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

章兴武

引子

几天前，看到几位曾经同在一个生产大队插过队的“知青”，在新建的《下乡情》群里发的一些照片和视频，从这些照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出，他们没有见到几个所熟悉的“老人”，尤其是没有见到我所插队时的“老熟人”，也没有反映出多少村容村貌。不过，这也是意料之中的。因为，早在十多年前，一个偶然的机会，促使我也去了一趟那里。

1998年夏季的一天，单位组织钓鱼，到了钓鱼地点，我随口问了一下鱼池主人，这里是什么地方，主人告诉我是蒋顶乡蔣南村。“蒋顶乡”，当我听到这三个字感觉有一种震颤之感，这不正是我曾经插队过的公社吗！随之，产生了一种想去看看的冲动。于是，与负责人说了此事，拉上一位同事骑上摩托车就往曾经下乡的小队奔去。

可是，究竟朝那个方向走，应该走那条路？那个年代还没有什么“卫星定位导航”。一眼望去，眼前的路都非常陌生，不知道该怎么走了，问了几个路边村民，有的说不知道，有的随手一指，我们就按照指的方向走，可是走来走去，绕来绕去，依然摸不着头脑，所途径之地的房屋、院落，甚至树木、村庄、羊场小道都非常陌生，过去那种土坯房已经荡然无存，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的平顶砖房和一些做生意的小门店。我们像转迷宫似的，问了一些村民，他们东指西指弄的我们五迷三道，眼看快一个时辰了，又怕耽误同事钓鱼，不得已，只得无功而返。

而这次，霍建国、赵进恒、吴毅刚、李向东、赵进功和贺勇六人的执着令人钦佩，他们的“寻情之旅”，虽然没有预想的那么丰硕，却也是不虚此行，还是找到了曾经插队的地方，一队和四队的一些熟人他们也见到了，也算是一种收获、一种情感的心理慰籍吧。

尤其是听了他们的简单介绍后，也不免产生许多伤感和慨叹，对过去的那段时光，陷入深深的回忆。

是啊，45年前那些老熟人大都在四十多岁以上，45年之后，想要见他们还有几多可能？

　　短暂的一瞬，成为永久的记忆

我们下乡插队的时间并不长，满打满算也就是两年多一点，可在这短短的时间里，我们认识了真正意义上的农村、农民，体会到了村民们的善良、憨厚、清苦以及那种率直、真诚、淳朴的民风。

上学的时候，学校也经常组织学工学农活动，我们还曾经去过这个公社的鱼粮大队，学习体验了一把农村生活和劳动辛苦，但那只是十天半个月或一个月的时间，对农村也是粗略的认识了解，而这段经历就不同了，可以说是难以磨去的人生瞬间，尽管它只是那样快的一闪。

　　人生第一次重大抉择

四十五年前，我们正值初中毕业，面临着是继续上高中还是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这样一个重大的人生抉择。那时的国家形势尽管已经有所缓和，可“政治挂帅、思想领先”的氛围依然浓厚。“一颗红心，两手准备”对于每一个面临中学毕业的学生来说，不仅是一种人生选择，更是一种家庭、经济和心理承受力的考验。那时候，邢燕子、候隽、金训华、王翠英等知青典型事迹的广泛宣传，小说《征途》以及后来拍成的电影等文艺作品的陆续上映演出，配乐长诗《张勇之歌》的播放和歌曲《延安窑洞住上了北京娃》等一系列歌颂“广阔天地、大有可为”歌曲的唱响，在我们年幼的心理产生了或多或少的影响，因此，我们班十几名同学还是义无反顾的，响应国家号召，选择了上山下乡。

请听《延安窑洞住进了北京娃》

　　整装待发

在我们做出决定之后，厂里也做了相应的准备。给每个知青，配发了一个印有“大青山下”的搪瓷洗脸盆，一个印有“大有作为”字样的军绿色挎包和一顶印有“广阔天地”红色字样的草帽。家里那些天都很忙，父母在忙着给儿女准备衣物、用具和铺盖什么的，生怕落下哪一件。

我们这批下乡的知青共有二十三人，其中，我们初中毕业班十四名，其他高中毕业生九名。下乡的地方是厂里的对口扶助点，青铜峡县蒋顶公社玉南大队。我们二十三人分别被分到了六个生产小队。其中

一队：赵进功、吴毅刚、王毅、贺勇

二队：曹芬、邱文霞、陈凤英

三队：何玉香、宋兰英、袁金霞、姚维芳

四队：赵进恒、姚庆获、高举、何占阳

五队：霍建国、杜学仁、章兴武、李向东

六队：魏华、于自强、王仁、张景德

　　送行现场人山人海，锣鼓喧天，母亲留着眼泪，父亲强装笑脸

记得在我们准备出发的那一天，1976年8月31日，厂区大门口人山人海，锣鼓喧天。厂里安排了两辆解放牌卡车为我们送行。送别子女的父母、兄弟、姐妹都手拎网兜和铺盖卷以及其他物件，聚集在一起，许多母亲望着登上汽车的孩子们都流下了行行眼泪，父亲们则强装笑脸再三叮嘱。我大哥不放心，还亲自把我送到了生产队。

玉南大队为我们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之后，各小队的负责人带领我们回到了各自的小队。

　　从住进饲养员休息室到住进新房只有一个多月

到了生产队才知，队里还没有来得及给我们准备住房，就临时安排到了牲口棚前面，供饲养员休息的不足二十平米的土坯房里。这座土坯房坐东朝西，是一整排房屋中的一间，与房屋并排的是生产队的三间大库房，房屋与库房之间有个三米多的空隙，自然形成了一个大门。这一排房子的后边围成了一个大院，就用来做牲口棚。

我们住的临时房屋里砌有一个三面靠墙的土炕，炕边与入门的距离也就一米多，除了一个小桌子和一把木椅再没有任何家具。我们四人就挤在这土炕上休息。在这里住了一个多月，生产队就很快为我们新建了一幢里外两间很宽敞的土坯房。这个平房，坐北朝南，紧邻库房，房后是一条小水渠。

房子的面积大约有五十平米，里间住人，外间做饭。我们对睡热炕还不太习惯，队里就用木板给我们搭了个通床铺，还在外屋盘了一个沉底锅灶，特意给我们买了一口大铁锅。在里屋砌了一个土炉子，以供冬季取暖，并配置了两个存放米面的“墩箱”（当地村民家家都用的一种盛粮食的木箱子）和一张书桌，两把木椅。

由于初来乍到，年龄很小，队长担心我们不会做饭，起初还专门安排了一位妇女为我们做饭，直到新房盖好后，我们才开始自己生火学着做饭，自此开始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生活。

　　一个人口不多的小村庄

这个生产队的人口不算多，估计不到二百人。以范姓居多，当地人都把这里叫做“范家庄子”。光是范氏兄弟就有六个。从大到小排列分别是：范福金、范福银、范福生、范福山、王文斌（过继给王姓家）和范福中，还有一位姓范的是从河北省迁过来的，他有一副做木活的好手艺，人们都称他为“范木匠”。再过来是吴姓比较多，他们兄弟有四个，分别是吴正义、吴正学、吴正礼和吴正仁，其中，吴正义常年在山里放羊很少回来，吴正礼是个赶大车的车把式，常年在马车队给厂里拉运原料。排在第三的是王姓，我知道的有四户人家，其中两户是兄弟关系，老大叫王金，老二叫王银。另外一户叫王文力（由于他身材高大，干活很猛，人们都习惯称他王大力），还有一位年龄较大的，当选大队贫农协会会员，人们都称他“老贫协”。排在第四的是叶姓和詹姓，他们也都是哥儿，叶姓老大叶福寿，老二叶万银。詹姓哥俩儿想不起来叫什么了，但是其中的弟弟给人印象比较深，他是一个佝偻人，因为有文化，字也写的好，还能打一手熟练的算盘，就担任了队里的会计，人们都称他“詹会计”。除此之外就是单个的姓了。有姓顾的，姓席的等。这个小队恐怕是整个玉南大队中最小的生产队了。这些人家居住的也比较集中，方圆估计不到一万平米。由于这个生产队比较小，社员居住相对集中，没有配备专用的广播喇叭和扩音设备，遇上队里开社员大会，队长就用铁锤敲击村头树上挂的一小截半米长的钢轨当作大钟，传递信息。

　　队长是一个响当当的“女汉子”

别看这个生产队小，但是队长的名气却非常大。这个小队的队长兼党小组长是个女性，她曾在六十年代末获得过全国劳动模范和“三八红旗手”的称号，到北京出席过全国劳动模范表彰大会。她的形象和气质与热播电视剧《妈妈在等你》中张延扮演的石竹角色，都有几分相像，带有一种干练泼辣、无所畏惧的“女汉子”劲头。她识字不多，文化不高，但她的脑子很好使，对国家的一些政策、方针和文件精神领会的很到位，她能把许多抽象的理论用通俗的“土话”通过比喻、对比等方式给社员讲解清楚，比如，她在给社员讲解“内因”与“外因”的辩证关系时，说“鸡蛋就能孵出鸡娃子，不能孵出小鸭子，鸭蛋也只能孵出小鸭子，但是光有鸡蛋、鸭蛋能不能孵出鸡娃子、小鸭子？肯定不能，还需要啥呀？”她向社员提问。一些社员就喊着说，要有老母鸡、老母鸭。她接着说，“对了，鸡蛋鸭蛋只有在母鸡母鸭的身体温度下，才能孵出鸡娃子、小鸭子，鸡蛋鸭蛋就是内因，老母鸡、老母鸭的温度就是外因”等等。

她的管理能力也很强。那时看起来她的年龄差不多有四五十岁了，可她的脸颊总是红扑扑的，表现出一种精神饱满的状态。她嗓门很大，对错误的事，只要被她看到，就当场指出，甚至不分场合骂上一通，毫不留情。我曾亲眼目睹了一次她訓人的架势。队上有个叫吴正学的，年龄比她大，在一次渍麻时（渍麻，是处理麻杆的一个程序。就是将割下来的新鲜麻杆放到大水池中浸泡一段时间，然后捞出来，晾干水分，剥下杆上的皮，就是通常的麻了），不知因为做错了什么事，被她看到了，她就板着脸说：“你看你热大的人了，咋就像是个大肚子婆姨放出的屁，带股子娃娃气”。

她在布置生产任务的时候，也是干脆利落，她召集开会的时间都很简短，大都在三十分钟左右，开完会马上出工干活。而且她还和男人一样，专挑重体力活干。由此，她受到了全队社员的尊重和拥护。她的名字就是响当当的：盛兰芳。

副队长叫叶万银，主要负责配合协助队长工作。他曾在一次打场中，左手的无名指和小拇指被旋转的风机叶片打掉，留下残疾。许多社员都戏称他“手枪队长”。

队里还有一个年龄不大的小伙子担任库房保管员，只知道他姓王，是王金的儿子，名字忘了。再加上詹会计和王文力二人，这几个人就组成了生产队的领导班子。

　　一个挺有意思的老中医

我们的生产队与大队部之间的距离不算远，也就二里地左右。大队部有一个小诊所和一个供销社，社员们有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的、需要个针头线脑、肥皂牙膏的，都来大队部。

有一回感觉有些咳嗽，就去诊所开药，坐诊的是是一位老中医，看样子有五六十岁。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像个道士。从脸面上看，显得比较清瘦，皮肤青黄，头上戴着一顶上小下大、帽顶有个凹槽的棕色小布帽（有人把这种帽子叫做“一把抓”，电影《暴风骤雨》中韩老六，就戴的是这种帽子）身穿一件灰白色立领老式褂子。走进诊所我还没开口他倒先说话了，不是问我怎么了，哪里不舒服之类的话，而是直接操着一口宁夏方言说，“青年，刚来没几天吧？一看就知道”。我吃惊的问，“你咋能看出来？”。他也不正面回答，直接说“是不是着凉咳嗽了？”，他这一说，令我更加吃惊。我心想他是凭什么知道我咳嗽了，我进来的时候并没有咳嗽的表现。他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听你说话的声音，就知道了，年轻娃娃刚来农村不适应，我给你开瓶糖浆，拿回去喝了就好啦，不用吃药”。说着就低头写药方，而且边写边说，“城里的娃娃没有受过苦，来农村锻炼锻炼也好，过个两年回去就有工作了，享福的命呀，工人就是好，月月一个麦子黄”。看来这老中医还挺健谈的。于是我下意识的问，“你这不也挺好吗？”。他看了我一眼，愣了一下，接着说，“确实不错，我说农村的娃娃不如你们，你们又不如打铁做马掌的”。不知道他是贬低还是赞扬，怎么和打铁做马掌的联系起来了。他看我好像不明白，接着说，“那个打铁的，打个马掌子，榔头一敲钱就来了，你听那个声音就是要钱，”他模仿铁锤敲击铁条的声音“叮当——叮当——”，“八块——八块——”，听得我直发愣，又好笑。细细一琢磨还真是的，那个年代农村的主要生产工具就是以骡马为主的牲畜，因而给骡马钉马蹄铁掌的需求量非常大，而一个小铁匠铺的成本又很低，只要一个煅烧炉，几把铁锤和一个铁砧子，再加上一些廉价钢筋铁条就足够了，一副马掌卖个四元、五元，一天打个百八十的不成问题。他看我听的很有兴趣，“接着说，你别看我挺自在，其实，我也是受人管着呢”，我心里说，谁不受人管？也不知道他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也不好问。他接着说，“不过，我这个人也不好管，我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难死公安，气死法院”。回到队上与一个社员说及此事后，才从社员那里知道了那个老中医的大致情况。原来，那位老中医的成分比较高，曾经被划为“四类分子”，受到过批判。

　　放马、放驴学喂牛

刚来到生产队，队长也不好给我们分配那些重体力的活，就让我们跟着饲养员学习喂牲口或跟着社员去渠沟边和荒草滩放马、放驴。

队里的饲养员就是范氏家的老大范福金，他也是女队长盛兰芳的丈夫。他个头高大，身材魁梧，大约有一米八的样子，声音浑厚，不苟言笑，长方形的脸，长着一副卧蚕眉，鼻梁宽阔，嘴唇较厚，颧骨凸起，有一副黑浓的圈脸胡，连面颊上都长满了胡须，猛一看给人一种冷峻、凶悍的样子。跟他一接触，胆怯的心理放下了许多。他说起话来，轻声细语，不紧不慢的，与其形象形成很大反差。有时候他也会说些戏谑的话，比如，看到有人把没有把铡过的稻草，直接放入牲口槽时，他就会不冷不热的嘲讽说，“哎呀，今儿，牲口吃上挂面了”。他对饲养牲口要求很严，早、中、晚喂什么料，喂多少都很有讲究。

我们刚开始主要跟着他学习用手动铡刀铡草料，就是把稻草铡成较短的小截。这个活具有很高的危险性，稍不注意就有可能把续草人的手伤了。所以，续草是讲究分寸的，不能将手靠近刀口，握刀片的人也须集中注意力，等续草人稳定后方可下铡，因此二人默契配合至关重要。

有一次，一头母牛要分娩，饲养员吩咐多注意观察。以前从来没见过牲口分娩的样子，心里忐忑不安的就守在牲口棚边上，到了上午十分，这头母牛开始表现出焦躁不安，在棚里来回走动，并“哞——哞——哞——”地叫，一会儿仔细一看，小牛犊的脑袋已经露头了，母牛还是不停的转动着，我担心发生意外，赶紧去把饲养员喊来，饲养员看了后说，“不咋，一阵子就安生了”。果不其然，几分钟后，小牛犊降生了，此时，只见母牛开始不停的舔舐小牛犊，舔着舔着，小牛犊就站起来走动了，小家伙一身黄毛，显得很可爱。之后，母牛就开始舔食生下小牛后的衣包，直至完全消失。

　　意浓情深

在我们与“社员”不长的劳动生活接触中，也结上了一种淳朴真挚的情谊。一些“社员”经常把自己种的茄子、辣椒、豆角等蔬菜给我们送来，到了冬天又送来一些咸菜、酸菜、胡萝卜和自己酿造的熏醋。

尤其是赶上逢年过节，社员们还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在中秋节的时候，还给我们每人送一个自己家拓的大月饼，这种月饼一个有五六斤重，比一个洗脸盆口还大，厚度将近一拃。

有一天吃晚饭的时候，女队长来到我们知青点，看到我们都端着一个小碗在吃饭，她“哎——”的一声，我们都不知怎么了，她说道“用这个小碗碗（宁夏方言发音是：man平声）子吃饭，一阵儿要盛饭，一阵儿要盛饭，麻烦死了”。第二天，小保管就给我们送来了四个大老碗。

一次，我们正在屋里休息，队里开手扶拖拉机的顾天孝一手拿个“提子”（用来从罐子或坛子中取水、取酒的工具）一手提着一样东西进来，对我们说，“送给你们一个宝贝”。我们都觉得很惊奇，是什么“宝贝”？一看，原来是一个陶土烧制的瓦罐。不过这个瓦罐有点特别，口小肚子大，整个罐体呈圆柱形，直径有二十多厘米，高度六十多厘米。那位顾师傅说“这个东西是温罐，把它与火炉砌到一起，里面灌上水，利用火炉的热量就可把罐子里的水温热，还可以保温”。他这么一介绍，这东西还真是个宝贝。由于农村还没有通自来水，人们饮用、做饭和洗漱等生活用水，都是通过门外的一口手动压井来解决，到了冬天，压出来的水冰冷刺骨，早上刷牙洗脸都有一种畏惧感。这个“温罐”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第二天，顾师傅又亲自给我们把“温罐”用泥土砌好。

为了感谢乡亲们和队里对我们的关怀，我们也找一些机会表示谢意。每年冬季到来之前，厂里都会给我们拉来一大汽车的煤炭以供取暖。借此，我们就让他们背上一背斗回去。我二哥还特意在厂里，让锻工师傅打了两把砍刀送来，一把给队里用，一把留着我们劈柴生火用。

我们的小能人李向东，会鼓捣无线电修理，经常为社员家里修个收音机、小广播、安装个灯泡，拉个线、布个线什么的，受到社员广泛好评。由于李向东工作突出，曾经被评为自治区先进知识青年，据我所知，整个玉南大队，只有李向东和贺勇两人获此殊荣，并在银川出席了“优秀知识青年表彰大会”。

　　怪不子，狗肉这么香

有一年冬天，县里在农村开展了一次轰轰烈烈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简称《社教》。专门安排了社教宣讲员进驻公社、下到大队进行学习指导。对当前的农村社会主义思想教育提出了一些要求。其中有一条就是“禁止私人养狗”。队长把上级的精神传达到村里后，要求养狗的村民在规定时间内，把狗处理掉。本来村上养狗的社员就没有几家，因此很快就处理完了。然而有一家养了一条大花狗，胖乎乎，这家人把它拉倒很远的地方给扔了，可没过多久，这条狗又跑回来了。扔又扔不掉，买吧也没人买，杀吧又不忍心也下不了手，这就让这家人犯难了。而且，当地的村民都不吃狗肉，给谁都没人要。于是他就想到了我们知青，把狗迁过来，让我们处理。于是我们决定帮助他，把狗杀了吃肉。可我们谁也没有杀过狗，只听过杀狗不是用刀而是用绳子勒。这个狗主人就是范式兄弟范福银

一天下午，我们让狗主人把狗牽到村南边一棵大柳树下，把绳子挂在树杈上，趁狗不注意，几个人同时用力拉动绳子，把狗吊了起来，看到狗痛苦挣扎的样子，狗主人说，“赶紧用水浇她的鼻子”，说完扭头就走了。大约过了二十来分钟，狗就断气了。个头较高的李向东和杜学仁操刀，剥皮、开膛，不长时间就处理完了。

晚上，我们把狗肉剁成大块，就下锅炖，还好，那口铁锅很大，一次就炖下去了半只，放入八角花椒等调味料，小伙慢炖，一股从未闻过的香气弥漫整个房屋。炖熟后，我们一人抓一块，啃着吃，那个爽阿，别提了，真是人间第一美味。

正在我们吃的过程中，不知是狗肉的香气飘到了外边，还是因为其他事，一个男人的声音传了进来，“做的啥，咋这么香？”，说话间就进了屋。我们一看是顾天孝，给他夹了一块放到碗里，请他也尝尝。他也学着我们用手抓起来啃，吃了一口，就问“啥肉，味道不错”，当我们告诉他是狗肉后，只见他惊讶的称赞道，“怪不子（不知道），狗肉这么香！”。

　　“嘭”的一声，一个黑影迅速消失在村落里

临近初冬的一个晚上，我们吃完晚饭后，还没有上床休息，几个人坐在一起东拉西扯的聊起来天，大概在八点多的时候，就听见外面传来“嘭”的一声，我们互相对看着，显然是一种东西，从高处落地后发出的冲击地面的声音。这么晚了，莫非是贼？我们对视了一下，跟着就跑了出来。刚跑几步，就看见一个较高的黑影肩上扛着一个蛇皮袋，向村子里跑去，于是我们也追了过去，可是没追上，那个黑影很快消失在在了村落里。

现在可以确定无遗，有人偷东西，由于天晚了，我们也不好去打扰队长，一商量还是向老贫协汇报去。于是我们走进了老贫协的家里。我们一进门，看到老贫协好像有些紧张，表现出一种不自然的样子，而且脸色有点发白，身上的黑棉袄和棉裤上还有一些土。只见他坐在炕沿上，手里端着个搪瓷茶缸，看到我们，像是故作镇定地说，“这么晚了，你们咋来了，有啥事吗？”。我们把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他表现出震惊的样子说，“哎呀，一定是有人偷东西，明天我给队长汇报，谢谢你们”。

第二天，队长和老贫协等人，对库房门窗、牲口棚里的一些饲料检查了一遍，没有发现被盗痕迹，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东西丢失。小保管和副队长又爬上了库房的顶上，发现队里在房顶上晾晒的，用来榨油的粟子少了一些。

　　单调贫乏的文化生活

那个年代，农村的文化生活还是非常单调，或者说基本上就没有什么文化生活。除了大队十天半个月放一场露天电影外，再就是公社给每个社员家里安装了一个小广播喇叭，我们的屋里也装了一个。每天早、中、晚各广播一次，每次半个小时。广播的内容大都是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或宁夏广播电台的新闻，或者是播发一些县里或公社的一些通知等，最后播放五分钟的革命歌曲。

我们几个小青年，由于白天干活挺累的，也没心思玩扑克，可是睡得早躺在床上一时半会又睡不着，于是我就出了个主意，玩个接续一些熟悉的电影情节中的人物台词的游戏，看谁接的多。比如，《火红的年代》、《奇袭》、《地道战》等电影中的人物对话台词，说着说着就都睡着了。

我在来队上的时候，带了一杆笛子，有时清闲了，就坐到南边的草垛上吹上一曲。晚上的农村非常寂静，清脆的笛声也传的很远。望着天上的星星，吹着清幽的乐曲，现在想起来还觉得有种清爽宜人之感。

有一天队长找到我，说大队要让我给社员教唱一首歌曲，并把一幅印刷有简谱和歌词的大型挂图递给我，问我行不行。我打开一看原来是小广播上天天播送的《学大寨 要大干》。这首歌虽然没有专门学过，可是天天听，耳音已经很熟了，只要稍加练习就会唱了，我很有信心地对队长说，“没问题”。

开班学习的时间是在晚上。还不到八点屋里早已是灯火通明了，各队派来的社员陆续来到了大队的会议室，我一看这么多人，所有凳子上都坐满了人，连四周的过道也挤满了人。尽管我已经能很熟练的唱出这首歌，可面对这么多社员，不免还是感到有些紧张，一种忐忑发慌表现出来，生怕出现错误。

一开始我指着挂图上的简谱，我唱一句，让大家跟着唱一句，可是只有几个人能跟着唱出来。心想这样肯定不行，于是我就和大家商量，直接唱歌词行不行？因为许多人都听过这首歌，而且是进行曲的节奏，曲调简洁，铿锵有力，歌词也朗朗上口，大家一致同意。

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一段歌词：

学大寨，嘿！要大干

千军万马齐参战

干部群众一条心

海能填来山能搬

毛主席思想指方向

大干才能大发展

果然，这样教唱，效果特别好，大家学的很快，而且激情似乎都被调动起来了，社员们唱的十分起劲，不到一小时都能很熟练的齐唱了，当我宣布学唱结束时，大家都意犹未尽的不想离开，看着大家如此高的热情，我说，“咱们再唱最后一遍好不好？”，没想到大家异口同声的喊“好！”，并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可见，社员们对文化的需求心理是多么强烈！

幸好找到了这首歌，并制作成视频呈现给大家。

请欣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合唱团演唱的这首《学大寨要大干》

　　繁重的、十分耗费体力的积肥方法

农村有个流传很广的谚语，“庄稼一枝花，全凭肥当家”。那个年代农村种地，虽然已经用上了化肥，可是由于供应的化肥数量有限，而且价格还很高，对于多数生产队来说，一般只是在播种的时候用化肥，其它时间还是以农家肥为主。

这种“农家肥”的来源主要有这么几个途径。一是垫圈积肥。就在牲口棚或猪圈里铺上一层土，牲畜的粪便就留在了土层上，每隔一段时间就铺一层，等达到一定后度，再把这些土连同粪便一起取出来，当作肥料。二是把自己家拆除土炕的草木灰连同拆下来的土坯、泥土当作肥料。三是高温堆肥。就是把麦草和土浇上水，一层一层的堆积起来形成一个大土堆，把土堆外表像抹墙一样，抹的光滑不透气，让其内部自然升温发酵，形成一定的肥力。四是从山上的羊圈买羊粪当作肥料，这种肥料大多是用于蔬菜和瓜果的种植。

从上述肥料来源就能看出，这些肥料从积攒到施到地里是非常辛苦的，需要耗费很大的人力和体力。如垫圈积肥，社员们需要一次次把一车车的土拉进牲畜圈里铺平，经过一段时间，再一车车的挖出来堆积在一起。到了开春季节，再一车车地拉倒农田里。而村民的家里则是每年都要进行一次拆炕，砌炕的活动，就是为了获取一点肥料。这种取肥的过程也非常耗费时间和体力。因此，不管是队里还是家里，最常用的工具就是铁锹和架子车。我们几个知青曾跟着社员们体验了垫圈和起肥的劳动过程，干的时间稍长一些，还真是吃不消。

　　挖“垡垃”、拓“土基”

六七十年代以前，在宁夏黄河流域等广大农村，用于盖房子、盘土炕的建筑材料，主要是土坯和土基。这种土坯当地人称之为“垡垃”，他不是用模具拓出来的，而是在地势比较高的田地里，用石棍子反复的把地面压平压瓷实，然后，用一个平板铁锹，像切豆腐块一样，切成一个长约50厘米、宽30厘米、厚度大概有25厘米左右长方块，再从底部把它翻起来，立在地面上。一块“垡垃”就算完成了，等到晒干后拉回去就可以使用了。一个力气大的劳力，一天能挖二百来块。

“土基”也有人叫做“炕面子”，是农村专门用来磊土炕用的。这种土基有八十厘米左右的见方，厚度有八厘米左右，是把土和一定的碎麦草当地人称“芠子”，和成湿度适宜泥，装进特制的模具里锤实抹平，就拓出来了。晒干后取回来就可使用。把它铺设在炕的上边，形成一个大平面，炕的里面是留有一定规则空间的烟道，在炕洞里点上柴火，就是一个纯粹的热炕了。

由此看来，这是一种十分繁重的体力劳动。为了积肥，村民们每年都要做一次这种劳作，我们也跟着学习，不长时间，两手都打满了水泡，又结成了老茧。

　　一个令人费解的现象

在我们和社员们共同劳动的几个月之后，我发现，社员们出来“干营生”的（社员们把种地劳动称作干营生），大多是一些四五十岁的中老年人和一些大姑娘小媳妇，比如，吴正学家的大姑娘吴社琴，老贫协家的姑娘王秀琴、王银家的姑娘王改花，王文力的媳妇张淑芳等等，几乎见不到年轻小伙子。那个年代还没有进城打工这一说，也不允许私人开商铺做买卖，那么，这些年轻小伙子干什么去了？

偶尔能见到的，是一个在大队开拖拉机的小伙子。他叫叶光华，是叶福德的儿子。这个小伙子长着一副大高个，圆脸庞，大眼睛是一个标准的美男子形象。后来听小保管说，他娶了范木匠的妹妹，可是好景不长，在结婚的第二年，就由于遭受煤烟中毒去世了，连个孩子也没留下。

这种没有小伙子下地干“营生”的现象，直到现在也没解开这个迷。不知道其他小队有没有。

　　“你拉火，他擀面，咱们吃个胜利饭”

到了“三夏”和秋收大忙季节，队上就安排我们参加插秧、收割小麦、水稻，掰玉米、砍高粱等农活劳动。由此，我们也跟着社员学会了使用镰刀，捆扎麦个子、稻个子，赶牛扶犁、平整土地等基本农活劳作技能。

特别是我们这些从未切过菜，用过刀的小青年，居然也逐步地学会了做饭，不仅会焖米饭，还会和面擀面条，抄一些简单的青菜和肉菜。做饭的时候，几个人一起动手，洗菜的洗菜，烧火的烧火，掌勺的掌勺。

那个年代感觉米饭、面条咋就那么香，炒个肉，那香的让人直流口水，茄子、辣椒、西红柿等蔬菜的味道简直好的不得了，那时的西瓜咬上一口夸张的说，真是能甜掉牙。

有一个陕西皮匠来到队上，在我们旁边的一个屋子里，给村民做皮袄、皮裤等皮革服装。一天，他收工晚了，我们就留他和我们一起吃晚饭。他看到我们几个做饭的阵势，操着不太浓的陕西方言，随口就来了一段：

你拉火，他擀面，咱们吃个胜利饭。

　　挖大渠，挑大沟、修路整地上园田

到了临近冬天的时候，公社就会开展一次大规模农田基本建设活动。社员们都习惯地称之为“上园田”。这种活动由公社统一部署，各大队根据自己农田和排、罐水设施的实际情况，进行规划和设计并组织施工。通常就是疏浚原有沟渠，开挖新的沟渠，修筑水闸，对农田进行合理的条块整治。

这种农田基本建设，是从各小队抽调一定数量的劳力，由大队统一领导，按照区块结合，分步实施的原则开展的。大队组织专门的技术人员负责指导和监督，并设有专门的炊事小组，负责午餐供应，因此，上园田劳动的社员中午是不允许回家吃饭的，而是在大灶上一起吃，饭后休息个把小时接着干，从而有效保证了工程进度和工期。

在活动开始之前，大队都要把所有上园田的劳力召集起来，开一个战前动员大会。这个大队的队长叫王文茂，四五十岁的样子，行伍出身，有一股很浓的军人气质。他个头不高，胖墩墩的，显得很壮实，说话声音洪亮简洁，富有节奏感。而大队党支部书记则与他截然不同。这个支部书记叫刘强，瘦高个，年龄有五十多岁，说起话来慢条斯理的，每句话的最后一个字习惯拖长音，比如，“这次上园田，大家，要高度重视——，不能，耍滑溜奸——”。由于动员大会上，要传达公社相关文件，各小队的负责人都要发言表态，会议的时间就比较长，这位书记居然不由自主的坐在椅子上打起了呼噜，可能是人们的掌声把他吵醒了。他惭愧的说，不好意思，昨天晚上没睡好。台下的一位社员开玩笑说，“书记，年龄大了不敢弄得太疲劳了”。引的大家哄堂大笑。

在施工地段，整个区域彩旗飘扬，喇叭里的歌声嘹亮。首先开始的是挖一条较大的排水沟，每个人分段包工。负责人用铁锹木把丈量长度，每人一段。这个水沟有十米多宽，四米多深，上宽下窄呈倒梯形。还要把挖出来的土就地在沟的一边，铺设出与水沟平行的一条路来。对于我们这些年龄、体力都很小的知青来说，是很费劲的，特别是越到下面越费劲，不仅要把土挖起来，还要扔到沟顶上去，往往最后都需要社员帮助才能完成。一天下来累的浑身酸痛，回到屋里饭都不想吃，往床上一躺只想睡觉。就这样还是坚持下去了，直到完工。

　　一位令人敬重的老技师

在一次砌筑水闸的劳动中，认识了一个，兢兢业业，以身作则的老技师。他叫仇兴福，施工队的人说，他砌筑水闸已经有三十多年了，不仅技术好，经验丰富，而且任劳任怨，对待水利工程兢兢业业，非常认真。他就是后面提到的仇生真的父亲。从他的相貌上看，一头的短寸白发，显得很苍老，估计有六十多岁了。个头不高，身体略胖，高鼻梁，大眼睛，说话声音低沉浑厚，还带着一些沙哑。在工地上，他主要负责技术指导和工程质量监督。可是，总见他不停的在干一些体力活。我们所修筑的这个水闸不算大，就是把事先制作好的不同形状的水泥预制件，按照图纸设计要求，用混凝土，像拼积木似的粘接在一起。但是需要人工把拖拉机运来预制件，一块一块的搬到施工现场，一个预制件差不多有三四十公斤重，力气大的人一次能抱一块，力气小的人只能两人抬一块。一天下午，已临近傍晚，由于人员较少，工地上转运的预制件有点跟不上砌筑的速度，这个老技师，就亲自参加转运，他让人把预制件放到他的背上，一块一块的往上背，可就在他背着一个预制件，准备往水闸跟前放的时候，意外发生了，不慎被脚下的其它预制件绊倒，左腿重重的磕在了那块预制件上，当时人就不能动了，他自己可能有感觉，痛苦的说，“可能骨折了”。吓得我们赶紧喊人，施工队的一个村民，骑上自行车就往大队跑去。很快来了一辆轮式拖拉机，大队长王文茂从拖拉机上下来，指挥我们，把老技师放到一块木板上，然后抬到拖拉机拖斗上，并跟随我们一齐把老技师护送到小坝县医院。医生立即做了X光拍片检查，并办理了住院治疗手续。等我们回到队里时已经快十点了。

后来，在他出院后，我还去他家里看望过一次。可是不久听仇生真说，他父亲因为突发脑出血离世了。非常可惜！

　　一个工也就几分钱，多的能达 到一毛或两毛钱。年底一个劳动力大概能分到三百块钱。

那些年整个社会的经济都很落后，农村尤为严重。这个蒋顶公社没有一条硬化的马路，甚至连普通的石子路也没有，全部都是土路，“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在这里一点也不夸张。整个公社也只有一辆汽车，大队只有一、二台拖拉机。社员的出行主要是自行车，运输工具就是马车、驴车和牛车。小队通常还有一台手扶拖拉机，因为需要烧油，队上都拿他当个宝，不是特殊情况，不许动用。

社员们的收入都是靠挣工分得来的，年底算工钱的时候，大多数情况下，一个工也就值几分钱，好一点的年份，能达到一毛多钱，最高的能达到两毛钱。年底一个劳动力大概能分到二、三百块钱。差不多每户村民家都有四五个孩子，对于那种劳力少，孩子多的家庭来说，其生活条件可想而知。比如，詹会计，一直想要个男孩，可老天就是不随人愿，他一连生了六个都是女孩，而且都没有到成人年龄，只有靠他和老婆挣公分。像这样类似的例子在村里有好几家。村上家家户户日子都过得紧巴巴的，十分清苦。

下乡一年多后，发现村民们只有在夏末秋初蔬菜成熟的时候，才能吃上一些自家小院里种的一些新鲜蔬菜，一年中有大半年都是以咸菜、酸菜和少量的土豆、白菜为主，而且很少能吃上一回肉，只有过年家里杀猪了，才能美美的吃上一顿。好在队里分配的口粮都还能满足基本需求。

就在我们刚下乡不久，村里的一个小伙子娶媳妇办喜事，锅灶搭在我们旁边的一间空置的房间里。饭桌摆就在外边的空地上。那时的喜宴讲究八大碗，上来的菜品也就是一些家常菜，如，炒土豆丝、凉拌豆芽、烧豆腐等素菜，荤菜也就两三个。最让人期待的就是那个大碗肉，大碗里装着十块一寸见方左右、没有上色白滋滋的带皮肥肉，桌上的人每人一大块，这种肉看着肥其实不腻，吃到嘴里感觉润滑爽口。就是这样的一桌席，怎么着也值个一二十元，加上水酒、香烟等差不多也有三十多。可去吃席的人家随的礼金大都在五毛钱左右，少的两毛钱，多的一块钱。

再从男人们抽的卷烟来看，也能窥见一斑。在当地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

县委书记是牡丹红

公社书记是大前门

大队书记是绿长城

社员抽的是两头拧

　　我们的宣传队

年底公社要搞一次文艺汇演，大队就从知青中抽调了一些人和几个年轻社员组成了一个文艺宣传队，排练节目。

宣传队的基本组成是：

队长：王文斌，就是范家兄弟中的老五。

乐队伴奏：一个笛子手，一个打鼓手，还有几个拉胡琴的，他们的姓名已经不记得了

知青队员

吴毅刚、魏华、王毅、高举、章兴武、何玉香、姚維芳、宋兰英、袁金霞

村民队员

仇生真、王文军、小憨憨（女，忘了姓名，大伙都叫她小憨憨）

节目编排的指导老师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男性，他是从河南省迁移过来的。排练的主要是一些歌颂毛主席、华主席和周总理等老一辈革命家的一些小歌舞。练习的地方刚开始安排在了大队部的一个平房里，后来转移大队的一处砖窑场。

这个砖厂盖有一排土坯房，有五间，其中，两间用来住人，男女各一间，一间用来做灶房，一间用做库房，一个大一些的房间就用做排练场地了。

公社文艺汇演结束后，我们这个宣传队还没结束，又排练了一些小节目，到田间地头给村民们演出，直到开始春播了才停止。

　　拓砖坯，装砖窑，苦脏累险走到头

宣传队虽然停止了宣传职能，可是这些人并没有解散，而是就地留在了窰场，拓砖坯，装砖窑烧砖了。这可是一种十分繁重的体力活。虽然拓砖坯用的是机器，可需要人工不停地往机子里添土，添的慢了就会出现砖坯松弛、不饱满的情况，这样的砖坯都是废品。所以，至少要四个人轮换添土。其他人把拓出来的砖坯，用平板架子车拉倒晾晒场，码成一排排的砖垛，等到符合装窑的时候，再拉倒窑里烧制。

为了保证烧砖品质，大队特意请来了两位山东师傅，帮助指导如何码砖、如何掌握火力大小等技术方法。砖烧制完成后，就要从窑顶上向窑内浇水，这种方法叫做饮窑，这样出来的砖，就成为过去常使用青砖了，否则，就是红砖。

出砖的时候，由于窑内还要较高的余温，进入窑里就像是进了蒸笼，再加上砖上都覆盖着一层烧灰，呛的人睁不开眼睛。甚至会出现烫伤、砸伤的危险。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和那些社员一样，干着同样的活，每次干完就从头到脚的洗一遍。这样的劳动一直坚持到窰场停工为止。

　　这个“鬼”终于被捉住了

我们所处的这个砖窑场，紧靠着一条大水沟，这条水沟的名字叫做“反帝沟”，沟里生长着许多杂草和鱼虫，一些人也经常在沟里钓鱼。砖场拓砖坯和砖窑饮窑就用潜水泵，从沟里抽水。在沟里的下方边坡上，有一口水井，我们做饭洗衣等生活用水都是从这个井里提取。在紧靠砖场的地方有一座水泥桥，连接沟两边的公路。

我们刚到窰场不久，就听当地的一个社员说，在桥的东头，以前有一户人家的大姑娘死了，就葬在那片荒地里，因此，经常发生“闹鬼”的事。听了这种传说，我们都吓得头发直立，女知青更是害怕的要命，到了晚上都不敢出门。

一天傍晚，天已经擦黑了，一位女青年提着个水桶去井里打水，可不一会儿，这个女知青，空着手跑了回来，趴在床上就哭了起来，大伙问她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她也不说。有人就怀疑可能是遇见鬼了。

在深秋的一天，大队放电影，通知大家去看，但要留一个人看砖窑。于是我自告奋勇留了下来。

他们都去看电影了，我一个人在屋里转来转去的感觉很无聊，就想走出去走走，到沟边看看。那个时辰，天色已经黑了，我战战兢兢地往沟边靠，来到沟边向下一看，沟里有一些小点点在不停的动，把我吓得一哆嗦腿都软了，莫非这些就是鬼？稍稍再往前走一些，仔细一看，那些点点，那里是什么鬼，全是一群野鸭子在水里觅食。我长出了一口气，大喊了一声，野鸭子哗哗的飞走了，搅动的水面也哗哗地作响。当时心里有些激动，这个“鬼”总算被捉住了。

第二天，我把这个情况给大伙一说，再也没人害怕了，窑上有个叫鲍学义的社员，从家里拿了把散弹猎枪，居然一枪打中了三只野鸭子，由于这种野鸭子头顶上长着一些绿色的羽毛，当地人都称之为：绿头公

　　尾声

随着又一个冬天的到来，砖窑也停止了生产，所有人员全部解散。我们这些知青也各自回到了原来的生产队。1978年上半年，我们得到了一份关于宁夏机械技工学校和其它技工学校招生的简章。于是，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考了宁夏机械技工学校。那段时间，只要有空就把一些初中的课本拿来看，到了临考试前的一个月干脆回到家里复习。没曾想居然考上了，我和一同参加考试的霍建国、贺勇都考上了同一所技工校，赵进功则考进了“宁夏电力技工学校”。随后当兵的当兵，回厂的回厂，至此，我们的知青岁月结束了。

在我们两年的知青生涯里，虽然没有影视剧中那样跌宕起伏、感人泪下的故事，也没有那种缠缠绵绵、生死相依，悲欢离合的复杂情节，一切都显得波澜不惊、寻常平淡，然而，就是在这种平淡中，我们获得了人生中最丰富的阅历和宝贵的精神财富。正如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所说的，“老三届”以及在那个年代下乡的知识青年，就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精英。仔细想想，这话非常有道理，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历程中，八千三百多万，返城和没有返城的知识青年正处在这个大潮中，从他们的年龄看，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他们好学上进，意志坚强，甘于奉献吃苦耐劳的精神，铸就成了建设中国社会的一支主力军！

可以毫不夸张的说，只要有知识青年存在的地方，这些知青就成为这个地方的生产骨干和技术能手。不用说普通百姓了，从各级领导层面看，当下有多少担任要职的领导干部，没有经历过上山下乡！

也正如钱文忠教授所说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这一代又一代的知青干出来的，他们推动中国社会进程一支不可多得的生力军！

这是人类几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观现象，他必将在人类的发展史中留下永不磨灭的光辉印迹！

　　写在后面的话

 这个“美篇”也可算是一个回忆录吧。 在动笔写作之前，过去下乡时光中的情景像电影一样，不断的涌现入出来。一个个熟悉的面容，一段段难忘的场景，一个个有趣的故事，甚至一句句带着浓郁“乡土气”的话语，一个接着一个的从眼前流过，在耳畔鸣响。如何把这些杂乱无章的情景付之笔端记录下来？我是这样构思的：

在结构形式上，以时间为经线，以事件的辐射为纬线。力求最大限度地反映出事物的原貌。采取以单个事件或故事、或人物为一小节的分层结构进行叙述，全篇共分为二十五个小节。

在人物和事件的叙述上，采取逻辑加工、深度提炼的方法，力求准确反映出故事和人物里的原始风貌，把最真实、最本质和最闪亮的一点呈现出来。

虽然我们的知青岁月，只有二年，而这两年里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细想起来都值得回味。文章里只选取了一些印象比较深的事件和场景，还有许多耳闻目睹的趣闻轶事，因记忆所限，无法完整的涵盖进去。

四十五年过去了，在写作的过程中，而且完全是凭借记忆，慢慢回忆进行叙述，没有任何参考资料可借鉴，许多故事、情景、人物、时间等，有些已经很模糊了，记得不是很清楚了，特别是一些人物的姓名发生混乱和张冠李戴的可能性非常大，文章里出现的错误一定很多。一些场景、事件过程的描述也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错误。欢迎大家批评指正！

如果文章里有涉及一些人物和事件的隐私、或错误还请谅解海涵。

希望此篇能够与知青朋友们产生共鸣。

谢谢！

章兴武

2021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