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主义哲学》学习笔记九

海纳百川

卡尔·雅斯贝尔斯。

这个名字你不一定熟悉，但是你大概听说过“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个著名的理论就是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他把公元前8世纪到3世纪的时期称为“轴心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印度、波斯、希腊等等很多地方都涌现出了高度发达的文明，为之后的文化发展奠定了基调。

不过这是雅斯贝尔斯在思想史方面的成就，我们按下不表，还是来关注他给存在主义哲学做出的贡献。

雅斯贝尔斯出生在1883年，比海德格尔大6岁。他不是哲学科班出身，开始学的是法律和精神病学，还在精神病诊所里面工作过一段时间，三十多岁以后才开始系统地学习哲学。在1920年代，他跟海德格尔一样都很看不惯德国的哲学界，既不喜欢做出僵化的概念区分的那种新康德主义，也不喜欢满嘴行话、空话的现象学。

他们想要共同酝酿一场哲学上的革命，把哲学建立在具体的生活经验之上。这就是未来的存在主义。这个时候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是非常亲密的朋友，也是为了哲学的未来共同战斗的战友。海德格尔曾经在给雅斯贝尔斯的信中说：

“要对大学里的哲学思考进行根本性的改造……我们需要结成一个看不见的共同体……要根除众多的偶像崇拜，必须将今天哲学界里的巫师们的卑劣和可耻的行径昭然于世。”

海德格尔在1927年出版了《存在与时间》。五年后，雅斯贝尔斯出版了一套三卷本、总共将近一千页的巨著，这本书的名字很朴素也很有野心，就叫《哲学》。雅斯贝尔斯既是在呼应海德格尔，也是在暗中跟他竞争。正是这两本书，为德国的存在主义奠定了基础。

不过雅斯贝尔斯的风格跟海德格尔相差很大。海德格尔善于力拔千钧的发问和力透纸背的分析，是那种才华横溢的天才思想家；而雅斯贝尔斯的气质更接近学者，而且在讨论中带有明显的心理学和他个人经历的印记。

雅斯贝尔斯从很小的时候就有心脏病和肺气肿，这两种病让他有一种随时可能死去的焦虑。他经常感觉呼吸困难，说话语速很慢，也不敢太大声。他的存在主义思考就和他自己患病的经历和对死亡的焦虑有关。

在雅斯贝尔斯的思想里面，最重要的概念是“边界性境遇”（Grenzsituationen）。这里面“境遇”这个词很好理解，人不可能生活在真空里，总是身处某种境遇之中，可能是一些机会或者挑战，可能是顺境或者逆境，大多数的境遇也都带有偶然性的色彩。

那“边界性境遇”是什么呢？“边界性境遇”指的是必然与我们的存在联系在一起的，界定了我们作为人的生存的境遇，特别是那些威胁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安全感和稳定感的境遇。

比如说，我们的生活中一定会经历痛苦，一定会和其他人处于矛盾和斗争之中，一定将会死去。雅斯贝尔斯用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来描述边界性境遇，他说：“我们看不到边界性境遇背后还有什么别的东西，它们就像一堵墙，我们撞在上面，对它们无能为力……”

那面对这些边界性境遇，我们要怎么应对呢？有两种办法，一种是闭目塞听的态度，假装没有看到它们，这就类似海德格尔说的此在的“沉沦状态”。另一种就是瞪大眼睛直视边界性境遇，把它们当作契机去转变自己的日常生活，通过三重超越实现本真的生存。

我结合雅斯贝尔斯对死亡这种边界性境遇的精彩分析来给你说说这三重超越是什么意思。

第一重超越：我在边界性境遇中感受到，自己不仅仅是一个存在着的“东西”或者“物品”，过着没有反思、现成给定的生活，而是真切地感受到“我这个独特的个体”的生存。

我们都知道，人是会死的。仅仅是知道这一点，或者是念叨着这句话，死亡还只是一个外在于我的事实，并没有构成我的边界性境遇。只有当某个亲人或者朋友的死给我造成了刻骨铭心、难以忘怀的痛苦，或者我对于自己的死亡感到深深的恐惧和焦虑，不能再用遗忘和回避的态度面对的时候，死亡就变成了我的“边界性境遇”。

这样我就实现了第一重的超越，原本物化的存在，变成了个体的生存。雅斯贝尔斯甚至不无夸张地说：“生存只能形成于对死亡的战栗之中”！

在这之后，边界性境遇可以给我们带来第二重超越，让我们从认识上把握这些边界，把它们看作人生的各种非此即彼的可能性。当我在死亡的战栗中感受到了自己的生存，我就开始掂量死亡给我保留了哪些可能性，哪些才是对我的生存真正重要的东西，哪些是可有可无的东西。

比如说，作为一个哲学老师，我会在头脑中排除掉金钱、地位、荣誉这些身外之物，而保留教师这个对我的生命最重要的可能性。这时我就有了第二重超越，边界性的体验给我敞开了生存真正的可能性。

这第二重超越还只是在认知上的。再下一步，第三重的超越，就是我基于之前的感受和认识，从我的自由出发，做出实际的行动来明确自己的生存。这样我就从可能性的生存超越到了现实性的生存。

当我真正把哲学老师作为生命的重心，就会享受自己作为老师的角色，把更多的时间放在备课、上课、跟学生讨论问题上，而不是参与到学术斗争，或者争取各种头衔上。这个时候，死亡这种边界性境遇就给我带来了第三重超越，我可以带着不再畏惧死亡的决断去生活。

在我们的一生中，面对边界性境遇的体验和这三重超越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需要反复经验、反复思考、反复实践的。我们本真的人生，以及“我”这个个体，就是在这样一种动态的过程中被塑造的。

你可能还记得，在讲海德格尔的时候，我们也讲过他对死亡的理解。在这里，我们就来看看，这两位德国存在主义的奠基者，对同一个问题的分析有什么相似和不同之处。

他们的相似之处比较明显，都是把对于死亡的焦虑感，当作显示一个人生存的重要因素。认识到自己将会死去都有“当头棒喝”的作用，可以惊醒沉沦中的或者物化的人，给我们敞开一种本真生存的可能性。

不过在我看来，他们之间的差别更有意思，也更能刺激我们对生存的思考。在海德格尔那里，对死亡的焦虑是不能消除的，我们始终要带着这种弥漫在生存中的情绪，做出自己本真的选择，我总是孤独地面对死亡、孤独地做出本真性的决断。这种孤独感，既是人在直面死亡时的情绪，又是海德格尔哲学思考的特点。

他喜欢在黑森林的小屋里孤独地思考和写作，然后用他横空出世的发问和思考，震惊世人。他的思想总是有一种高处不胜寒的孤独感。

而在雅斯贝尔斯这里，只有在边界性境遇带来的第一重超越里面，我才是孤独地感受死亡带来的恐惧。而在第二和第三重超越中，我最终实现了在死亡面前的无所畏惧。而且这种超越了对死亡的恐惧的生活，是和他人共同实现的。

所以，在雅斯贝尔斯这里，他更强调交流的价值。在他看来，哲学或者寻求真理的活动绝不是一项孤独的事业，而是在交流中展开的。雅斯贝尔斯曾经说过：“两人相遇，才有真理”；他的很多学生和同事都从这种平等的交流中受益良多。

好，这一讲到这里就讲得差不多了。我们看到了雅斯贝尔斯和海德格尔作为朋友和战友，一起开辟了德国存在主义的道路，也看到了他们在思想上的一些重要差别，这些差别，还有雅斯贝尔斯后期研究兴趣的转向，让他们在思想上渐行渐远。

这里我们再回到两个人的交往，看看他们在人生轨迹上是如何渐行渐远的。

这里的导火索就是1933年希特勒的上台，反犹倾向越来越严重。雅斯贝尔斯的夫人是犹太人，海德格尔因为跟纳粹走得比较近，就开始疏远雅斯贝尔斯夫妇。1933年他在一次拜访雅斯贝尔斯之后，甚至拒绝和他夫人告别。

自从这次尴尬的会面，直到36年后雅斯贝尔斯去世，他们都没再见过面。二战后，两个人恢复了通信，自觉理亏的海德格尔，曾经尝试过几次冰释前嫌，但是都被雅斯贝尔斯冷冷地避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