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白文艺社，我的一些回忆（钱克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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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父钱克仁（1915—2001）谢世已整整20周年了，我们的怀念无时或息。

先父一生最自豪、最难忘的是他参与浙江大学西迁抗战活动的几年经历。

为了纪念他，缅怀浙大黑白文艺社众多社员，我以家中珍藏的照片、先父日记和我十多年各处收集的档案资料及信札，整理出《黑白文艺社：我的一些回忆》，发表于《浙大校友》（2021年第2期）。

这是先父为《校史一页》撰写的浙大学生西迁前抗日组织活动介绍。

《校史一叶 —— 纪念何友谅烈士暨浙大黑白文艺社文集》是1995年12月由浙大张哲民、庞曾漱等二十五位老校友集资出版的。先父积极参与，十年时间写出了许多书面回忆。

这是他提供的黑白文艺社部分社员在宜山使用的笔名。

这是先父（大可）写给庞曾漱阿姨（长虹）的信

先父记忆的黑白文艺社图章

全文如下：

黑白文艺社：我的一些回忆

钱克仁

1935年“一二·九”运动时，浙江大学就有了全校性的学生自治会，农学院的施尔宜（施平）是主席、工学院的杨国华是付主席。在驱逐郭任远之后，1936年春天，竺可桢任校长，学校民主气氛浓厚，有了如下学生组织：1）黑白文艺社，2）浙大话剧社，3）黎明歌唱队，4）浙大歌咏社（有音乐教师指导，其中有刀茅巷医专的同学），5）时事座谈会。这些组织都是公开的，在校刊上登告活动通知。

1937年七·七事变。11月，日军在金山卫登陆，浙大被迫迁至建德，上课。此时有两批同学，为了抗战而离开了学校：一批是进步的，其中有贵婉兰、姚凤仙、周存国、侯焕昭、张启权、周国俊、黄继武、周佐年等十多人。这些同学奔赴浙江龙泉一带，周存国后来又去了延安。另一批是与军训教官有关系的，他们返回杭州，去爆炸钱江大桥，其中有虞承藻、刘奎斗、洪鲲、汤兰九、程民德、李建奎等人。

浙大师生于1938年春又西迁至江西吉安，在白鹭洲乡村师范上课一个时期，不久再迁泰和上田村上课。那时，我已无心读书，因要照顾当时避居长沙的祖母、母亲及妹妹等家人，就到长沙参加了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办的军人服务部。服务部领导人是刘良模，他与邹韬奋等人曾是救国会骨干分子，在《抗战》杂志上写文章。刘良模邀请范长江、徐特立等左派名人在长沙讲演，还让吴大琨给我们上唯物辩证法、经济学等课，使我对抗战、对统一战线等有些感性知识。刘知道我是个大学生，要求我与他一同做救亡工作。我们在伤兵医院办俱乐部，我与他一同当译员，安排史沫特莱（中国名字是“施爱德”）到医院慰劳伤员，各处宣传前方抗战情况。

直到1938年8月，我才到宜山复学。我在宜山标营的宿舍，就在周存国的附近。周也才从延安回来。我们俩原为土木系一、二年级时的同班同学，感情是好的。他在延安时，也当过史沫特莱的翻译。连着好几个晚上，周与我在宿舍大摆龙门阵，各谈在校外的许多抗战救亡见闻，哄满了一房间的人来听我们“吹牛”。当时有人来轧苗头，存国对我说“无所谓”。我就把凯风著的《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小册子借给他看。存国与我则在宿舍读《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等书。我们的吹牛引起同学很大兴趣。存国想借机恢复黑白文艺社组织，我们同去看由浙南回来的姚凤仙。姚旅途劳顿，病倒在宿舍，躺在病榻上和我们谈话。她建议我们去约谈周瑞华（微林）。

瑞华详细介绍了校内同学的情况。交通大学转学的高昌瑞也来和我们交换意见（他因参与上海地下学联工作，被交大除名，转来浙大）。存国、风仙、瑞华、昌瑞、王爱云和我碰头谈了几次，最后，确定的组织方式是：

1）成立核心组——黑白文艺社和黎明歌咏队——学生自治会

2）联合呐喊团，吸收骨干分子进入

3）个别接触——藤维藻、周嘉鹏

　　那时全校只有呐喊团在做救亡工作，主要成员是陶光业、吴恕三、庄自强、张学元、庞曾溎、钱大业等人。他们组织步行宣传队，一路宣传抗日，从江西走到宜山。他们目睹老百姓食不果腹，衣不蔽体，不知有抗战，只知交公粮的现状，喊出了“要为祖国和老百姓效力”的豪言壮语。不少呐喊团员与我们一拍即合，使黑白文艺社得以迅速重整旗鼓，恢复了组织活力。

黎明歌唱队也同时恢复活动，因我在长沙参加歌咏，会唱几首抗战歌曲，就当了队长，队员最多时达六、七十人，那时浙大学生大约400人，所以是有影响的。我去庆远中学教唱抗日歌曲，让那些学生学会了去教广西老乡。那时，我们还在校外组织些群众的活动，例如话剧演出，演出时有歌咏节目，我上台指挥并领唱过几次。我们还在文庙教室里办民众夜校，黎明队员教歌认字。

高昌瑞以学生会服务部身份和王爱云积极筹划义卖。宜山文庙进门处，像拍卖场一样，师生竞相争购珍品，抬高价格，为抗战将士募得可观的一笔钱（计有一千七百余元），竺校长也有贡献。我祖母义卖粽子，“钱宝琮老太太义卖粽子”的大幅横标出现在大街，又挂上文庙门口，义卖粽子共得百元。这次义卖活动之热烈，大大激发了当地群众和全校师生的抗日救国的热情。

黑白恢复活动之初是组织哲学讨论，也谈人生观问题，后来老社员加新社员人数增加到一定规模，便选举滕维藻为社长。我们下分三个小组：哲学组，由周存国、张哲民和我等召集；政治经济学组，由藤维藻召集；文艺组，由周瑞华、曹蓉江召集。我们约1—2星期讨论一次。一次在文庙西侧的教室里，黑白社十来个骨干提出要办一个壁报，大家商量刊名，很费时间，最后周存国或周邦立提出“卫星”二字，不言自明，它将绕着共产党转，大家无反对意见。《卫星》壁报两星期出一次，挂在文庙大殿的一侧，二周左右出一期，每期篇幅约16—20张300字的稿纸。每期必有周存国写的短评，精辟有力。其余诗、文、漫画、通讯都精彩，引来不少读者。刊头有刊名和黑白社的图章（图案为一只手握住一笔，表示战斗）。最初的五、六期展出后都装订起来。1939年后，《卫星》改用刻钢板，出油印版，周瑞华和顾源写得一手好仿宋，周存国用小册子精心印刷，然后装订成册。

在上述活动的同时，存国、风仙、瑞华、昌瑞、维藻和我在标营草棚教室里开过三天（三次）会，郊外僻静的地方也去过。昌瑞有个发言，大意说：我们这些人聚在一起是历史的必然，因为大家对国家的前途有共同认识，希望团结一致。存国提出要有一个组织，是在没有共产党正式领导的情况下，我们自己的组织。如果有了党的领导，这个组织就自行解散。存国谈到事情多了，要有分工，于是有总务、宣教，组训三个名称的提出。我是总务，张哲民是宣教，组训是周存国还是周邦立？已记不清了。有人说存国从来不担任职务，但是大家公认的中心。整个组织没有名称，有叫“团队”或“核心”的，但亦不大叫它。

在核心里，许多事情都是在东八街周存国的住处商定的，如：干事会人选、经常性抗日宣传、募捐、义卖、慰劳抗日军队、民众夜校、参与当地的抗日二周年纪念、庆祝***时演出的剧目、呼的口号，以及一年以后的去大塘的步行宣传队及战地服务团等等。

最初，校内尚未有三青团的组织，某些反动小喽罗，活动是隐蔽的，而且邪不压正。因此，1938年秋季一学期的黑白、黎明成员的活动，及核心组的工作取得较为顺利的结果。我家1938年秋搬到宜山，在西一街乐群社西首租了房子，楼下空着，新知书店要来开分店，我同意了。书店负责人陈敏之只有19岁，书店卖的书除生活、读书、新知出版的外，延安出版的应有尽有：《解放》、《理论与实践》、《群众》还有别的杂志都放在桌上、架上，任人阅读。我从书店摆放的《解放》杂志上，看到了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我常去和陈敏之聊天，听他讲许多道理，也告诉他校内的情况，他也不客气地说他自己的看法。我们的壁报称“卫星”，他认为“太露骨了”，似说我们幼稚。我后来才知道他就是顾准的亲弟，是《顾准文集》的主编。

黑白社最早的一批书是社友们自动拿出来供大家阅读的，也有相当一些来自这个新知书店。最初不到一百本，记得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文版（莫斯科版），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沈志远的《经济学》，邹韬奋的《萍踪寄语》，加里宁的《论共产主义教育的教学》。文艺读物有屠格涅夫、契可夫、高尔基、莫泊桑、绥拉菲靡维奇和茅盾等的小说、马雅科夫斯基的诗集等。这些书最早放在东八街周存国的住处，后来我在文庙斜对面银小姑家租了一间小屋，书就搬到我的小屋来。这小屋是大家帮我布置的，房门有三把锁，一把套着一把，只要打开一把锁，就可进门。后来有人拿了一把号码锁，只要记着号码，一拨就行。这个图书室成为黑白社阅读与活动的场所。大家常来，碰面时会七嘴八舌地谈论书的内容，交流心得体会。哲学、政治经济学等理论读物，不论通俗本、小册子或大部头都是公开看的，黑白社外的同学也看。沈志远的《经济学》，大家都想看。该书太厚，于是某同学想了好办法，将书拆开，分钉成五、六个部分，轮流着读。

一次，我在小屋接待了一位延安（陕北公学）朱姓来客。他凭一张条子找我，上面写着“请照顾他的食宿，适当时候为他安排去桂林的车子”。我一切照办，还召集了十多个黑白社员在标营东首一个地方，让朱同志讲述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大家听了，都觉得很有意思。

浙大学生自治会的信誉是“一二·九”学运时打下的基础。竺可桢校长把学生会看作联系全体学生的纽带，办好学校的助手。学校西迁井然有序，学生会起了作用的。学生会向有民主传统，按系别选举产生代表，代表会选举产生。

我当学生会主席是核心决定的。作为数学系的老代表，我在全校学生代表会上顺利地当选了。于是核心→黑白、黎明→学生会的工作路线执行得非常顺利。每有任务，我先请学生会秘书，黑白社员的梁德荫发表意见，有时还请他先提个方案，然后在核心讨论，使之周密。再拿到干事会去贯彻。同学的生活福利、医卫事务我也过问。另一位秘书戴行钧是好助手，此类事他全包了。我是个出头露面的角色，从校长到工友以及同学中左、中、右都能搭得上话，去学校各机构办事有特殊条件，总务长沈思屿、校长室秘书诸葛麒等对我很客气，谁都信任我这个教授之子。

　　1939年7月，为了纪念抗战二周年，周存国与我拟了一条大幅标语“抗战已经二年，你曾供献些什么？”，以“浙大宣”为落款，挂在乐群社前的大街上。***晚提灯游行，我们沿途唱着“打回老家去”、“大刀进行曲”等歌曲，喊出的口号是“拥护蒋委员长，抗战到底！”。我们关照大家，喊那句口号时，前半句轻一点，“抗战到底”四个字，要叫得特别地响！

1939年的暑假有两个半月，我们发起成立暑假工作队，得到竺校长的同意。事前向他请示，事后汇报，校长日记中都有记载。第一队去德胜伤兵医院慰劳，先发起募捐，制作了百余顶蚊帐。陶光业是队长，梁德荫是总务，我也去的。医院负责人知道我是学生会主席，许多事都找我，梁代我做了不少工作，全队工作进行得很出色。

1939年秋冬季节，日寇进犯湖南、广西，浙大又酝酿迁校了。有学生以增加迁校津贴为由趁机反对竺校长，包围校务会议，提出了要教育部“另派大员”等等要求。我们坚决反对这一行动，认为这是三青团员的蛊惑。为此，我在12月9日清早单独去西一街竺校长住宅，揭露皋XX等人的企图（竺可桢当天日记也有记载）。校长很稳重，说他不想当校长不是因为迁校，而是不满教育部指定某些人不经考试一定要进什么系等等的事情。我则表示我们从“一二·九”迄今的老学生全心全意地拥护他，要他不能灰心。事后，我向核心组传达了此事。

1939年11月，学生自治会组织了去大塘的步行宣传队，回来出了一期大型壁报《大塘行》，反映好。于是，我们又组织了战地服务团去宾阳前线慰问。服务团于1940年1月8日出发，竺校长亲自授旗送行。我没有去，只管后方的物资准备。

浙大于1940年初再度西迁至遵义。我们发现遵义民众的抗战觉悟要比宜山高，民间仍传颂着红军的故事。我家在老城水井湾租住房的木板壁上还保留着红军用黑水书写的标语，如“红军是穷人的军队”、“白军的弟兄们，红军不打不骂，是穷人的军队，来当红军吧。”、“打土豪，分田地”。房东无意抹去它们，我们当然也不抹去它们。

到遵义之后，我卸任了。我与周存国、张哲民、庄自强、周瑞华、朱传钧老社员等毕业了。黑白文艺社有了陈天保、庞曾漱和周嘉鹏新三人核心。黑白社新、老社员于1940年6月在遵义留下的合影极为珍贵，成为我家的“历史文物”。1982年3月，我将合影原照寄交周邦立，委托他在上海的照相馆翻拍放大后，作为校庆85周年的礼物敬献给了母校浙江大学。

在宜山，我是个学生，没有用功读书，成绩不太好，但我亦不在乎。宜山的一年半时间，我确实是全心全意的，像在长沙参加刘良模领导的抗日救亡工作一样。我对革命有些感性认识，只要是反日、反汉奸的事就尽力干，只要什么人有爱国的思想和行动就团结他、与他交朋友。1995年，张哲民、庞曾漱等出版《校史一页》，我与曾漱通信，共同回忆了黑白文艺社两年多的许多往事，汇集成了《忆往谈故录》。曾漱将黑白社比作“大学”，我则将宜山的经历当成“防腐剂”。我们俩对抗日救亡工作的体会是：“什么东西可以净化人的灵魂呢？是人民的疾苦！”

1982年4月，父母亲一同回杭州，参加浙江大学85周年校庆。

先父1982年4月2日记载参与校庆活动（校史座谈会和黑白文艺社社员聚会）日记。

这是浙大校史专家毛安康1982年12月给先父的信件。