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之力则知愈进, 知之深则行愈达 (详解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中的传统文化智慧

无聊斋主人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这段话是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引用的。习近平总书记说:“只有顺应历史潮流,积极应变,主动求变,才能与时代同行。‘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改革开放40年积累的宝贵经验是党和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对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出自南宋张栻的《论语解·序》。</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张栻(1133年——1180年)字敬夫,后避讳改字钦夫,又字乐斋,号南轩,学者称南轩先生,谥曰宣,后世又称张宣公。南宋汉州绵竹(今四川绵竹市)人,南宋初期学者、教育家。张栻这个人,现代的一般听众可能并不太熟悉,不过做两点提示,大家对他的兴趣和认同就一定会油然而生。第一点是他的家世。张栻的远祖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西汉开国功臣留侯张良;父亲是南宋名臣、抗金派政治领袖右相张浚。这两个人,不但在身前大名鼎鼎,身后也是万古流芳。出生在这样的家庭,很容易就会把自己放在那条最优秀的民族文化的系统之中,这就是古人所谓“家声”的影响力了。第二点,是他的学术成就和巨大的影响力。张栻的学问自成一派,当时与朱熹、吕祖谦齐名,时称“东南三贤”。他于宋孝宗乾道元年(1165),主管岳麓书院教事,从学者达数千人,初步奠定了湖湘学派规模,成为一代学宗。我们现在一般人在南宋理学家中只知道朱熹,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明清统治者指定朱熹所修撰的《四书章句集注》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若论学术建树,张栻其实并不在朱熹之下。</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张栻的著述很多,如《论语解》《孟子说》《南轩易说》《南轩先生文集》《诸葛武侯传》《南岳倡酬集》等。在这些著述中,《论语解》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它开始撰写于乾道三年(1167)前后,成于乾道九年(1173),故又名《癸巳论语解》。该书著于不惑之年,是张栻思想成熟期的代表作,是研究其经学和理学思想的重要著作。</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具体到“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这句话,则是张栻在《论语解·序》中谈到知与行也就是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时而发的,其相对完整的语境是:“历考圣贤之意,盖欲使学者于此二端兼致其力,始则据其所知而行之,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翻译成现代汉语,大意就是:考察孔孟等圣贤对于知行关系的看法,都是既强调知,也强调行,希望学习的人能够二者兼顾。一般来说,在行动之前,人们肯定是要以一定的认知作为先导的,但这种认知,一定不会是那么深入、细致的;只有在实践之中,人们才能真正获得更高层次的认知。相应地,人们比较初级认知指导下的实践,肯定不会那么完美,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随着认知水平的提高,实践的能力也会有一个逐渐的提高。认知和实践,就是这样一个相互需要、相互激发的关系。</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关于“实践”,黄干在《朱子行状》里说:“其为学也,穷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践其实,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终也。谓:致知不以敬,则昏惑纷扰,无以察义理之归;躬行不以敬,则怠惰放肆,无以致义理之实。”朱子认为穷理之外,更要注重践实(即躬行实践)及居敬为主要的修养功夫。他曾说:“知与行工夫,须著并到。知之愈明,则行知愈笃,行之愈笃,则知之益明。”由此可见,朱子认为,知而不行,即证明所知还浅,所知还不够透彻。他对于“践实”与“力行”非常重视,绝不像一般人所评论说朱子崇尚空谈,不重实行。</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认识到的理论只有运用到实践中去,指导实践的发展,才能体现其价值。反之,实践又会使人们产生新的认识,促进认识的发展。人类社会就是在“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循环往复中不断前进的。而实践作为认识的起点和终点,是尤为重要的,因此,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重视实践、落实到实践中去。</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张栻的判断,实际上包含着这样几层意思:第一,他首先肯定了以二程为代表的“知在行先”这个流行说法的合理性。这也是符合我们的日常观察和实践的。虽然我们经常说“认识来源于实践”,但这是就初始意义的次序而言的,而在实际生活中,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往往是首先获得了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认知,而后才开始我们的实践的。以游泳为例,人类最初关于游泳的知识,肯定是来源于实践的摸索,但对于大多数人而言,则都是先从别人的口中或者对他人的观察中,对游泳的技巧有了初步的了解后才下水的。所以,张栻肯定“知常在行先”,是符合客观社会生活实际的判断的。</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第二,在承认“知常在行先”后,张栻又特别强调了实践对于认知的重大作用。因为人们在实践之前所获得的“知”,只是一种初步的认知,这种初步的认知,由于缺乏实践的磨练和自身的体验,注定是不够精细的;只有经过实践的磨练,我们对一件事物的认知水平,才可能达到比较深入细致的程度,这就是所谓“行之力则知愈进”。还拿游泳说事,就是一个人如果不下水实践,就算你记住了别人告诉你的每一个动作要领,你对游泳的认识终究也还是不完整、不精细的。只有经过了自己下水游泳的实践,你才可能真正理解、掌握关于游泳的细节要领,你对游泳的认识也才能更加具体、精确。一个没有下水游泳的人,你根本不可能体会身体在水中所受到的浮力和阻力,不可能体会到肢体动作与水的微妙互动,就算是你阅读了关于游泳的所有书籍,看过了关于游泳的所有视频,怎么能说你“知道”游泳是怎么一回事呢?</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第三,张栻还指出,实践会促成认知的提升,而提高了的认知,反过来又会对实践产生更高的指导作用,这就是所谓“知之深则行愈达”。并且这种不断互动、互相激发的关系,贯穿在整个认知与实践的过程之中,就是所谓“是知常在先而行未尝不随之也。知有精粗,必由粗以至精;行有始终,必自始以及终”。我们还是以游泳为例。每次下水之后再上岸总结琢磨,我们都必然获得关于游泳的进一步认识,带着这种提升之后的认识再次下水,则游泳的技能也必将获得进一步的提升。如此循环,则对于游泳的认识和技巧才能最终达到完善与精熟的地步。</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知与行的关系,是中国哲学史,特别是宋明之际的哲学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宋代,比较权威的是程颐程颢兄弟的“知先行后”“知易行难”的说法。张栻在扬弃二程的基础上所提出的“知行互发”,则是站在了以往成果基础上的更高成果,是符合社会生活实际的科学判断的。还要特别指出的是,张栻虽然指出了知与行的关系是相须互发、不可偏废,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与学术氛围中,张栻的主张实际上是偏向于“行”也就是实践的。因为在张栻看来,自宋朝以降,中国的儒学受佛教的影响太深,儒者大多强调主静,强调对“道”的体认,在社会实践方面则有所缺失。在更多的时候,张栻更强调行的重要性,力主躬行,反对离开行去谈论知,认为即使君子、圣人,也必须要“躬行”“践履”,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真知。他说“圣门实学,贵于践履,隐微之际,无非真实,盖所谓存乎德行者也。”又说:“君子主于行,而非以言为先也,故其言之所发,乃其力行所至,言随之也。夫主于行而后言者为君子,则夫易于言而行不践者,是小人之归矣。”也正是因为如此,张栻才会在朝廷需要的时候,不择官阶高低都会出来做事,革除贪官污吏、造福一方百姓,积极投入到服务社会的实践之中;朝廷不任用他的时候,就会将自己的一腔热忱投入到对后学的教育实践工作之中,以期能为社会培养出更多的可用之才。他的努力不但为岳麓书院奠定了务实的学风,也为此后办学树立了楷模;而湖湘学派也在他的影响下渐成规模,为后世涌现出一批经世济民的儒者奠定了基础。</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习近平总书记是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引用张栻这一番话语的。讲话总结了九条改革开放40年得到的宝贵经验,这九条经验是:</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第一,必须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不断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第二,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第三,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不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第四,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第五,必须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发挥和增强我国制度优势;</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第六,必须坚持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不断增强我国综合国力;</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第七,必须坚持扩大开放,不断推动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第八,必须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不断提高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第九,必须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 18px;"> 这九条宝贵的经验,正是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没有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认知和尊重,中国的发展就会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没有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也就失去了源泉活水。这之间的关系,正是对张栻“行之力则知愈进,知之深则行愈达”的完美印证;而传统文化所蕴含的智慧与活力,也藉此得到了彰显。</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