在校园里李时珍塑像前驻足时。不由浮相联翩:李时珍不畏艰险，追求真理。给后人留下了《本草纲目》，张建中不正是在药圣的精神感召下，为实现心中的治校目标而努力攀登吗? 三 在星海农场劳动改造的日子里，张建中同农场工友们结下了很深的友情。人们并未歧视他，相反却同情他，把他当做自己的弟兄。张建中在北大读书期间有两箱子书，在遗返中全部丢失，工友们便帮他借书甚至从市里为他买书看。这期间，有一位女性对建中最为关心照顾，她认为张建中为人正直，有才气，坚信他是个难得的好人，这就是后来成为张建中妻子的农场场长叶杏珍。那天下午，也是我们班的同学，时为上海市宝山区委书记的于根生，为我们举行了聚餐会。叶杏珍女士因事珊珊来迟，人未落座，道歉声先飞了进来。她，不似江南女子那般纤弱，却像我们东北的女同胞，性情开朗，举 止大方，谈吐中透出火一般的热情，乍见之下，让我一下子想起北方大平原挺拔的红高粱。叶杏珍席间滔滔的话语，把我带到他们当年生活过的令人酸楚的农场岁月。此时的张建中，看着患难与共的妻子，一声不响，脸上却掩饰不住幸福的微笑。我向叶杏珍敬了杯酒:“涸辙之鲋，相濡以沫。我的老同学张建中能有今天，多亏了你啊!"叶杏珍摆了一下手:"我没有你们作家想的那么多，那么浪漫。在我的心里只有一条，那就是保护好我的丈夫和我的婆婆!"酒后吐真言，作为妻子，还有什么比这更难能可贵的呢!不是吗，身处逆境的张建中，以酒为伴，一次喝得酩酊大醉，躺在敞篷汽车上不省人事。就是这位女子，将其背回了家。迎着习习晚风，我来到张建中的家里。他们现住三室一厅，膝下一女，和建中的高堂老母住在一起。按照上海厅局长住房标准，还没有到位，但建中已经很满足了。风风火火的叶杏珍蹑手蹑脚为我倒茶、削水果，原来是怕惊醒已经入睡的老人。 幸福之家，幸福之人。我心中为多磨难的张建中能找到这样一位贤妻而暗暗庆幸!两天的交谈，张建中不止一次地提到要总结教训。态度相当认真。他用浓重的上海话自语道:“记不清是哪位哲学家讲过，苦难是人生的老师。未经苦难，只能看到世界的一面。"我清楚地知道，这番话更多的是说给他自己的。此时，我更深切地感到，张建中从年轻时代的锋芒毕露已经走向成熟。虽然身为一所高等院校的党委书记。但建中仍然没有扔掉曾经学过四年而且深深热爱的中文专业。他兼任《健康报》上海记者站站长，经常写一点文字。正着手整理这些年发表的文章与著述，准备结集出版一本书。出书之事，他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们再没有展开来谈。后悔的是，我当时没有问及书的名字，但我有理由相信，书的内容定是关于苦难与人生。 【市中医|微讯】上海中医药大学老教授协会市中医医院分会正式成立澎湃新闻客户端2021-11-13 澎湃新闻旗下11月9日，上海中医药大学老教授协会市中医医院分会成立大会在住院部三楼多功能会议室举行。上海中医药大学老教授协会会长施杞、副会长张建中、秘书长蔡贞贞，上海市名老中医王霞芳老教授，上海中医药大学离退休工作处处长魏晓雯，以及校本部分会、龙华分会、曙光分会、岳阳分会到会祝贺，我院全体党政领导班子、市中医分会首批会员与会。大会由党委副书记张雯静主持。 会上，上海市中医医院院长钟力炜发表致辞，他指出上海市中医医院是一家中医特色浓厚，历史悠久的中医医院，医院当前的所取得的发展离不开老教授多年的辛勤付出。在嘉定分院与石门路分院建成之际，更需要退休教授的支持。他希望分会的成立能够带领老教授们进一步关注医院的未来，关注青年中医人的成长。 上海中医药大学老教授协会常务副会长张建中教授对分会今后将要开展的工作进行了一个简单的介绍。他首先回顾了医院从最早的眉州路建址，到芷江中路现址一路走来的发展历程。在回顾院史的基础上，他强调了分会要加强党的领导，突出党的政治引领作用。立足当前医院发展的现实背景，在人才发展战略的层面肯定了分会成立的意义——用心服务，积极为老教授联结情谊、促进健康创造条件，让老教授“老有所依、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成”，真正成为老教授们的“幸福之家”。筹备组组长朱凌云代表筹备组向大会作筹备工作报告，在对筹备组工作进行简单汇报的基础上，确立了“围绕一个中心，坚持两个基本点，发挥三个作用，抓好四项工作”今后工作的基本思路。本次大会选举产生了朱凌云为会长，王小平、王霞芳、李萍、夏海岩为副会长，马赵青为秘书长，吸纳了首批会员49人，其中正高级职称26人，占比53%，涉及临床、护理、检验、药剂等专业。 龙华分会会长江启中作为兄弟单位对上海中医药大学老教授协会市中医医院分会的成立致祝贺辞。上海中医药大学老教授协会市中医医院分会第一届会长朱凌云和上海中医药大学老教授协会会长施杞分别发表了讲话。 朱凌云会长在就职发言中，对医院为老教授提供了一个交流、发挥余热的平台表达了衷心的感谢，并表示将按照老教授协会章程的宗旨，发挥退休职工与医院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团结、引导、凝聚老教授开展各种业务培训、科学研究、建言献策等活动，为医院发展出谋划策，为中医药发展事业做贡献。 施杞教授代表上海中医药大学老教授协会向我院分会的成立表示热烈祝贺。在回顾上海市中医医院发展史的基础上，对我院近年来在建设发展中，尤其是在国家自然基金申报过程中取得的突出成绩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作为上海中医药大学老教授协会会长，施杞教授也对上海中医药大学老教授协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重点介绍，他指出，国家希望老教授协会在科教兴国中为教育改革、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发挥作用，因此老教授协会要在党的领导下，夯实政治基础，强化政治功能，发挥引领作用。老教授协会要关心老教授的生活，倾听老教授的意见，发挥老教授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他希望我校老教授通过分会这一平台，充分发挥作用，体现价值。同时希望分会的成立能够推动中医药发展事业的传承，让新一代中医人能够肩负起时代使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希望青年医师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传承传统中医之精义，努力拼搏。 参会人员合影留念供稿：退管会原标题：《【市中医|微讯】上海中医药大学老教授协会市中医医院分会正式成立》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共青团网的同窗 19.白世诚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里的同窗 18.刘忠贵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 目录1. 我爱北大，我爱汉院………王顺洪2.追求——八十五岁老同学傅加森毕生追求的回忆 …………傅加森口述安峰编写3.耀景街16号圆舞 …………文/吴宝三4.我在北大的学习、 奋斗与成长…………文/陈学飞 陈学飞（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 二 恰巧，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北大的不少干部和广大教师也普遍意识到，对于教育事业、对于北大，单靠“政治领导”、“外行领导”、“运动式领导”已经行不通了，迫切需要开展对教育问题本身和教育规律的研究。当时在政研室工作的郝克明（胡启立夫人）、陈德威（北京市委派到北大工作组的成员）和我共同商议并向党委提交了《关于成立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的报告》。1979年12月11日，校党委常委开会同意筹建高等教育研究室。1980年3月7日校党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北京大学高等教育研究室（与学系、研究所同级），我成为了创始成员之一。 高等教育研究室成立之初，共有6人，虽然都有在高校工作的经验，但对教育的基本理论都不大了解。好在当时教育学科处在复兴期，经常有科普性的讲座、专题报告以及课程。当时，我和研究室主任汪永铨曾经骑着自行车去政协礼堂听北京市的教育科学讲座，到北师大听比较教育、教育管理和教育史的课程，在校内听王甦、孟昭兰的普通心理学，到哲学系听新三论的讲座。除了如饥似渴的学习，我们还努力探索新中国建国以来发展高等教育的经验教训，发表了一系列论文。 然而，国内关于高等教育的信息极为有限，迫不及待想了解国外、特别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教育状况成为了一种普遍的愿望和渴求。就像门窗密闭的太久了，人们急需呼吸新鲜的空气一样。庆幸的是我在初中学过两年英语，虽然丢弃了十几年，但并未全部荒废。从1979年下半年开始，我跟随北京广播电台重新学习英语。为此专门花了大约一个月的工资（32元人民币）买了一台收音机（俗称砖头）。1981年秋季还参加了由北京大学教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举办的英语提高班，1982年9月结业考试合格。紧接着又参加了美国教育服务机构与北京大学合作举办的强化英语课程，并获得了北京大学出国校际交流的资格。 当时与北大建立校际交流关系的欧美大学有一二十所，经与之前相识的美国密歇根大学教育学院终身教授杜祖贻先生联系，确定去该校的美国高等教育研究中心访学。从获得密歇根大学的邀请函起，经过国内的护照申请，教育部的培训，校保卫部的谈话等等一系列程序，并在启程之前，从学校财务部一次领取了国家规定的560元人民币的置装费。当时人民币最大面值是10元钱。560元，厚厚的一沓，这可是我有生以来拿到的最大一笔钱。 回想过去的岁月，贫穷一直与我相伴。在兵团劳作四年，每月的工资先是25元，后来长到32元；读大学三年半，每月得到的津贴19.5元；大学毕业，又赶上要“消灭资产阶级法权”，每月工资只有39.5元。尽管少年不知穷滋味，但是一旦走上工作岗位，贫穷就会像座大山压在头上，使人常常喘不过气来。这次政府给我这么多钱来置装，即是为了国家的形象，也改变了我的窘迫处境。 三 我妻子刘新芝，也是工农兵学员，1968年从北京到山西忻州代县农村插队，1972年被推荐到北大哲学系学习，1975年毕业分配到北京医科大学任思政课教师。 大约是在1976年下半年，经她的同学介绍我们相识。她出身工人家庭，自幼吃苦耐劳，不惧困难，学习上进，与我有不少共同的经历。当时她和我的月工资一样，都只有39.5元，生活十分拮据。我们结婚时是我在政研室工作期间，办公地点在北大四院，也是学校党委办公室的所在地。因为没有单身宿舍，我当时就住在四院一层北侧最西边的一间办公室，面积很小，不到8平米。结婚时，加了一张床，也就算作新房了。 1978年春，考虑工作的便利，经主管副校长的特批，在校内34楼分给我一间家属宿舍。34楼原本是学生宿舍楼，因为文革期间在校学生不多，而不少年轻教师结婚后又无住房，就临时辟为教工的家属宿舍。 我从四院搬到34楼，只是借了一辆平板三轮车，一趟就全部清空了。搬到34楼的时候，那里已经住满了青年教工。现在还记得有历史系副系主任程汉昌，系党总支副书记王春梅，青年教师张希清，法律系的罗玉忠、无线电系的项海格等等。 这是一座50年代建起的旧的筒子楼，一层的两个楼门，早已破损，一年四季总是敞开着。走进楼道，15瓦的灯泡昏暗模糊。楼道两侧各家都堆着杂物，也有蜂窝煤炉子和成排码放的蜂窝煤块。每四户合用一个厨房。楼道两头是公用厕所和洗衣间。 每天早晚和中午，楼里都会很热闹。洗衣洗菜，生火做饭，小孩的喊叫啼哭，不绝于耳。还有一些动物和昆虫也喜欢聚集到楼里。尤其是老鼠，肥实硕大，经常在楼道里窜来窜去。苍蝇蚊子在厨房、水房中嗡嗡乱飞。 在楼里住的时间长了，对这些也就视而不见，慢慢习以为常了。我刚从党办搬来，的确不大适应，想着应当改善这里的卫生状况。 有一次，在厨房里，我看到晾衣绳上一个挨一个，密密麻麻爬着的全是苍蝇，它们大概也都在午睡，我就找来苍蝇拍，顺势一拍，仅被拍死，粘在墙上的苍蝇竟达37只之多。 后来我去校医院公共卫生科，说明情况，要了一些灭鼠药，动员楼上楼下统一时间下药灭鼠。结果一夜之间，药死的老鼠就有几十只。我就把这些死老鼠集中起来，放在楼门外边展览，以警示大家来改善我们自己的生存状态。当时校刊还发了一篇豆腐块文章，报道34楼的卫生状况。 1980年6月，我女儿就出生在34楼。当时，岳母还未退休，不能来照料，那时也没有月嫂，即使有也用不起。我自然就承担起了伺候月子的任务。从早到晚，采买洗做，少有停歇，虽然辛苦，但因为有了女儿，心里还是乐滋滋的。 那时，副食品大都还是凭票，也开始有了一些特供食品，像猪肝、排骨、猪蹄，但只有崇文菜市场和西单菜市场才有。我每隔两三天就要起个大早，骑上自行车，从北大赶到西单，买限量、小包装的食品。 那个时代，鲜牛奶奇缺，只有特殊病号和婴幼儿经过批准才有供应。为了订到半斤牛奶，先到校医院、再到街道办事处开证明，然后还要海淀区奶站批准，骑车跑了大半个海淀区才办成。 烧蜂窝煤炉子实在很费事，火力经常跟不上。好在一个朋友的丈夫在北京市煤气公司工作，单为我们批了一个指标，使我们一步从烧煤时代跨越到了烧气时代。 那时生活条件虽然艰苦，但人们之间的互助成风。汪永铨先生专门送来了两只老母鸡，同事陈德威给准备了一大包尿布。周围的邻居也热心帮助指点如何煮饭烧菜。一个月的辛劳终于过去了。 刚刚伺候完月子，恰遇工会组织到北戴河度假，我即随同前往，也是给自己放假。虽然刚刚改革开放，来北戴河旅游度假的风潮已见端倪。海滩上已有不少游客，卖海鲜的小贩子随处吆喝，多年禁止的自由市场开始涌现，物价也随之涨起来了。当地人告诉我们，春季那里的螃蟹只有3毛钱一斤，到了7月就涨到了7毛多一斤。我下了很大的决心，买它10斤活螃蟹，煮熟带回了北京，直接送到岳父家，全家美餐了一顿。 从北戴河返校后，我随即准备去福建参加学校的招生工作。校办领导委托，让我先护送一位有精神疾病的学生回湖南，然后再去福建。我早想能去湖南看看，于是很爽快的就答应下来。其实那位学生是个老红卫兵，精神有些不正常，几次来学校找事。好在一路上我们能谈得来，没有意外，顺利把那位学生送到家中（可能是衡阳）。 完成任务后，我在当地的小餐馆吃了一碗米粉。当时正值酷暑，米粉不仅热气腾腾，还给加了一勺红辣椒，真是又热又辣，全身冒汗，从此就不怕辣了。 接着去了韶山瞻仰毛主席故居。印象颇深的是那里参观的人冷冷清清，当地居民对游客也冷眼相望。我还去了长沙第一师范，看毛泽东当年洗冷水澡的地方。 接着去厦门，住在临海的鹭江饭店。这是厦门历史最久、位置最佳的饭店，隔海就是鼓浪屿。当时宿费一天8元钱，但似乎极少住客，一层大厅堆了很多旧家具。饭店外边，街道狭窄，房屋都很破旧，马路上常有人力货运车，车夫穿着拖鞋。 据说这里离台湾很近，是前线，建国以来30年基本没有建设。住了一两晚后，我就到漳州参加北京大学的招生录取工作了。 招生结束后，我借回京沿途去了上海、无锡、苏州、杭州、南京、济南，爬了泰山。印记最深的是，到处都是未发展状态，文革造成的意识形态繁荣后的没落以及经济上的一片萧条。然而宣传上形势总是一片大好，从来就没有不好过！ 无论是在武汉或是在长沙，南方不少城市，一到夜里，人行道上就有不少人，铺上凉席睡觉。当时国人就没有听说过“空调”这个概念。记得在无锡商场里，开始售卖一种微型电风扇，32元一台。我觉得很新奇，买了一台，回京就用上了。 我在34楼大约住了四年。到了1982年，34楼要恢复为学生宿舍，家属全部迁出。我被分到了科学院26楼两居室。第二年我去美国访学，归来后印象最深的是赶上安装校内电话。一台电话，安装费550元，每次先拨打北大总机，然后再转到分机。家里安装电话，对于绝大多数普通教师确实是件新鲜事，而且价格不菲。我因刚从美国回来，没有犹豫，很快就装上了。从此我家率先进入了有线电话时代。之后不久，又要改装为市话，要价5500元。现代化的这些东西，既然有了，就难于取消。不得已，只好安装。 科学院26楼的两居室，表面上宽敞明亮，但居住起来却很不舒服。一个单元住了三户，一间不大的共用厨房，一个只有一平方米略多的卫生间。过道和厨房的声音，房间里听得一清二楚。窗外紧邻大马路和公交车站，从早到晚噪音不断。我对噪音又特别敏感，住在这里日夜不得安宁。思来想去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去求后勤的房屋管理科。房产科的人对于普通教师，历来都是冷冰冰的，毫无同情。最后迫不得已，只好屈辱的送烟送酒。送的次数多了，房管科的两位科长也不好意思，终于于1985给我调到了蔚秀园的16楼。这里面积虽然不大，但比起科学院26楼，确实安静多了。 四 自1980年从党委政策研究室转到高等教育研究室，我的工作性质就从为领导服务的文字秘书转变成了教育的科学研究。研究室主任汪永铨先生当时的主张十分清楚明确，就是要尽快与党政机关脱钩，使高等教育研究室尽快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术机构。 高等教育研究室成立之初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国内高等教育面临的一些突出问题，其中之一就是结构过于单一，只有本科和专科，学科发展和高校布局等都严重失衡。 研究室建立不久，我就与郝克明合作（研究室副主任），于1980年10月25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了《论我国高等教育结构改革》的专文，呼吁国家转变高等教育发展方式，加大投入，促使高等教育多元多样化的发展。接着我们对建国以来我国文科高等教育发展严重滞后，学科失调等问题进行了专门探讨，围绕文理科及文科各学科之间的关系、文科的培养目标，建国以来文科发展的经验教训等问题在教育研究上连续发表了《改革和加强我国文科高等教育的几点意见》、《建国以来我国文科高等教育的几点经验教训》等长文。上述文章都是在大量事实资料的基础上归纳提炼而成的，有观点，有数据，有分析，得出的结论具有相当的说服力。 其中《建国以来我国文科高等教育的几点经验教训》还获得了教育研究优秀论文奖。这些论文从发表至今已经40余年，读来仍然有新鲜感。文章有据有理，没有虚言，没有偏激。可见基于事实的教育研究的长久生命力。 1983年初，针对我国高校教师队伍严重老化，结构严重失衡（当年北大教师队伍中，教授比例仅占4.7%，平均年龄69.5岁）的危机状态，我在《北京高教研究》上发表了《关于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合理结构的探讨》，围绕高校教师职称、学历、年龄的构成，比较了美国、西德、苏联、日本和我国的状况，并就北大教师队伍的调整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大约在2015年，我遇见了当年任北大人事处副处长的艾青春（后调任国家图书馆副馆长、文化部副部长），他谈起对我的这篇论文印象深刻。他当时主管北大的教师工作，他说没想到这篇文章对高校教师队伍的构成做了那样清晰的比较分析，对学校教师队伍的问题讲得那样中肯明确。他拿着这篇文章曾向学校领导做了汇报，其中的建议直接影响了北京大学教师队伍的建设工作。 1984年9月，我从美国密歇根大学访学如期归来。此时的研究室已经从去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2月，经教育部批准，研究室升格为高等教育科学研究所，成为了一个名副其实、相对独立的教学科研单位。归国以后我开始承担美国高等教育史的讲授任务，后来逐步增加与其他老师合作开设外国高教史和比较高等教育两门课程。 在讲授美国高教史的过程中，我详细阅读了约翰.布鲁贝克所著《变迁中的美国高等教育》、保罗.韦斯特迈尔的《美国高等教育史》等著作，逐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讲稿。在阅读原著的过程中，我还是经常遇到语言文字上的困难，有些语句读不懂。汪先生的夫人鲍老师学英语出身，功底很好。记得当时汪先生的家住在校外4公寓的一层，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带着大厚本原著去他家请教。鲍老师从来都十分耐心，一词一句的琢磨和解释。有的词句她也生疏，也要查看工具书。在鲍老师的帮助下，我的英语细读能力有了较快提高。大约1988年初，四川大学高教所所长张琦教授来北京出差，专程到北大谈及她正在筹划出版外国高等教育概况丛书。她发现我的讲稿，认为修改后可以出版。我于当年将讲稿改为书稿，并整理了行文中的注释。由于觉得篇幅不够，又加了附录。 当年的这些工作都是手工完成的。事先阅读到的所有可能有用的资料先要写在卡片或笔记本上，然后进行归类，按照章节目逐字逐句逐段的写出来。初稿完成后还有进行反复修改。那时写作用的一般都是大16开每页400字的稿纸，两边留有比较大的空白。空白处常常写满了补充的资料和改动的文字。如果太乱，还需要重新誊写。 当时形成的基本观念是“文章是写出来的，但更是改出来的。”美国高教史17万字，手写在稿纸上的最后书稿大约400页。人们形象的把这种写作方式叫做“爬格子”，每一页稿纸有400个格子，完成这本书稿，我等于爬了17万个格子。当时并没有觉得多么艰难，如今想起来，那确实是一项“呕心沥血，艰辛攀登”的劳作。书稿完成后我直接寄给了张琦，出版社的编辑没有要求修改，遂于1989年12月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一书的面世，填补了我国外国教育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空白。据查，这是我国第一部由中国学者编写，用中文出版的美国高等教育史。该书对美国1636—1986年，350年间高等教育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程进行了系统的梳理，较详实的描述和简明深入的分析，并第一次把国际上公认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理论引入到国内，第一次把美国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特别是关于院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国内。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向大众高等教育的转变，推动了我国院校研究的出现和发展。该书也曾经被评价为国内高等教育学界的经典文献之一。（叶林，我国高等教育学科期刊论文引文的调查与分析，高等教育研究，1995，1）学术研究的使命和原动力在于创新。创新包括填补本研究领域的空白，也包括新的事实的发现和新理论的提出。社会上的绝大多数职业、绝大多数人从事的工作都是重复性的，从生产劳动、社会服务到行政管理，大体如此。唯有学术研究不能重复，需要不断的有所发现，有所创新。除了上述我早期做的几项研究工作，此后我参与或主持的具有创新性的研究工作还有： 1，美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这是由郝克明、汪永铨牵头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六五”（1981-85）规划国家重大课题“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的一个子课题。该研究成果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的一部分于1987年7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中国高等教育结构研究》获得了全国首届教育科学研究优秀成果（著作类）一等奖（1990年）。 2，《美国日本德国法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主编，1995，教育科学出版社。这是“七五”（1986-1990）教育科学规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外国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研究”的成果。该成果表明，并不存在不少学者认为的“战后以来，集权制与分权制取长补短，相互补充是西方国家普遍的发展趋势”这一论点。各国的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均是由各国的具体情况决定的，还没有发现既能适当集权、又能适当分权，中央、地方和高校协调一致发展的理想模式。 3，《当代美国高等教育思想研究》专著，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这是1993—1994年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访学的主要成果。 4，《美国德国法国日本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主编，上海教育出版社，1998。这是“八五”（1991-95）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美日德法当代高等教育思想研究”的成果。该成果突破了学界以往研究教育思想偏于或仅限于教育家个人思想的惯例，侧重研究在一国高等教育发展和运作过程中实际起作用的那些基本思想和主张，例如政府的理念和政策，重要利益集团和基金会的报告和观点，著名学者的看法等等，从而扩展了高等教育研究的疆域，使得教育思想的研究更加具有实践价值。 5，《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总主编，教育科学出版社，1999。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梳理总结建国50年高等教育研究成果的大型文献工具书。全书分为8卷，即高等教育原理、高等学校课程与教学、高等教育经济与财政、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等学校德育、比较高等教育、中外高等教育史，共收录论文和著作名录12，000余条，优秀研究论文300余篇，总计400余万字。汪永铨先生为该书写了总序，提出了应该养成“不唯上、不唯书、不唯众、不唯风、不唯我”的高等教育研究的优良学风。该书获得了北京市第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国家第二届教育图书一等奖（2001）。 6，《高等教育国际化：跨世纪的大趋势》，主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这是“九五”（1996-2000）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国家教委重点课题“高等教育国际化研究”的成果，也是国内第一部系统探讨高等教育国际化问题的专著。 7，《西方怎样培养博士——法英德美的模式与经验》，合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这是“九五”（1996-2000）学位制度和研究生教育课题“博士培养国际比较研究”的一项成果，也是国内第一部较为详实介绍西方主要国家博士生教育发展和模式的专著。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国内博士生教育发展的急迫需要。据了解，北京大学研究生院和清华大学研究生院集体购买，赠送给本校每位博士生导师。该书获得了北京市高等教育学会第六次优秀高教科研成果专著一等奖。 8，《留学教育的成本与收益：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公派留学效益研究》，合著，教育科学出版社，2003。这是教育部国际司和财务司共同发起和资助，国内首次对公派留学的成本与效益进行评估的成果。本研究采用量化研究与质性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在较大规模问卷调查和国内外专题调研的基础上，运用教育经济学和教育社会学的相关理论，研究和论证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公派出国留学的成本与收益，并从价值分析的角度探讨了新世纪我国公派留学的理论基础和可资参考的政策选择。据留学基金委的领导表示，他们从事公派留学工作多年，却没有听说过公派留学还有理论。本研究提出的一些政策建议后来大都被采纳。该书获得了北京大学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和第四届中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9，《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报告，1978－2003》，课题主持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这是国内第一部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历史发展进行系统实证研究的专题报告。该报告由主报告和六个专题报告组成。主报告对1978－2003年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的主要成就、特色与经验进行了回顾和总结，并分析了我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六个专题报告分别就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与研究生教育发展、研究生教育管理体制、研究生教育规模、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生教育的社会效益以及研究生教育的经费投入与资助等进行了实证研究。全书配有大量的数据图表，并附有问卷和访谈的原始数据以及中国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大事记（1977-2003年）。国务院学位办的主要领导全程参与了本研究的过程。研究生教育在促进社会向上流动，促进经济社会良性发展的巨大作用使政策部门也深受鼓舞和启发。该书获得了北京市第十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学）二等奖。 　　10，开展教育政策研究。2000年秋冬，我赴日本名古屋大学高教中心做访问教授，与该中心主任马越徹先生合作开展中日高等教育改革的比较研究。在梳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高等教育变化的过程中，我逐渐意识到，一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与政府的公共政策密切相关。尤其是我国的教育改革与发展，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府政策推动和引领的。然而，这些政策是怎样制定出来的，执行的过程如何，执行的结果怎样，有哪些变迁，以及如何改善政策过程等等，还少有学者研究。我之前从事的美国高等教育研究和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本身就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于是决定把我的研究方向转为高等教育的公共政策研究。1980年初，从文秘工作转向高等教育和比较高等教育研究，是我学术生涯中的第一次爬坡。此次转向高等教育政策研究，是我年近半百的又一次爬坡。我开始阅读政治学和政策科学的国内外文献，招收教育政策研究方向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讲授教育政策研究专题课。开展了一系列高等教育政策问题的研究，并且形成了特色明显的“理论导向的教育政策经验研究”的研究思路。在这一路径的引领下，我们产出了一批富有创新性的硕士和博士论文。由于是研究中国本土的教育政策，自然就带有明显的中国特色，例如高等教育政策制定中的“政策空间”和政策执行中的“策略空间”现象，公共政策中的“公地悲剧”问题，政策制定中的“政策联盟”问题，政策执行在基层的“政策再制定”问题等等，都具有理论创新意义。 11，对中央政府“退伍军人教育资助政策”制定和出台的影响。我指导的博士生王书峰是总参干部部的役军官。2003年考入北大教育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他认真读过《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史》，对美国二战以来的军人权利法案印象深刻，并引发了强烈的研究兴趣。他搜集和研读了近百部相关英文书籍，撰写了博士论文“美国退伍军人教育资助政策形成与变迁研究”。论文得到了学界的好评和政府相关部门的重视，作为“原始资料”促成了2011年国家财政部、教育部、民政部、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总政治部《关于实施退役士兵教育资助政策的意见》的出台。该项政策将会对我国的军队和国防、经济和社会建设产生长远深刻的影响。（详见《学术的力量-教育研究与政策制定》第九章，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12，提出了一个有解释力的中国重大教育政策制定的理论。1998年5月，北京大学迎来百年校庆。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在庆祝大会上代表中央宣布，为了实现现代化，中国要建设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即“985”工程。这是一项对全国高等教育格局和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政策决定。我们随即对这一政策形成的过程进行了调查。发现这一政策的制定与国际上通行的自上而下的政策制定、自下而上的政策制定、问题导向的政策制定和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均不相同，而是一项带有明显中国特点的政策制定过程。但这个特点究竟是什么？经过几个月的资料整理和斟酌，一天，头脑中突然顿悟出一个概念，“理想”，理想决定政策，理想导向的政策制定，这就是“985”政策的制定模式。理想导向可以恰当地解释“985”政策的制定过程。这里的所谓理想，就是“对未来事物的想象或希望”。理想导向的政策制定，就是以对未来事物的想象、希望为依据而制定的政策，是与以问题为导向或基于证据的政策制定不同的另一种范式，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我国是教育政策大国。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主要是靠政府的政策驱动。政府的许多具体政策都是基于问题而制定的，但也有不少政策，尤其是全局性的、长远的、重大的教育政策，许多是基于理想而制定出来的。例如：1958年关于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政策。1958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提出“大力发展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争取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基本上做到使全国青年和成年，凡是有条件和自愿的，都可以受到高等教育。我们将以15年左右的时间普及高等教育”的目标。我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一个提出普及高等教育的国家。但由于这个目标与现实的差距太远，实施不到两年就不得不放弃了。1966年的“五七指示”。毛泽东审阅解放军总后《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写给林彪的信，强调“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要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与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各行各业都要以本业为主，兼学政治、军事、文化，从事生产，批判资产阶级。”“学生也是这样，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即不但学文，也要学工、学农、学军，也要批判资产阶级。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1966年5月15日中共中央转发了这封信，要求各部门“贯彻执行”。“五七指示”集中反映了毛泽东晚年所追求的社会理想，即要建设一个社会分工、社会差别极度缩小、商品经济基本消灭，人人均等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社会。为了实现这样的社会目标，就要继续革命。这种理想导向，实际是从乌托邦的理想出发，并竭力把它变成社会实践，最后必然导致失败。“985工程”政策，也是一个从国家要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理想出发，一定要建设若干所世界一流大学的政策。当这项影响高等教育全局的政策宣布的时候，还没有具体的政策方案，也没有哪所大学清楚如何去建设世界一流大学。985工程的实践表明，这项政策确实促进了中国大学的转型升级，形成了中国的研究型大学群。它产生的一项影响更为深远的非预期结果就是知识分子薪金待遇和社会地位的大幅度提高。上述理想导向教育政策制定的特征是政策目标宏大长远；往往不是具体政策，而是重大带有全局性的政策；价值判断而非事实判断优先；往往由高层启动，缺少科学严谨论证；目标能否达到，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于测量。这些理想型的政策目标能否实现，前提条件在于所确定的目标科学合理的程度，也在于政府政策的连贯性和持久性。同时也与国内外大势密切相关。如果确实能够做到“不忘初心，一张蓝图绘到底”，如果政策环境一如预期，理想就有可能变为现实。 13，《教育政策研究基础》，主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11。这是一本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反映了国际教育政策研究取得的一系列新进展，也反映了北大教育学院教育政策研究团队十几年积累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所得。教材较之专著，往往具有更广泛和更持久的影响力。林小英副教授和茶世俊博士带领团队具体策划组织了编写工作，我本人参加了其中一章的写作。 14，对我国教育发展观的反思与讨论2008年初,学校宣传部找我,说正在策划为建国60年出一部专著，代表北大的声音，请文科每个学院写一篇文章，评说本学科领域60年的发展。当时全国学习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我也恰好在思索我国建国以来的高等教育发展观问题，遂决定与展立新（主攻领域为教育哲学）合作，探讨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观问题。文章历时将近一年，几次修改，最后定名为“信仰与抉择：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观的反思”。全文40000字，投稿给高等教育研究杂志社，主编毫不迟疑，立即答应采用。文章随即发表在该刊1999年第8期，也是该刊创办以来最长的一篇论文。之后载入《北大视野-新中国60年学术流变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一书。在反思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观的过程中，自然联想到厦门大学潘懋元先生关于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规律的观点。他认为‘教育要与社会的发展相适应’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条根本规律。我们把它称作高等教育“适应论”。这种适应论，恰恰是建国以来指导我国高等教育政策的一条基本理论。建国之初，为了适应工业化发展的需要，我国对高校院系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把综合大学全部拆解为文理学院和专科学院；1958年为了适应“大跃进”的需要，开展了所谓的“教育大革命”；为了适应文化大革命，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把高等学校变成了“无产阶级的战斗堡垒”。“适应论”实质上就是工具论、实用论，它在很大程度上否定了大学和大学教育存储知识，批判和改造现实世界，开创未来的历史使命。为了开展争鸣，认清适应论的片面性，我与展立新在2013年《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一期发表了《理性的视角：走出高等教育“适应论”的历史误区》的长文，立即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杨德广发表了与我们商榷的文章，我们随后在《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第四期又发表了应答文章《哲学的视角：高等教育“适应论”理论的四重误读和误构——兼答杨德广商榷文》。潘懋元先生被称作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祖师爷”。与潘先生的观点展开商榷，在国内公开场合尚没有先例。我们发起这次争鸣，目的一是向“两个规律”这一权威理论提出一些质疑和评论，另一个更主要的目的则是希望创造一种理性的学术论争的环境。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界长期以来缺少健康、友善和理性的学术争鸣，基本处于学者自说自话，一盘散沙的状态，难于生成有影响的、经得住实践检验的理论或学说，而“不断的、合作的、公开的学术批评是健康的科学事业的标志。” 五 大学的基本使命是培养学生。从高教所到教育学院，始终注重研究生教育。我从1993年起指导硕士研究生，2000年开始指导博士研究生，到2016年，指导并已毕业硕士22人，指导并毕业博士生33人。目前尚有1人在读。研究生的培养，首先不在于导师个人，而在于学校、学院、学科的整体实力，在于学术环境和学术风气，但导师个人的能力和水平、师德和师风对于学生的成长和学业的完成以及毕业后事业的发展都至关重要。导师对学生的影响，主要不在于细节的干预，而在于导师本人对学问、人生的态度，在于关键问题如论文选题的把握，日常言行对学生潜移默化的作用。 就我个人指导研究生而言，我比较注重学生的学理意识、问题意识、方法意识、理论意识和热爱生活，享受闲暇等意识的养成，核心是帮助学生理解什么是教育的科学研究，怎样做研究，努力尝试在研究实践中做出一个好的教育研究。我指导毕业的学生，主要是由于他们个人的努力，大都事业有所成，家庭也和谐幸福。这些毕业生，除了个别的毕业即失联，其他都还在联系中。他们的进步和成长，是我内心愉悦的重要源泉。 六 从党委政策研究室转入高等教育研究室，工作系列也从行政转为教学科研，职称从职员变为助教。 记得从1974年留校工作，直到1980年转变为助教，当时的月工资不到40元。1985年9月，我被聘为讲师，月工资131元，1991年被聘为副教授，月工资140元，1997年被聘为教授，月工资大约200元。 从1980年代初期开始，一些系所、机关后勤开始利用自己所长所能开展创收，增加本单位和个人的收入。高教所没有什么资源能够自己创收，人员收入在学校处于底层。所长汪永铨先生（1983年为北大副教务长，1984年为教务长）凭借自己在北大工作多年的“面子”找学校财务处处长借钱给大家每月发一点补贴，记得是每人每月50元。名曰是借，谁都明白，实际上是无法归还的。 1997年，汪先生认为我已具备条件申请教授职称。但学校下文规定，凡是在职尚在攻读博士的人员不能参加申请。我一直无意攻读博士学位，汪先生也认为与其花几年时间读博士，不如在本领域中钻研。这是他一贯的“求实不求名”的风格。1993年汪先生辞退高教所所长，由闵维方接任。闵维方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博士，他按照美国大学的标准，多次强调，所里的所有教师，凡是没有博士学位的，都要攻读博士。我尽管是所里的元老，但无奈于1996年报考了本所高等教育学的研究生。 当年，还有教育部的几位官员也来报考。那年，对我们特例单独考试录取。我的导师就是汪先生。汪先生当然认为，评教授比读博士重要。他事前也未与我商量，就亲笔向学校研究生院写了报告，代我辞退了博士生的学习。 1997年高教所推荐我申报教授职称，社科评审组的组长是厉以宁先生，我获得了全票通过，于当年9月被聘为教授，1999年被评为博士生导师，2000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1998年我被任命为北大高教所副所长，闵维方任北大常务副校长兼任所长，魏新任副所长负责全面工作。1999年10月，魏新调方正集团任董事长，虽然仍然兼任高教所副所长，但已不再参与所里的管理工作。 2000年10月，学校决定成立北京大学教育学院，闵维方（常务副校长、常务副书记）兼任院长，我任副院长主持工作（后来担任常务副院长）。10月25日在电教报告厅召开了教育学院成立大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丁石孙及国家教委、北京市教委、清华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的代表等参加了大会。北大教育学院的成立，固然有当时大势的驱使：高校的大规模扩招，综合大学需要开展师范教育，高等教育学科发展的张力等等，但关键在于时任常务副校长、副书记闵维方的力挺。否则，在学科众多，学院学系林立的北大，要把一个小小的高教所变成学院，几乎是不可能的。闵维方担任北大教育学院的首任院长，但他却从来不干预、过问学院的日常管理工作。我恰巧也乐于与领导保持距离，在任10年，也没有向他请示和汇报过工作。 大学组织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权力的分散。学院在教学、科研和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自主性很强。我在任的10年，又恰好是闵维方任常务副书记、书记和常务副校长的10年。大树底下好乘凉。这10年，教育学院在招生、人事、学科、财务等方面遇到的问题不用请示闵维方，到了学校相关部门一般都是“一路绿灯”。这10年，既是学院创业奠基的时期，也是学院顺风顺水快速发展的10年。 回想起来，我在教育学院主持工作期间，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1，确定新建学院的目标。即小规模，不开展本科教育，专注研究生的培养，学院的名称实际与哈佛的一样，是教育研究生院（GraduateSchoolofEducation）；研究型，学院以高等教育、教育经济、教育管理和教育技术的研究为主要任务，培养教育研究与管理人才；民主和参与管理。强调每位教师、学生、工作人员都是学院的主人，对外都代表学院，都有责任参与学院的管理与服务。学院内部，一律不以职务，如院长、所长、主任称谓；学院工作逐步制度化。 2，建立组织架构。以高等教育、教育经济与管理两个博士点和教育技术硕士点为基础，建立了教育与人类发展系、教育经济与管理系、教育技术系，保留了高等教育研究所和教育经济研究所。组建了学院教授会、学术委员会、中共党总支、工会及图书资料委员会等。 3，培育良好院风和学风。我从观念上十分明确，就是要承继高教所汪先生的传统，从学院成立之始，就注重团结协作，自由包容院风的养成。学院的教师，大部分都是国际国内顶尖大学的博士毕业生，受过严格的学术训练，专长于某一领域。他们最需要的是宽松自由的环境和团结协作的群体。只要有了这样的环境，他们就会自发自为，不断创新。从这一点来说，学院也是一个最简单和最容易管理的组织。我在主持学院工作期间，没有分管过人事、财务、教学等“实权”，主要考虑的是学院优良院风和学风的建设。2007年，我参加南开大学的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工作。南开大学博大、内敛的风格给我印象深刻。回到学院，我明确提出我们的院风应当是“深深的水，静静的流”，而不是“浅浅的水，哗哗的流”。不论是学院还是个人，都要厚积薄发。只有苦练内功，夯实基础，才有持续发展的未来。为了形成优良的学术风气，我们从2006年开始，尝试了一种公开的学术成果的公布、争鸣、学习、促进的方式，即全院年终学术交流大会。全院包括院长、书记在内的全体教师参加，每人15分钟的发言，不是工作汇报，只讲自己本年内所做的一项研究，然后有5分钟的问答。没有想到，对于这样的学术交流，老师们当时是那样的热情和认真，讲述的是那样的生动和精彩，讨论的是那样的富有激情和热烈。有的老师说，这才是我们的节日，这才是学术的圣殿。它的激励和引导作用比奖励多少金钱都重要。记得博士后学者贺武华曾经写过一篇随笔，题目是“会议还能这样开”。至今，教育学院学术交流大会每年定期召开，一直没有中断。 4，推动学院的整体发展。学院成立之初，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博士生招生指标太少。2011年学院有教师29人，招收的博士生只有7人，而且都是学术型的学生。其实高等教育领域大量需要的是从事管理的专业博士。美国的高等学校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培养教育专业博士，有力地推动了美国高等院校的管理和研究。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师范大学和华中理工大学分别举办了教育局长和大学校长博士班，但都不够正规，并有“学位工厂”之嫌。我们曾经考虑，教育博士如果要有生命力，就是要符合规范，确保质量。恰巧2003上半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负责对外联系的严正教授来访，希望与北大合作开展教育专业博士培养。 闵维方在临湖轩正式接待了严正，研究生院的负责人员和教育学院的相关老师参加了接待，并当场拍板决定合作培养教育博士，每年招生名额为30人。 当年，北大国际关系学院和政府管理学院都宣布不再招收在职博士生，教育学院却逆势而上，较大量的招收在职教育博士生，关键在于时任党委书记的闵维方的鼎力支持。事后学院专门派了两位老师到美国考察教育博士的培养。当年秋季试招了6位教育博士研究生（高级教育经济与管理方向），2004年即扩招为32人。 为了适应博士生数量的增加，经学校同意，学院开始尝试打破博导终身制，规定凡是具有博士学位，指导过硕士毕业生的副教授，只要学生选择，即可指导博士研究生。这在当时，也是对博士导师制度的一个突破。招收教育博士研究生，是北大教育学院发展中的关键一步，它不仅扩大了学院的规模，增加了学院稳定的收入，也使学院的教学科研更加紧密地与实际相结合。 鉴于国内博士教育的发展和北大教育博士的成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以北大的培养经验为参照，于2008年把教育博士（Ed.D）正式确立为国家学位。另一个重要进展是《北京大学教育评论》的公开出版。一个学术机构的发展，需要有相应的展示成果的平台。北大高教所曾创办了内部期刊《北京大学教育论坛》，但影响有限。教育学院的成立，迫切需要将期刊公开。但国家新闻出版总署有严格的控制规定，申请十分困难。我们首先挣得了学校社科部和学报编辑部的支持，由学校推荐，通过在学校教务部工作的卢晓东的帮助，再找到教育部社科司的负责人，由教育部推荐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2002年7月得到正式批复，同意创办《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3年2月，刊物举办了首发式。迄今，《北大教育评论》已经成为本领域公认的权威性期刊，具有广泛的影响力。 教育学院作为一个新学院的发展，还受到硬件条件的限制，特别是物理空间过于狭窄。闵维方作为学院院长，学校党委书记和校务委员会主任，一直惦记学院硬件条件的改善。他曾几次到国外、到香港为学校募捐，同时也为教育学院募集捐款4000余万元。后经学校批准，将校内27楼拆除新建教育学院大楼。27楼是50年代建设的学生宿舍楼，文革期间改为单身教工宿舍，临近百年纪念讲堂、农园、南校门，处于校园的上佳位置。高教室成立之初，办公地点就在27楼的3楼，只有3间总共20余平方的地方。后来搬到电教楼的4层。学院新楼从2005年开始报批，经过近2年的努力，27楼才被作为危楼拆除，同年9月，新大楼开始施工，2009年完工并正式入驻。 建设大楼，我完全不懂。在这一过程中，我作为主管副院长，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委托当时负责财务的副院长全权监督大楼的建设事宜。教育学院大楼如期、超预想的完工。该大楼也成为了北大南校门片区旧楼改造的样板。教育学院新大楼的启用，根本上改变了学院的办学条件，使其在硬件上一步跨入了世界的先进行列。 我在北大的工作和成长，也获得了不少奖励。2006年曾获得“北京市优秀教师”称号。2007年受中共中央、国务院邀请赴北戴河暑期休假。2008年获得“国务院特殊津贴”。曾担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学科组委员（2003—2014），中国高教学会第三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2012—2016），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专业委员会副会长（2004—2020），全国高等教育学会高等教育学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2005—2010）等。2009年已近花甲之年，我辞去行政职务后，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2014年2月28日，时年65岁，收到了由国家民政部签发的教师退休证书。隔日，我与老伴便登上了前往巴厘岛的飞机，从此开始了的人生新旅程。2022.2.10-20.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里的同窗 16.黄自堂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7.程国茹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里的同窗 14.王长存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5.安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天才出于勤奋——访中国作家安峰文/胡树林 安峰，以其丰硕的报告文学和散文作品在中国文学界颇有影响。他是怎样成功的？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有幸访问了我们香河老乡安峰先生。今年11月1日，我与艺术摄影协会的周景峰、张光奎、肖光和、马会云一行，在北京八达岭长城北麓的崇山峻岭中，踏着深秋的落叶，来到一处深藏在满山红叶中的山庄。那是典型的欧式建筑小楼，楼前面是一个很宽大的中式庭院，假山上的六角亭、山下荷花观鱼池和汉白玉石桥、草坪、紫罗兰和葡萄藤架。假山上下长着樱桃、李子、核桃、蜜桃、苹果、山楂、柿子、海棠、大枣等树木，结满了秋日沉甸甸的硕果。安峰先生在客厅端出上好茗茶款待我们，年近八十的老人脸上洋溢着秋天的喜悦，随着我们的提问侃侃而谈。安峰的童年在我县前马坊村度过，跟同村的小伙伴到河塘戏水，在道边的泥土地上弹球，背着筐到田头地尾去拔草，尤其难以忘怀的是大庙庭院中心的那棵大槐树，上课间隙，小伙伴们便跪在树下，用细细的树枝，把不知什么虫子撒到地上的屎蛋蛋一粒粒粘起来放到嘴里，享受那丝丝回味无穷的甜意......安峰先生童年的智商跟村里其他小朋友没有什么两样。那他是怎样走上作家这条道路的呢？他在村的大庙里念到小学三年级就随父亲来到北京。小学到初中他喜欢数学，到高中就逐渐喜欢上了文学，把不少时间放在唐诗宋词的学习、唐宋文学史的阅读上，并开始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章。高中毕业后，安峰参军到了新疆。在疆三年，他一如既往地热爱文学。那时他特别喜爱写诗，他写的诗常被新疆军区文工团的作曲家田歌即兴谱曲，成为军中的宣传歌曲。退伍后，安峰被分配到北京乐器总厂党委办公室工作。仍然坚持写作，1970年5月20日，《人民日报》刊登了他的作品《器乐的大革命--评钢琴协奏曲"黄河"》，因观点鲜明、立意新颖，广受好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由于在乐器厂积极要求进步，工作认真努力，安峰被推荐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工人日报》社工作。《工人日报》是影响力很大的报纸，安峰是编辑部主任，主要负责群众来信版。在有些人看来，群众来信版平淡，但在安峰看来，有很多群众来信真实客观地反映了某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才能使社会更加的健康，也是我党纠风的需要。因此，安峰认真地阅读每一封读者来信，及时找出有价值的问题，排除种种阻力，不辞辛苦地深入工业基层一线采访调查。为了维护广大工人的权益，他曾跟长春市委书记拍了桌子，找到省委书记高迪评理；为了给长沙汽车发动机厂长正名，在市委书记王众浮那里遇到阻力，找到省委书记毛致用解决了问题。他总是在掌握充实的一手资料之后，经过思考分析，陆续写成连续报道，常被《工人日报》连续在头版连载。他根据所采访事实写成的报告文学、散文等，也深受读者喜爱，分别在《人民文学》、《报告文学》、《北京文学》等各文学杂志、报纸发表。其中报告文学《春》(见《中国农民报》1984年8月26日第三版)在建国35周年全国征文活动中被评为一等奖；《一股清新的风》1987年被《中国妇女报》"当代女性"全国征文活动评为佳作奖；其报告文学《艰难的起步》被潇湘电影制片厂改拍成电影《凤凰图》；发表在《中国青年报》的报告文学《爱情之歌》也曾被搬上了话剧舞台……一分耕耘，一分收获。1993年6月安峰加入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同年12月加入中国作家协会。从1988年起相继出版了《死角》、《心灵的轨迹》等报告文学专集。安峰先生是五百户镇前马房村人，和我是老乡。当年庙堂院中的那棵老槐树下，居然孕育出一个作品丰硕的记者、编辑、知名作家。这次访问，使我看到了从前马房村走向成功的那串歪歪扭扭的坚实脚步。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安峰虽已年近八旬，可他老当益壮，兴趣广泛，退休之后依然创作、旅游，热衷收集创作，忙得不亦乐乎。如今，他正和大学同学合著一部回忆北大校园生活的著作。一群老同志，共同回忆青春岁月的点点滴滴，想起来都是那么让人心胸情激荡。在此，我们衷心地祝愿我的老乡安峰和他的同学早日心想事成。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里的同窗 13.于洪江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里的同窗11.窦益山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12.吴宝三百度中文系文学专业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里的同窗9.邱复兴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10.王顺洪百度中文系文学专业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百科里的同窗 7.卢永璘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8.曹亦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百科里的同窗卢永璘 卢永璘，1950年生，吉林九台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社会兼职：中国古代文论研究会副秘书长，中国《文心雕龙》研究会理事。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理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兼及书法理论的教学与研究。主要著作有：《中国文学批评》、《李商隐》、《小李杜诗传》、《先秦两汉文论选》（二人编著）、《中国历代文论精品》（四人编著）、《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多人编著，任分卷主编）、《文艺理论参考资料》（多人编著）、《中国文化导读》（多人编著）。另有译著《中国书法理论史》；主编有《成语故事》，并参与主编了北京市21世纪中小学《语文》教材（任副主编）。主讲讲座：《文心雕龙》研究、中国古代书法理论专著与论集《中国文学批评》香港公开大学出版部 1997、《李商隐》大连出版社 1998、《小李杜诗传》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3。编著《先秦两汉文论选》（二人编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5、《中国历代文论精品》（三人编著）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6、《中国历代文论精选》（四人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中国历代美学文库》（多人编著，任隋唐五代卷分主编，并统审明代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5、《中国文化导读》（多人编著）香港城市大学出版社 2000、《中国书法理论史》（译著）天津文艺出版社 1988.7、《成语故事》（主编）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北京市21世纪中小学《语文》教材（副主编）北京出版社 2006年、出齐论文见得真方道得出——元好问诗论启示之一《北大校刊·理论园地》 1979.7、从激情到诗——元好问诗论启示之二《北大校刊·理论园地》 1980.1、袁枚“性灵说”的特色（译文）《文艺理论研究》 1981.1、苏轼《前赤壁赋》论析《文史知识》 1982.1、曹丕《典论·论文》的理论贡献《阅读与欣赏》 1982.5、不是此诗，恰是此诗——苏轼诗论辨析《诗探索》 1982.1、但凭妙笔写真情——袁枚“性灵说”论析《文史知识》 1985.7、司马迁亦“信口开河”——“发愤著书”解《北京晚报·百家言》 1985.2、再谈曹丕的《典论·论文》中央电大《经典作品选讲》1985.4、解识无声弦指妙——王士祯“神韵说”论析《文史知识》 1986.1、评介钟嵘《诗品》等五部古文论著作《中外文学书目问答》 1986.7、六朝时期的书法理论和文论（译文）《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1986、刘勰的神思理论论析中央电大《经典作品选讲》 1986.5、刘勰的“文心”论与“意象”论《北京大学学报》1987.5、《诗品》和书画理论（译文）《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丛》 1987.2、也要“见与儿童邻” 《美术》 1988.6、汉魏六朝文学理论中的情与志（译文）《古代文学理论研究》 1988：关于闻一多的《律诗底研究》（译文）《闻一多研究四十年》 1988、元好问《论诗三十首》论析《历代名篇赏析》（下） 1989、《文心雕龙》书名辨析《北大校刊·理论园地》1990.3、中国古代书法理论批评框架辨析《书法报》1990.9、（连载）扬雄“书为心画”说非书法理论辨析《书法报》1990.12、（连载）唐诗中的女性形象和女性观念（译文）《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1990、“男儿立志出乡关”一篇标示中日文学亲缘关系的佳作《北大校刊·理论园地》1991.11、李清照的《词论》及其婉约词创作日本《山梨女子大学纪要》1994、意境理论胎萌与《文心雕龙》说九州大学《中国文学论集》 1994、苏轼《超然台赋》的意境、风格析《苏轼诗文赏析集》 1994、《文心雕龙》的文学因革论北京《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1995、李商隐诗歌的艺术个性郑州大学《李商隐诗文研讨会论集》1997、美文的写作原理湖南大学《文心雕龙研讨会论文集》1998、后收入《文心雕龙研究》第四集 1999、雄姿英发与深情绵邈——小李杜诗论异同析吉林大学《古文论研讨会论文集》1999、中国古代书法之“法” 香港城市大学《中国文化导读》1999、《文心雕龙·辨骚》篇考辨香港中文大学《楚辞学研讨会论文集》2000、从刘勰慎用“文学”说起镇江《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0、后收入《刘勰与文心雕龙研究》 2001、书论之“风骨”与文论之“风骨” 《中国书画报》 2002.11、（连载）刘勰称得上屈原的“知音”吗河北大学《文心雕龙研讨会论文集》2002、后收入《文心雕龙研究》第六集 2003、中国古文论中的“才气学习”说武汉大学《中国古文论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3、白居易与元稹诗论比较谈日本九州大学《白居易国际研讨会论文集》 2004、中唐意境理论的确立日本大学文理学部《研究纪要》 2005.5、刘勰究竟是“言志”派还是“缘情”派——兼论所谓文论史上“言志”与“缘情”二派之争西北大学《中国古文论研讨会论文集》2006.6、《文心雕龙·隐秀》篇研究反思贵州师大《文心雕龙国际研讨会论文集》2006、论韩愈的《送高闲上人序》《中国书学论文集》 2007、王国维“境界说”与中国古文论中的“常”和“变” 《王国维诞辰130年纪念论集》2008。专业领域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国古代书法理论、担任过的课程中国古代文论选讲、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中国诗歌美学史意境理论研究、《文心雕龙》研究、钟嵘《诗品》研究、中国古代书法理论研究、汉字书法科研。获奖《文心雕龙现代阐释》意境理论研究中国书法理论研究获奖1992年，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2001年，北京市教学一等奖，国家二等奖（古代文论教学组）2004年，研究生工作管理奖（集体，获北京市一等奖，国家二等奖2007年，北京大学教学优秀奖。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百科里的同窗曹亦冰 曹亦冰，正高职称，在高校古籍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从事古籍整理研究，侧重古代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曹亦冰，女，汉族，中共党员1946年出生于北京平谷，1970年6月至1974年1月入读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1974年毕业留校至1977年在校政治部和团委工作，1978年至1983年7月在北大一分校中文系从事教学和教务工作，1983年8月至今在高校古籍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从事古籍整理研究，侧重古代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1986年晋升中级职称，1991年晋升副高，2001年晋升正高。作品代表专著：1、《古代武侠小说与中古社会》，中国城市经济社会出版社，19902、《林兰香》和《醒世姻缘传》，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1993年荣获"中国图书奖"，1993年刘世林文章《开发我国古代小说宝藏的系统工程-简说〈古代小说评介丛书〉》有很好的评价，1999年被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的《金瓶梅文化研究》刊载的杜贵晨撰写《〈金瓶梅〉为"家庭小说"浅议》文章引用该书的观点。）3、《侠义小说史话》，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1993年荣获"中国图书奖"）4、《中国武侠小说简史》（合著）见1993年云南人民出版社《中国武侠小说大观》5、校注《品花宝鉴》，漓江出版社，19946、《侠义公案小说史》，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999年荣获"华东地区古籍优秀图书奖特等奖"，2002年王立《论从己出详明深细--评〈侠义公案小说史〉》文章有专题评论。）其他专著：1，点校《永庆升平》（前传），自撰，宝文堂书店，19862，点校《永庆升平》（后传），自撰，宝文堂书店，19883，点校《林兰香》，自撰，山西人民，1993年见三校样4，点校《海天鸿雪记》，自撰，百花洲文艺，19895，点校《十二笑》，自撰，浙江古籍，19936，点校《李处权诗》（收入《全宋诗》），自撰，北京大学，1999，2000年荣获"第四届中国图书奖"的"荣誉奖"7，校注《西游记》，自撰，漓江，1993交稿8，译注《文言小说卷》，自撰，京华，19989，今译《史记·世家》（收入《二十四史全译》内），自撰，人民文学，2000交稿10，主编《辉煌十年》，合作，上海古籍，199411，主编《中国当代古籍整理研究学者名录》，自编，北京图书馆，199712，编纂《北美汉学家辞典》，合作，人民文学，200013，主编《两岸古籍整理研讨会论文集》，自编，江苏古籍，199814，（译注）《说苑新序选译（收入《古代文史名著丛书》），自撰，巴蜀书社，1991年，1992年荣获"中国图书奖"15，撰著《中国武侠小说简史》，合著，云南人民，1993年16，校勘并撰写前言（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元本）《中州集》（影印），自撰，线装书局，200117，校勘并撰写前言（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元本）《氏族大全》（影印），自撰，线装书局，200118，校勘并撰写前言（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宋本）《正法眼藏》（影印），自撰，线装书局，2001代表论文1，《从"二拍"的女性形象看明代后期女性文化的演变》，《明清小说研究》第三期，2000（2001年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全文转载引用。2001年7月被"中国教育发展论谈"评为"一等奖"，全文收入《二十一世纪新潮声》。2002年又被中国经济出版社全文收入《中国当代思想宝库》）2，《疑义相与析--〈古文观止〉今译举例》，中国典籍与文化，19923，《〈太平广记〉引书考〈神仙传〉》，海峡两岸古典文献学学术研讨会"宣读，20024，《论中国武侠小说从古至今的演变》，"中国文学从古至今的演变国际学术研讨会议"宣读，20015，《近五十年中国大陆古代文言小说整理与出版概述》，"两岸古籍整理与传统文化研讨会议"宣读，1998其他论文1、（辞条）《博异志》，中国小说辞典，19862、（辞条）《集异记》，中国小说辞典，19863、（辞条）《独异志》，中国小说辞典，19864、（辞条）《传奇》，中国小说辞典，1986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百科里的同窗姜伟新秦明5.姜伟新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6.秦明北大中文系新闻专业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五.尹良兵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 尹良兵，男，汉族，1947年1月生。高中毕业后于1968年3月入伍，1970年5月入党。1970年8月至1974年1月，在北大中文系学习，毕业后任总参通信兵6618部队政治处干事。1974年7月至1977年，任北大党委常委、中文系党总支书记，1978年1月任北大中文系助教。1980年初调入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1981年7月调入安徽省人民检察院，先后在刑事检察处、调研室、宣传处、记者站、机关党委工作，曾任宣传处处长、记者站站长、廉政风云杂志总编、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副厅级检察员、二级高级检察官。1980年在高检院工作时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1986年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先进工作者，1987年因见义勇为受到省检察院通报表彰，1997年被司法部、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等单位评为全国“百佳”优秀法制新闻工作者，多次被评为省检察院机关先进工作者、优秀公务员。曾主编《敬礼，中国检察官》、《安徽检察志》等书。组织创作、摄制10集电视专题片《神圣的职责》，被司法部、国家广电总局评为全国法制题材优秀电视剧“金剑奖”二等奖；参加创作、摄制电视专题片《警示调查》，组织摄制电视连续剧《较量》，获安徽省“五个一工程”奖。在中央、省部级报刊上发表文章500余篇，其中获一、二、三等奖作品30余篇。退休后，任安徽检察志编辑室主任、安徽检察史陈列馆编辑人员。曾任安徽省法人权益保护协会副会长、安徽北大校友会副会长、《安徽经济报》专家组成员、合肥市庐丰企业联合会名誉会长等职务。 饱蘸热血著华章——记本报驻安徽记者尹良兵吴贻伙一身洗了不知多少次的检察服和一只用了十多年的破旧公文包，算是尹良兵的全部“行头”。人群中猛然一看，无论如何你也很难把他和记者二字联系在一起。不过，这对尹良兵并无妨碍。更不影响他在老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敢于仗义执言，富有良知和正义感。确实，从他的笔端流出的不是一篇篇机械的文字记录，而是一首首“人问正气歌”。其实，老尹干记者这行当不过四五年光景，1991年《中国检察报》创刊时，他才被选调到驻皖记者站。四年多来，老尹风里来雨里去，差不多走遍了大半个安徽，先后在各种报刊杂志上发表了300多篇作品，其中十几篇在全国和省级评比中获奖，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安徽省检察院检察长刘生说：老尹为检察宣传工作的的确确“费尽了心血”。 上篇弘扬正气笞丑恶 1995年10月18日，老尹收到一封自安徽省阜南县的来信，信中写道：“……大家都尊您是仗义执言、无私无畏的英雄。从每篇文章里，都看到您刚正不阿、一身正气的性格，忠诚地捍卫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使胡作非为的人闻之害怕，使坚持真理的人勇气倍增。有不少人把您的文章视为珍品，复印传诵……”老尹在阜南人心目中有这么好的口碑，源于他对一起以钱买法案的披露。1992年4月，阜南县发生了一起公安局干部马希山枪击致死中学生王平阳的案件。老尹采访后，心情特别沉重：一个无辜学生被公安干警枪杀，长期得不到公正处理；比枪声震动更大的则是马希山的岳父——阜南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马爱民为使其女婿不受到刑事责任追究，竟然以3.5万元人民币“私了”案件的活动。经过深入采访，一篇四千余字的通讯《法律尊严的回归》首先在《中国检察报》（1994年4月14日）上和读者见面了。随后《法制日报》、《安徽日报》、《安徽青年报》和《记者观察》等也先后刊发，有的还配发了评论。光明日报社的《文摘报》等多家报刊转载或刊登。终于使从事“私了”活动的马爱民受到了撤职并降两级工资的处分，凶手马希山被判处有期徒刑八年。1993年2月，安徽省利辛县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因农民负担过重而引起的恶性案件，参与告状的农民代表丁作明遭报复被非法拘禁并毒打致死。案发后，老尹来到发案地，调查了案件的起因和事实真相，随之一篇包含作者深情的记者调查《自有公道在人间》在《中国检察报》头版头条位置发表。此文刊出后，因作者爱憎分明的立场，加之农民负担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一时引起很大反响，不仅被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而且还被中央及地方许多报刊转载。该文获得《中国检察报》“春兰杯”头版头条新闻大赛一等奖、全国法制好新闻通讯类三等奖。《全国法制好新闻精选点评》一书收录此文时评价说：“（作者）这样做不仅伸张了正义，而且有助于维护法律的尊严。”书人间正气不仅要鞭挞假丑恶，更要歌颂真善美，用高尚的情操鼓舞人、教育人。老尹一方面对“阴暗面”的揭露毫不留情，另一方面倾其笔墨热情讴歌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秉公执法的人民检察官，颂扬忠实地履行法律监督职责，保证社会主义法制统一正确实施的检察机关。在他的笔下，既有弘扬正气的“中国优秀检察官”祝建华，铁骨铮铮的全国先进工作者安徽省十佳检察官任启超，又有敢于碰硬、严格执法的李栋海，咬定“法”字不放松的秦长江，也有反贪一线“阻击手”丁书明、“老刑检”方怀剑。如今，这些全省检察干警中的杰出代表已如一尊尊雕像矗立在江淮大地上，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 中篇道义责任凝笔端 在老尹的案头墙上贴着这样的两幅对联：“振作精神作事，放开肝胆论人”，“大公无私，万卷忠言规社会；为民请命，一腔热血答同胞。”这是当年鲁迅等人筹办《越铎日报》时所收到的祝联中的两幅，老尹将之辑录下来，并发表于1991年5月25日《中国检察报》创刊号上，以此作为自己为人、为文的座右铭。老尹常说记者是“人民的代言人，时代的记录员”，笔端凝注着责任。因此，“作为记者，不管你来自大报还是小报，都要有责任心和正义感，都要有对党、对国家和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他不止一次地告诉我：“文章千古事，贵在创精品。人品好，才能文品好，才能无愧于记者这个称谓。”1995年6月29日，《中国检察报》头版发表了老尹写的《弱女何时得公道》一文（此文获中央七家新闻单位联合组织的’95执法环境百日行好稿奖、安徽省“荣事达”杯优秀新闻二等奖），讲述的是安徽省岳西县一妇女被歹徒强奸后，当地公、检、法三家均认为此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然而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却宣判上诉人（即一审被告人）无罪，使被害人成了事实上的“通奸者”。此案拖了两年没有得到公正处理。老尹听到这一反映，凭着他的责任感随即展开调查，前后三下安庆、岳西，先后六次细致采访，认为终审判决不公。于是，他一方面将此案公之于众，另一方面多方为“弱女”奔走呼吁，终于引起了安徽省纪委、省政法委和省检察院主要负责同志的关注。1995年12月，省检察院正式就此案向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抗诉。安庆市检察院的一位副检察长说，像老尹对工作这样的投入，没有做不成的事。实际上，老尹和这位弱女子素不相识。老尹“打抱不平”的岂止一两件这样的事？像记者采访遭殴打、举报人举报遭报复陷害、执法人员执法受迫害打击，甚至申诉人的冤情他都去管一管。一位新闻同行曾开玩笑问他“你怎么尽写这样的报道呢？”老尹很认真地答道：“我虽然不能亲自去惩治丑恶，但我愿意用自己的笔为社会尽一点责任，谁叫我是记者呢”！是的，记者就该为人民大众呼唤良知和正义，呼唤廉洁和公道，呼唤民主和法制。老尹认真地履行着他的职责。诚如刘生检察长对老尹的评价“敢于面对现实，敢于仗义执言，他所写的文章里最能体现出一个新闻记者应有的正直、公道和为人民鼓与呼的精神风貌。”安徽交通报一位姓梅的记者几年前在火车上与老尹有过一次“接触”。当时老尹出差乘火车返回，在同节车厢里，一帮歹徒疯狂地殴打一老百姓，危急关头，老尹挺身而出，发动周围群众制止这伙歹徒的不法行为。不料歹徒们并不买帐，先进行恐吓，继而对他动手动脚，甚至拿石块往老尹和乘客身上砸。老尹不顾一切和受害人一道抓获一名歹徒送交乘警。梅记者见此情景，迅速按下快门，拍下了现场照片。后来，受害人在老尹的关心下住进了医院，并最终获得了赔偿。省检察院得悉老尹的见义勇为之举后，经调查核实，作出了通报表彰的决定，号召全省广大检察干警向他学习。 下篇勤学多写出文章 一些名记者在回顾自己成“名”之路时，往往提到他们不可缺少的两件“法宝”：不断学习和深入采访。在这点上，老尹认同两句话：“脚板子底下出文章”、“学习、学习再学习，深入、深入再深入”。老尹以为，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体制转轨时期，人们容易为经济利益所驱动，能够坐得住，练好基本功，打好扎实的基础，尤其难能可贵。他至今也忘不了范文澜老先生对北大学生的谆谆教诲：“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老尹出差的时候，有一个与常人不同的习惯，在紧张的学习或采访之余，他一不逛商场，二不进歌舞厅，单拣新华书店和路边的书摊逗遛，尔后总是带着一包书返程。日积月累，他的藏书大概在一万册以上。老尹生活上严格要求，廉洁自律，全家六口人仍住在60多平方米的房子里。家里床头、床下，甚至过道上都堆满了书，办公室里也没有啥别的陈设，除办公桌、电话和那塞得严严实实的几只大书柜外，最惹眼的要算一只小电热锅和一套灰色的长沙发，上面叠放着两床被子。寒来暑往，春去秋至，多少个阗无人声的夜晚，老尹以此为“窝”，啃馒头，煮山芋、下面条，然后乐此不疲地构筑着他的“黄金屋”，将那一本本倾其所有稿费乃至工资买回来的书“过滤”吸收为自己的营养，并最终与采自中国社会底层的土壤相契合，形成一篇篇有益于我们社会文明与进步、规范和理性的富有战斗力的文字。老尹常说，学习是增强认识能力，净化思想意识，积累丰富资料，提高写作水平的有效途径。我年近五十，不争分夺秒地去学习、采撷，真的来不及啊，一生的时间太短了，只有多读、多写、多作贡献，才能在永存的事业中延长自己的生命。安徽省检察院刘生、陈绪德等几位领导谈到老尹时，都一致认为老尹这人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吃苦，他总是不断地学，不停地写，只要有线索，总是尽最大可能，以最快的速度前去采访。检察日报社社长兼总编辑刘佑生同志一次在报社全国记者座谈会上也表扬尹良兵“深入实际，写了不少好作品”。的确，在老尹的新闻实践中，他最重要的体验之一就是“七分材料三分写”。每到一地，他常常不厌其烦地接触方方面面的有关人员，详尽地占有材料，同时调来案卷夜以继日地研读，有时一看就是好几天。他深有感触地说，了解情况必须弄清来龙去脉，这样做对选好报道角度、挖掘题材深度至关重要，也才能使文章写得准确、生动、有力。在写《自有公道在人间》这篇记者调查时，他到利辛县去过两次，不仅就丁作明事件本身进行了采访，而且还深入周围农村调查了解，结果发现农民负担问题确实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所以，人们在阅读这篇文章时不但深为案件的事实所震惊，而且还为作者全力倾注的真情实感所打动。有评论称，它之所以能够获奖，不仅应归功于作者敏锐的社会观察力，而且主要得力于作者认认真真，一丝不苟的实地采访。一天，中央电视台“晚间新闻”节目曾报道了安徽省岳西县女青年李金梅为保护国家财产英勇献身近两载竟无人知晓，后又被追认为烈士的消息。实际上，这位女英雄的事迹是老尹偶尔看到一份简报后，经过认真采访写出文章，最先在《中国检察报》上披露的，这篇报道引起了安庆市委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他写的《英雄，差点被历史误会》等报道在省内报纸发表后，也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有关方面作出了追认李金梅为“革命烈士”的决定。女英雄九泉之下英灵终得以告慰。老尹投身新闻事业以来，正是靠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沉”得下去的求实精神，加之其丰富的人生阅历、较广博的学识以及知识分子积极入世不辱使命的责任感，创作出一篇篇在安徽乃至全国都叫得响的精品，其中各类报纸上光头版头条就达30多篇。他的作品既能从独特的层面上揭示变化中的中国社会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又能紧跟形势，在党的大政方针政策下，及时反映体制转换过程中许多不完善、需要加以改进的方方面面。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尹既有记者的敏感，又不乏学者的深刻。如《堵住国库的“黑洞”》（原载《中国检察报》1994年11月1日头版头条），较早地揭露了新税制改革措施出台不久，一些投机诈骗分子虚开增值税发票，牟取暴利，导致国有资产严重流失的犯罪行为。该文经修改，以《斩断伸向国库的黑手》为题在《安徽日报》发表后，省委书记卢荣景表示赞赏，省国税局局长马千里签发通知电传各级税务机关，要求税务人员学习和研究文章中提出的几个问题。此文获安徽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好新闻二等奖。作为致力于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政法记者，其作品中当然会较多地揭露各种犯罪，或者说是暴露阴暗面的内容多一些，但我们总能从老尹的作品中看出正义终将战胜邪恶，能看出党和国家坚决反腐败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当然，做到这些并不是很容易的，往往会把自己置于是非斗争的漩涡，甚至遭受报复或诬陷。一篇《抗诉，刀下留人》（原载《安徽法制报》），因为宣传了检察机关抗诉成功，使被告人由死刑改为死缓，就被有关部门斥之为“反对严打”。《艰难的突破——太和县人民检察院查办刘明报复陷害案纪实》（原载《法制日报》）一文由于将某政法委书记不光彩的勾当公之于众，这位书记就七窍生烟，多方上告。《弱女何时得公道》的报道只因报道了某法院的判决不公，该法院就下发了个红头文件，指责老尹“暴露隐私”、“违反纪律”，并称保留对簿公堂的“权利”。舆论监督何其难！老尹说得好：“只要自己站得正，腰杆硬，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就不怕别人打击报复。”“如果过多地考虑个人得失，我就不干记者了。”老尹对搞好新闻工作很有决心和信心，他说：“我当记者刚刚迈出第一步，今后的路还很长，我要以扎实的步伐，走出人生的辉煌！”（作者系检察日报记者，原载检察日报《采编通讯》1996年第1期） 尹良兵：家乡的骄傲文/邢志鸿 寒冬腊月。天还未亮，一个身材瘦小的农家少年脚穿“草窝子”在乡间土路上健步如飞。何谓“草窝子”？现在绝迹了。过去穷人家无钱做鞋，用稻草编织的御寒草鞋是也。时间在20世纪60年代。少年名叫尹良兵，长丰朱巷人。他去下塘中学念书。其实，朱巷与下塘通火车，只要三毛钱车票。但少年丧父的尹良兵，只有寡母供其和三个妹妹念书，哪里出得起这笔三毛钱的“巨款”呢?所以从家到学校，这条20多华里的土路每次都是步奔。应了那句古话：寒门出孝子。尹良兵小小年纪就能体凉父母谋生之艰难，因而格外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母亲傅文玉，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深知没有文化之苦。她从小就教育儿子：人穷志不穷，不吃馒头争口气；要好好念书，才有出头之日。小良兵牢记在心。从小到大，他都是学习尖子。他年龄不大，身材不高，可从小学、中学直至大学，一直当班长。除了唱歌外，几乎门门功课都名列前茅。语文课，尽管老师未作要求，可他从头到尾，几乎能将一本书统统背下来。他的作文，是同班同学升学的范文。他不偏科，数学常常考满分，连数学公式在哪一页，不用翻书都知道。一次下塘中学期末考试，他平均分高达97.5分，其中数学、俄语、政治三门课都是满分。以至三四十年后，下塘中学开校庆会，还把尹良兵作为学习标兵，将其照片张贴在墙上给学弟学妹们观瞻。尹良兵学习好，是不是天生聪明呢？他本人断然否认，他说：聪明在于学习，知识在于积累，才能在于实践，成功在于奋斗。他常在书上写着“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以此作为座右铭激励自己奋发努力。他的勤奋，时任下塘中学教导主任的鲍璧成印象深刻。鲍主任早起查校，总能看到一个瘦弱少年在如豆的煤油灯下苦读，一问知是尹良兵。鲍主任又怜惜又赞赏，温和地劝良兵同学要遵守作息制度、注意身体。回到家里，鲍主任则对自己的儿子说：你看人家尹良兵是怎么学习的!时任校长陈耀希多次表扬尹良兵，曾提出要保送他到北大学习。就在尹良兵做着北大梦时，“文革”开始了。1968年3月，部队来学校动员他参军。他应征人伍，并代表长丰县新兵在欢送会上讲话。到部队后，他在总参通信兵服役。富有戏剧性的是，1970年，品学兼优的尹良兵意外地被部队推荐上了北大中文系，“北大梦”失而复得。1974年1月，他毕业留校。在当时党中央倡导“老中青三结合原则”的背景下，他还成为北大党委常委、兼中文系总支书记。1979年，尹良兵被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尹良兵的爱人陶余贤是其中学同学，在省妇幼保健所当医生。因为夫妻长期分居两地，1981年7月，尹良兵调回安徽省检察院工作，直至退休。20多年来，他在省检多个重要岗位勤勤恳恳工作，主编过《廉政风云》《法人视界》《安徽北大人》等杂志，被公认为省检察院的一支笔，荣获过首届全国百佳法制新闻宣传工作者等诸多荣誉称号。尹良兵为人正派，为官清廉，同情弱者，乐于助人。他对家乡怀有深厚的感情。过年回家，他对同生产队家有老人的，每家都要送上两斤红糖表达心意，这两斤红糖在计划经济时代可是珍贵的礼物。家乡的人对他非常钦佩，教育自家孩子总要拿尹良兵作为榜样。我们《史话朱巷》到油坊村采访时，说到家乡名人，众口一词无不推崇尹良兵，把他与尹良儒、尹若甫两位教授并称为“尹门三杰”。尹良兵一生嗜书如命。除了读书，就是买书、藏书。他家中竟然藏有三万多册书，不仅自己坐拥书城，连三个儿子家，也成为他的藏书室。晚年他最想做的事，就是把他的一些书捐给家乡学子，希望他们都能成才，造福桑梓，报效祖国。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恳切地说：你们不要写我别的；要写，就写一点我的刻苦学习精神，启发后人。我们农家子弟，没有靠山，只有坚持不懈地勤奋读书，埋头苦干，才有好的出路，才能有所作为。（作者系合肥晚报社记者，原载《史话朱巷》，黄山书社2018年第一版）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百科里的同窗王丽梅陈学飞3.王丽梅北大中文系七0级新闻专业4.陈学飞北大中文系七0级文学专业 《足迹——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百度百科中的同窗胡安福徐刚 1.胡安福北大中文系七0级文学专业2.徐刚北大中文系七0级文学专业 胡安福武警学院原副院长 胡安福，男，中国共产党党员，1974年1月北大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少将警衔。历任公安部原经侦局局长、武警学院原副院长；中国市场学会保护企业合法权益专业委员会主任。 耀景街16号圆舞曲文/吴宝三2022.1.8. 足迹（拟为《风云记忆》下篇）——北大（7032）学员人生掠影 目录1. 我爱北大，我爱汉院………王顺洪2.追求——八十五岁老同学傅加森毕生追求的回忆 …………傅加森口述安峰编写3.耀景街16号圆舞 …………文/吴宝三 三 耀景街16号圆舞曲文/吴宝三 哈尔滨耀景街16号，是前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后来成为黑龙江省文联大院，省作协和《北方文学》分别在大院的两幢小洋楼里。我第一次走进这个院子，去领取省作协颁发的合同制作家聘任证书，一下子被这个花园式的美丽庭院惊呆了，这不是一幅幅在画报中见到的俄罗斯油画吗？能亲眼目睹这般风景，我对自己油然而生敬意：如果我不热爱文学，如果我的几本书不获奖，恐怕会与这座心目中的文学殿堂失之交臂。当我看见东南隅一幢小楼门口挂着北方文学的牌子，倍感亲切。记得上初中二年级时，就给北方文学投稿，屡投不中，编辑每稿必复，令我感动不已。我的组诗《海滨抒情》《梦中，树问》，刊发在这家杂志，时任主编黄益庸亲自签发，并转载了北大教授严家炎评论我诗歌创作的文章《我喜欢这样的诗》，于是乎，我这个边远小城的业余作者，从这里起步，迈进了文学的大门。翌年8月，我国遭受特大洪水，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视察哈尔滨松花江段。我当时工作的单位省森工总局，责成我为总理撰写一篇五千字的马永顺事迹材料，呈报省政府。朱总理在松花江边接见马永顺时感慨地说：“你这一辈子干了两件好事，当国家建设需要木材的时候，你是砍树的劳模，当国家需要保护生态的时候，你是栽树英雄。 我们都要向你学习。”是年，北京十月出版社打电话给我，商议再版《马永顺传》，拟申报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与此同时，北京社责编隋力军、刘胜奇将编辑处理后的《马永顺传》样书寄来。尽管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再版远远低于北京社的稿酬，我毅然决定由家乡的出版社再版。何也？生于斯长于斯，因为我是小兴安岭的一棵树。省森工总局在小兴安岭林区建立了吴宝三文学馆，这是大森林对我这棵树的接纳。我心存感激，满怀深情的向大森林母亲诉说，“名与利皆是过眼烟云，唯有报效生我养我的土地……”1998年6月，马永顺荣获联合国环保奖，出席了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召开的全球500佳颁奖大会。马老逝世后，被国家追授为林业英雄。20余万字的《马永顺传》再版，黑龙江日报全文转载、省电台全文连播，《光明日报》《工人日报》《中国环境报》《中国教育报》等全国多家报刊选载或摘发。此书再版三次，先后获人民文学优秀报告文学奖和黑龙江省首届文艺精品工程奖，省委组织部下发文件，将此书作为全省党员学习教材。是年，一纸发文，将我从一个省厅局下属单位的党委书记岗位，调到省作家协会，任党组成员、秘书长。我有自知之明，我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之一的马永顺的光。然而，我的命运并非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华丽转身”。说来滑稽可笑，我到职后“临危受命”，交办我的工作是打官司。原来，下海经商大潮汹涌澎湃那年，省作协一位著名诗人创办一个商贸 公司，此公诗写得不错，但下海却接连呛水，因为被骗，欠下一笔账被法院强制执行。法院工作人员到这位诗人家一看，家徒四壁，病老婆常年卧床，欠款无力偿还。哈尔滨中级法院判决，省作协负有连带责任，一辆小车和职工通勤车被查封，单位账户被冻结。我就是在工资不能发放，一片怨声载道声中走马上任的。二话没说，我和作协办公室的同志一道出征，拉开了省作协有史以来第一次打官司的帷幕。官司一审、二审败诉，我从学习法律知识始，一步步细细研究案情，到请律师上诉到省高院，终审判决省作协胜诉。汽车开回来了，账户解封了，职工开支了。嗣后，省作协党组研究，决定给我和有功人员五千元奖励。我分文未要，因为我是作协党组领导成员，哪有自己奖励自己的！作家和同事对我刮目相看，说作协这个清水衙门，调来一个“会写字儿，能办事儿”的作家。我时时告诫自己，既然到作家协会来当这个头儿，就得为作家办事儿，同时也得适应新的工作环境，放下领导架子，接个人儿，送个人儿，客人来了开车门儿，皆视为我工作的分内之事。我调到作协的几年中不能全身心投入创作，角色变换了，依然结集出版了几本散文集。这一年，中国作协会员无记名投票选举，我当选为第六次全国作代会代表。这可谓是我走出一家门又进一家门迈出的一大步。出乎意料之外的是，省作协主要领导让我接任《北方文学》主编，想来亦在情理之中，两任主编，一个调走了，一个退休了。身边的朋友大都 阻挠，不赞成我去触碰这个“烧红的烙铁”。我纠结了好一阵子。这个文学期刊，创刊于1950年（刊名《黑龙江文艺》），和新中国一路走来的知名品牌。当代著名作家、诗人大多在这个阵地刊发过作品，新时期以来，梁晓声、肖复兴、迟子建等一大批青年作家，都是从这里走上文坛的。面对青少年时代心目中的这座圣殿，我不能无动于衷，岂能漠然视之，不妨一试，大概是感情使然。时为2000年早春二月。此时的杂志社，已从耀景街16号搬到一个民居的二层楼里，挤在三屋一厨的单元房办公。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到，屋里六、七张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那种写字台、三屉办公桌，木然地打量着我，似在那里无声地叹息。编辑部的同志我大都熟悉，很友善，显然对我寄予莫大的希望。见面会那天，众口一词，“我们和退休的编辑不敢有奢望，只要能按月发放工资就足矣！”80岁的老主编黄益庸，70多岁的副主编鲁秀珍等，和我相对而坐，许久默默无语。一手栽培起来那么多知名作家而甘心做嫁衣的编辑们，有几位已年逾耄耋，提出不能再低的合理要求，我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压得我几近喘不上气来。其时，省财政已经“断奶”，自收自支，杂志社被打入自负盈亏的另册。我偕同省作协领导多次向上级要政策，皆无果。于是，我向全国人大代表、《山东文学》主编毕四海求助（我俩是在全国作代会结识的），请他给时任黑龙江省省长宋法棠写封信，帮助《《北方文学》鼓与呼。 　　宋省长毕业于中文系，曾在山东工作过，没多久，他在我们呈送的报告上做了亲笔批示：请省财政厅研究解决。财政厅颇为重视，立即派员到杂志社，经过两天的调研后，无可奈何地告知我，按杂志的发行量，加上印刷费和人员工资核算下来，每本杂志成本价约350元左右，这样的杂志没有必要再办下去！我说，账不能这么算，尽管我说出了一二三，自觉有很强的说服力，此时却显得那么苍白而无力，只能无言以对。看来问题边短时期内无法解决既来之则安之。按照鲁迅先生当年“生存、温饱、发展”的思路，第一要解决的是生存。于是发动大家四处化缘，利用彩色四封，刊发旅游摄影和绘画作品，收取一定的费用寻求合作，文学搭台经济唱戏，举办各种活动，期望企业伸出援手，助力渡过难关。期间，一个书商找到我，由他承包，解决杂志社人员工资。尽管杂志终审权在我手里，但操作起来很难控制，易出问题，我以新闻出版局不同意为理由婉然拒绝。再贫穷底线不能突破，五年间，杂志没出租过一期刊号，没刊登过一则商业广告，尽管有商家一次次找上门来。所庆幸的是，那段艰难的日子挺了过来。办刊举步维艰之时，作家朋友们给予我莫大的精神支持，我坚定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信念。省文学院组织签约作家去北大荒采风，约我随团同行，这本是件让人高兴的事，我却高兴不起来。省文学院院长李琦（鲁迅文学奖得主）亲自打电话给我，让我和大家见见面，谈谈心，动员我参加。记得在一个林场的山坡上，大 家坐在瞭望塔铁架子下面，北方文学成了议论的中心话题。全勇先（电视剧《悬崖》获白玉兰最佳编剧奖）对我说，吴老师，会有的，面包会有的！迟慧（获全国少儿文学奖）送我两句李商隐的诗句，“且吟王粲从军乐，不赋渊明归去来”，李琦用手指了指瞭望塔顶，一语双关的对我说，“遥知兄弟登高处，宝三，你攀登上去就看到前景了”！…...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语人无二三。同事、新朋老友抑或忘年交对我说的那些话，听似平常却弥足珍贵。几年来，杂志社每月不能按时发放人员工资，不能按时给作家和作者发放稿费，王立纯（入围茅盾文学奖）在北方文学刊发的中篇小说《阁楼上的麻雀》，小说选刊转载了，而我们杂志社两年未付给其稿费，立纯曾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深表同情和理解。诸君未曾给我出过难题，却给我许多安慰，这种宽容让我心存感激。一日，诗歌编辑刘云开来到主编室，手里拿着一页纸站在我面前。我以为是稿件，接过来一看，是一份辞职申请书，令我大吃一惊。刘云开思想单纯，心地善良，是著名作家刘亚舟的女儿。她毕业于吉林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就跻身于全国著名校园诗人的行列，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分配到北方文学当编辑。不幸的是，就在她参加高考那天，母亲去世，父亲肾移植后病逝。我接过这个辞呈，手不由自主地颤抖，只问了她一句话：“你辞职后干什么去？会经商还是能下海！你父亲是我的朋友，我替他为你做主了，不同意！”说罢将辞呈撕掉还给了她。向来优柔寡断的我，处理此事倒还果断，连我自己也有几分吃惊。过了几年，云开和她的哥哥刘野石，一再向我表示歉意，当初不应给我添麻烦。后来得知，这个颇有才华命运不济的优秀编辑，因病英年早逝，作家和业余作者真诚悼念她，怀念她的诗文多多。往事今说，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既愧疚又甚感欣慰。退休之后，杂志的温饱和发展，依然成为我挥之不去的牵挂。可喜的是，在各方不断努力和上级领导的鼎力支持下，这个杂志成为省委《奋斗》杂志社主管主办的文学期刊，终于走出困境，开创了一个新的局面。现任主编鲁微（我当《中国林业文学》主编时，他是最年轻的编辑），对办好这本期刊信心满满，新年祝词写得非常之好。记忆苦涩亦芬芳。在“北方”找北，我怀念非常时期和这个老牌期刊同甘共苦的日子。蓦然回首，我曾当过这列“绿皮火车”的车长，和编辑们共同走过荆丛棘生之路，服务于乘坐过这趟列车的作者和读者。纵然，每天置身各种矛盾的旋涡之中，但对于一个编者抑或作家而言，当是人生中一笔偏得的财富。想当年，这个俄罗斯驻哈尔滨领事馆每周举办舞会，长相忆，我虽然未能身临其境，但院墙不影响我对那个年代《小路》《喀秋莎》等优美旋律的神往。我有幸与这个大院同框，且有过几次交集，从一个业余作者，到省作协一个所谓官员，再到《北方文学》主编，可不可以说，这当是我和耀景街16号的慢三步圆舞曲。 2022年元月6日于哈尔滨 二 追求——八十五岁老同学傅加森毕生追求的回忆傅加森口述 安峰编写 傅加森同学是我们北大中文系首届工农兵学员中年纪最长的，他的阅历代表我们全体同学们共识，作为国家的主人，才有能力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解放前 我们这一代人该着命苦。可是有的苦是被迫的，有的苦呢，确实属于自愿。这话咋说呢？您听我慢慢讲。 我跟所有进入人世间的婴儿一样，带着极不情愿而又无奈的哭嚎，从另一个世界降生到人间。 1935年10月27日，呼啸的北风刮得正劲，在北京前门南东珠市口大街三里河鞭子巷三条甲22号小四合院的屋子里，我出生了。妈妈的气味与母爱的慰藉使我顺从了这个世界。当时家境还算殷实，父亲在印刷局靠一手分色制版的手艺养家，虽然是租的房子，添了我，每个月交了房租，父母连同姐姐我们四口还算吃得饱。 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十九路军的大刀片子抵不过日本鬼子的子弹，鬼子打进北京城。北京的天塌了，我家也就随着遭了难。 活在侵略者的铁蹄下哪里还有人格？他们抢吃抢喝糟蹋妇女，稍有不从就是一顿暴打，杀个人比杀只鸡还简单。也不知从哪儿冒出那些为鬼子服务的“伪军”。鬼子的保甲长带着伪军挨家挨户搜查，不但为鬼子抢钱抢粮抢鸡，还专门抢铜器，什么铜锅铜壶铜碗铜锁铜扣，连铜合页铜烟袋锅也不放过。据说，中国地界儿太大，鬼子制造枪炮的材料不够。要在中国彻底烧杀抢掠，他们需要更多的武器。 首先遭难的还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家。那时我们那地界儿有个道长，名叫张子余。这张子余不但掌管着香火旺盛的庙观，还开办了剧院、舞厅、印刷厂等企业，资产雄厚。我爸爸就在张子余的印刷局工作，仗着手里的绝活，每月拿着保障我一家温饱的收入。沦陷后，日军不由分说，对殷实大户强行摊派难以承受的巨资。不从？日本人的牢房里有的是刑具让你连肝带肺地吐出来。于是张子余的所有产业连同他的庙宇也全都荒废了。 父亲失业，家里断顿。原本上了小学的姐姐，只好辍学到煤渣胡同当童工，每天挣一二斤棒子面，一家人喝粥都不够。为了佯作“慈善”，日本人给北京市民每户配发二斤混合面。那混合面哪是人吃的呀，全是发霉的高粱大豆掺了石子和石灰混合磨出来的。要想活着也得吃啊！我妈带着我也去排长队买混合面，日本鬼子就像霸道的救世主，看谁不顺眼上去就是一鞭子。被打的人捂着冒血的鞭痕，一个个连声都不敢吱，还得排队买混合面。亡国奴，就是趴在地上任人捻杀的蚂蚁。 在我长到五岁的时候，有一天家里来了位贵客。来人说是要请我父亲去帮他们搞分色制版，大喜事忙得我妈晕头晕脑。急忙让我到珠市口永安茶庄买“高碎”。穷人哪喝得起茶呀？“高碎”就是正经茶叶桶底下的茶叶碎沫子，所以便宜。买来泡在壶里招待贵客，照例有残存的清香。我兴冲冲地跑到三里多地外的茶店买了二两“高碎”就急着往回跑。路遇两个日本兵，“啪啪”就抽了我两个大嘴巴，我被煽倒在路上，捂着脸又惊又吓。穿着皮鞋的鬼子又朝我踢过来。 这时一位在马路边墙根下晒太阳的老人赶紧过来，冲我说：“我的孙子呦，你怎么跑到这里来了？”急忙赶过来一面给鬼子鞠躬一面求饶：“我孙子还小，还不懂得给您敬礼，就饶了他吧。”鬼子这才嬉笑着扬长而去。招谁惹谁了？又疼又委屈，我偎在陌生爷爷的怀里痛苦了好一阵。爷爷哄着我说：“别哭了孩子。鬼子来了谁不受罪啊。等长大了学了本事，把鬼子赶出中国，咱们就有好日子过了。”我擦干了眼泪，暗下决心，一定要学好本事，为穷人出了这口气！ 我妈看我回来了，老远就喊：“咋去了那么长时间啊？客人都走了，就喝了口白开水。”看到我脸都肿了，知道我挨了小鬼子的打，家里的喜庆劲就没有了，都在低头叹气。 到了1945年，可盼到日本鬼子投降了，国民党进了北京城。高兴！以为这下老百姓该出头了。哪成想满不是那么回事，人家一上台就“五子登科”。啥叫“五子登科”？当年讽刺国民党接收大员的“五子登科”，是金子、票子、房子、车子、女子。鸡犬登天，全都骑在老百姓的头上，变着法搜刮民财。他们终日吃喝嫖赌，我们依旧饿着肚子苦熬，比日本鬼子那会儿强不了多少。那还不说，美国鬼子也进来了！我爸的差事丢了，只能到美国人的飞机场去打杂，给家里混口饭吃。 打从乾隆时期北京人就喜欢堆在街头巷尾谈论国政大事，这算是“京爷”的传统了。所以早就知道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才真正是维护平民百姓利益的。所以都跟盼星星盼月亮那样企盼共产党早点进京。 解放后 解放大军压境，国共谈判，守城的国民党军队要是跟解放军呲牙那不找死吗？终于有了准信：和平解放。1949年2月3日，共产党的大军要从永定门进城了！ 虽说还都饿着肚皮，可是全城百姓无不喜气洋洋。那一年我小学该毕业了，我和其他小伙伴们抱来一大堆秫秸，剥皮做成一尺多长的小旗杆，和爸爸妈妈一起熬夜用浆糊粘上红红绿绿的三角小纸旗。我选了一支最红的，恨不得睡觉也搂在被窝里。为啥？明天我要举着这面旗子欢迎进城的解放军！ 古都北京这才真是“东方红，太阳升”，北京“天亮啦”。解放军进城连凳子都还没有坐热，先就去清除白面房（戒毒），取缔赌场、舞场、妓院，解放妇女。把八大胡同的妓女组织起来，一律去北京染织厂从事劳动，在光明的事业里自食其力。对于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民愤极大的流氓恶棍一律枪毙，铲除社会毒瘤。 一时间北京的市民无不喜气洋洋地相互传递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好消息。 那一年我刚刚小学毕业，家穷，再念不起书了。因为共产党还来不及建公立学校。我上私立学校，一个学年得交两袋白面，我家过年也难得吃顿白面饺子呀。新中国需要扩大印刷厂的规模，我爸自然去印刷厂用自己的本事为国家效力。我也去了印刷厂作学徒。我就下决心，当家做主了，一定要把所有的力气用在工作上，为建设自己的新中国，决不当孬种。 那会儿，有小学毕业的文化，就算是文化人了，厂里觉得把我放在车间有点屈才，就让我到科室负责接待和联络工作。为了干好工作，我勤学习，多请教，没日没夜，17岁入团，20岁入党，全厂职工都非常喜欢我。1950年抗美援朝，1952年三反五反，1955年肃反，1956年整风，1957年反右，1958年大跃进，1959年反右倾，所有的运动，我都在办公室积极配合。每一个运动都是党的工作需要，我必须全力以赴。尤其是大跃进时期，我白天忙活办公室的工作，管理全场的工作。晚上还要带班到车间带头劳动。干活我有使不完的力气。 我的成绩领导看得见，群众也看得见，我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58年刚建成全国人民大会堂，1959年就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全国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作为全厂推荐的先进工作者代表参加了大会。知道我当时的感觉吗？我们在一起吃饭，国家领导人给我们敬酒，我感动啊，感到我们那才实实在在是国家的主人。毛主席说“工人阶级领导一切”，真真切切啊！由打这以后，我的干劲更足了，不管干什么，必须干出成绩。 有一次我见到了老舍先生，他的一席话点拨了我，使我知道光肯卖力气还不能算是国家合格的主人。 　　那是1960年，一次老舍的外侄子、我们印刷四厂的厂长舒立新带我和另一个小青年去老舍家帮忙干点零活。老舍高兴，亲自给我们斟茶倒水，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你们年轻人可得舍得时间补习文化，有知识的青年人才是国家的希望。” 从那以后我就知道，搞好社会主义建设，不光需要力气，更需要文化。我就白天认真工作，晚上参加夜校学习。几年过去，我一次也没有空回家看看，工作成效却逐步提升了。领导感觉哪个科室问题多就派我到那个科室去主持工作。到劳动工资科，勤快点细致点，没问题，就管得好好的。 厂里的收支严重不平衡，成本总是大于实际，谁也查不出毛病。领导又让我去财务科，我为难了。就我这点文化水儿，哪管得了财务啊。领导说：“你先干起来再说。人家李先念起始也不懂财务，现在管全国的财务，不也是专家了吗？” 我要求去学习。领导要求我，可以去学习，但不许耽误工作。厂里的工作一天也耽误不得。这我明白，领导不嘱咐也得做到。我就报名参加了人民大学在铁狮子路一号（就是原军阀段祺瑞的府宅）开办的财会补习班，每个周日去参加全天的学习。那时候没双休日，一周只休息星期日一天。凭着一颗责任心，自打我管理财务，那段时间，没发现一份花账、赖账。 印刷厂的账目浩如烟海，有一次发现出了30元的差错，一般也就算了。我就过不去这个坎，连夜查看每一张发票和报账单。终于找到一张发票不对劲。我带着执票人到开票单位去核查，这才发现原来票面上是14元，而报账人在“1”上加了一笔，变成了“4”，于是多领30元。结果平了账，当事人受了处分，也使全厂工作人员受到教育。 还有一次库房亏损，我就把进库、出库单据连同库房所有实物仔细查对，才发现有一张盖了章的入库单，库房却没有相应的实物。我持单追查，最终发现有人交了单子却没有将物品入库，而是私下卖给了他人。此人受到了处罚，又教育了全厂工人。再以后，财务科就很少出漏洞了。 说话文革就到了，工人当家做主一时成了群众当家做主，领导靠边站了，那么大企业群龙无首。于是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偏偏在这种情况下，印制毛主席像和《毛泽东选集》的任务空前繁重。我就动员全厂职工为革命加班。那时候我们厂有句话是“七至七笑嘻嘻”，就是早七点上班，中午吃口饭，一直干到晚七点下班，连干十二个小时啊。厂领导失去了话语权，我就带头跟着三班倒，带着工人在车间赶任务。那时候讲的是为国家做贡献，即便累倒车间，也没人提一个“钱”字。 后来军宣队来介入工厂的管理。大家选我当了革委会副主任，除了干活还得管全厂的发展。活多任务重，必须扩大工厂生产规模。需要联系规划、土地、水利、基建等许多部门，需要诸多的请示、报告。厂里竟没有一个人会写，就连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连一份拥护的“决心书”都拿不出来。急呀。文化知识不够，你没法进一步为祖国的建设尽力啊！ 上大学 1970年6月，一件大喜事在我们厂传开了，北大清华要招工农兵学员上大学了！名额因有限而珍贵，全厂职工每个人都有权利争取。 讨论来讨论去，全厂职工一致同意我去。厂领导批准，这事就定了。如同天上掉下来一张大馅饼，正好砸到我头上，能不高兴吗？ 上学报到之前，北京市印刷局召集全系统被批准上大学的都到抄手胡同的一间大房子里开欢送会。局领导当然是嘱咐我们，到学校一定克服困难学好知识。还特别强调，“毕了业必须都得回来，让北京的印刷工作再上一层楼。”我们每人还获赠一套毛泽东选集。 6月25日上午，我们在北大热烈的锣鼓和老师们的欢迎声中踏进了带有神秘色彩的北京大学南大门。门口悬挂着“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显眼横幅。我心里一个心眼是，抓住这个机会，认真学习好报效祖国，管大学、改造大学，想都没有想过。 到了32楼中文系，看了花名册才知道，我是这一届学生中年纪最大的，35岁。把背包放在分配给我的床上，心里又产生些许犹豫：首先，我基础太差，拿得出文凭的只有小学毕业；我年龄太大，学得慢，悟性差；还有我家庭负担重，比其他同学多了家庭累赘。我入学8天后的老伴1970年7月3日老伴生了我的小女儿，我难免要分心啊。厂领导很快来了电话，告诉我，上学期间除了56元月工资照样发给我之外，其他一切福利待遇也一分不少地发到我家，让我“不必为家里的柴米油盐分心”。 我管过财务，我懂得算账。除了厂里“一切照发”，还有我上学的住宿、教室、图书馆、体育场的维护费用，编写印发教材，还有那么多老师、军、工宣传队以及那么多员工的工资......为了我们提高文化知识，国家得花多少钱呀！但凡有点血性有点良心的，就决不能懈怠这次金贵的学习机会，再苦再难也要高质量地完成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学习任务。 系里安排我当了班长，还作为这一届唯一的学生代表成为系党总支委员会的委员。党太高看我了，我懂啥呀，原本就是一只丑小鸭嘛。除了前面讲过的“三大压力”，进校后又添了行政压力。压力，我早就习惯了，早就下过决心，无论党给的啥任务，豁了命也要完成好。 首先要解决“怎么学”的问题。一次在辅导我们学习的时候，我问王瑶教授：“我的学历很低，您看我应该怎么学呢？”当时教授正在我们班辅导老师讲课内容，没有时间回答我。他约我课后去他家跟我讲。万没想到老师对学生会这么认真。 王瑶教授即便是在巨大的误解压力下，依然没有中断他的著书立说。他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带着满头白发，叼着我们从来没有看到熄灭过的烟斗，激情洋溢地讲课，幽默诙谐地谈天说地，我们都很喜欢他的性格。他住在北大镜春园78号。进了别致的中式门楼，院子不大，坐北朝南的房舍内四壁全是书籍。“ 我的文化基础很低。”一见面我就首先介绍自己：“我希望尽快学到知识。” 老教授从嘴里取下烟斗，露出因长期吸烟而发黑了的牙齿，笑道：“你错了。知道什么是知识吗？知识就是社会的实践经验。你们来自企业，应该比我们有知识。你们掌握的是真正的实践经验。我们掌握的是间接经验，是书本上的经验总结。你叫我老师，是因为你们需要知道并理解书本上的经验，而我可以告诉你们在哪本书上有，告诉你们怎样去理解。所以你们完全不必自卑。你们来上大学，就是来读书的。除了广泛阅读，认真听课堂上的讲课，再没有其它的路可走。”老教授的话讲得朴实真诚，令我茅塞顿开。 那时候北大的图书馆是在大食堂的后面，跟现在的辉煌雄伟的图书馆比较起来，当然显得矮小寒酸。可那时在我的眼里已经高大得不能再高大了。窗明几净，书橱一尘不染，在阅览的桌前坐上半天也没有人来打扰你看书，悠闲雅静。 那里的藏书量据说在全国属于第二。我得空就去“啃书”，不懂就向图书管理员请教，我像一个饥饿的穷汉进了熟食的库房，贪婪地吸食文化营养。 ，可是当时的工农兵学员面临的政治活动特别多，小讨论，大批判，周小结，月总结，劳动，拉练，下乡下厂体验生活，碰到问题还动不动上纲上线，哪有那么多时间看书。我心里为此比较纠结，有人就说我这个班长是“好人主义”。说就说呗。我一直觉得管大学改造大学跟我没有关系，抓住上大学的机会多学点东西才是真格的。上课我是格外认真听讲，生怕丢掉一点精华。有一次我听朱德熙老师讲语言结构的课，新鲜得不得了，原来书面语言还有那么多讲究。当即我回想我在厂里写的材料，够多么幼稚可笑，要是早点听到这样的讲课该多好。 突然看到朱德熙老师在向我招手，这才意识到我走神了，慌张间怕老师点我的名。可是老师只给我一个温暖的微笑，我心里感激得不行。从那一天起，我心里一直回荡着老师讲的语言结构，周六晚上骑车回家，半路还想着老师讲的课，差点出了车祸。以后再写什么东西，就多了个心眼，注意语言结构，习惯就成自然了。 有一次系里组织我们看一部越南反美战争的纪录片，《光明日报》约稿写影评，任务交给我们班。大家七嘴八舌感到难度很大。我把老师讲的内容运用到写作实践之中，果然行之有效。我还给文章写了一个大家都满意的标题：《人民战争威力无穷》。 学习政治经济学，讨论的时候，老师见我联系旧社会的经历比较典型，叫我准备在大教室联系实际讲“商品二重性”。在台上我声泪俱下地讲了解放前和解放后生活与打工的前后对比，也感动了大家，可是用商品的使用价值与社会价值原理拿到现实予以解释却无能为力。这才深刻地体会到我的学习还差得太远。剩余价值学说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武器，说什么我也得弄懂弄通弄活。我细细地读，多多地问，终于进入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地。 另外就是听老师讲新闻，讲采访，讲写作。赵景云老师还专门为我们写了《新闻采写手册》，通俗而详尽地介绍了新闻采访和各类新闻报道的写作要领，不厌其烦地指导我们的写作练习。还带我们到新闻单位去反复实践。就这样，在采访和多次的写作中反复折腾，终于使我们基本掌握了几种常用文体的写作。 在北大的三年半学习，确实非常紧张，回首一看，仿佛就是一眨眼工夫。1974年1月，当毛泽东著作办公室的领导来北大找周培源校长要求我们来自出版界的同学回去的时候，我心里一惊：这就算学完了？老师们，我真不知该怎样答谢呀。 三年多在一起摸爬滚打，从课堂到乡下，他们几乎是手把手地教我们知识，就像母亲对爱子那样一口口喂食营养，就这么突然从你们身边飞走了？我知道我必须接受这个事实：老师竭尽全力培养教导我们，是为了国家，我们努力学习也是为了国家。五湖四海各行各业，全都为这个目的拧成一股绳，我们的祖国怎能不突飞猛进...... 毕业后 离开北大，我到北京出版局宣传部报到。起初在读书培训班培训学员，1976年以后，我利用在北大学到的知识从事对外宣传报道工作，辛勤采访，严谨写稿，在全国各大平面媒体上，用消息、通讯、专访等各种新闻形式宣传介绍本系统的先进人物和企业的重要消息。 毕竟是掌握了一些文化知识，我才能够为国家建设多做一些工作。后来我又当了宣传处的处长、又历任出版局办公室主任、印刷总公司办公室主任、党校及干校的校长...... 在他人看来，我在各个领导岗位平步青云如鱼得水，其中不免会遭到个别人的嫉妒。在现实中总还有人能力不行，却嫉贤妒能，千方百计挑毛病钻空子，却始终找不到我的毛病。为什么呢？因为我坚持为国家作贡献，光有干劲有文化还不成，还必须具有严于律己，恪尽职守的思想觉悟。 我从离开北大的那一天起，就下决心，这辈子做事一定要对得起党和人民对我的培养教育，对得起良心。所以我暗中给自己立了规矩：不跟风，不拍马，不跳舞，那就是为人要正直。当然，跳舞也是正常的健身娱乐活动，我只是回避一些可能出现的矛盾。时间长了，就觉得那些还不够，就又修改了自己做人的要求：政治上不走错路，经济上不装错兜，生活上不上错床。 我在职工作45年，不争官，不争级，不争钱，只争给集体给单位给国家做贡献，身正影子斜不了。遇到小人也有益，可借以检验、过滤自己的人格。 我今年八十五岁了，回想一生，心里干净。入党64年来，从来没有给党带来麻烦，更没有给党带来过污点。我们这一代人，大脑单纯，只一个心眼：感恩，报效国家。这是我们这一代穷极一生的追求。2020.7.7.写于山庄 足迹（拟为《风云记忆》下）——向母校献礼北大中文系七〇级（7032）工农兵学员人生掠影 目录1. 我爱北大，我爱汉院…………王顺洪 编者语草野斋主荣祥 北大，我们的母校，是我们”化小我为大我”的熔炉。 何为大？“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宋•张载）其要在“为天地立心，一念之善，喜见于天，而和气应之；一念之恶，谪见于天，而沴气应之。” 中华文明是高扬人的主体性的文明，以“立德、立功、立言”为衡量人生“三不朽”的标准，“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毛主席将其归结为一句话“为人民服务”，即为人民的利益而生，生的伟大；为人民的利益而死，死的光荣。 无产阶级武装革命取得了政权，必须继续进行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革命，即必须要将生产资料私有私用变为公有共用，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首要一环便是，尽快培养出共和国的管理和建设人才，否则，经济基础的胜利成果便毁之一旦。 共和国，是工农兵劳动人民创造的天下。毛主席请我们工农兵学员上大学，就是希望我们肩负起时代赋予我们的使命:来自工农兵，服务工农兵，为工农兵而学，为工农兵而用，为工农兵立德、立功、立言。 我们大学毕业了，走上社会，能否承担起承上启下的历史使命，是检验工农兵学员上大学成败的试金石。 人的一生，是由一言一行铸就的。褒贬由人，吾辈依然故我。 如今，我们年逾古稀的岁月，向世人昭示：工农兵学员，没有辜负毛主席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是继承了毛主席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并未为自己算计经营的新人。奉行”一生交给党安排，放在哪里就在哪里发热。”面对人民的需要，即便是上刀山下火海，“我们个个不是孬种！”（同窗于长江语） 我们是共和国成立前后出生，与共和国同步成长的新中国长子，有幸被时代选中，成为时代的宠儿，走进大学。 毛主席提出:“工农群众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共和国的接班人，既要有文化，又要会劳动。劳动，创造了世界；有文化的劳动，会使世界变得更美好。无产阶级不但能够砸碎救世界，而且也能够建设一个前所未有的新世界！ 我们是中国乃至世界第一代有文化会劳动的新型知识分子，我们的足迹是共和国史册上不可或缺的一页。 望每个同窗动起手来，完成自己最后一篇杰作，自慰慰人，免得我们身后千载，忠骨化为石而无文字，劳子孙后代千辛万苦“考古”，难得其要。 社会，如同是一盘大机器，缺一颗螺丝钉就无法正常转动。故不能以职位高低、钱多钱少论英雄。凡胜任“承上启下”者，都是好汉。 王顺洪等学兄的回忆文章，均可供同窗参照。 文成后，刊发“未名湖”群，以便我收藏编入美篇。 希望有心的同窗同道，收藏每期美篇，以备我们连手后用。‎ 2021.10.10. 一 【转】我和我的祖国文/王顺洪： 我爱北大，我爱汉院 2021/03/16 信息来源：离退休工作部编辑：悠然责编：山石、知远 编者按： 百余年来，北京大学始终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特别是北大的广大离退休老同志在劈波斩浪中开拓前进，在披荆斩棘中开辟天地，他们的功业载入史册，他们的精神历久弥新。这里是北大一批老同志的回忆文章。他们的回忆，从不同的侧面，勾画出北京大学的发展历程，记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是了解北大历史，乃至中国高等教育史的珍贵史料，也为我们理解北大传统、传承北大精神提供了一本生动的教科书。这是一封穿越时空的来信，更是一份矢志报国、不懈奋斗的青春宣言。个人简介 王顺洪，1949年9月30日出生于北京延庆，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授。1970年进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学习，1974年毕业留校。长期致力于日本汉语教育史、日本人汉语学习、中日语言文化比较研究。 我爱北大，我爱汉院 我与新中国同龄，70年，光阴似箭，岁月峥嵘，祖国由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走过了极不平坦的追梦之路，在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考验与成就；70年，往事如画，记忆犹新，伴随着新中国的脚步，我个人经历了童年、青年、中年，进入了老年，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苦乐与收获。 回首我这70年，参加工作40多年，于北大42年（含学习），其中22年的时光是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从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始）度过的。作为新中国的同龄人，能长期在北大尤其是对外汉语教学园地耕耘至退休，为北大的来华留学生教学和国际汉语教育事业作出贡献，是我一生的幸运，也是我最大的满足和荣耀。退休以后，我经常像过电影一样回忆在北大几十年的经历，念念不忘，无怨无悔。 留校初期 1970年，我作为首届工农兵学员被单位推荐来到北京大学，进北大之前已在京郊延庆县委机关工作5年。那时北大的教学秩序刚刚恢复，我所进的中文系和全校一样，专业和课程设置比较简单，缺乏应有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教学安排和教学内容也不够合理，且时常受到政治运动的冲击。但是，我和同学们深感肩负着被推荐上大学的重任，下决心利用宝贵的机会努力学习，尽可能多地吸收知识、增长才干，为将来更好地工作打好基础，为国家和人民作贡献。 正因如此，尽管那时条件远不如今天优越，但大家都在充分利用课堂、图书馆等可以利用的条件，如饥似渴、废寝忘食地多听课、多读书，许多同学（包括我）都在那期间成了近视眼。 庆幸的是，那时候中文系的老教授王力、魏建功、杨晦、林庚、吴组缃、季镇淮、王瑶、朱德熙等，也给我们授课。中青年教师，除了承担主要讲课任务，还被分到各班进学生宿舍辅导。在“开门办学”期间，一些教师同我们一起走出学校进行教学实习。因而，师生接触比较多、关系密切。 中文系的老师们不仅教给我们专业知识，帮助我们完成学业，还给予我们人文关怀。毕业多年后同学相聚，每当聊起当年各位老教授讲课的特色与风采，回想起随班老师与学生同屋促膝交谈、耐心辅导学生的情景，就油然升起怀念和敬仰之情。虽然20世纪70年代特殊背景下北大教育所受的局限，对我们获得更多的知识有一定影响，但毕竟为我们后来的人生发展奠定了比较好的基础，使我们为社会作出了更大的贡献。 1974年2月我从中文系文学专业毕业后，被留在学校工作。起初是在中文系做青年教师，曾带领文学专业1973级创作组学生走出校门进行创作实践。半年之后，北大政治部组织组（现组织部）将我借调去做工作人员，一干就是4年多，主要是在年长同志的指导下，去各系开展党建调研、写简报向上反映情况、举办党员干部学习班等，还到京郊大兴县（今大兴区）北大分校（五七干校）工作过一年。虽然原所学文学专业知识没有得到进一步提升，但得到了新的锻炼，学到了新的东西，熟悉了北大的人和事，融入了这里的环境，成为一名真正的北大人。 扎根汉院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笼罩在北大上空的阴霾被驱散，广大教师解除了精神枷锁，开展教学科研的积极性空前高涨。在新的形势面前，有些学校机关工作人员陆续回到系里开展原来的专业研究和教学。 1978年8月，经领导批准我回到了中文系，一边任团总支书记做学生工作，一边在当代文学教研室做教员。中文系很重视对年轻教员的培养，给我们每个人安排了指导教师，在老教师的指导下，我“回炉”进修钻研业务。我同1977级、1978级学生一起听课，将文学专业的课程又系统地修了一遍，之后便开始备课讲授中国当代小说、戏剧文学。那几年，行政、业务双肩挑，担子重、压力大，加上成家有了小孩，是留校后最忙碌最辛苦的时期。但毕竟年轻，精力充沛，压力变动力，干事争分夺秒，除了晚上《新闻联播》必看，其余时间一点儿不敢浪费。当时住在由学生楼改为教工宿舍的34楼，几口人挤在筒子楼一间屋里，无法看书，我就钻进图书馆直到闭馆；担任团总支书记做学生工作，34楼对面就是32楼中文系学生宿舍，不管白天还是傍晚，我见缝插针随时去和学生干部见面。那时候，尽管精神压力大，生活紧张而清贫，但奋斗意志十足，从未感到苦和累，感觉十分充实，每天都在进步。1978年后，改革开放春风浩荡，国家日新月异，北大生机勃勃，我这个新中国同龄人正值而立之年，与其他年轻教师一样，迎来了奋发有为的新时期。 担任团总支书记四年后卸任，我开始全力以赴从事教学工作。1983年初夏的一天，中文系向景洁副主任突然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了我一个完全意想不到的消息：“中国改革开放，开始大量向国外派遣留学生，驻外使领馆亟须管理干部，教育部拟从北大借调数人，任期四年，你愿不愿意去？给一周考虑时间，若同意就向上推荐。”兴许是我学了点儿日语，又做过学生管理和教学工作，学校才给了我这个机会。不过，这可是突如其来的大事，我刚走上教学岗位，孩子也还小，海外一去四年，未来变化莫知，兴许就此离开北大。又一次面临重大抉择，经与家人再三斟酌，最后决定接受借调，但任期结束后一定还回北大，北大已是我不可舍弃的家园。 1984年9月22日，经过教育部安排的半年日语培训和半年多教育外事实习，我被派遣到了日本东京，先在中国大使馆停留20天，拿到日本政府发的外国人登陆证后，于10月12日来到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教育组，开始了新的工作。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管辖范围，包括日本关西地区两府五县（大阪府、京都府、滋贺县、兵库县、奈良县、和歌山县、三重县）。总领馆各业务组的外交官等工作人员，分别由中国外交部、商务部（当时叫对外经济贸易部）等部委派遣。教育组的主要任务是：对来日中国留学生的管理、公派讲学教师的关照、教育访日团组的接待、日本教育情况调研等。教育组有外交身份的只有我和另一位同志（从其他大学选派），比起在学校搞教学科研，责任重大，头绪较多，工作繁忙，又是在异国他乡，有一定语言障碍，对我来说，完全是新的经历和考验。值得欣慰和自豪的是，在四年多的时间中，通过不断学习和努力奋斗，我顺利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自身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和提高。另外，我还大大加深了对日本社会的实际了解，运用日语的能力也明显增强，为后来从事与日本有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时间如流水，在大阪总领馆一干就是四年，转眼就到了1988年夏，驻外工作任期即将结束，回国后到哪里、干什么被提上了日程，我当然还是想回北大从事教学与研究。虽然在领事馆利用工作之余搜集了不少资料，并与在京都大学留学读博士的一位朋友合编了《日本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论著索引》一书，但具体是从事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还是中日文学比较研究，我尚在犹豫徘徊之中。 正值此时，北大对外汉语教学中心负责人潘兆明等到日本访问，在大阪见面时说起我回国后的工作，潘老师热情地说：“欢迎来汉语中心。”我听后眼睛一亮，顿开茅塞。来日本之前，我曾给中文系留学生（全是日本人）上过“中国当代文学作品选”这门课，每年还支援外事处留学生汉语教研室，给日本短期班学生上汉语课。回去后将文学与汉语结合、中文与日文结合，专门给留学生上课，岂不是理想的选择与归宿？于是，我很快就下定了决心。 1988年12月，我结束了在中国驻大阪总领事馆的工作返回北大。1989年9月至1990年9月，又带着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明确目的，到日本关西大学进修了一年，考察日本的汉语教育情况，专门收集有关资料，并开始撰写论文。回国之后，立即办理了从中文系转到汉语中心的手续，从此在这块改革开放之后如日东升、春意盎然的田园扎下根，踏上了尔后22年的对外汉语教学与研究之路。 汉院岁月 在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含汉语中心）的22年当中，我在从事教学与研究工作的同时，先后担任过汉语中心副主任、学院党总支副书记、选修课教研室主任、汉语教研室党支部委员等职务，亲历了对外汉语这个新兴学科在北大的变化。我还因参加编写《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发展史》一书，撰写《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大事记（1952—2003）》（打印稿）和《北京大学对外汉语教学发展概要》等文章，对北大这个领域的发展有所了解。可以说，我这个新中国的同龄人也是北大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发展变迁的见证人。 北京大学的对外汉语教学，始于1952年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该专修班前身是1950年在周恩来总理亲自安排下设立的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转进北京大学，更名为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由教务长周培源兼任主任。20世纪50年代，北大是全国唯一从事留学生汉语培训的单位，那时学生不到80人，教员仅十几名，邓懿（周一良夫人）为教学方面负责人。那一代对外汉语教师以编写出版《汉语教科书》为主要标志，为北大和新中国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初创作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60年代初，北京大学外国留学生中国语文专修班被撤销，全国外国留学生汉语培训工作中心转到北京外国语学院，1964年又转到新成立的北京语言学院。在北大，留下八名教员成立了公共汉语教研组，负责入系留学生的汉语补习。1965年，中国接收3000名越南学生来华学习，北大接受了250名学生的汉语培训任务，学校从中文系、俄语系和北师大借调教师、选留毕业生，汉语教研组教师骤增到40人。“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停止接收外国留学生，对外汉语教学中断。1973年，北大在全国率先恢复接收外国留学生，直到70年代末，留学生人数尚不多，汉语教学规模较小，机构、人员也不够稳定。但是，在课程设置、教材编写、教学管理等方面，北京大学还是取得了明显的成绩。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世界出现“汉语热”，来华留学生迅速增加，对外汉语教育事业蓬勃发展。1984年10月，北大以原来的留学生汉语教研组为基础，又从中文系调来部分教师，成立了对外汉语教学中心，中文系林焘教授兼主任，潘兆明、卫德泉任副主任。当时有教职工28人，长期生80多人，短期生200多人。对外汉语教学中心的成立，标志着北大的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发展进入快车道。之后，学生人数逐年攀升，至2001年已达到长期生359人、短期生707人；另外，还从1986年开始招收培养了86名研究生。教师数量增到49人，不断补充年轻教师，北大初步形成了一支老中青结合、整体素质好、学历层次高、教学科研能力强、朝气蓬勃的对外汉语教师队伍。在汉语中心阶段，各方面工作都登上了新台阶，这块原来在北大并不起眼的地方，呈现出令人瞩目的欣欣向荣的景象。我本人与许多中青年教师，正是有幸在这个时期，开始在这块充满希望的园地上耕耘、成长。 王顺洪 2006年在日本立命馆孔子学院 　　2002年6月29日，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成立，标志着北大的对外汉语教育事业又跨进了一个新的阶段。建院10年中，除了原有的长期班、短期班，新增添了预科班、特殊班，学生总数上升到1200多人。最醒目的是研究生数量的快速增长，各类研究生合计达到300多人，其中还有30余名博士生，这标志着学科建设达到了可喜的规模与水平。随着国家汉语国际推广的大步前进，学院每年还为海内外培训大量汉语教师。学院教师队伍结构继续优化，学历层次日益提高，学术活动异常活。 同时，还建立了一支优良的兼职教师队伍，逐渐撑起了教学工作的半边天。教学管理的合理化、制度化，教材编写的更新换代，硬件条件的改善，课程体系的完善，教学手段和方法的创新等，也都取得了长足进步。经过十多年的大发展，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实力增强，气魄大长，地位提升，再也不是几十年前的“小院落”。近几年来，随着国际汉语教育新形势和新媒体带来的教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在管理体制改革、师资与学科建设、举办高端学术会议、开展远程汉语教学、支持国外孔子学院等方面，取得了新的突出成绩，各项工作又登上了新的台阶。我作为在这块园地上耕耘了22年的退休老园丁，亲身经历和见证了这里的巨大变化，为北大对外汉语教学事业的非凡历程而感动，更为改革开放40年来的全面大发展而自豪。 出国日本 对外汉语教学的突出特点是“对外”，不管是把学生招进北大，还是将教师派出国门，教学对象均是外国人。就自己来讲，22年所从事的教学与研究，与日本的关系最为密切；就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来说，自对外汉语教学中心成立前就一直与日本紧密关联。 我于20世纪80年代初在中文系时，就为日本留学生上过中国当代文学课和短期班汉语课，那时因工作需要，我参加了校工会办的外语班学习日语。改革开放后北大举办短期汉语班，最早就是从接收日本学生起步的，初期绝大多数学生是日本人。短期班结业后留学生办公室组织学生去上海、杭州、西安、洛阳等地旅行参观，我们一般都有汉语教研组的老师陪同。那时候，能与留学生一起住饭店、乘专车、旅行参观，享受外宾待遇，还真有几分新鲜乃至兴奋。也正是自那时起的30多年，我与日本以及对日本人的汉语教学和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84—1988年我在驻大阪总领事馆四年多的工作，加上随后一年返日进修，身历其境，真切体验，极大地丰富和加深了我对日本社会、文化和汉语教育实况的了解，也使我坚定地选择了从事日本汉语教育和日本人汉语学习的研究方向。在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含汉语中心）工作的22年中，加上退休以后，我独自或与他人合作，撰写、编写出版了专著4部、译著3部、汉语教材5部，发表论文、译文等60余篇，著作、论文、教材之题目几乎都没离开“日本”二字。22年中，我先后4次被派遣出国任教合计5年半（不包括后来在孔子学院授课），除了半年是在法国，其余5年都是在日本。作为一个北大人，无论是做外交人员还是做汉语教师，我都想着利用熟悉日本情况的便利条件，为促进北大与日本的交流与合作发挥一点作用。 在驻大阪总领事馆工作期间，正值日本大力推进国际化，出现了“中国热”“汉语热”，一些大学纷纷想与中国建立交流关系。在大学工作的日本朋友找我咨询、帮忙，我首先想到的是北京大学。经过牵线搭桥，先后有京都女子大学、帝塚山学院大学、山梨县立短期女子大学（2005年升格为山梨县立大学）与北大对外汉语教学中心建立了交流关系。我致力于北大对外汉语教学22年，曾先后被派往山梨、帝塚山任教，执教期间有意识地促成这两所大学与北大对外汉语教育学院（含汉语中心）签订或修订了合约，有力地巩固和发展了北大与它们的交流与合作关系。30多年来，学院已有20多位教师到上述几所大学任教。 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形势越来越好，综合国力越来越强，国际影响力越来越大，作为增强软实力的举措之一，国家大力推广和支持与国外大学等教育机构合作建立和运营孔子学院。2005年6月，在国家汉办的推动和支持下，北京大学与日本立命馆大学合作建立了日本第一家孔子学院——立命馆孔子学院。2011年3月12日，我接受北大和国家汉办的派遣，赴日担任立命馆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这次来日本与以往不同，我既不是外交人员，也不是普通教师，而是面对面地与日方院长及职员们合作，管理运营孔子学院，可谓使命光荣、角色特殊、责任重大。尤其是，中国方面主要由国家汉办主导，日本方面由立命馆大学领导，中日双方机构和有关人员在办事规则、思维方式、工作作风上存在明显差异，上下左右的关系比较微妙复杂。对我来说，虽在日本待过多年，生活环境一点儿也不陌生，工作起来却无驾轻就熟之感。不过，由于赴任之前我已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在孔子学院的两年任职中，凭自己多年的国内外工作经验，较好地处理了与相关方的关系，既积极努力、尽职尽责，又谨慎务实、追求效果，从而善始善终地完成了组织交给的任务。2012年9月30日我满63周岁，北大给我办了退休手续。2013年3月，在立命馆孔子学院工作任期结束，我回国才真正开始了退休生活。 屈指算来，前前后后，我在日本工作合计12年有余，其中所干、所见、所闻、所学、所感、所悟，非短言所能道尽。长期以来，与日本的交流与合作，一直是北大对外交流与合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为自己能在其中做出微薄贡献而感到欣慰。 总而言之，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龄人，回顾祖国天翻地覆的变化，我心潮澎湃，激动不已；作为一个北大人和对外汉语教育学院教师，回想在这块美丽园地上大半生的经历，参与和见证了这里的非凡进程和伟大业绩，我无比自豪。借此我向伟大的祖国、向我所爱的北大和对外汉语教育学院，献上衷心的祝福！ 2013年3月，日本立命馆孔子学院欢送会 王顺洪教授部分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