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11

东方博毅

盼来大消息

　　从孤独寂寞的单干知青，到再次加入到一群人成天唱唱跳跳的宣传队这大集体，心里除了高兴以外，还存有一点不安，因为我的劳动关系仍然还在双路公社，尽管民工大队政工科找我谈话时，承诺说工程竣工后，县里会去给宣传队争取几个推荐上学的名额，虽然上大学是我最渴望的事，但我知道人贵有自知之明，那样的机会对于我来说，实在是难能可贵，因为宣传队里，排在我前面还有那么多下乡多年，非常优秀又有真本事的老知青，我没资格也不忍心去跟他们挤拼，但支撑我到沿溪来的信念里，还有一个只有我知道，但又不能对人说的最大秘密，那就是去西安电影制片厂拍电影的梦想；所以在作好了最坏再回公社去的思想准备前提下，我心里是很坦然的。春节前离开生产队时，没来得及去层层办理调动需要的书面手续，可能也有打心里不愿意去见那些脸色的潜意识，只是在包鸾那个不太正式的场合，给罗书记和大队两个领导口头说了一下这事，算是知会到了，然后就这样不辞而别，的确会让人产生我有妄图跳出如来佛手掌心的主观故意，肯定会引起他们心里的不快，但木已成舟，也只好既来之，则安之了。

　　按县里规定，参加川汉公路修建的民工，每个月要在工资里拿出一半的钱，寄给所属生产队，以此来确保队里的工分获得和口粮分配。记得我的工资是三十六元，每个月按时由民工大队财务科，扣除一半寄给我们队里；那时我们队里一个壮劳力每天出工可获十个工分，换算成货币，价值0.11元，也就是说：一个壮劳力出全勤，一个月也只能挣2～3元钱，因此我在川汉公路一个月挣的工资，就超过了在生产队一年挣的工分，寄回队里的钱虽不多，但起码也要当六个壮劳力的劳动所得，在这一点上，极贫的生产队是有利可图的，而我自己除了买饭菜票，就没有什么其它开销了，出去演出吃住都由别人招待，经常在乡场上的消费也是有限的，所以每个月工资还会省下不少钱！

　　面对工地和民工的公路宣传队，性质与调演队完全不同，下工地巡回演出的节目，大都短小精悍，少了说教，多了真实，相声、快板、独奏、独唱等等，说来就来，鼓掌热烈时，经常还要再来一个，有点像乌兰牧骑那样的轻骑风格，深得民工和当地老百姓喜爱，特别是董洪培的唢呐独奏、徐宝明的笛子独奏、周明的手风琴独奏、余勤的小号独奏，骆正立的琵琶独奏，余晓灵的小提琴和作曲，蒋世娅的扬琴和大提琴，陶泽铭的二胡和说唱，毛其文的跟斗和功夫、潘利民的倒踢紫金冠和独舞，王薇、徐利、张智力、黎安丽、冯洁玉、王幼萍、李秀平、倪明、邓云瑶的又唱又跳，左汝慧近乎专业的舞蹈和编舞，秦光选和胡建设的一专多能和队员们各具特色的绝活，都曾经享誉川汉线，更有李世科的快板及以他作逗哏的相声，最是受人欢迎，我和陈志平都曾在完成自己的说唱舞蹈及报幕之余给他作过捧哏，还有一位曾在宣传队的队友徐清梅，在我还没来之前就调到大队部去了。过完春节以后，筑路工地全线铺开，到处都可以感受到热火朝天的大干氛围，钢纤凿石的叮当声，伴随着劳动号子和尖利的口哨声及隆隆的开山炮响，每天都回荡在山谷里，已见惯不惊，习以为常。我们常常组成小分队，不拘一格地穿梭在工地上，哪里有需要就会出现在哪里，巨石、小院、堆场、工棚、河滩、晒坝等等，都有可能成为我们的舞台；最熟悉我们的，莫过于当地的小孩儿们，他们经常像尾巴一样，一群群地跟在我们屁股后面学说逗唱，甚至还叫得出某些队员的名字。

　　在排练和巡演最繁忙的二月底，暗中期盼的大消息终于来了。那天下午我们刚从工地演出归来，陶老师非常严肃地把我叫到他办公室；这房间也是他和王光太老师两人的宿舍，在我们男生集体宿舍的一楼，整个宣传队唯一的一部电话就在这间房里，关上门后，我没见到王老师，陶老师放低了音量，认真向我复述了县文教局邓局长，向他转达地委宣传部的电话内容，要我一周之内带上生活所需的行李等等，赶到地委宣传部办公室去报到，并作好随时去西安拍电影《九龙滩》的一切准备工作；第一次得知这个消息，让陶老师有点猝不及防，我的突然离队，肯定会打乱大队部和他已经研究决定，并走上正轨的巡演计划安排，他面露难色地给我商量，能不能晚几天走，我无法作出任何决定，只能让他去请示邓局长。好像电话那头的邓局长说，他也做不了这个主，陶老师叹了口气望着我说：你就尽量晚点走嘛。当夜，抑制住喜悦从来没有失眠过的我，默默独享了人生十八年来的第一次失眠！

2021年9月16日于重庆

（文中图片除旧照外均来自网络，背景音乐《往日时光》，由文中调演队和川汉公路丰都县民工大队宣传队队员周明，用巴扬手风琴演奏，并配乐合成制作，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